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世界經濟開出“中國藥方”

譚保羅

以結構性改革提高世界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凝聚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共識，制定結構性改革路線圖是中國舉辦G20峰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G20會議作為一種國際經濟合作協調模式，本質上是各國政治、經濟力量博弈的結果。隨著全球經濟的貨幣化，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國際金融秩序的改革逐漸成了政治和經濟議題的中心。

作為剛剛“晉級”IMF份額第三大持有方、以及本幣“入籃”的新興經濟大國，中國將如何面對這場博弈？同時，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增長速度依然位居全球前列的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又將如何給深陷“結構困境”的全球經濟帶去“中國藥方”？

針對以上問題，本刊記者日前采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盧鋒。盧鋒教授多年承擔國家財政部G20專家咨詢工作。

L：G7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產生，參與者是世界上七個發達工業國，即美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G7峰會也是成員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磋商會晤的機制。1997年，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加入，所以G7變成G8，俄羅斯的地位后來被暫停。

2016年9月4日，浙江杭州阿里巴巴園區，意火利總理倫齊造訪阿里巴巴，圖為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王席正在給倫齊介紹“9.9天貓全球酒水節”。

首先，G20和G7或者G8相比，G20里面既包含了發達國家，也包含發展中國家，也考慮了不同的區域的大體平衡。因此，它更能代表這個世界不同國家和經濟體的利益和聲音。另外，G20的人口、經濟總量和貿易份額都占全球的大多數，估計至少在2/3以上，這種廣泛性也是G7所不具備的。

L：可以這么說。追溯G20演進的背景，很容易發現這個問題。

G20的概念，可以說是以G7作為母體而派生出來的。G7怎么來的？戰后，美國成了政治和經濟的超級強國，而且還在國際金融領域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用美國政要的話說，好比行星圍繞太陽運行一樣，其他國家貨幣圍繞美元運轉。

50年代開始，由于歐洲和日本在經濟上的復蘇和追趕，這種局面開始改變。1971年，尼克松宣布關閉“黃金窗口”，這標志著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也意味著在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原來那一套的政策協調機制開始逐漸喪失功能。因此，新的機制呼之欲出。從美國說了算，到發達國家組成G7，以及包括俄羅斯的G8，主要工業國希望共同參與國際經濟的治理和協調，其實也可以看作是國際治理在戰后逐步去“美國中心化”的一種歷程。

L： G20推出的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G7財政部長于1999年在德國科隆提出20國集團即G20概念，召集G7和發展中國家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溝通對話，以利于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進而導致國際金融風暴，國際社會呼吁要有全球方案應對全球危機，推動了美歐為主的G8國家決定召開更高級別的G20峰會，以應對金融危機并改革國際金融治理架構。于是，在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之上，“G20峰會”應運而生。

有意思的是，一些發達國家基于自身利益也對推動G20峰會不遺余力。澳大利亞有媒體曾披露，時任該國總理的陸克文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2008年10月10日與美國布什總統通電話，力主要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建立新機制，再也不能只依靠G7來掌控形勢。中國一定包括進去，新興國家也應包括。

陸克文這樣做是有道理的。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兩個國家在西方國家中的地位是類似的，它們的實力也是相當的，但加拿大在G7里面，而澳大利亞不在，澳大利亞人內心難免有不平衡之感，所以他們希望改變現狀。另外，澳大利亞地緣位置與經濟聯系，使其對中國與亞洲經濟追趕帶來全球格局變化更有切身感受，或許也有助于其領導人在特定歷史時點提出具有前瞻性建言。

不過，從正式報道情況看，最終還是10月18日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與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佐訪問美國，與時任美國總統布什達成召開G20峰會共識。21日布什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通電話。22日美國官方正式宣布將于11月15日在華盛頓舉行G20國際金融峰會。

我認為，G20的誕生歷史，其實從一個側面折射戰后全球治理的演變歷史。當全球經濟格局發生變化，參與者的力量出現變化，那么全球治理的方式也要相應轉變。

L：重點領域非常多，可以選擇其中兩個來談，一是結構性改革，二是完善國際金融治理架構。

此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公開演講中已經講到，G20杭州峰會將確定結構性改革九大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這必然全面提升結構性改革在G20框架內的政策地位與引領作用。

所謂結構性改革，這不只是中國要面臨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在我看來，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宏觀政策相結合的模式，將對全球經濟治理和改革提供標本兼治、長短期兼顧的一劑“中國藥方”。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際社會普遍實施需求刺激政策，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一直沒有退出強刺激政策立場，特別是采用超常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幾乎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些政策對于穩定市場與扭轉經濟下滑勢頭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未能改變世界經濟“后危機時期”多年復蘇疲弱與動力不足的問題。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需求管理本質上是短期政策，解決經濟運行存在的短期問題，它解決不了制約經濟增長的長期結構問題。

對中國來說，之前過度的刺激會導致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資產泡沫，這些后果，我們已經感同身受。發達國家同樣也搞刺激，但因為它們有國際貨幣的地位，所以刺激的副作用暫時不會馬上顯現，而最終“藥效”如何，仍需拭目以待。因此，對全球經濟來說，當經濟形勢穩住之后，就必須利用這個寶貴的時間窗口推動結構性改革，解決長期問題。

實際上，在G20的框架中，早已有結構性改革的概念內涵。2009年，在美國匹茲堡舉辦的那場G20峰會上，就提到需要進行結構改革。當時，美國通過國家救助和強刺激，經濟已走出“急救室”，可以考慮一些中長期的問題了，所以那時就提出結構性改革。此后，首爾峰會又把結構性改革作為獨立議題做出多方面的承諾。

本輪杭州峰會，結構性改革是重要焦點，一點也不意外。正如習近平主席說的，面對當前挑戰，應該創新發展模式，挖掘增長功能?！岸畤瘓F應該調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與中長期政策并重，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并重?！痹谖铱磥?，以結構性改革提高世界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凝聚各國的結構性改革共識，制定結構性改革路線圖是中國舉辦G20峰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L：完善國際貨幣金融治理架構，有兩個重要的背景。一是金融危機的教訓凸顯了舊有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存在很多缺陷，已經不適應21世紀全球經濟、金融發展的需要;二是大國崛起，全球經濟格局的改變，必然要求國際金融治理的架構做出相應改變。

金融危機之后，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完善國際貨幣金融體制一直是G20重要議程。特別是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時，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了較多設計，然而由于歐債危機形勢惡化，未能充分討論實施。后來，又由于IMF 份額改革受到美國杯葛，加上缺少大國的有力推動，G20框架內這個領域改革近年略顯遲滯。中國擔任G20輪值主席國，為推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帶來新契機。

L：首先，是擴大SDR使用范圍。人民幣于2015年11月30日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增加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后，推動G20各國就擴大SDR使用以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達成共識。中國率先同時以美元和SDR發布外匯儲備、國際收支與國際投資頭寸數據，在國際上引發積極反響。中國積極推動培育發展SDR債券市場工作。據央行介紹，9月杭州峰會前，世界銀行將在我國銀行間市場發行首筆SDR債券。

其次，是積極推進下一步IMF份額總檢查和改革。2016年1月，歷時五年之久的IMF 2010年改革方案終于正式生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國的份額排名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礎上，下一步改革與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也提上議題。我國有關部門與IMF開展技術磋商，與各方加強協調，探索下一步改革道路。

另外，在推動發展普惠金融與綠色金融也有突破性進展。如今年G20峰會還首次把綠色金融議題引入議程，中國倡導創建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這些都是中國在世界金融領域承擔大國責任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