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戰略須三思而行

華民

對比英美兩國不同的做法與經驗教訓，我們不難看到，對外投資的風險非常之大，“走出去”必須高度重視風險控制。

最新的統計數字表明，在“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已經成為目前世界上對外投資增長最快的國家。從長遠來看，這樣做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究竟是否有利還需要加以理性的分析。

從理論上來講，有效的對外投資需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第一，在貿易面臨較高壁壘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加以替代，但是，這需要經歷從出口學習到直接投資的演進，否則，這樣的替代會產生信息不完全帶來的嚴重后果；第二，在企業擁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可以對外直接投資，這些競爭優勢包括無形資產、技術專利等，利用這些競爭優勢對外投資不會產生沉沒成本，但可以帶來知識溢價；第三，在可以利用區位優勢的情況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這里所說的區位優勢主要源于要素不能自由流動、特別是勞動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動而產生的套利機會。

從以上各點來看，中國今天的對外投資似乎是缺乏理論支持的。經過關貿總協定和WTO的多輪談判，國際貿易中的非關稅壁壘基本拆除，關稅也降低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以對外直接投資來替代商品貿易就缺乏足夠的理由了。更為重要的是，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成本是不一樣的，貿易成本具有通用性，而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成本則具有專用性，因此，直接對外投資產生的沉沒成本會更高，從而風險會更大。

再從競爭力角度來看，中國的企業并不占據優勢，中國企業長期從事加工貿易，缺乏無形資產，所擁有的技術也大都通過學習或引進而獲得，所以，并不具有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中國實際擁有的是產能優勢。因此，從理論上講，出口商品要比對外投資更加符合邏輯。

基于以上分析，唯一可以用來解釋中國企業需要對外直接投資的理由只能是勞動力短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工資率上升。然而這個理由更加難以成立，因為中國人口紅利并未消失。

人口紅利消失說錯在哪里？

今天中國主流經濟學有關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觀點存在嚴重的理論錯誤。導致這種錯誤的根源就在于混淆了流量與存量、靜態與動態問題，并且嚴重忽視了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有關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觀點基本上都是以人口老齡化作為依據來加以論證的。但是，這樣的論證方法是錯的，人口老齡化只是一個流量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經歷雙重轉型的經濟體來說，人口紅利主要來源于以下兩種存量，而不是流量新增勞動力：第一，是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化工業經濟結構轉型所釋放的農村剩余勞動，這由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所決定；第二，是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改革開放之后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型所釋放的剩余勞動（沉沒在國有經濟部門的冗員），即所謂的城市下崗職工。從統計數據來看，20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51%，那么農村人口占比就是49%，根據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到“十三五”規劃結束的2020年，中國的農村人口占比也只能降低到40%左右，比照發達工業化國家農村人口平均占比為2%來算，中國怎么可能成為一個沒有人口紅利的國家？

再從動態的角度來講，只要中國農村能夠有效地實現從小農經濟向現代大農業的轉型，就可源源不斷地向城市工業部門提供更多的剩余勞動。美國在過去100年里農業勞動生產率差不多提高了1000倍。今天美國有3億多人口，耕種世界上22%的可耕地，而農村人口只有800萬左右。中國的可耕地僅占世界的7%，但是農村人口卻高達6億左右，占總人口的40%以上，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城市戶籍制度改革與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將細碎化的小農經濟變成現代大農業，我們將不知道可以釋放多大數量的農村剩余勞動進入城市工業部門。

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僅來源于農村生產率提高后釋放的幾乎是“無限可供給的勞動”（根據國際經驗，人口紅利接近消失的“劉易斯拐點”通常會發生在農村人口占比降低到20%的時候，只要未達到這個邊界，勞動就會是像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所說的無限可供給），而且還來源于體制改革所釋放的剩余勞動，即在體制改革中因為“下崗”而暫時失去工作的人。前者可用農村人口占比來計算，后者則可用勞動參與率來計算。官方統計缺少這方面的數據，但是，經驗數據告訴我們，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而下崗的城市職工并未全部重新回歸工作崗位，這部分人的勞動參與率究竟有多高，雖然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其數量不可小覷。而且這種存在于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結構性問題是無法通過官方的失業率統計而顯現出來，因此，試圖用城市失業率來判斷城市還有沒有剩余勞動的存在是很不可靠的。

根據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彭希哲教授的計算，中國目前15歲～59歲的勞動人口為70.16%，不僅是歷史上的高點，而且也是世界將近193個國家和地區中占比最高的。如果說中國沒有人口紅利了，那不就等于說世界末日已經到了是一樣的嗎？由此可見，凡是認為中國已經沒有人口紅利來發展制造業、從而必須通過對外投資到世界去尋找廉價勞動力的觀點，實際上是犯了未把流量問題與存量問題加以區分的錯誤。

結論是明確的：中國流量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確實已經形成，但是存量人口紅利仍在。假如我們據此進行結構調整、盲目提高工資率、迫使（倒逼）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這不僅會喪失中國的比較優勢，而且還會擴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因為通過對外投資帶來的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就是輸出就業，隨著國內就業機會的減少，工資勞動者的收入將會趨于減少。

英日的教訓和美國的經驗

從日本的做法來看，企業對外投資帶來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從國內經濟來看，伴隨著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而來的便是經濟“空心化”，經濟空心化不僅減少了政府稅收，而且也減少了國內就業機會與全社會工資總額，政府與居民收入的下降，導致了房地產價格與股票價格的暴跌，源于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升值的泡沫經濟迅速走向破滅，從此陷入長達數十年的經濟停滯與代際貧困（表現為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參與就業的老年人富有，而在經濟走向停滯時期就業的年輕人相對貧窮）；再從離開本土走向國際市場的日本企業來看，由企業員工多國化帶來的管理成本的提高、東道國企業低成本模仿造成的核心競爭力的喪失、以及與東道國政府較高的協整成本，都會導致其國際競爭力的下降，于是日本在海外的企業便先后走上虧損、拍賣乃至破產的道路。

從日本的做法可以清楚地看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無論對于母國經濟增長還是對于本國企業發展都沒有帶來任何好處。如果再遇上沒有信用、刻意違約的東道國，還有可能遭遇將外國企業國有化的滅頂之災。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很難以“走出去”戰略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更不可能像上個世界60年代～70年代那樣，試圖通過本國企業國際化的戰略來改變世界經濟的增長格局。

假如中國的企業不適合對外投資，那么是否可以由政府來替代呢？回答可能是更糟。在此，我們不妨以英國為例來加以分析。從1700年工業革命開始，英國經濟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出口導向時期，英國借助于紡織工業革命，通過生產制造和出口紡織品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走上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國家，“日不落”帝國從此崛起；第二個階段是殖民地擴張階段，隨著殖民擴張而來的是英國的殖民地貿易漸漸地取代工業制造而成為英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第三個階段是海外投資發展階段，由英國政府牽頭在海外殖民地大規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鐵路與港口碼頭建設等。

其結果便是企業家精神遞減，從第一個發展階段的技術創新到第二個發展階段的國際商務、再到第三個發展階段的工程承包，英國的企業家精神日漸泯滅。及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地解放運動的興起，英國在海外的投資均被獨立后的殖民地國家收歸國有，英國在海外的資產基本清零。結果，在內部企業家精神泯滅、外部海外資產清零的雙重沖擊之下，英國便由一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迅速地轉變成為一個日落西山的國家，最終在本國貨幣缺乏基本面支持的情況下，不得不把英鎊的國際貨幣地位拱手相讓于美國。

相比之下，美國則要比英國理性的多?；谟淖龇?，以及在上個世界70年代的伊朗革命中、美國在伊朗的石油公司被伊朗革命政府收歸國有的沉痛教訓，美國基本不對外投資，就連美軍在海外的基地基本上都是租用的。到目前為止，美國在海外幾乎不修一條鐵路、也不修一個港口。至于美國的大公司也很少對外直接投資，美國大公司對外合作的主要方法就是“外包”，美國大公司的總部也很少有離開美國本土的。美國作為世界主導國家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品也基本上是制度上的，而不是物質上的，最具典型意義的國際公共品就是以聯合國作為制度保障的世界和平與安全、從關貿總協定到WTO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及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

對比英美兩國不同的做法與經驗教訓，我們不難看到，對外投資的風險非常之大，“走出去”必須高度重視風險控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對外投資基本要素的國家來說，促進出口和引進外資的發展戰略應該是最優的選擇。即使要開展對外投資也要首先通過貿易進行“學習”，這里所說的“學習”，就是通過貿易去充分了解東道國的相關信息，之后才能決定是否有必要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且還必須滿足中國具有領導和組織全球性產業活動的能力這一充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