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軍事領導指揮機構初探

王承慶

[提 要] 南昌起義過程中，中共對建立什么樣的領導指揮機構，進行了謹慎研究和初步探索。起初成立中共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領導機構。起義勝利后，為團結更多黨外人士，又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其內設各機構。而參戰各軍的軍部，是真正掌控部隊的指揮機關。起義軍南下失敗后，中共中央和起義領導者對失敗原因所作的深刻總結，為我軍早期領導指揮機構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

[關鍵詞] 南昌起義 指揮機構 前委 革委會 參謀團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南昌起義直至最后失敗，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8月1日的“南昌暴動”，二是8月3日后起義軍南下直至潮汕潰敗的“葉賀失敗事件”。在整個起義過程中，是誰在領導和指揮部隊作戰行動呢？

一、成立中共前敵委員會，作為起義的黨內領導機構

1927年7月中旬，汪精衛在武漢作出“分共”決策的同時，并沒有立即與南京的蔣介石“合流”，而是令其第一、第二方面軍等部“東征討蔣”，企圖控制長江下游地區，爭奪對國民黨的領導權。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不愿陷于“蔣汪之爭”，遂率部南下，企圖重占廣東，另立局面。為穩定部隊，張發奎部在南下過程中暫未實行“分共”。但在汪精衛的拉攏下，其態度日見右傾[1]p11。中共臨時中央基于當時形勢，及時召開常委會議，初步決定在“東征討蔣”的口號下，以云集九江、南昌一帶的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朱德原領導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等為基礎，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起義。會后，周恩來指定聶榮臻為書記，組成“前敵軍委”，先去九江做準備，并交代“何時發難要聽中央命令”[2]p121。

聶榮臻回憶說：“舉行南昌起義，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漢開會決定的。我沒有參加那次會議。那天晚上，恩來同志在會后到了軍委，向在軍委工作的幾個同志進行了傳達，他傳達的大意是，國共分裂了，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起義。今天，中央會議上做了決定，要在南昌舉行起義。恩來同志還說，會議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指定他為書記。他傳達完后，就指定賀昌、顏昌頤和我，組成前敵軍委，我為書記。任務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們的同志，叫他們了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但什么時候發難，要聽中央的命令?！盵3]p60這就是說，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具體地說，是在7月15日至20日之間的一次會議上，做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決定；這次會議還決定組織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負責組織和領導南昌起義；起義的具體時間，要聽中央的命令。

7月20日，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舉行談話會，認為“張發奎態度之猶豫與右傾，……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張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睍h“最后決定，準備待中央命令一到即發動”武裝起義[4]p56。

7月24日，中共臨時中央召開常委會，最終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25日至26日，葉挺、賀龍率部先后開赴南昌。賀龍于27日晨抵南昌后，住中華圣公會。其二十軍第一師駐南昌市中心洗馬池江西大旅社[5]p94。劉伯承、譚平山、惲代英、周逸群等抵南昌后，都住在中華圣公會賀龍的軍部[6]p36。27日，周恩來到達南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作為起義的領導機構。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緊張進行的關鍵時刻，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來到九江，連發兩封急電給前委，強調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要等他到達后再作決定。30日上午，張國燾到達南昌，前委立即召開擴大會議，商討起義問題。張國燾以共產國際指示為由，企圖阻止起義（據張國燾回憶，共產國際的電示內容為：“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們到農民中工作”。中共中央常委于26日下午召開會議，當即決定派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南昌傳達國際指示，并決定一切由張國燾會同前委相機處理，處理好后，張仍須盡快趕回中央。國際代表“羅明那滋等除表示應堅決阻止外，不愿對這一問題作負責的表示”[7]p614-617。周恩來等前委委員和譚平山一致反對。31日晨，前委繼續舉行會議，又經數小時激烈討論，張國燾才表示服從多數人意見，同意舉行起義。前委遂決定于8月1日凌晨4時舉行起義。當晚9時許，參加起義的第二十軍一個副營長投敵告密。前委立即決定起義提前兩小時舉行。

8月1日凌晨2時許，在中共前委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起義軍2萬余人在南昌舉行暴動。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全殲守軍3000余人，于拂曉控制南昌城。起義行動初戰告成。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幾點結論：一是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機構是中共前敵委員會，它作為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直接聽命于中共中央，中央代表的意見可對前委產生重要影響；二是前委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三是前委主要承擔政治領導的責任，在南昌起義前后并沒有建立自己的指揮機關，由聶榮臻牽頭的“前敵軍委”暴動時還在九江，主要負責在起義發起后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師由馬回嶺拉到南昌，參加起義軍。前委在之后起義軍南下過程中也主要負責政治領導，并沒有對部隊行動實施有效指揮。劉伯承后來也總結說：“此次暴動的總領導者，是前敵委員會，如譚平山在南昌領導暴動，而前委并無其名。各同志處理緊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開會決定的，黨的紀律亦甚松懈，統系不明，權力不聚，責任不專，已失掉了領導暴動的重心?！盵8]p32

一言以蔽之，南昌起義并未能建立起黨對起義軍的絕對領導權。盡管中共中央曾賦予前委“指揮前敵一切事宜”的權力，以“保證本黨絕對領導權為原則”，但由于起義軍“旗子仍用國民黨”，暴動成功后立即揮師南征，沒來得及對部隊進行整頓改造，更由于缺乏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經驗，還不懂得從組織上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和機制，致使“前委變成了革命委員會的黨團”，“失掉了領導暴動的重心”。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全體成員，后來受到中共中央的警告處分，以表示對南昌起義及“葉賀失敗事件”負領導責任[2]p130。起義軍在潮汕地區失敗后，中共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中共中央南方局軍事委員會，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二、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其參謀團，作為起義軍的軍事指揮機構

早在起義發動前，中共中央為便于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更多非中共黨員的同志參加起義，即“在政治上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中央黨部，繼承國民黨正統”[9]p339。起義成功后，8月1日上午，按照中共中央既定方針和中共前委指示，譚平山以國民黨左派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召開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選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何香凝、賀龍、葉挺、周恩來、郭沫若、惲代英等25人為委員，并組成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蔡廷鍇等9人為成員的參謀團，劉伯承為參謀長，作為起義軍的軍事指揮機構。這里的參謀團是一個集體領導機構，相當于軍事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及其參謀團的成立，使原先成立的中共前敵委員會處于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李立三后來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完全在黨的指導之下，實際上不過是許多C.P.分子的個人指導，最后幾乎變成平山同志的個人指導?！崩盍⑷又f：“前委的組織原照中央命令，沒有平山同志，但是當時平山在政治上負了很大的責任，中央并未將他撤換，所以前委商量的結果，只好要平山參加前委會議。到南昌時前委組織比較完善，后來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擔負很繁重的工作，各項技術工作人員也取消了，于是前委變成了革命委員會的黨團。同時負責的幾個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難集合一塊開會。因此除掉幾個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許多重要的問題都由負責同志隨意辦理，甚至違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糾正或制裁?？梢哉f前委本身組織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幾乎完全失掉了指導?！盵9]p419

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的會議上，就明確組織中共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作為南昌暴動的領導機構，為何很快將起義軍的指揮權拱手讓給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呢？張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與廣東省委聯席會議上報告說：“在南昌開會的時候，平山同志主張干，但他主張干的原因說是：賀龍主張干，葉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張干，這完全是軍事冒險的運動。絕不是如中央決定去干的政策一樣?！笾醒胗峙蓢鵂c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動同志更堅決執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國燾假傳圣旨，說國際不主張干，他亦極力反對干，此時反而平山主張動，成為擁護新政策的一個人，國燾這不僅損失個人的信仰，而且是損失中央的威信，因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國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因為這樣結果致使這次運動成為平山所領導，自然這個運動也變成了軍事的投機?！盵9]p422-423張太雷的這份報告后在《中央通訊》第7期上公開發表。張國燾讀到后于11月8日致信中央臨時政治局并轉擴大會議，列舉9個方面的“事實”進行申辯，但仍表示“若說我假傳圣旨，我是不心服的。若說……我對張發奎取較妥協的態度，對于暴動取較慎重的態度，或更批評我一些別的錯誤和過失，我都是心服的”。后來，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來信專門做出原則答復，指出“國際上電報說：‘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無異乎是說：‘除非毫無勝利的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該舉行的?！睋笋g斥了張國燾的申辯[10]。其實，不管怎樣，由于張國燾的妥協和“慎重”，確使中共損失了中央的威信。盡管譚平山非前委委員，但由于他在國共兩黨的影響，實際上是起到領導責任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與中共前委只有4名同志相比，革委會卻建立了龐大的領導機關，其工作人員多達260余人，內有180余名中共黨員。不過這個領導機關到汀州時才組織起來，并決定以譚平山同志為委員長。在革委會之下不僅組織了參謀團，還設立了政治保衛處、宣傳委員會和總政治部等機構。其組織結構圖如下：

革委會機構龐大，人員龐雜。張國燾后來報告說：“政治工作人員如章伯鈞之流，都是借軍隊掩護出海逃生之心理”，“革命委員會則甚復雜，黨的組織極松懈，黨亦無職權，軍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無奪取政權之準備”[9]p359、361。

8月3日，起義軍開始分批撤離南昌，向臨川進發。4日，在左翼行進的蔡廷鍇所率第十師到進賢后脫離起義軍，折向贛東北投靠國民黨。5日，周恩來隨革委會機關撤離南昌。到8月27日，起義軍攻克瑞金。周恩來從報紙上得知各省國民黨新軍閥封閉工會、農會，捕殺中共黨員和工農群眾的消息后，感到再繼續沿用國民黨的名義已經不妥，即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政權的性質須從根本上改變，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聯合貧苦小資產階級的工農政權。但并未實際取消和解散革委會機關。9月上旬，起義軍“到汀州后，又決定名義上仍沿用國民政府，方可以應付外交，免帝國主義過分的干涉”[9]p344。9月下旬，起義軍進駐汕頭。

9月26日，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以臨時南方局負責人身份，奉中共中央之命來到汕頭，與起義軍領導機關會合，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央對前委的指示，要求取消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改為蘇維埃，并將部隊開往海陸豐，會合當地農民武裝，改組為工農革命軍[2]p127。中央還決定，“前敵委員會與臨時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敵委員會即可取消”，張國燾為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為南方局軍委主任[11]p25。但由于戰事緊張，這一指示未能及時貫徹執行。28日，國民黨軍在汕頭強行登陸，襲擊革委會駐地。這時劉伯承率參謀團和賀龍、葉挺等起義軍主力已進至揭陽地區。周恩來在汕頭親自指揮戰斗，將登陸之敵擊退。30日，周恩來等決定放棄汕頭，向海陸豐撤退。

10月3日，周恩來和賀龍、葉挺等到達普寧縣流沙，同先期撤到這里的革委會機關會合。隨后召開革委會領導人和起義軍將領緊急會議，周恩來這才在會上宣布不再使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而打出蘇維埃的旗幟。并決定武裝人員盡可能收集整編，向海陸豐撤退，作長期革命斗爭準備；其余人員分別由海上撤退，轉往香港或上海[2]p128。至此，起義軍的領導和指揮機構中共前委、革命委員會及參謀團，隨之解散。

三、起義軍各軍軍部及其“軍委”，實際掌控并指揮部隊作戰行動

南昌起義，預定參戰的部隊有：葉挺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及蔡廷鍇第十師一部，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一部，賀龍第二十軍，第三軍軍官教導團等部，共2萬余人。賀龍的第二十軍和葉挺第十一軍兩個師是起義軍的主力。所以在8月1日凌晨，指揮部隊作戰行動的主要是賀龍和葉挺的指揮部，中共前委因為未建立指揮機關和缺乏有效指揮手段，而主要負責政治領導。起義成功后，聶榮臻和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師等部陸續趕到南昌，加入起義隊伍。這時，起義軍借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任命賀龍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兼代前敵總指揮。但并未建立起方面軍總指揮部和前敵指揮部。起義軍南下作戰行動由各軍軍部或師部直接指揮，并受革委會參謀團的指導。賀龍在南下過程中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各軍在形式上建立了黨的委員會，即前委之下，“各軍設軍委；軍委之下設師委，師委之下每團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組”[12]p134。名義上，軍委、師委等均在前委領導或指導之下，但實際情況不盡如人意。李立三報告稱：“軍部方面的組織比較好，各種會議也比較的多，不過與前委的關系很壞，因為軍部在組織上是獨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導都須完全經過軍部，同時軍委亦很弱，所以黨的政治的方針很難深入到軍隊中的同志去。這是黨的組織上一個很大的弱點?！盵9]p420

李立三這里所說的“軍部”即軍司令部，是直接指揮該軍的軍事指揮機關；“軍委”即黨在軍一級的委員會。軍部雖然建立了黨的委員會，但組織很弱，遠不能有效發揮戰斗堡壘作用。這也是起義軍最終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葉、賀率領的主力部隊在潮汕地區潰散后，留守三河壩的第二十五師也遭受嚴重損失，后撤至饒平，與由潮汕撤出的第三師余部會合。第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另有任務，黨代表李碩勛奉命到中央匯報，其他三個團長因事先后離開，“由玉階負總責指揮”（玉階，即朱德）。聶榮臻退至香港后，還十分牽掛起義軍余部的領導指揮問題，他在11月4日發給中央軍委的信中表示：“我恐士第走后，軍事及黨部方面，均無重心，恐玉階不能指揮?！庇终f：“玉階已曾表示向大眾云：‘如你們不愿繼續奮斗者，可以走，我雖有十支八支槍，還是要革命的?！纱丝梢娝莆詹筷犞y了?！盵12]p140但從這里也可看出，朱德在革命斗爭遭受嚴重挫折的困難情況下，保持了一個共產黨人堅定的革命意志。后來，正是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起義軍余部轉戰到粵北贛南地區，艱難地保存了一支約800人的革命武裝。10月底，部隊整編為一個縱隊，為了隱蔽，采用“國民革命軍第五縱隊”番號，司令員朱德，指導員陳毅，參謀長王爾琢，下轄7個步兵連和1個迫擊炮連、1個重機關槍連。[13]p94經過整編、整訓，部隊紀律更加嚴明，在作戰形式上也開始逐步掌握游擊戰的戰法，為日后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四、教訓及啟示

南昌起義的最終失敗，可以總結出諸多方面的教訓，而未能對舊軍隊進行徹底的改造，未能充分發動和武裝工農群眾，可以說是主要的教訓。同時，未能在組織機構上實現對軍隊作戰行動的集中統一指揮，尤其未能有效地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則是不可忽視的根本教訓。正如劉伯承后來總結指出的：作戰指揮要統一，命令要厲行，誰都知道這是必然而且是必需的?！按舜伪﹦榆娛律现M行，事實上可以說誰不能指揮誰，完全是友誼的協商進行，有時協調已定而怠惰遲緩并未按照實行，甚至貽誤事機亦不負紀律上責任”，致使作戰行動難以為繼[8]p32。教訓可謂深刻。

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探索建立一支自己的軍隊的開端。起義軍南下不久后很快潰敗，使黨的高層認識到：“革命戰爭，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這支新的革命軍隊，不能是雇傭的性質，必須“漸進于義務的征兵制，建立工農的革命軍。這種軍隊之中要有極廣泛的政治工作及黨代表制度，強固的本黨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實于革命的軍官——這是現時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建設這樣一支新的革命軍隊，“本黨應當努力的改組現時參加革命的雇傭軍隊。同時應當想種種方法武裝工農”；而“這些工農武裝，是造成新的革命軍隊之中心勢力”[9]p340。

改造舊有軍隊和武裝工農，是造成新的革命軍隊的兩個重要方面。而要實現這兩個方面，建立和實行一整套不同于舊軍隊的指揮機構和組織領導體制，是極端重要，甚至是決定成敗的因素。這個從南昌起義的失敗教訓中得出的真理性認識，在隨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由毛澤東付諸實踐，并取得可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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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