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草書流變與唐宋文化轉型

摘 要：唐、宋是草書發展的重要時期，唐宋草書在筆法、表現形式、創作精神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轉變，這一轉變在書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唐宋草書流變與唐宋文化轉型密切相關。本文擬從文藝思想的嬗變、理學的發展、草書家身份的改變等方面探討唐宋草書流變的社會文化原因，揭示書法發展與文化轉型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唐宋；草書；流變；文化轉型

一、唐宋草書流變概況

草書以其強烈的表現力及浪漫色彩在書法史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唐代是草書發展的重要時期，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唐草書家一反魏晉以來蕭散沖和的風格取向，追求草書創作的狂怪豪邁，以飽滿的熱情和豐富的想象力將草書的縱情宣意、狂放不羈推向極致，極大的發展了草書的表現力與感染力，使唐草成為書法史上抒情寫意的最高峰。

隨著社會變革及文化轉型，唐草的狂放雄強并未延續至宋代。宋代草書在創作精神、技法表現、風格特征等方面都產生了顯著的轉變，由外向的情感表現轉為內向的理性表達，由縱情宣意轉為重理適意，并在筆法、布局、意韻等方面豐富了草書的內涵，是對唐草進行的理性修正，改變了草書發展的方向，唐宋草書流變在書法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唐宋草書的流變主要體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筆法的轉變。張旭、懷素等唐大草上承篆隸古法，而未受唐楷新的筆法系統影響。故而線條率真質樸，不裝飾不做作，充滿篆籀筆意，“如錐畫沙”，“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1]，在筆法的學習上注重對自然意象的體悟。而宋代草書則以唐楷筆法為基礎，在唐楷的影響下，宋代草書割斷了與篆隸古法的聯系傳承，強調用筆的提按、頓挫、轉折等筆法，注重筆畫造型的豐富程度。與唐人比，宋人更重草書的法度，注重對筆法的理性分析與研究，筆法處理更為精到和用心，在唐草基礎上豐富了草書筆法的內涵。如黃庭堅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2]。

（二）時間與空間表現的轉變。唐草注重情感的宣泄，注重創作表演性，因此大多以迅捷直率的書寫速度、夸張的節奏和癲狂的狀態來提高草書的表現力，時間性表現在唐草中尤其重要。而宋草注重理性的表達，激情的表現轉變為對布局形式的理性思考。以黃庭堅為代表的宋代大草以理性的態度苦心經營位置，注重點畫功能，充分利用斜正、收放、伸縮等結構要素進行空間布局，從而使作品中的空間表現成為主導，“這是對唐代草書的重要修正?！盵3]

（三）創作精神的轉變。唐草以情御筆，創作中放縱情感的表現，并經常借助顛狂、怪異的創作狀態和行為來增強情感的表現力，縱情是唐草的本質。而至宋代，在崇古尚晉及尚意書風的影響下，草書創作以魏晉的蕭散簡淡為審美準則，追求適意的抒情及創作的輕松愉悅。宋草以理性的思維、自然的意趣消解了唐草的狂放激昂，改變了草書的發展趨向。

唐宋草書流變除書法自身發展因素外，與文藝思想的嬗變、理學的發展、制度的變化等社會文化背景都密切相關。

二、文藝思想的嬗變與唐宋草書流變

唐宋草書流變有一條明確的線索，即由尚情走向重理。唐宋文藝思想的嬗變及書法審美思想的轉變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唐宋變革說”自20世紀初被日本學者內藤湖南首次提出后，就廣泛受到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唐宋變革導致了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具有明顯不同的特質，并進而影響了本時代文藝思想、審美觀念之走向。臺灣學者傅樂成先生總結唐型文化為“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復雜而進取的”，唐代是南北、胡漢、中外等諸多文化的大融合，其文化表現出了包容、開放、自信、進取、豪邁等特質。在進取開放的唐型文化作用下，唐代士人在文藝上充滿積極創造的活力，在創作中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形成了高昂、壯美、率真的審美風尚。而宋代儒、佛、道思想融合統一，作為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成熟，使得宋型文化具有了自主、內省、雅致、平淡和封閉的特質。受宋型文化特質的影響，宋代文人較少唐人積極昂揚的外向性時代精神，更多的體現了重于心性修養的內省性的時代風格。在文藝創作中追求理性思辨、高雅含蓄、細膩縝密、平和蕭散的審美趨勢，呈現了濃郁的文人氣與書卷氣。錢鐘書先生曾評論唐宋詩區別說，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再如繪畫方面，唐人畫多趨向于熱烈、浪漫、激烈的審美方向，氣度博大，壯麗雄美。如符載形容張璪作畫“若流電激空，驚飆戾天，摧挫干掣，撝霍瞥列。毫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恍，忽生怪狀”[4]，此類語辭在唐人論述中比比皆是；對畫的品評欣賞亦不重技法的分析，而重情感的抒發。而宋人繪畫則轉為靜遠、平和、內向的審美趨向，如米芾對董源的推崇：“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盵5]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第一次將“逸品”置于“神品”之上，確定“逸品”為書畫的最高品，都體現了宋人繪畫審美風尚的轉變。宋人對畫的論述重理，尤重具體的技法層面的分析，注重系統性、全面性，力求構建系統的理論。

在這樣的文藝思想背景下，唐宋兩代的草書思想及審美觀念具有很大的差異。

唐代草書思想以重情為主要基調。孫過庭“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性情觀便已經確立了草書的抒情性。而張懷瓘的書論則將草書的情感表現提到極高的程度，他對草書有段著名的論述：“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云霧聚散，角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于峻險，山水各務于高深，囊托萬殊，裁成一相?；蚣囊则G縱橫之志，或托以散郁結之懷，雖至雖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于形，得自然之理?！盵6]這段論述可以作為唐草創作風格與審美趨向的最佳詮釋，概括了唐草的兩個重要特征：其一為情感的宣泄，將情感的抒發作為草書的重要功用；其二為取法自然，以峻險、飛動等作為草書審美的基調，融合各類自然意象的博大氣息，以氣勢恢弘、激烈夸張、極具動感及浪漫色彩的自然意象及生動的語辭來類比草書形象。而至晚唐韓愈，更是將草書的情感表現性發展至極致：“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盵7]在張懷瓘等人的理論推動下，中唐之后情感抒發成了草書創作思想的主流，張旭、懷素及眾多的草書僧以益趨顛狂的狀態來創作草書，追求駭目驚心、攝人心魄的氣勢。同時中晚唐時期在社會各階層都形成欣賞草書的熱潮，士人們熱衷于以各類華麗的詞藻、窮其想象來形容狂放的草書創作，草書詩與草書創作相得益彰，共同構筑了激情浪漫的唐草氣象。

宋代草書思想則以重理為主要特征。隨著唐宋文化的轉型，唐草的縱情、狂放不再符合宋人的審美要求，草書上的“卑唐崇晉”成為宋代一股重要的思潮。一方面宋人大力抨擊唐草的過于狂怪、做作、不守古法，如米芾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辯光尤可憎也?！绷硪环矫嫠稳吮憩F出對蕭散、淡遠的魏晉風韻的無比崇敬，將魏晉古法及意韻作為書法追求的終極目標。正如米芾云：“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彼尾莸摹爸乩怼敝饕憩F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重理性的情感表現。宋人講求的是適度、理性的抒情，中晚唐狂草一瀉千里的情感宣泄、顛狂做作的草書表演成了大多數宋人批評的對象，宋草崇尚的是閑適、自然、逍遙的創作狀態，如蘇軾詩云“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8]，注重草書的內在涵養及文人化的意趣。其二是重理性的思辨分析。宋人論草重法度，將法度作為情感表現的基礎，注重對草書筆法等具體技法層面的理性分析，“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9]代表了宋人的普遍思想。宋人論草以題跋文體為主，雖簡短精煉，但卻體現其廣博學識與綜合涵養，頗具思辨性及理性色彩；同時論述涉及取法、技法、意趣、鑒賞、辨偽等諸多層面，構建了較系統、全面的宋代草書理論。

在這樣的文藝思想背景下，宋代草書改變了唐草一味狂怪的發展方向，從筆法、空間經營、意趣表現等方面對草書進行了修正改革，使草書走上講究法度、注重內涵的發展方向。

三、理學的發展與唐宋草書流變

理學興起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在宋代乃至其后的元明清時期一直都是占主導地位的學術體系，理學在兩宋發展與成熟期間產生的諸多思想、觀點都或直接、或間接地對草書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使得理學背景下的宋代草書具有了與唐草迥然不同的特質。略舉一二如下：

（一）求“理趣”。在理學思想影響下，宋人普遍將詩、文、畫等各種藝術門類作為窮理、致知的手段，書法亦不例外，“以理入書”是宋人常見的書法觀點，因此宋人多通過書法來表達“理趣”?！袄怼痹谒囆g活動中“指審美意象的內涵意蘊，是一種有‘情之‘理”；“趣”為理的感性顯現，“在藝術活動中指審美意象的情感風致，是理的情感化”。[10]宋人書法中的“理趣”是“理”與“情”相結合的產物，除包含書法本體所表達的技巧、規律、意趣、義理等外，還包含了書家的情性、涵養、胸次、格調等諸多豐富的內涵。雖然同樣是追求“理趣”，北宋在蘇軾、黃庭堅等蜀學人物思想的影響下，多重書中的“真趣、意趣”，而南宋在“雅文化”的影響下，“書論中對趣味的追求也由‘真趣、‘理趣轉向‘清趣、‘雅趣”。[11]在這樣的思想影響下，唐草那種狂放的創作狀態、奔放的情感表現遠遠不符合宋人的審美要求，宋草自然走向轉變為對精細筆法的追求、對蕭散而蘊藉意趣的表現。

（二）“格物窮理”論的影響?！岸獭痹疲骸案癃q窮也，物猶理也，若曰窮其理云爾。窮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窮理”講求對客觀事物進行細致精微、深入的考察，以求其理?！案裎铩笔峭緩?，“窮理”是目的。其后朱熹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這是一種內省式的、講求實踐、注重細節的思想。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一方面宋書家以理性、精微的方法和態度學習、研究草書，注重草書的細節把握。如米芾對魏晉草書筆法的用心追??；再如黃庭堅對草書筆法精細入微、孜孜不倦的苛求，以及其對草書位置布局的苦心經營；甚至書家對書寫工具及書寫環境的精致研究，都體現了宋書家書法實踐上“格物窮理”的方法特點。另一方面宋書家更注重具體的書法實踐，強調扎實的臨摹實踐工夫。趙構云：“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庇衷疲骸胺参迨觊g，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筆墨，故晚年得趣?！盵12]此論當為“格物窮理”的典型，其晚年所得之“趣”，即為書法之理。這與理學家的“踐履”思想是一致的。

（三）“心正筆正”說的影響。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兩宋在書法品評中注重書家的人格、品行、涵養對書品的影響，“書如其人”、“心正則筆正”成為普遍遵循的觀點，且對后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北宋歐陽修便已在書論中體現出“愛其書兼取其為人”的品評模式，其后蘇軾亦云：“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13]，又云：“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秉S庭堅則作了進一步拓展：“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盵14]將道義、圣哲之學作為書法品評的核心。而至南宋朱熹則將這一觀點發展到偏激的程度，提出“端楷論”，他將書法和做人的關系聯系得更為直接，機械的對應起來，認為書法風格應當與為人一樣端正穩重、堂堂正正。因此他對北宋四家的評價中惟獨褒揚蔡襄，因其“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有正人君子的風范，而對蘇、黃、米三家欹側、動蕩、求變的書風大加抨擊。朱熹此種偏激的思想較大影響了南宋及元代的書法發展，進而使草書的發展益趨平淡單一，抒情性較強、放縱求變、獨具個性的草書漸漸失去了生存的空間。

四、草書家身份的改變與唐宋草書流變

唐宋社會制度的變革、文化背景的轉變造成了草書家群體的改變，使得唐宋兩代草書家群體的身份、社會地位、藝術性格、知識結構及綜合素養都有著極大的不同。這亦是唐宋草書流變的社會原因之一。

唐代狂草書家大多為僧人及官場失意者，尤其中晚唐五代時期，僧人成為狂草創作的主要群體?！缎蜁V》卷十九列唐代草書僧八人，如懷素、高閑、貫休、亞棲等，而見諸于其他史籍的草書僧則更多。草書僧群體的興盛大致有這樣幾方面的社會原因：其一，由于懷素等僧人草書的成功吸引了眾多僧人進行草書創作，如《宣和書譜》云“以智永、懷素前為之倡，名蓋輩流，聳動當世，則后生晚學，瞠若光塵者”[15]；其二，由于佛教在中晚唐的繁榮，使得社會各階層皆禮遇草書僧，與草書僧廣泛交游；同時朝廷帝王對草書僧備加推崇，如高閑、辨光等僧人皆任御內供奉，以草書陪侍帝王，并受帝王恩寵，獲賜紫方袍。其三，草書無拘無束、自我表現、即興感悟等特性又與禪宗參禪悟禪的要求有著眾多的契合點，故而僧人們樂于選擇草書作為其參禪悟禪的一種形式。在諸多原因的影響下僧人草書成為中晚唐時期一個獨特的現象。草書僧們沒有功名的壓力、社會身份的約束，同時受豪邁開朗的時代心理的影響，僧人的性格多是開放外拓的，因此僧人能夠在草書創作中充分的擺脫束縛、表現自我，最終將唐草推向一味狂怪的風格。另外，雖然社會各階層都熱烈歌贊僧人草書，但是士人們卻極少參與草書創作，究其原因是因為士人的社會身份及知識涵養的約束，使大多數士人難以打破束縛，親自進入草書顛狂的書寫狀態。因此中晚唐大草的興盛與草書僧群體是密不可分的。

宋代草書家則是以集多種身份于一體的士人為主。宋初帝王推崇文治，執行開放的文化政策，文士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形成龐大的知識分子階層。作為代表宋代精神層面主要力量的士人，大多集官員、學者、文士多重身份于一體。北宋士人在藝術上多稟承游戲說，“以書為樂”，多喜用草書來表達意趣，因此集多種身份為一體的士人構成宋代草書創作的主體。而受理學思想的影響，宋代藝術家皆注重廣泛的修養，從眾多的藝術、事物中求得共通的規律，因此他們的知識結構比唐人更寬博，藝術上的造詣涵養也更為全面，且往往兼擅多個藝術門類，他們的藝術思想也更全面、更深入、更理性。如蘇軾詩、文、書、畫兼擅，且都能開一代風氣，亦是文人畫的實際開創者；米芾兼長書、畫，創“米點山水”，對中國繪畫影響頗大；黃庭堅開創“江西詩派”，對宋代詩壇影響很大，也喜畫，“直開畫蘭畫竹之法”，亦為藝術多面手。因此宋草書家多重的社會身份使其思想上受儒佛道融合的社會主流思想影響，文化精神上也體現了內斂含蓄的時代特征；而詩、書、畫等多種藝術兼擅亦使其藝術涵養更為全面深入，使其在草書創作上排斥過于狂放激情的狀態，而更注重意趣、內涵的表現，更注重技法上精微的表達，由唐草的壯美改為宋草的優美；草書理論也更全面，更注重具體技法的理性論述。

結語

唐宋草書流變是一個書法現象，但更是一個文化現象。唐宋草書流變與唐宋社會變革、思想發展、文化轉型等諸多社會文化背景密切相關，通過對社會、文化轉型的分析，有助于了解草書流變的外在動因。同時，唐宋草書流變又是唐宋文化轉型在書法上的具體體現，因此對唐宋草書流變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觀照唐宋文化轉型，探討藝術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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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吳旭春，碩士，南通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美術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