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立法司法工作提升互聯網治理法治化水平

王四新

4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加快立法進程，完善依法監管措施，并強調要本著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

筆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指出了中國互聯網立法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明確了加強互聯網治理的戰略意義，即創造良好的網絡言論生態環境和信息流通環境，不僅是解決人民基本需要，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也是中國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全面邁向數字經濟的前提。

在這種情況下，制定國家層面的大數據戰略，明確目前中國互聯網立法存在的問題，并加強互聯網立法步伐，補齊互聯網立法領域存在的短板，嚴格實施現行法律的相關規定，切切實實解決網絡空間存在的問題，比如言論生態、信息安全等問題，就成為政府和社會共同面臨的任務。而要完成這一任務，目前亟需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制定國家大數據戰略，在中國成為數據大國的情況下，為大數據的開發、利用和交易，以及大數據在國家層面各項效益的最大化創造條件。

在互聯網的發展進入到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后，伴隨著中國互聯網產業規模的擴大，中國網民和中國的互聯網企業產生數據并對數據進行搜集、加工、處理和挖掘的能力，都呈井噴式增長之勢。與此同時，在中國境內的國際互聯網企業，如美國的蘋果公司和微軟公司、韓國的三星公司等，也全面參與到大數據的生產、利用當中。這些數據不僅對企業改進和提升服務，并進而從數據的挖掘中產生更大的商業價值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對政府制定科學合理的經濟政策，全面落實各項管理措施并實現政府管理能力的升級換代等，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美國以及歐盟都已經制定并且還在不斷完善自己的大數據戰略，開始從宏觀層面體系化布局數字化發展戰略。歐盟近期通過的數據保護一般規定，更是以保護歐盟地區個人數據之名，謀求建立歐洲統一的數據市場，以變被動為主動的戰術，謀求全球大數據對歐盟來講最有利的戰略。

中國在大數據的生產和開發方面，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到目前為止，仍然存在國家層面布局和規劃意識不強、綜合利用能力弱、條款分割等諸多制約大數據發展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網絡強國戰略全面實施的重中之重，便是要切實響應總書記的號召，全面實現中國由互聯網大國向互聯網強國的轉化，在國家層面盡快制定大數據戰略，用法律為大數據的使用、流通及保護創造規則體系和制度框架，用大數據戰略引領各項事業的發展，

第二，加快關鍵領域的核心立法，補齊互聯網立法存在的短板，為網絡空間法治化創造條件，奠定基礎。

中國互聯網立法的基本思路和互聯網法律體系的結構，與中國高速發展的互聯網產業及不斷擴大的互聯網基礎應用存在脫節的現象。中國互聯網發展，走的是先發展后治理的路子，這個基本思路對于互聯網及相關產業發展來講，是非常有利的，也是確保中國互聯網產業和基礎應用能夠不斷取得重大突破的驅動力。但互聯網發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發展到目前的移動時代、大數據和云計算時代，互聯網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會越來越大，如果不從立法和技術等方面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用相關的法律規范來約束人們的用網行為，不用現代法治理念來解決互聯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互聯網本身的發展就會走向它的反面，即不是全面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而是帶來無窮盡的安全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總書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要用法治來解決網絡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可以說是有利于解決目前互聯網發展的癥結。

目前，政府亟需補上互聯網快速發展而留下的立法方面的空白，在不能面面俱到的情況下，先解決互聯網發展最需要調整的對象和領域，比如《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未成年人網絡空間保護法》和《個人數據保護法》等基礎性的法律，不僅可以為中國的互聯網治理提供基礎性、支撐性的指南，還可以在此基礎上，通過嚴格的執法和司法，全面提高中國互聯網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全面扭轉講話中提到的網絡空間存在的“烏煙瘴氣”的現象，為網絡空間法治化和基本秩序的重構，打下堅實的基礎。

第三，要把網絡空間建設成講話中所說的“天朗氣清、生態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的“億萬民眾共同的精神家園”，還要狠抓已有規范的執法和司法工作。

互聯網治理之意義和重要性，早已被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針對網絡空間存在的亂象，比如謠言滿天飛、商業水軍橫行和日益猖獗的網絡犯罪行為，我們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措施，也通過完善網信部門全面監管網絡違法、不良信息之職責等方式，加強了對網絡不良現象的治理力度，這些措施已經并且還將繼續產生良好的治理效果。

同時，在治理網絡亂象的過程中，由于人力、物力和財力及重視程度不夠等原因，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情況的廣泛存在，也為網絡空間大量非法信息的傳播、非法行為的實施留下了空間。這段時間大量利用177號段實施的詐騙活動，就是落實手機用戶實名和提供互聯網服務實名制不力而給犯罪分子留下作案條件的典型例證。

全國人大2012年制定的關于保護網絡信息的決定，以及網信部門隨后相繼出臺的“微信十條”、“約談十條”和“賬號十條”等，針對網絡治理中存在的較為突出的問題，比如互聯網服務提供企業責任意識不明、個別互聯網用戶存在僥幸心理而助長網上不良行為實施等問題，提出了有針對性的規范措施和手段。2015年通過并且已經在實踐中開始生效的刑法第九修正案，細化了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責任，明確了利用互聯網實施犯罪，尤其是利用信息進行犯罪的懲治依據，為司法機關打擊利用互聯網網絡實施刑事犯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在立法成本大、立法程序復雜和過程漫長而難以適應網絡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嚴格實施現有法律，并將現有法律規定創造性地運用到網絡空間的治理過程，也是提升網絡治理法治化水平，為老百姓創造總書記所說的“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互聯網服務，并讓億萬人民在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上有更多獲得感的重要途徑。

（本文轉載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網絡法與知識產權研究會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