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專業碩士產學對接路徑重構

梁曉瑩

[摘要]“融媒體”時代到來，傳媒生態環境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新聞傳播學作為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社會科學，也面臨著全新的考驗。在快速更迭的傳媒變革背景下，如何結合高校和媒體的優勢，探索新聞傳播學高端人才的產學對接路徑和新型人才培養模式，對提升傳媒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優化媒體隊伍的知識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聞傳播 專業碩士 路徑 重構

2010年，我國設立了新聞傳播專業碩士學位（Maste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簡稱 MJC），次年開始招生。與傳統的新聞傳播學學術碩士不同，專業碩士更側重專業實踐和應用，目標是為新聞傳播行業培養具有較強專業實踐能力和職業素養的高層次應用型專門人才。本文擬從實務界視角，對新聞傳播專業碩士培養的產學對接路徑的重構提出建議。

立足融合互通，創新課程設置

培養專業型碩士是國內外新聞學教育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對學術型碩士學位與應用型碩士學位進行嚴格區分，在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以及我國香港地區已成為慣例。

如美國的新聞碩士教育，包括“職業型”和“研究型”兩種，其中，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被稱之為“職業型”教育的典范。作為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密蘇里新聞學院獨創了著名的“密蘇里方法”（The Missourian Method）——通過動手實踐來學習新聞，成功地將課堂教育與新聞實踐結合起來。學校擁有真正的日報和商業電視臺和電臺，教師在其中承擔編輯工作；學生在這里獲得第一份工作；也在這里犯下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錯誤[1]，被譽為世界上最具創意的新聞學院之一。該校新聞傳播碩士課程設計中，約三分之一比例為基礎理論課程，三分之二則是針對各專業領域的特色訓練。學生在完成必修的4門核心理論課之外，可以在33種方向中選擇任意方向學習專業技能。不同類型、不同內容的課程在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外，還增進了學生的知識融合[2]。

對比我國現狀，西安交通大學2014年對我國24所招收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高校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國內多數學校的專業必修課主要由新聞傳播理論、新聞傳播實務、媒介管理、網絡與新媒體研究、廣播電視新聞等常規課程組成，僅中部、東部的部分高校開設了傳媒預警、媒介與性別、公共演講等新興熱點課程；在對這些學校的專業選修課數量進行統計后也發現，有10 所高校僅安排不足10 門選修課供學生選擇[3]。

這種學科設置，造成學術型與專業型碩士教育同質化嚴重，專業型碩士偏離了本應鮮明的專業特色。

筆者認為，導致同質化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少高校未能認識并發揮好自身的研究特色，進行跨學科融合。筆者在所就職媒體經過多年觀察后發現，媒體大量需求的，往往不是新聞學院科班“流水線”出產的學生，而是熟悉財經、法律、外語、體育、科技、農業等專業領域的人才。雖然，不少高校的主打特色正是上述專業，但在新聞傳播人才培養上卻片面地偏重“大而全”，導致媒體需求與高校供給的“兩張皮”現象。如果將學科特色與新聞傳播專碩培養相結合，不僅可以向媒體有的放矢地輸送優秀人才，甚至有可能外延出不少具備獨創性和競爭力的新聞傳播細分門類。

已有一些高校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將該校的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培養，與學校經濟、法學方面的特長緊密結合，已形成以經濟新聞、法制新聞為主要特色的科研和教學格局。如經濟新聞報道與策劃方向，開設有經濟學前沿專題研究、財經媒體與實務前沿等課程；法制新聞報道與策劃方向則包括法制新聞報道研究、法學前沿專題研究以及法制媒體與實務前沿等。此外，在公共專業課方面，還開設了大數據新聞研究等前沿課程[4]。

因此，建議在學科設置上，應多發揮高校自身的傳統優勢，以發散思維創新課程設置，甚至可以打破現有的院系行政管理體制，在教師管理上更加精細化，鼓勵教師跨系、跨學院甚至跨校教學，并出臺相關政策予以鼓勵，將學校的學科優勢充分轉化為人才培養的個性化優勢。

補足實踐短板，強化校媒聯合

與法律、金融、應用統計、工程管理等學科專業碩士一樣，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亦有非常明顯的應用型特征。不過，除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少數不適宜應屆本科畢業生就讀的專業外，其他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設置的專業學位，基本上都對應屆畢業生敞開大門。

這就造成一個問題，本科生在就讀前缺乏的實踐經歷，必須在攻讀學位過程中得以彌補。

如何補齊這個短板？在西安交通大學調研的24 所高校中，有 18 所對研究生實踐時間的要求為“不少于 6個月”，一所要求“不少于 10個月”，僅有兩所要求為“1年”，另有 3所高校的實踐時間要求不足 4個月[5]。這反映我國多數高校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中的實踐教學所占比重較小，實踐教學的要求偏低，未能凸顯該學位的培養重點。

這種傳統培養方案的實施，使得學生缺少與現實媒體的溝通，導致畢業生無法“招來即用”，直接增加了畢業后的工作難度。

近幾年，筆者所在媒體接收了不少來自各高校的新聞傳播專業實習生，其中碩士生不在少數。據觀察，不少學生理論功底扎實，也有學習熱情，但因接觸基層過少，從實踐中得來的觀察與思考能力還較欠缺，相對本科生而言，寫作水平也鮮見質的提升。從新聞發現能力來看，很少有能自主發掘社會熱點并撰寫深度報道。在一些新媒體領域，學生所掌握的業務課程內容與實際情況出現明顯斷層，學生未畢業已落后。

這充分說明，新聞傳播學專碩培養的實踐短板亟待修補。否則，傳統媒體要轉型找不到方向，學界卻固步自封；媒體形式層出不窮，但對其學術研究卻游離于核心。

此背景下，各高校也進行了一些探索。目前一個普遍作法是吸收來自新聞與傳播實踐領域的專業人員承擔專業課程教學，構建‘雙師型師資結構。然而，囿于體制機制等原因，多數高校雙導師制無法保質保量地嚴格執行師資配備，以實現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互動、互利機制。學校在選擇聘請校外導師時，往往會過多考慮行政級別，這些導師本身是優秀的業界精英，但由于承擔大量行政工作，也無力抽出大量時間對學生進行實踐輔導，學生畢業論文答辯大多還是校內導師唱主角。實踐教學由于缺乏督導監督機制，本來學制就較短（一般是兩年），實習期往往又與找工作相沖突，導致實習流于形式。

因此，建議從教師、學生兩方面著力，補齊實踐短板。

在教師方面，“部校共建”是一條成功的路徑。2001年，上海在國內率先創立“部校共建”模式，由上海市委宣傳部與復旦大學成立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務委員會，完善媒體領導和業務骨干授課講座制度，加強校外實踐基地建設，推動青年教師到媒體掛職鍛煉。

在湖北，2014年起由湖北省委宣傳部和武漢大學共建新聞學院，與武漢大學在精品課程、骨干隊伍、新聞傳播智庫、實踐基地、人才培養等方面開展合作。很快，在該校青年教師中，掀起一股“到媒體掛職去”的熱潮，他們分別到湖北日報、湖北廣播電視臺等媒體掛職一年，深度參與了新聞策劃與采訪、業務調研、經營策劃等多項工作，審視新聞教育與新聞實踐之間的差別，并成功把將媒體實踐經驗帶進了課堂教學。

在學生方面，“校媒聯合培養”可稱為一個新思路。

以湖北日報為例。2012年起，由湖北日報傳媒集團主辦，湖北省教育廳、共青團湖北省委協辦的湖北日報大學生記者團正式成立，經過4年運作，記者團在冊的大學生記者已逾3000人。作為新聞戰線后備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和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提升能力的重要平臺，湖北日報傳媒集團從新聞采寫、論文發表、隊伍培養等方面，制訂了支持大學生記者團發展的配套措施，湖北日報、楚天都市報、荊楚網等媒體對大學生記者全面開放，并指派專人指導大學生記者從事新聞采訪寫作，實行準職業化管理[6]。

在對集團內媒體的一些大型策劃深度參與的過程中，大學生記者團成員獲取了豐富的實踐經歷。如2015年11月至12月，《湖北日報》開辟的“貫徹五中全會精神 看競進荊楚”系列專題策劃中，數十名大學生記者與報社記者一道，分赴襄陽、孝感、監利、鄂州和武漢等地，在省內大型工程建設現場、農村一線及社區深入采訪，探尋競進荊楚飛速發展背后的創新舉措與精神內核，在大型活動策劃中達到“大練兵”的效果。而在此前，記者團也先后參與了“新春走基層”活動、“三萬”等活動報道，從火熱的基層汲取精神養料。

2015年12月，在湖北日報大學生記者團新聞實踐模式座談會上，來自中國記協、新聞界、教育界的10余位知名專家學者認為，大學生記者團在組織架構、新聞采編、制度保障等方面有較強創新，創造性地摸索出一套培養新聞后備人才的“湖北模式”，值得向全國大力推廣。

盡管大學生記者團成員目前以本科生為主，但為校媒聯合培養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提供了一條培養思路。

需要強調的是，專業碩士的聯合培養與“大學生記者”的培養模式應加以區分，需突破大學生記者目前在一些大型策劃中的補缺式角色定位和零散式稿件采寫，要更加強化其新聞的發現和思考能力，問題的推導能力，寫作的高度與厚度，以及在各類媒體平臺間的靈活運作，甚至可涉足一部分媒介經營管理職能。遇到合適的時機，他們應能夠擔當稿件采寫的主體；在評選各級新聞獎時，能夠成為有競爭力的生力軍。

對媒體導師的選擇上，應加強校媒合作，在從業經驗豐富的一線人員中一對一選擇“媒體實踐導師”，并參與學生畢業論文的指導。這樣，一方面能夠更有針對性地指導學生，同時便于及時應對學生在實際操作中的疏漏與失誤。

順應“迭代”趨勢，樹立專業自信

“傳統媒體式微”漸成學界、業界的主流輿論，這也讓不少在校的新聞傳播專業碩士對前路感到迷惘，甚至懷疑自己的發展方向。

這種聲音的盛行并非沒有道理。在傳播渠道短缺時代，媒介擁有稀缺資源就相當于擁有了市場霸權。然而，隨著“互聯網+”大潮的推進，傳播媒介正越來越顯現出“迭代”特性，傳統媒體的霸主地位漸漸不再：以達到5000萬用戶為標準，廣播用了38年，電視用了13年，而互聯網只用了4年時間[7]。同樣是互聯網媒體，也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博客被更方便精簡的微博取代，微博又遇到微信的沖擊，曾經風光無限的新聞門戶網站，漸漸被新聞客戶端搶了風頭，甚至被新新人類歸于“傳統媒體”一類。

但是，傳統媒體式微，絕非媒介人才的式微。從近年來傳統媒體精英向新媒體流動的趨勢來看，強大的內容生產能力和經營管理能力，無論在傳統媒體或是新媒體都是剛性需求。盡管傳播的技巧、形態、終端在不斷變化，但是優秀媒體人才身上所具有的責任、激情、悟性、技巧等素質不變，所傳承的人文精神、信仰也不變。因此，樹立專業自信，當是一名優秀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所必備的心理建設。

專業自信的基礎是扎實的技能。筆者認為，今后“全能型”“小眾型”人才的用武之地會越來越寬廣，應當成為專業碩士的努力方向。

向“全能型人才”發展，能使畢業生更適應媒體融合的現狀。在業界，對一個新聞事件，何時發簡短消息，何時拋出深度分析，哪些適合視頻影像，哪些適合發微博微信，哪些適合與讀者互動，都是對全能記者綜合素質的一個考驗。一則主體內容相同的報道，發在報紙、電視、電臺、官方微博、微信，往往需要不同的標題和呈現方式。只有善于學習，掌握熟悉不同媒體的特性，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準確的判斷，選擇最適合新聞事件的傳播形式。除這些基本要求外，對專業碩士等高端人才而言，更需要在思維和技能的強化訓練中，靈活掌握新聞與活動策劃、輿情應對和引導等“段位”相對較高的實踐能力，并能在復雜情勢下果斷而正確地決策。

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學界與業界緊密合作，更加重視案例庫的建設與更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2005年率先啟動了案例庫建設，如蔡雯教授在“新聞編輯”課程中的“報紙定位與設計”環節中，設計出一個“為中關村地區創辦一份社區報紙進行定位決策與方案設計”的案例教學主題，引導學生們利用各種渠道獲取中關村地區的資料，共同討論這張社區報紙的讀者定位與功能定位，為這張報紙的設計方案提供意見[8]。從反饋情況看，學生對這樣的案例教學非常歡迎，從準備資料、參與課堂討論、設計調查問卷，到主動研究中關村地區發行量較大的幾家報紙，并訪問其編輯和讀者，取得了預期的案例教學效果。

在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今年也建立了媒介倫理案例庫，將信息傳授的步驟置于課堂之前，由教師提供案例素材，提出思考題引導學生的學習方向。

向“小眾型”“縫隙型”人才發展，可謂專業碩士的另一個發展方向。

2013年，美國一家僅創建5年的小型網絡媒體“氣候內幕新聞”（InsideClimate News），因對“密歇根卡拉馬祖河輸油管道泄露”的報道，奪得普利策獎的全國報道獎。當時，該新聞網站總共只有7名編輯和記者，甚至連自己的新聞辦公室也沒有，只通過一個虛擬的新聞室來互相聯系。之所以它能和其他那些鼎鼎大名的新聞“大鱷”展開競爭，主要是因為它能夠提供能源和氣候變遷方面的深度調查報道。

這家網站的創辦者大衛·塞森觀察到，2009年之后美國大批報紙倒閉，大量記者被裁撤，媒體對環境新聞的報道在逐漸減少。所以，他創辦“氣候內幕新聞”就是想為新聞報道填補這個“縫隙”[9]，讓公眾更加了解環境問題。

從國內近年來異軍突起的一批自媒體“黑馬”來看，正因為他們找到了自己最擅長的領域，才會有內容創業的勃興，從而引發媒體盈利模式變革的新時代。正如改行創辦自媒體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的原新華社記者王曉磊所說，“找到自己的火山，你才會有無限的熔巖?！?/p>

注釋：

[1]蔡雯、周欣楓：《新聞教育的密蘇里方法》，《現代傳播》2006年第2期

[2]高曉瑜、孫華：《媒介融合背景下中美新聞傳播專業碩士教育模式比較》，中國高教研究2015年第8期

[3][5]李明德、劉嬋君：《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現狀、反思與變革》，《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4年第7期

[4]引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專業介紹”頁面：http：//xwcb.zuel.edu.cn/112/list.htm

[6]高方、李樵、楊成：《湖北日報大學生記者團新聞后備人才培養的實踐模式創新》，《傳媒》2016年1月（下）

[7]喻國明、劉旸：《“互聯網+”模式下媒介的融合迭代與效能轉換》，《新聞大學》 2015年第4期

[8]蔡雯：《論新聞傳播的案例教學——兼談案例庫建設對新聞傳播教育發展的意義》，《國際新聞界》2008年第2期

[9]張建中、楊青：《新聞生產的長尾模式：以普利策新聞獎“氣候內幕新聞”網站為例》，《傳媒》2015年7月（下） <＼＼Y8＼本地磁盤 （F）＼2011-新聞前哨＼2016-2＼BBBB-.TIF>

（湖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