清代涉倭小說中抗倭奇女子產生的原因

⊙鄒冰晶［暨南大學文學院， 廣州　510632］

性別世界

清代涉倭小說中抗倭奇女子產生的原因

⊙鄒冰晶［暨南大學文學院， 廣州510632］

清朝的涉倭小說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凸顯了女性的重要地位，出現“尊女抑男”的傾向，這一現象顯然與傳統中國女性的邊緣地位不同，其原因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

涉倭小說女性意識尊女抑男才子佳人小說

倭寇問題興起于元代，貫穿于明代，對整個明代兩百多年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學等各個方面都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到了清代，雖然倭患已成為歷史，但清代通俗小說家們依然對這個問題情有獨鐘。所謂涉倭小說，即在文本中提及倭寇問題，且該問題對故事情節發展、人物形象塑造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或者以倭患及抗倭斗爭為寫作背景的小說。但是其中要排除對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狀況描寫的小說。簡言之：此處的“倭”僅指自發的民間倭寇組織，不包括官方軍隊的大規模入侵。據筆者目前統計，清代涉倭小說文本共27篇，通過閱讀作品以及與明代同類小說作品的對比，筆者發現了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女性在該類小說中性格突出并在抗倭斗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一時期該類小說中極大一部分具有明顯的“尊女抑男”傾向，然而這些小說均為男性作家所作，具體情況可參見下表：

作品　作者　成書年代　典型抗倭女性形象　相關文本描寫《女仙外史》　呂熊　康熙五十年　聶隱娘、公孫大娘等六位女元帥，約十丈多長，盤旋夭矯，勢若游龍，竟卷到眾倭奴身畔，攬腰一截，霎時千百人都做兩段，血噴如雨。聶隱娘與公孫大娘是劍仙的劍，但能長短變化，其質剛而不柔，拋向空中，迅疾飛躍，一斬亦可數百人。只見袖中飛出一股青采秋自將水師。紫滄坐鎮楚南……采秋就領女先鋒來破水寨虛牝陣……當下春纖領一千健婦，鼓棹殺入銅墻；瑤華領一千健婦，鼓棹殺人鐵壁。采秋領一千健婦，分乘大戰艦三支，直攻陣心。那銅墻鐵壁的皮筏，早被兩千健婦搗個稀爛，包不過來?！痘ㄔ潞邸贰∥盒闳省∠特S八年　柳青、胭脂、杜彩秋、薛瑤華《雪月梅傳》　陳朗　乾隆四十年　華秋英自成親之后凡遇出兵，即戎裝貫甲臨陳督戰，所定計策無不奇中，且又能知書達理，一應文檄俱出其手。殷勇屢立大功全得華氏夫人之力，后來晉封一品夫人?！毒_樓重夢》蘭皋居士嘉慶四年至十年　梅碧簫、薛藹如封小鈺為平倭大元帥，封碧簫左副元帥，藹如右副元帥……這碧簫二人倒也伶俐，把馬一退，這馬是通靈的，不用掉轉身，只縮身往后一退，便離了二丈多地。一個撩起飛刀，一個發出鐵彈……，此事十分關系，若要制伏倭人，盡在這一次了……在我愚見，正要他著急求齲，但恐他拚丟棄王孫不顧，任殺任烹總不來取，則我國留住哪咭毫無所用……但要教督撫示諭各關將士，緊守城池，水陸營泛，用心防御，以待他來。又令城廂內外及附近居民早日搬遷，免被他搶劫。又宜差一個善言語的使者去到俺達營中，將好言好語安住他心。他若肯稱臣入貢，或肯將我國投降的叛臣趙全等斬首級來獻，當天監誓，自后不敢侵犯邊疆。素娟道：“近來倭寇稱強屢犯中原，今日幸得哪咭在我國中作為當不提撰人　咸豐元年　素娟《繡球緣》青心才人　清初　王翠翹《金云翹傳》夫人道：“大王天威，非人授也。妾思朝廷甲兵，亦非全弱。但太平已久，人不知兵。武弁習為奉承，文官習為夤緣。主帥不習兵戈，不嫻戰斗。一聞金鼓之聲，一見殺伐之威，便手足無措，救死不瞻，誰敢角勝爭奇乎？但廟堂之上，雖無豪杰，而草莽之中，實有英雄。天下苦兵已久，必勤招慕，巖穴間豈無奇才異能應募而起者……今者殘彼疆場，涂彼生民，掠其金帛，掠其子女，天子憂惶，食不下咽；宰臣悲憫，眉不自舒。江南之苦兵，非一日矣。屢屢招撫，皆體上天好生之德，以無事為榮者也。

從上表可見，這些女性都聰慧美麗，極富高才，或是擁有高強的法術、精湛的武藝、親自上陣御敵的女將；作品中男性的性格則顯得平淡許多。女性不再是被囿于閨閣的籠中鳥，在作家的筆下，她們掙脫了封建牢籠的束縛，開始參與政治、軍事等大事的決策，有了一定的話語權，甚至和男性一樣，奔赴沙場，建功立業，贏得不朽名聲。在中國古代儒家正統倫理教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和傳宗接代的工具，所謂“婦人無專政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①。男權社會的終極信仰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人們普遍認為婦人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有損。反觀清代涉倭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我們會發現：男性作家們開始尤為關注女性群體，在作品中對她們的形象進行美化，使她們的言行與封建正統教化所提倡的行為方式大相徑庭，她們不但為抗倭斗爭建言獻策而且親自披掛上陣，建功立業。那么是什么讓這些“自以為高高在上”的男性作家們開始在作品中給女性搖旗吶喊、建言獻策的機會呢？在筆者看來，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因素的促成

有清一代，經濟繁榮昌盛、文化蓬勃發展、社會相對穩定，文化環境相對寬松，女教雖然仍舊頑固地主宰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但是一些進步詩人、小說家、思想家們已經開始關注女性的生活狀況，并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封建道德對婦女的戕害，他們從千千萬萬的普通婦女身上看到了她們堅強的性格、高尚的品質和崇高的思想，意識到女性在社會生活中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作用。清初的錢謙益、王士祿、毛奇齡、陳維崧、吳偉業等，對女性詩歌創作都給予熱情的關注；清中葉的王漁洋、袁枚、沈德潛、王文治等，更給予女詩人以切實的指導和多方面的支持；道光咸豐以來，女性文學呈現出多格局、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女性詩人以響遏行云的聲音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得到了社會和男性作家更高的評價。清前中期，女性從事文學創作蔚然成風，女作家大量出現，女性文學作品被大量刊刻，甚至還出現了結社唱和的盛況，作品內容突破閨閣伉儷，開始關注社會和史事。梁乙真在《中國婦女文學史綱》中說“婦學而至清代可謂盛極，才媛淑女，駢萼連珠，自古婦女作家之眾，無有達于此時者矣！”②這樣，女性的獨立性意識明顯增強，從而也引起更多男性作家的注意，他們開始扭轉對女性一直以來“無才便是德”的偏見，在作品中給女性一定的話語權，甚至是讓她們做一些只有男性才有機會接觸到的事情，諸如行軍打仗、建言獻策等。

二、明清思想界呼喚女性解放思潮思想的影響

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夕陽時期，統治者們企圖以更加嚴密的理學來壓制人欲，用所謂的“三綱五?！眮韽娀瘞浊陙硇纬傻哪袡嘟y治，這樣，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手銬腳鐐便空前加強，女性基本的生存權利和愿望幾乎被男權主義抹殺和替代。俗話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越重，反抗也就越猛烈。加之，明清時期，王學思想盛行，崇尚真情、追求個性解放成為一種社會思潮，人欲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思想界甚至出現了一股呼喚女性解放的浪潮。因此，明清時期表現女性受壓抑、受迫害的文學作品比比皆是，尤其是戲曲、小說等敘事文體，主要是塑造了一系列大膽的反抗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和強烈要求個性解放、不畏強暴、為情而生、為情而死的婦女形象。戲曲以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為代表，小說則以馮夢龍筆下的王三巧、玉堂春為典型，女性在壓迫中表現出來的反抗精神和爭取個性自由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明朝嘉靖年間的倭患是一個大的時代背景，時勢造英雄，很多男性通過投入抗倭斗爭建功立業，實現了自我價值。而作為覺醒中的女性，作者將其置于抗倭斗爭的大時代背景中，讓她們有機會走出閨閣，進入政治軍事領域，像男性一樣處于時代的前列，擺脫紅顏禍水的惡名，替自己正名。

三、邊緣文人、女性意識與小說文體的天然聯系

明清時期，雖然封建制度這位歷經千年的老人已經幾近風燭殘年，但封建權貴們仍然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來加強專治統治，茍延殘喘。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經濟上，重農抑商；教育上，進一步完善八股取士制度，企圖以此來鉗制知識分子的思想，從而達到統治的穩定。然而，這種從政治到思想上的專治越來越激起社會上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滿，他們認識到了其中的缺陷，想要通過一己之力來扭轉乾坤，但又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為此，他們只能選擇出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寄情山水和寫作，通過文學作品來抒發心中的憤懣，相對來說處于邊緣位置。而在中國傳統儒家正統教化中，女性一直以來都處于被歧視、被壓迫的地位。清代作為封建社會的晚期，統治者仍然利用封建宗法制來剝奪女性的各項權利，甚至比前代更甚。尤其是《女訓》《女誡》等所謂的封建禮教正統，對女子進行灌輸熏陶，使其在思想意識中將“男尊女卑”“三從四德”作為天經地義的信條，將“為夫守貞”作為自己人格的主體，完全泯滅了女性的人格。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眾女性，特別是那些氏族大家，為了使女性能夠和文人才子更為匹配，開始引導女性讀書識字，作詩填詞，修身養性。因此，出現了像徐燦、顧貞立、吳藻、顧春這樣的才女，她們登上文壇，開始以女性的視角關心時事，書寫不一樣的人生。清代女性直接參與文學創作的隊伍龐大，人數眾多，據《歷代婦女著作考》載，清代婦女作家的人數幾近四千，約為清以前婦女作家總人數的十倍。當然清代婦女作家人數多也可能由于距離我們的時代近，其作品易保存，但仍能肯定清代婦女作家隊伍龐大，人才濟濟。這樣，女性的聰明才智得到施展，而女性一旦掌握了文化，并且有了創造的能力，她們就會產生進一步掙脫鎖鏈的愿望和行動，女性意識開始覺醒。③邊緣文人很容易關注女性問題，因為他們自覺與女性一樣，同處于邊緣地位，同屬于弱勢群體，女性囿于閨閣的束縛，有志不能舒展，與邊緣文人的懷才不遇似乎天然合拍，因此代女性高呼的同時也是為自己高呼，于是李贄、袁枚、陳維崧等思想家們都為女性做出了辯護，并逐漸發展成一種思潮。同樣，小說這種難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在中國古代一直以來也被正統文人鄙視，處于被壓抑的地位?！帮椥≌f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薄半m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笨鬃雍兔献幼鳛槿寮业亩?，雖然都認為小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君子“弗為”。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記錄了九流十家，而小說家被列為第十家，且言“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小說家則不被列為可觀之列。由此看來，小說也遭受著相同的命運——被邊緣化的境遇。但也正是由于小說的地位低下，無關乎作者的立言，才使得先覺者們有可能借用這種文學樣式發表與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相悖的言論。如此看來，失意文人、女性意識與小說三者并非偶然的相遇，而是必然的結合。

總結以上，在清代涉倭小說中出現了明顯的“重女抑男”的傾向，作者這樣創作的原因除了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因素的促成之外，還受到明清思想界呼喚女性解放思潮思想的影響，當然也是由邊緣文人、女性意識與小說文體的天然聯系決定的。

①班固：《白虎通義·論婦人之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頁。

②梁乙真：《中國婦女文學史綱》，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374頁。

③姚品文：《清代婦女詩歌的繁榮與理學的關系》，《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1期。

［1］胡文楷編著.歷代婦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清）呂熊.女仙外史［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

［3］（清）魏秀仁.花月痕［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清）陳朗.雪月梅傳［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

［5］（清）蘭皋居士.綺樓重夢［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3.

［6］鐘林斌等校點.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3）［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8］（清）青心才人.金云翹傳［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3.

作者：鄒冰晶，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編輯：張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