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福利經濟學視角看美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

孫亞舒

摘 要：養老保障制度自建立以來對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實現分配公平以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等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很多國家目前在實施養老保障制度的時候對于到底是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的問題一直舉棋不定，甚至由此因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本文以效率和公平均衡的相對較好的美國為例，運用文獻查閱法、對比分析法，根據其起源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來分析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實現公平和效率的均衡。

關鍵詞：福利經濟學；公平；效率；養老保障制度

一、福利經濟學中效率與公平的相關觀點梳理

福利經濟學是一門旨在通過對國民收入進行研究，進而實現國民收入增長與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的目標，最終提高人均福利水平的學科。

要實現上述目標首要任務就是保證公平分配，關于公平的界定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標準。以哈耶克為例，這位以自由主義著稱的福利經濟學家認為自由競爭就是一種公平的制度安排。遵循哈耶克的理論來看，我們發現市場競爭就是一種公平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機制的實質就是一種機會均等和自由競爭的機制。

事實上盡管市場機制是一種自由競爭和機會均等的機制，且從某種角度來看也是一種有效率的機制， 但其帶來的結果卻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以為代表的部分福利經濟學家就把收入均等化作為衡量公平的首要指標，該理論強調的是平等優先。在庇古看來， 如果通過所得稅、遺產稅等方式把富人的部分收入由政府征收上來， 然后通過養老金、免費教育、失業救濟、醫療保險等轉移支付方式補貼給窮人，就可以實現效用的增加，從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此外，新福利經濟學家卻提出福利經濟學的中心命題不是平等，而是效率；該學科的最終目的并不是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是資源配置的最優化。福利經濟學中所謂的效率其實就是帕累托效率——即是指這樣一種社會資源配置狀態，這種資源配置的改變在不損害任何一個社會成員境況的前提下，已經不可能使任何一個社會成員的境況變好。在這種狀態下，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達到了最大效率，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如果一個經濟沒有達到帕累托效率狀態，那么這個經濟體制中畢然存在著一些無效狀態。

二、美國養老保障制度介紹

1935《社會保障法》的頒布標志著美國走上了福利國家的道路，美國社會保障事業在二戰后的發展尤其迅速，制度體系特別是養老保障體系已經臻于完善。

美國的養老保障制度正同許多年前世界銀行所提出的建立三支柱的養老保障制度一樣，是標準的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是國家強制實施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該制度覆蓋的美國96%的職工，但是此部分的養老金替代率全國平均水平大概是在40%-50%，而據美國的相關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養老金的替代率應該在退休前的80%左右才能在保證退休后生活的舒適感以及安全感。那么剩下的替代率就交由私人的養老金計劃來實現，主要包括企業層面的雇主養老金計劃以及完全由職工自己所決定的個人儲蓄投資養老金計劃。目前，美國公司和行業設立的退休金計劃種類繁多，總數近3.8萬個，這些計劃的資金一般由合格的托管基金或保險公司管理。

三、美國養老保障制度中的公平與效率分析

盡管收人再分配從來就不是社會保障機構在一開始就公然宣稱的目標， 但現在，“收人再分配”已變成了各國社會保障實際且公認的目標。任何壟斷性的強制保險制度都無法抗拒這種異化，也就是說他們最終只能變成一種對收人進行強制性再分配的工具。對于許多人來說， 福利國家是一種對個人收人實現社會化的工具， 是一種試圖按照它所認為適當的比例和形式分配收人以實現“公正的分配”的方法。

第一，美國的強制養老保險是強制所有在職員工參加的，其保障對象是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這一研究對象是符合福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從門檻而言就具有公平性。另外，在養老金最終的領取上也是根據個人能力和貢獻進行分配的，那些高薪人員由于工資高、繳納社會保障稅高而得到更高水平的養老金，這種多繳多得、少繳少得正符合了福利經濟學中“付出才有收獲”和“不勞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則，充分體現了其制度的公平性。

第二，在美國養老保障制度中就明確指出強制養老保險的替代率大概為40%-50%，政府鼓勵職工參加雇主提供的私人養老金計劃并進行自我儲蓄。把保障的一部分交給了自由競爭的市場，通過市場來實現公民福利和保障的政策取向是符合哈耶克所謂的“公正”的。在保證在職職工退休后起碼的生活水平之后，把這個水平與舒適、安全的老年生活之間的差距交由市場來填滿，誠然如哈耶克所說，這樣的市場機制是一種機會平等的機制，但我不認為我們因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這種機制是公平的，因為這一機制所帶來的后果某種程度上會使高薪階層的養老金遠高于那些低收入者，相比于低收入者，他們有更多閑置的資金可以用來確保自己更高水平的老年保障。曾有調查數據顯示，最高收入組參加雇主提供的私人養老金計劃比例在94.5%，而最低收入組只有70.5%。由于我們也不追求完全均等的分配結果，所以當我們更加理性的看待這個分配機制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有效率的。一方面它不會使美國居民造成像歐洲福利國家居民的那種“道德危害”，個人和家庭還是會對養老、醫療等問題做出自己必要的儲備，他們也承擔了一定比例的個人責任，不把“保證自己有安全感的老年生活”完全歸為政府的責任，因此而沒有給國家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造成財政赤字。另一方面，職工積極參加私人養老計劃、進行自我儲蓄等，這種市場化的分配機制會充分展現它的效率，與此同時也活躍了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

第三，不管是與個人儲蓄投資養老金計劃密切相關的累進稅制，還是通過強制養老保險這種國家干預的方式來增進社會福利、縮小不同階級和不同年齡段的收入差距、提高效率等，都正是福利經濟學的主要觀點——“邊際效用遞減”在美國經濟生活中的深刻體現。

四、結論

無論是交換規則和均衡規則， 還是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收入的原則， 都只是實現公平的規則， 而不是公平的評價準則，我們需要的不是以公平實現的規則作為公平的衡量標準， 而是要用價值判斷標準作為公平的衡量準則。福利經濟學的公平效率觀， 既不同于古典經濟學的和新古典經濟學的， 也不同于馬克思的，它不是把公平的定義建立在實現的規則上，而是建立在評價的標準上。他們不是對某個具體的規則作出公平或者不公平的判斷， 而是通過建立一種價值標準， 如效用價值或社會福利， 就某一規則的結果作出公平或是不公平的評價。如果一種規則， 如分配規則或者資源配置規則， 在使一個人或者一部分人境況變好的同時， 不使其他人的境況變壞， 就被認為是公平的。（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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