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主體性視域下的朱生豪莎劇翻譯文學性價值解讀

【摘 要】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與研究曾被視為一個國家文化的標志。至今一百多年間，國內許多優秀的譯者都致力于對莎士比亞戲劇重新演繹，創作了多套不同風格的漢譯本，其中由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譯本具有最廣泛的讀者，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朱生豪能夠完美再現莎劇的文學藝術價值，這與譯者本身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主體性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將從朱生豪所處社會時代、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個人性情、書信和譯者序等方面來分析譯者主體性與譯本中所呈現的文學性特征之間的關聯性。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朱生豪；莎??；文學性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10-0229-04

莎士比亞戲劇一直堪稱世界文學經典，其獨特的文學魅力吸引了無數的讀者、觀眾和學者對其評論和研究，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與研究更被視為一個國家文化的標志。自1900年上海達文社出版的《懈外奇談》將莎劇故事翻譯介紹到中國，許多優秀的譯者都致力于對莎士比亞戲劇進行重新演繹，創作了多套不同風格的漢譯本，其中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譯本以其流暢的譯筆、華贍的文采，再現了原作的神韻，被譽為翻譯文學的經典，至今受到讀者的喜愛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對外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傳播以及中國的文學文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吨袊F代翻譯文學史》給予了這部譯作極高的評價，即“秉持著這種謹嚴的翻譯態度和孜孜的翻譯美學追求，朱譯莎劇因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上的一座豐碑”。[1]（P281）朱生豪能夠再現莎劇的文學藝術價值，這與譯者本身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主體性因素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將從朱生豪個人所處社會時代、學習生活工作經歷、他給夫人的書信、譯者序等來分析譯者主體性與譯本中所呈現的文學性特征之間的關聯性。

一、譯者主體性

在傳統的翻譯觀認為，翻譯即是對原文的復制，“忠實”一直是傳統翻譯觀認定的翻譯標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盡量擺脫主觀控制，保持客觀。事實上，在翻譯過程中，無論是在理解或是表達階段，譯者的主觀介入都是客觀存在的。20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來，翻譯研究的著眼點不再止于探究兩種語言結構及語言形式的對等問題，更為強調影響目標文本與原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而譯者采用的譯學范式必然根植于特定時空和民族傳統文化范式中，影響和指導著他的文化創造活動。翻譯研究的“文化視角”賦予了譯者新的生命，重新定位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身份、地位和作用，譯者的主體性得到凸顯。

翻譯作為一種跨文化的語言轉換活動，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2]譯者主體性貫穿在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中，從翻譯文本的選擇、譯前的準備，到對原文的理解闡釋，到采取怎么樣的翻譯策略，進行語言、風格和審美的再現，譯者都處于核心地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譯者主體性與戲劇翻譯

戲劇作為文學作品的特殊形式，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藝術，戲劇翻譯，便是一種藝術實踐。戲劇翻譯兼有供讀者閱讀和供舞臺表演兩種功能，譯語文本要追求話語的可念性和動作的協調性[3]（P96）。戲劇翻譯不僅要關注文本之間的語言形式轉換，還需考慮譯文語言的口語性、視聽性、舞臺性、觀眾的接受性以及語言的動作性。原劇本的這些藝術特征得以能夠繼續生存于譯本之中，只有借助于譯者基于對原劇本藝術特征的理解上，在譯本中重新創造性地再現其藝術性。

所以，戲劇的翻譯要求譯者具有作家的文學素養和表現力，以便譯者能深刻理解原作，“對原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審美的把握，是用另一種語言恰如氣氛地完整地再現原作的藝術形象和藝術風格，使譯文讀者得到與原文讀者相同的啟發、感動和美的感受?！盵4]譯者要做到這點必須要有扎實的雙語功底和深厚的文學素養。除語言方面的要求，還要考慮到讀者或觀眾對異域文化的接受程度。

三、譯者主體性在朱生豪莎劇譯文中的體現

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盵5]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會憑著對當時的時代特征、文化背景、社會需要、讀者接受、審美要求的正確認識，充分發揮主體性優勢，對翻譯策略和審美標準、文化取向做出選擇，創造性地再現原著的文學性價值，而這些文學性特征具體表現在語言、風格、文化以及審美等層面。我們可以從莎劇譯文中語言、文化、審美特征看到譯者主體性的彰顯，也可以從朱生豪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文化身份、翻譯思想和審美取向等主體因素來分析評論莎劇譯文的文學性特征，譯者主體性的發揮與譯文文學性的再現是相輔相成的，密不可分的。

（一）譯者的語言文學素養與譯文的語言修辭再現

翻譯涉及的是兩種語言，想要運用一種語言把另一種語言所表達的內容忠實通順地表達出來，譯者必須具有自由操控兩種語言的能力。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曾經提出，譯者需要“對語言有敏銳的感知力，精通母語和外語寫作能力強；對本國文化及原語文化的了解深刻，熟悉各地風俗民情”。[6]（P205）而朱生豪似乎就是為莎劇翻譯而生，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實踐都讓他具備了深厚的雙語功底，不僅能忠實通順地轉換原文內容信息，還能傳遞原文的神韻。

從朱生豪的教育背景，可以看出朱生豪既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有高超的英文水平。朱生豪1912 年出生在浙江嘉興的一個商人家庭，幼年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5 歲便開始讀《山海經》《三國演義》《聊齋志異》等古典小說，中學時就發表詩作，1929年進入之江大學后，主修中國文學，受承于一代詞學大師夏成燾，同時還輔修英國文學，受教于致力教育的外國傳教士。在大學里，他學習刻苦，博覽群書，篤愛詩歌，尤好誦讀莎士比亞戲劇，曾被譽為“之江才子”，1933年大學畢業后，朱生豪曾任上海世界書局英文編輯，這些早期的語言文學的學習和工作實踐都為朱生豪日后的翻譯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在翻譯過程中，他不僅能理解深刻原文，而且能夠靈活自如地運用語言文字，用生動流暢的譯文表達出來，既忠實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

莎士比亞是世界公認的語言大師，出神入化的語言運用賦予其作品不朽的藝術魅力。例如，在《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場中，有一段哈姆雷特贊美“人類偉大”的臺詞，莎士比亞使用了一連串的感嘆句，句式上強而有力，便于演員感情的抒發；語言上運用了豐富典雅的詞匯，充分展現了“人類偉大”的美好形象。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ive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貴的理性！ 多么偉大的力量！ 多么優美的儀表！ 多么文雅的舉動！ 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 宇宙的精華！ 萬物的靈長?、?/p>

這段翻譯語言生動典雅，表達流暢自然。從語言上看，朱生豪運用的詞匯典雅生動，形式多樣，譯者在把握了莎翁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精心挑選了適合描寫人的美好特征的詞匯，譯文與原作語義對等，“a piece of work 譯成“一件杰作”，“reason”譯為“理性”，“faculty” 譯為“力量”，“apprehension”譯為“智慧”，將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ive and admirable”一分為二，拆譯成“多么優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從句式結構上看，對應原文一連串的感嘆句，譯文也采用了符合漢語強烈情感表達習慣的感嘆句式，達到語義、結構和功能上的對等。朱生豪優秀的雙語能力使他能夠在兩種語言中自由靈活轉換，譯文不僅在意義上忠實于原文，而且還從情感上傳達出原文的贊美之情，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再現，讓中國的讀者獲得與原語讀者相同的感受。

（二）譯者的翻譯思想與譯文的文體風格再現

翻譯的目的是讓不懂原文的讀者通過你的譯文知道、了解并欣賞原文的思想內容及其文體風格。譯文文體風格的最終呈現是譯者文化背景、藝術修養、語言風格和翻譯思想綜合作用的結果，這就要求譯者學會用開放的思維，靈活地運用各種文體特征，不拘泥于某一種形式，通過對比英漢兩種語言在文體風格上的差異，發揮主觀能動性，找到既忠實于原作，又符合譯語文化和表達習慣的文體，創造性地傳遞原文及其附屬特征。

莎士比亞的戲劇大部分都是用五音步抑揚格寫成的詩體劇，演員的臺詞中大部分使用了無韻詩體，充分表達人的感情，也符合文藝復興時期盛行的人文主義特點。朱生豪翻譯莎劇時正值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而對于有著寫詩和雜文經歷的朱生豪來說，其白話文得到更充分發展，朱生豪也意識到古典文雅的文言文已不能承載莎劇經典，在探尋一種最大程度上翻譯出莎劇的漢語文體，所以在忠實于原文思想的基礎上，他選用地道的漢語白話文進行翻譯，表達自然樸實，很適合作中國戲劇口語化的臺詞，而其最初的動機無非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曉暢的漢語將莎士比亞戲劇展現給中國觀眾。在翻譯時以觀眾或讀者為中心，抓住戲劇翻譯的口語化特征，采用口語化的文體，譯出了漢語版莎劇的風格。

《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場中有一段描述雷歐提斯因為父親在宮中突然被哈姆雷特誤殺，怒氣沖沖地來找國王算賬的場面。

Laer： I thank you； keep the door. O thou vile king. Give me my father！

Queen： Calmly， good laertes.

Laer： That drop of blood thats calm proclaims bastard， Cries cuckold to my father， brands the harlot Even here， between the chaste unsmireched brows Of my true mother，

King： What is the cause， Laertes， That thy rebellion looks so giant-like？

Laer： None but his enemies.

雷歐提斯：謝謝你們；把門看守好了。啊，你這萬惡的奸王！還我的父親來！

王后：安靜一點，好雷歐提斯。

雷歐提斯：我身上要是有一點血安靜下來，我就是個野生的雜種，我的父親是個王八，我的母親的貞潔的額角上，也要雕上娼妓的惡名。

國王：雷歐提斯，你這樣大張聲勢，興兵犯上，究竟為了什么原因？

雷歐提斯：冤有頭，債有主，我只找我父親的仇人算賬。②

關注原文中英語的形式，我們可以感受到莎劇的無韻詩的口語化程度是相當高的，朱生豪深刻地體會到這點，采用口語化程度相對高的白話文來翻譯這段，創造性地再現了原文的文體風格，采用“萬惡的”“雜種”“王八”以及運用補充策略的“冤有頭，債有主”等口語化的詞匯再現了雷歐提斯年輕氣盛的個性和怒火中燒的心理狀態，使得人物角色和語言都活了起來，讀者似乎就是在場的旁觀者，身臨其境，感受到現場的氣氛和人物個性。

（三）譯者的文化托命與譯文的文化意蘊再現

語言是文化的具體承載物，翻譯活動不單是語言文字上的轉換，也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他的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無時不刻在影響著翻譯過程，不管是譯者所接受的社會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意識形態文化等大文化，還是譯者個人文化、情感狀態、個人思想等小文化都將影響著譯文文本的存在形式，賦予譯文新的生命。

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除了個人的興趣、經濟因素以外，支撐他在譯莎文稿幾次毀于日寇侵華戰火之中，抱病奮力譯莎的信念是具有愛國主義“文化托命”和“擔當責任”。[7]（P131）

正如他在給愛人宋清如的信中說：“你崇拜不崇拜英雄？舍弟說我將成為一個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亞）譯成功以后。因為某國人曾經說中國是無文化的國家，連老莎的譯本都沒有?！盵8]所以朱生豪翻譯莎劇的目的是為了使莎士比亞這個“大詩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國讀者之間！[9]（P301）”。朱生豪的翻譯目的決定了他在翻譯策略上偏向于歸化，以當時中國讀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為前提，遵從“忠實、通順”的翻譯標準，用符合中國大眾語言習慣的表達方式進行文化的傳播。例如在《羅密歐和朱麗葉》：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

譯：他要借著你[軟梯]做牽引相思的橋梁，可是我卻要做一個獨守空閨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朱生豪將這句中的“bed”一詞譯為“橋梁”，而沒有直截了當地翻譯成“床”，因為在中國文化中，“床”這個意象讓人想到戀人之間的肉欲，而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是具有性忌諱、非性文化的傾向。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朱生豪還是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視為中心文化，同時考慮到當時社會主流意識的接受程度，有意識地進行了“創造性叛逆”，采用歸化手法將“bed”淡化為“相思的橋梁”，既避免了譯成“床”顯得粗俗，還增加了譯文的美感，用中國古典式的含蓄美提升了譯文的詩學價值，便于讀者接受。

（四）譯者的審美取向與譯文的審美意境再現

戲劇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它的語言有一般文學作品的共性，同時又具有戲劇文學的特性。戲劇臺詞富于節奏、講究音韻，既要抒發感情，又要朗朗上口，是詩性化的語言，所以戲劇翻譯不但需要戲劇性，更需要語言的抒情性。這對譯者的要求是相當高的，這就要求譯者要充分發揮自身的主體性，憑借自身對原文直覺的和自覺的審美判斷充分挖掘原文中的藝術之美，用詩化的語言把自己體會到的藝術形象和審美感受再度展示出來，讓譯入語讀者同樣獲得富于音樂性的藝術的享受。

朱生豪曾在書信中寫到：“音樂是最進化的言語，Rhythm（韻律）的貧乏乃是生命中的根本問題”[10]（P172），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朱生豪的審美取向。在莎劇翻譯中，朱生豪特別注意語言文字的音樂美，講究平仄、押韻、節奏等聲韻上的和諧。朱生豪曾因為妻子宋如清不小心抄錯了兩個字的字序，責怪她破壞了譯文的平仄。信中是這樣寫的：

“說什么呢？ 不是沒有話，可是什么都不高興說。我很氣。我愛你，我要打你的手心，因為你要把“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一行改作“……我如今要”，此行不能改的理由，第一是因為“今”和下行的“身”協韻，第二是此行原文 Merrily， merrily I will now 其音節為—V V/--V V/ --V/--， 譯文： 快活地/ 快活地/我要/如今，仍舊是揚抑格，四音步，不過在末尾加上了一個抑音，如果把 ‘我如讀在一起，‘今要讀在一起，調子就破壞了……”[11]（P160）

朱生豪對于原語的審美感應不僅來自于他深厚的文學素養和語言功底，更來自于他對莎士比亞原文的細細揣摩和審美體驗。朱生豪譯文中最為常見的音律特征就是以押韻翻譯無韻的素體詩或者有韻的五音步抑揚格。比如在《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場開頭有一段華彩樂章：

Romeo： He jests at scars that never felt a wound. （Juliet appears above at a window.） But，soft！ What light thr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羅密歐： 沒有受過傷的人才會譏笑別人身上的創痕。

輕聲！那邊窗戶里亮起來的是什么光？ 那就是東方，朱麗葉就是太陽?、?/p>

莎士比亞原文采用的是素體詩，每行抑揚格五音步，不押腳韻，朱生豪以詩化散文體翻譯原文再現素體詩音步整齊的語體風格，又別具匠心地增加了句末的押韻，“光”“方”“陽”三個字押韻，聽起來朗朗上口，富有韻味，讓讀者感受詩歌那樣的節奏美和韻律美，譯出了熱戀中男女那種纏纏綿綿的情意和直抒胸臆的詩情。每譯完一段文字，朱生豪都要站在讀者的角度對譯文進行審視潤色，又要站在演員的角度去調節韻律和節奏。正如他自己所說：“每譯一段，竟必先自擬為讀者，察閱譯文中有無曖昧不明之處。又必自擬為舞臺上之演員，審辨語調之是否順口，音節之是否調和?！盵12]正是朱生豪注重韻律的審美取向和嚴謹的翻譯態度，才讓廣大的讀者在閱讀朱譯莎劇，隨時都可以獲得一種美的享受。

四、結語

朱生豪傾其一生譯出了精妙絕倫的莎士比亞劇作，卻未來得及為我們留下很多翻譯理論。我們仍然可以從分析朱生豪翻譯過程中的積極主體因素，指導著更多譯者的翻譯實踐。從譯者的教育背景，我們了解到深厚的雙語語言功底，讓他可以自由轉換甚至創造性地再現原著的語言修辭效果；從他的興趣愛好，愛國熱情，我們能夠理解朱生豪即便在最艱苦的生活工作條件下、在最虛弱的身體狀況下仍然堅持譯完莎劇的翻譯態度；從譯者的自序及書信我們可以直接接觸到譯者的“志在神韻”的翻譯思想、使莎劇“得以普及中國讀者之間”的翻譯目的、靈活再現文體風格和文化意境的翻譯策略、嚴謹的翻譯態度以及音樂化的審美取向。所有這些自覺或不自覺的主體因素，體現在他的莎劇翻譯的全過程。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譯者各個主體因素與文學性特征各個方面的再現并不都是一一對應的，而是交互影響的，翻譯文本文學性的最終呈現是譯者各個主體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朱生豪翻譯的莎劇具有極高的文學性價值，讀者可以結合譯者的主體性發揮細讀揣摩，從事翻譯的學者也可以從提高自身的主體性優勢來學習和借鑒。

注釋：

①②莎士比亞：《哈姆雷特》，《莎士比亞全集5》，朱生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第327頁；第385-386頁。

③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莎士比亞全集4》，朱生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第634-6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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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朱尚剛.詩侶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60-161.

[12]羅新璋.翻譯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作者簡介：

曾祥宏（1979-），女，江西萍鄉人，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基金項目：上海理工大學的人文社科項目“文學翻譯中譯文的文學性再現與譯者的主體性發揮研究”，編號：16HJSK-YB25；上海高校青年教師培養資助計劃“譯文的文學性再現與譯者的主體性發揮研究”，編號：10-15-3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