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消滅空間？

陳長松

摘要：實時傳播技術讓“用時間消滅空間”已然成為傳播學的“一個信條”，“時間完勝空間”的背后反映出傳播技術演化過程中時間邏輯的勝出。然而，從空間的視角考察，實時傳播技術消滅的恰是“時間”自身，“空間”不僅沒有沒消滅，反而更加凸顯。本文從傳播學對傳播技術演化時間邏輯的“偏好”、“空間”維度審視傳播技術演化的正當性、傳播技術演化史中媒介對空間的依賴、實時傳播技術與“空間”維度的“復活”等四方面分析了傳播技術演化空間雛度的正當性與必要性，為全面、客觀地認識傳播技術的發展演化提供了可能。

關鍵詞：時間消滅空間；時間；空間；傳播技術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人類社會而言，物的出現或存在必定與空間和時間有關，這意味著“空間”與“時間”是人類存在的兩大基本范疇，也是人類思想的兩大基本思維維度。在傳播學研究中，“空間”理應與“時間”共同成為傳播研究的兩大坐標，·然而，相較于“時間”，“空間”維度的研究長久以來處于被“遺忘”、“忽略”的境地，“空間”被認為是“靜態的”、“非辯證的”、“有待征服的”甚至是“死亡的”。國內學界“用時間消滅空間”的“傳播學信條”以及西方媒介環境學派的空間敘述都程度不一地忽視了“空間”的主體地位，將“空間”看成是有待時間消滅的對象。

劉潔在《馬克思“用時間去消滅空間”：溯源及新聞傳播學擴散》一文中，在梳理馬克思用“用時間去消滅空間”經濟命題的基礎上，結合陳力丹、蔡凱如、梅瓊林、袁燕等人的研究，“完成”了從“用時間去消滅空間”這一國內學者無需論證的前提到成為“一個傳播學信條”的敘述，指出“用時間消滅空間”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時間與空間是研究當代新聞傳播的核心和關鍵”。此后陳力丹、王晶等人對馬克思、恩格斯“用時間消滅空間”的思想作了細致的文本闡釋，進一步“確定”了“用時間消滅空間”乃至“時間完勝空間”作為“傳播學的一個信條”無可置疑的地位。此后，這一信條得到了國內傳播學界的嚴格遵守，近兩年有關新媒介（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時空論述，如何鎮飚、田靜等人的研究，均將討論類如“時空壓縮”、“時空一體化”、“中間時空”、“多重時空”這些新的時空現象建立在“用時間消滅空間”“信條”的基礎上。這種研究現狀表明“用時間消滅空間”已經成為國內學界有關傳播技術演化的基本表述，雖然劉潔也指出“空間也是研究當代新聞傳播的核心和關鍵”，但遺憾的是，“空間”維度的研究并沒有得以真正展開，即使出現了有關新媒體的“空間”論述，也嚴格遵守了“用時間消滅空間”的時間邏輯。

西方傳播學界在傳播技術演化的討論中長久以來也遵循了技術演化的時間邏輯（或速度邏輯），將時間作為技術演化的首要維度，空間邏輯長期“缺位”，即使號稱傳播研究中一直存在“空間”論述傳統的媒介環境學派也是如此。表面看來，媒介環境學派確實存在一個所謂的“空間傳統”，從英尼斯開創的媒介的時空偏倚性理論，到麥克盧漢的由媒介技術主導的社會形態變遷研究，再到梅羅維茨的媒介場景研究，乃至萊文森將“地球村”進一步細化為“廣播地球村”、“電視地球村”與“賽博地球村”，一直存在有關“空間”的“敘述”，但是這種“空間”敘述是在媒介技術演化史的視角下展開的，“空間”不僅是被動的，而且是被不斷征服的對象，并且最終隨著媒介實時傳播技術的實現，“空間”要么“縮變”為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要么成為梅羅維茨所謂的“消失的地域”。這不僅意味著“空間”是由媒介技術所“形塑”的（萊文森的“廣播地球村”、“電視地球村”、“賽博地球村”最為典型地反映了這個觀點），“空間”缺少應有的“主體”地位，而且也反映了傳播技術演化的時間邏輯（速度邏輯），“空間”終將成為“時間”征服、消滅的對象。由媒介環境學派的空間敘述可以窺見“空間”在傳播技術演化研究中被“忽視”的一斑。

由上可見，在關于傳播技術演化的研究中，東西方都強調技術演化的時間邏輯，將空間看成是被動的有待征服與消滅的對象，這一忽略“空間”主體地位的研究取向是有問題的，有必要從空間維度審視傳播技術的發展演化，并對“用時間消滅空間”這一“基本信條”展開反思。

二、傳播技術演化的空間維度分析

本文對傳播技術演化的空間維度分析分為四部分，首先從學科視角指出傳播學對傳播技術演化時間邏輯的偏好；其次從“原初設置”角度論述“空間”維度審視傳播技術演化的正當性；第三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傳播技術演化史中媒介對空間的依賴；最后是站在當下對實時傳播技術與“空間”維度“復活”的必然性展開論述。

（一）學科視角：傳播學對傳播技術演化時間邏輯的偏好

“用時間消滅空間”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個經濟學命題，這個經濟學命題也因為馬恩著述的政治哲學性質而表現為一個哲學命題。這個命題的經濟學與哲學性質，不僅讓其在經濟學范圍內具有相當的理論解釋力，還讓其具有更大的闡釋空間，其他相關學科都可以將此命題“延展”到本學科，得出頗有效度的論斷。國內傳播學界把“用時間消滅空間”延展為本學科的“一個基本信條”即屬這種情況。應該看到，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命題中，“用時間消滅空間”并不是不要空間，只是表明“資本將通過縮短時間的方式緩解空間上的障礙”，而且有關“空間”論述也一直存在于馬恩的論述中。當代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空間轉向的標志性人物新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哈維等人即將自己的空間理論建立在馬恩的“空間”思想上，國內社會理論界關于馬克思時空觀的論述也一直強調空間維度的存在和影響。試想，如果時間真的可以“消滅”空間，那么東西方社會理論研究的空間轉向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水之源。事實上，劉潔在討論“用時間消滅空間”命題“延展性”（即“移植”到其他學科，包括新聞傳播學學科一筆者注）時，已經指出需要就這個命題的內核達成基本共識，“這里的‘消滅并非是取消空間、抹掉空間，而是通過縮短時間而減少甚至消除空間的障礙”。

盡管如此，“用時間消滅空間”這一命題在“延展”為國內傳播學“一個信條”的過程中，卻演變為“時間完勝空間”，“空間”成為“時間”消滅的對象。是什么導致了這一變化呢？從學科視角來看，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傳播學對傳播技術演化時間邏輯的偏好。陳力丹在論述馬恩“用時間消滅空間”傳播技術思想時，指出19世紀發生的傳播技術革命一一場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訊革命是馬克思展開時空論述的一個重要背景。從狹義交通的視角看，“用時間消滅空間”只是表明“資本將通過縮短時間的方式緩解空間上的障礙”，而不是真的表明空間最終會被時間消滅，事實上，人類目前的交通技術離消滅空間尚有很遠的距離。如果采用麥克盧漢廣義的媒介定義，交通是可以被看作是媒介的，媒介技術的改進也確實可以引發通訊革命，而通訊革命則可以實現一定意義的“用時間消滅空間”。信息是“表征物質客觀存在方式的一切圖象集合或符號序列”，傳播學主要研究信息的傳播。信息的傳播主要依賴通訊工具，信息所表征的物質的傳遞則有賴于交通。應該看到，兩者的傳遞有很大的不同，信息的傳遞可以通過傳播技術的改進實現“用時間消滅空間”，而物質的傳遞在目前條件下則無法實現“用時間消滅空間”。此外，傳播學的一個主要分支是大眾傳播學，新聞傳媒的媒介屬性決定了大眾傳媒對內容生產時效的重視一需要在第一時間將信息傳播到更廣的地域空間，大眾傳媒這種對傳播時效的追求對“用時間消滅空間”命題的傳播學“移植”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當下的實時傳播技術確實可以實現信息在第一時間覆蓋全球。因此，在信息傳播第一時間覆蓋全球的意義上，傳播技術的改進確實能夠實現“用時間消滅空間”，這也表明從時間邏輯審視傳播技術演化有相當的理論解釋力。

西方媒介環境學派強調傳播技術的決定性作用，在其傳播技術演化研究中雖然見不到馬克思的身影，但其研究邏輯中仍然隱含著“時間邏輯”。麥克盧漢作為媒介環境學派的開創性人物，其理論影響深遠，因此本文以麥克盧漢為代表，分析其“地球村”與“速度會取消人類意識中的時間和空間”兩個觀點所隱含的“時間邏輯”。麥克盧漢高度強調傳播技術的地位，認為隨著電子即時傳播技術的出現，世界終將成為“地球村”。麥氏的“地球村”具有社會形態學的意義一一個理想中的“重新部落化”的“和諧”的“村落”。盡管現階段以及將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麥氏的“地球村”是無法出現的，但是他成功地指出了這一可能，“各國國民”通過“共時”的信息共享消除因傳播時間的延滯而導致的理解差異，從而成為“地球村民”。電子媒介的實時傳播技術讓麥氏看到了這個可能，也由此決定了麥氏對傳播速度的推崇，他進一步提出“速度會取消人類意識中的時間和空間”。應該說，速度無法改變客觀的物質意義上的時間與空間，但是確實會影響甚至取消主觀意識中的時間與空間，比如虛擬時空與時空壓縮，這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速度本身要以時間與空間為基準，速度不僅意味著單位時間內的移動距離，更意味著物體在兩個地理位置間移動所需的時間，前者具有參考意義，后者更具實用性、普遍性和社會性。由此，可以說麥氏的“地球村”和“速度論”中都隱含了時間邏輯，空間本身則是缺位的。正如蔡凱如指出的，麥氏“速度會取消人類意識中的時間和空間”與馬克思“用時間消滅空間”存在“一種內在的偶合”，“從同一個向度上揭示了現代傳播的時空特征”，而這個向度就是傳播技術演化中的“時間”向度。

（二）原初設置：“空間”維度審視傳播技術演化的正當性

所謂“原初設置”，是指“無論人的行動還是思維都離不開身體與空間，人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憑借身體，同時也必然要經歷空間”。如前所述，“空間”與“時間”是人類存在的兩大基本范疇，也是人類思想的兩大基本思維框架。然而，相較于時間，空間在人類發展歷史過程中的根系卻扎得更深，“更加具有始源性”。從原初意義上說，空間是人類活動（包括物質活動和精神活動）不可相去除的一個基本要素，時間反而不是。當然，空間這種原初意義上的重要性與身體是密不可分的。美國學者卡斯騰.哈里斯在論述人類住宅的起源時，有力證明了空間與身體這種“原初設置”的特點。他指出住宅起源于身體的需要，身體與空間既是人的生產活動的產物，又是人從事這一活動的基礎。他寫道：“首先而且大部分時間，我們的身體，尤其是在移動時，是感知空間的媒介。比如對道路的感知是從我們在路上行走得到的，對橋梁的感知是從過橋中得到的?！薄拔覀儗臻g的感知是從接觸不同的物體和其位置得到的”，“人體成了衡量空間的天然標準”?？梢哉f，從原初設置的意義上，空間確是人類思維的一個維度，這個維度不僅與身體密切相關，而且比時間維度更具“始源性”。事實上，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已經“隱含”了身體與空間對于傳播媒介所具有的原初設置的意義。

“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論認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覺和感官的擴展或延伸。這里的任何媒介除了“擴展”、“延伸”的體外化媒介外，也包括人的感覺和感官，而且后者是前者得以“擴展”、“延伸”的基礎。感覺和感官雖是身體的部分構成，但卻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定意義上，感覺與感官代表了人的存在。如果進一步考慮到麥克盧漢由電視技術啟發而得到的現代人正逐步恢復“感覺總體”一“重新回到一種感覺平衡狀態”一的論斷，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身體在麥克盧漢的媒介技術演化理論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如上所述，空間的原初設置地位是與身體是緊密相連的，因此，麥克盧漢對身體的重視必然讓其無法回避傳播技術的“空間”維度。事實上，在麥克盧漢乃至媒介環境學派的傳播技術演化研究中，確實存在一個所謂的“空間傳統”，只是在他們的“空間”敘述中，“空間”是被動的，是由傳播技術所“形塑”的。在國內傳播學界從“用時間消滅空間”到“時間完全戰勝空間”的傳播技術思想敘事中，也同樣存在著一個被動的“空間”敘述，一種服務于“時間”“敘事”的“空間”敘述。兩者雖有一些不同，但都忽略了“空間”了主體地位。這種被“忽略”的但又無法回避的“空間”敘述恰好反映了空間在傳播學中所具有的原初設置的意義。

盡管空間與身體一起具有原初設置的意義，但是隨著意識與時間的興起，空間與身體的原初意義逐漸被意識與時間所遮蔽，而對意識與時間的強調和突出帶來的則是“世界成為圖像和人成為主體”這樣一個過程或結果。當意識逐漸變身為主宰和被抬升至統治者的地位時，人成了一般“主體”，由此，“人能夠按照他對自身的理解和意愿來規定和實現主體性的本質”。意識哲學的興起與時間哲學的興起是同步的，主體意識的清晰與形成需要借助于時間。盡管時間與空間一同構成了人類考察事物變化的兩個基本的坐標，但是人類對事物“變化”的判斷必須依賴于“此前”的“不變”，亦即需要一個相對靜止的參照標準，然而，“時間”的變化又是可見的、絕對的，由此，“相對靜止”的“參照標準”只能由“空間”來充當，不僅如此，空間的變化也相應地被認為是由時間變化而引起的，亦即時間的變化被認為是絕對的、不可逆的，所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哲學命題即是建立在時間變化的絕對性基礎上?？梢哉f，時間對空間的長期遮蔽直接導致了空間“主體”地位的喪失，空間研究也一直處于社會科學研究的邊緣。1980年?？轮赋觯骸翱臻g在以往被當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的和靜止的東西。相反，時間卻是豐富的、多產的、有生命力的、辯證的?！泵绹蟋F代地理學家愛德華·蘇賈也將社會科學研究中空間研究的乏善可陳稱之為“歷史決定論下的空間性的失語，即時間（或歷史）消解了空間”。上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理論研究中出現的“空間轉向”一“將空間概念帶回社會理論的架構之中或曰以空間思維審視社會”即是為了恢復被時間長期“遮蔽”的空間的主體地位，也正是在空間轉向的推動下，西方社會理論研究近半個世紀以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應該說，空間具有原初設置的地位讓從“空間”維度審視傳播技術演化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這就要求在傳播技術演化研究乃至傳播學研究中不僅要有空間敘述，而且要有一個“持續”的“在場”的“主動”的空間維度，這樣才能突破已有的時間維度，帶來一個完整的、主動的空間敘述，獲得有關傳播技術演化的更為完整的認識。

（三）歷史表征：傳播技術演化史中媒介對空間的依賴

如上所述，空間具有的原初設置的地位讓傳播技術演化的“空間”維度具有了正當性和合法性，而采用歷史的視角，也可以“發現”傳播技術的演化過程中存在的“空間”的維度。需要指出的是，此處論述的傳播技術演化過程中的“空間”維度，主要是通過找尋“空間”與人類傳播史上主要傳播技術的“關聯”，分析傳播媒介對空間的依賴，進而“發現”傳播技術演化史中存在的“空間”維度。

媒介對空間的依賴是指媒介技術的發展演變也受到空間的規制。應該看到，主體的媒介閱聽實踐必須在一定的物理空間中進行，這個一定的物理空間我們稱之為媒介閱聽空間。盡管關于空間的劃分存在不同的標準，但大體上我們可以根據空間的性質將空間分為公共空間與個人空間（私人空間）。從普遍意義上說，媒介閱聽空間大致可分為公共空間與個人空間?？疾熳哉h報刊誕生之后的大眾媒介發展史，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傳統的大眾傳媒的媒介閱聽空間與公共空間密切關聯。比如，哈貝馬斯論述的歐洲報刊公共領域的興起與倫敦、巴黎及其它歐洲城市廣泛出現的沙龍和咖啡屋等公共空間是密切相關的，正是空間的不同將封建君主的威權主義傳播行為與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傳播行為做了“分野”。哈貝馬斯的的論述同樣也可以在法國學者諾埃爾·讓納內所著的《西方媒介史》，日本學者佐藤卓己《現代傳媒史》中找到證據，事實上，大眾報刊的出現與興起與歐洲城市廣泛出現的沙龍、咖啡屋、閱覽室、圖書館等公共空間的大量出現是密切關聯的再如清末下層啟蒙報刊的勃興也與清末廣泛設立的閱報社、講報社存在密切的聯系。大眾報刊如此，作為大眾傳播的廣播電視也是如此，在普遍意義上，廣播電視的媒介閱聽空間主要是客廳一家庭這一群體空間中的“公共空間”。網絡傳播興起后，臺式電腦、筆記本電腦等網絡傳播媒介的閱聽空間主要表現為“固定的個人空間”，而智能手機、pad等移動傳播媒介的媒介閱聽空間則主要表現為“移動”的“個人空間”?？傮w來看，媒介閱聽空間大致呈現出由公共空間向個人空間、固定空間向移動空間的變化趨勢，這表明傳播技術的演化對空間有一定的依賴性。

前大眾傳播時代的口語與文字傳播是否也表現出對空間的依賴呢？口語傳播自不必說，口語傳播與身體的密切性決定了空間是口語傳播的一個主要維度，空間不僅意味著口語傳播的空間范圍，也是制約口語傳播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可以從人際傳播對空間距離的強調得到進一步印證。文字傳播對空間是否具有依賴性呢？這可以借助英尼斯媒介的時空偏倚性進行分析。英尼斯在《帝國與傳播》中提出了媒介的時空偏倚性理論，他認為一個文明里的主導傳播媒介“偏愛”某些形式的空間取向和時間取向，“媒介本身加上傳播的形式，社會傾向于用特定的方式組織和控制知識”。比如，耐久的媒介難以運輸，它們透露出的偏向是時間偏向而不是空間偏向，石頭、泥板和羊皮紙就是這樣耐久的偏向于時間的媒介，偏向于空間的媒介則是易于運輸、便于攜帶能夠在到達更大空間范圍的媒介。在傳播技術發展史上，偏向于時間的媒介主要出現在印刷傳播之前，偏向空間的媒介則主要出現在印刷傳播之后。上述部分已經分析了印刷傳播出現后傳播技術的演化對空間的依賴，此處重點分析類如石頭、泥板和羊皮紙等前大眾傳播時代偏向時間的媒介。盡管英尼斯沒有指明偏向時間的媒介其時間的偏向性與媒介的耐久性及媒介的運輸不便性到底存在什么樣的關聯，是媒介的耐久性還是媒介的運輸不便性，甚或是這兩種特性共同導致了媒介對時間的偏向性，但是從人類傳播技術史來看，石頭、泥板和羊皮紙確實是耐久的媒介。問題是，石頭、泥板和羊皮紙等偏向時間的媒介對空間有沒有依賴呢？事實上，上述媒介對空間都表現出了依賴。比如刻石，因為運輸不便，所以刻石的意義不僅在于刻石的文字，更在于刻石所處的空間位置，如界碑、泰山刻石、摩崖造像。泥板與羊皮紙的運輸雖然相對容易，但是泥板、羊皮紙的生產與使用仍與特定的地理空間聯系密切，比如羊皮紙是教會的主要書寫媒介，因此羊皮紙必然與教會空間相聯系；從泥板所載的多是種經濟文件、文學作品、法律條文和宗教典籍等類型的文字來看，泥板也應與特定的地域空間聯系密切。事實上，如果站在傳播技術是社會用以“組織和控制知識”的視角，可以發現泥板、羊皮紙等前大眾傳播階段的傳播技術恰是前大眾傳播社會“組織和控制”知識“散播”的一種手段，這種“組織和控制”與特定的地域空間是緊密聯系的。由此，偏向時間的媒介對空間也表現出一定的依賴性。

（四）移動傳播：當下實時傳播技術與“空間”維度的“復活”

通常認為，人類傳播史上媒介的發展演變體現了“以時間消滅空間”的技術發展邏輯，在這一邏輯下，“空間”被認為是被動的，有待征服與消滅的。然而，如果將“時間”的視角轉換為“空間”的視角；則可以解讀為傳播技術的發展演變是為了“適應”、“進入”不同的地域空間，在傳播地域空間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優化。因此，從空間視角考察，實時傳播技術在讓世界成為“地球村”的同時，“空間”并沒有被“時間”消滅，“時間”消滅的恰是“時間”本身?！暗厍虼濉敝?，“時間”的重要性開始“消退”，“空間”的重要性開始“凸顯”。

應該說，傳播學對空間問題的關注既是緣于社會理論研究的空間轉向，還是因為空間是傳播學研究固有的一個的維度，只是在傳統研究中空間的維度被“忽視”了。為何現在要恢復“空間”這一維度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網絡傳播尤其是當下移動傳播的出現與普及，給傳媒業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這種革命性的影響需要引入“空間”維度加以討論。從空間維度看，這種革命性的影響不僅是由技術帶來的，更是由媒介空間的“形變”帶來的。

移動傳播是以智能手機、pad等智能移動終端為媒介的傳播形態。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傳播已經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媒介傳播形態。智能手機、pad等智能移動終端作為一種個人移動終端，其媒介使用空間隨著個人的空間位移而移動，由此形成了移動傳播的“移動性”。應該看到，“移動性”是移動傳播有別于以往媒介傳播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移動傳播正是憑借“移動性”建構了一個具有“范型”意義的“移動的個人空間”，這是一種新的媒介空間形態，在物質空間、精神空間以及社會空間等方面均表現出很大的不同，不僅媒介的閱聽空間發生了變化，媒介的內容空間也發生了變化，媒介社會空間中主體實踐性的強度也前所未有的“強化”了。

從物質空間來看，移動傳播“重構”了媒介閱聽空間，“移動的個人空間”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媒介閱聽空間。這意味個體對各類媒介內容的閱聽主要在“移動的個人空間”中進行，以往的公共空間或“固定”的“個人空間”不再成為主導的媒介閱聽空間。媒介閱聽空間的這種“重構”對傳媒業的影響是深遠的，傳媒（無論是大眾傳媒還是網絡媒體）的內容生產只有順利地進入“移動的個人空間”才有可能被個體“閱聽”，而這只是傳播效果產生的一個前提。當前傳統媒體對移動化傳播的熱衷，門戶網站的新聞客戶端（APP）之爭都形象地說明了移動傳播“移動的個人空間”對傳媒業的影響。

從精神空間來看，移動傳播的內容空間是迄今為止最為豐富、多元，也最為個性化的媒介內容空間，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個體的精神需求。移動傳播建構的多元與個性化的內容空間對大眾傳媒的內容生產產生了劇烈的沖擊。當然，這并不是說大眾傳媒的內容生產排斥多元與個性化的內容，而是說大眾傳媒內容生產的“公共性”正在“重構”。大眾傳媒在回應主體多元與個性化需求的同時，大量的私人議題或偽公共議題也必然進入并擠占大眾傳媒的內容空間，大眾傳媒“公共議題、私人議題的邊界日益模糊，這就偏離了大眾傳媒內容生產的“公共性”要求。

從社會空間來看，移動傳播社會空間中主體的實踐性突出地表現在移動傳播主體對傳媒（無論是大眾傳播還是網絡媒體）內容生產的“參與”上。有別于此前“簡單”地提供反饋意義上的“參與”，移動傳播主體是作為內容生產的主體“參與”到傳媒的內容生產中。各類傳媒不僅提供眾多的手段（如微信公眾號、新聞客戶端、微博等）吸引移動用戶的參與，還將移動傳播主體生產的內容作為傳媒內容生產與再生產的來源，甚至有的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有的欄目直接“蛻變”為“呈現”移動傳播主體內容生產的“平臺”。事實上，當下傳媒業在內容生產與傳播方式方面的諸多變化如全天候新聞生產與基于大數據的定制新聞等都可以看成是媒介內容生產對移動傳播主體實踐性的回應。除了前述大眾傳媒內容生產上“公共性”的“重構”外，當前出現的全天候新聞與私人定制也可以看成是媒介內容生產對移動傳播主體實踐性的回應。應該說，全天候新聞生產的出現與移動傳播的“實時性”與“隨地性”密切相關，“實時性”與“隨地性”意味著傳統的“固定”的“時空”因素開始“失效”，“流動”的時空環境必然要求媒體提供全天候24小時不間斷的新聞生產。從移動傳播個體真正成為傳播主體的意義上，每個移動用戶都是一個獨特的主體，媒體必須通過私人定制方式才能成功“贏得”眾多的移動用戶，這不僅要求媒體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精準定向的內容推送服務，更對媒體的內容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產不僅全天候不間斷，內容也務必多元與個性。

三、結語

本文緣于對“用時間消滅空間”在傳播學中演變為“時間完勝空間的關注，認為，“空間”也是傳播技術演化的一個重要的維度，實時傳播技術不僅沒有消滅空間，空間反而更加凸顯，并進一步從學科視角、原初設置、歷史表征以及移動傳播等四方面討論了傳播技術演化中存在的空間維度。囿于篇幅，論文沒有討論傳播空間的其它論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從空間維度分析相關議題無疑是富有啟發意義的，如從空間維度審視傳媒的移動化發展問題、討論城市空間與城市傳播議題、討論類如虛擬時空、時空壓縮之類的主觀時空問題等。事實上，采用空間視角，網絡傳播尤其是移動傳播對社會的各種影響，傳媒業出現的各種變化也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更全面地解釋與理解。

受制于傳播學研究空間轉向的時間較短，可資借鑒的傳播空間理論尤其是以空間為主要維度的研究成果較少等因素，本文對傳播技術演化空間維度的討論必然存在一些理論與邏輯上的“缺失”，甚至還帶有一定的空間決定論的色彩，但是，這種嘗試性地討論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社會理論研究與傳播學研究空間轉向的背景下更顯迫切。當然，這也是推動傳播研究范式轉型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