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茹志娟《百合花》創作的兩種傾向性

摘要：文學作品的創作都有其傾向性，它能夠創造性地傳達出作者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情緒、觀念、思想、理想及其價值取向。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隨應時代形勢，革命題材小說成為文學創作主流，而同樣是作為一篇革命題材的小說，茹志娟在1958年創作的《百合花》打破創作傾向單一的局勢，以情感傾向為主，政治傾向為輔，風格迥異，耐人尋味。

關鍵詞：政治傾向；情感傾向；茹志娟 《百合花》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9-0014-01

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卜克內西認為“從歷史和美學的觀點來看，‘無傾向性的‘真正的藝術是一種神話?！雹偎J為，傾向性是文學的一種普遍的本然的性質，同時，文學的傾向性包括政治思想傾向、道德傾向、宗教傾向以及情感傾向等，那么，針對茹志娟短篇小說《百合花》的創作傾向，我僅結合作者的創作背景、創作心理等來比較它的兩種不同的傾向性。

《百合花》在1958年3月發表于《延河》文藝雜志上，它在問世前也是幾經波折，當時茹志娟把這篇小說寄給許多刊物，都一再遭到退稿，他們的理由都是“感情陰暗，不能發表”。所謂的“感情陰暗”是相對于當時流行的革命題材小說來說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題材的小說主要采用宏大的敘事方法來高揚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因它注重文學的工具性、服務性，強制承擔起“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的重任，所以其濃厚的政治性決定了作品感情的壯烈，氣勢的宏偉，例如《紅巖》、《保衛延安》等都是通過偉大的故事人物，激烈的情節來達到思想教育，傳承革命精神的功能。

茹志娟的《百合花》也是一篇革命題材的小說，但因其背離了當時文學創作的原則，“感情陰暗”、政治傾向不明顯，所以不被當時的大多數文人所認同。茹志娟在她的作品中，對戰爭的表現是通過側面描寫，對英雄人物的刻畫也只是選取了一個普通的通訊員。那么為什么同樣做革命時期的文學，茹志鵑的創作風格會如此不同？其實在1964年以后，茹志鵑除了寫小量的散文外，就再沒有其它的創作。她自己也說：“我內心是著急的、焦慮的，但是無計可施。因為當時的形勢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會處理尖銳的矛盾沖突，不善于寫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也極少寫過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這些弱點，來適應政治形勢的需要，可是秉性是難移的?！雹谟纱丝梢?，茹志鵑生活在革命時期，她也受到“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的思想的影響，并且自己也曾為此做過努力，但是從她創作的作品內容來看，強調文字觀念與作者創作風格的一致是不可能絕對的。

《百合花》在《延河》雜志上發表后，曾得到時任文化部長矛盾的高度評價，他說：“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篇小說中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雹邸案袆印痹从谇?，以情動人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因素，魯迅也說過“無情未必真豪杰?！薄扒楦小倍蛛m很重要，但在我國建國初期的文學作品中，談論情感確實很奢侈，他們大多是把政治原則凌駕于情感之上，如宗璞的《紅豆》中，江玫在愛情與革命的抉擇下，她只能選擇后者，舍棄前者，從字里行間中，讀者都可感受到其政治傾向的明顯。然而在茹朱娟的這篇小說中，作者則采用政治傾向靠后，情感傾向先行的創作方法，獨居一格。革命題材的小說大多用對立的模式把好與壞、善與惡等一系對立的力量進行較量，而《百合花》則是直接通過對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描寫來表達作者自己對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以及對平凡生命和普通事物的關注、珍惜和同情，作者旨在體現善美，追求善美，從而表達一種自己對于善美的真切渴望，它凝聚的是作者的個人情感。她曾說：“我在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傾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嘯平處于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雹?957年開始的反右傾斗爭，使得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都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這讓作者對日益嚴峻的現實社會政治生活處境充滿了“憂慮”和“悲涼”，以前友好的同志關系破裂，戰時相依相偎的生活場面也變得支離破碎，作者的創作無不是在這種種嘆息憂慮之中、在緬懷追憶曾經的美好中產生的，她旨在用熔鑄在作品中的情感喚起人們的真善美，感化反右傾斗爭時期冷酷無情的人心，同時這也是她能夠為自己丈夫做的唯一的事，即寄希望于人性美的無處不在。

在《百合花》中，作者同時也表現出了自己的女性情懷，她在文中寫了女文工團員“我”和新媳婦兩個女性形象。冰心曾評論說：“特別是關于婦女的，從一個女讀者看來，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寫得如此深入，如此動人?！薄芭宰骷移仃幦岬膶徝纼A向注重內心體驗的天性，在國家敘事的洪流中，也難以抑制女性內心的泉流?！雹輳倪@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政治傾向亞于情感傾向的原因。茹志娟從女性的視角看作品中女性的心理和情感的變化，顯示了她作為女性作家獨特的情懷，是對女性意識的一種反應。

在《百合花》的創作中，茹志娟淡化了戰爭的背景，著重于描寫人與人之間的單純的情感，這種情感區別于楊沫等人作品中那種及其復雜的情感，它就如百合花一樣清新無塵。作者談到作品中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但所寫的戰爭是真的，時間也是真的，她說：“那時候，我確實在總攻團的前線包扎所里做戰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個工作，也是去借被子”⑥這無疑給文中的“我”打上了作者本人的印記，雖然作品是以“我”的所見所聞展開的，其實整個故事的發展也就是作者以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來進行的。她在作品中寫到：“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吧！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后腦勺，最后才叫一個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比欢谌サ穆飞?，通訊員不和“我”說話，就算坐下來休息，他也會離得很遠并且背對著“我”，這時“我”想：“憑經驗，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⑦，讀到這些，我們可以感到女性在當時的社會中似乎總是被當做一個需要保護的、不敢輕易接近的對象，不管是具有革命思想的人還是下層民眾都對女性持有一種特殊的看法，當然這有好有壞，例如后文女同志有借被子的優勢，通訊員在借不到被子的情況下說：“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這句話雖簡單，但蘊意頗深，它所要展現出的正是作者強調的女性意識。茹志娟在作品中還塑造了另外一個形象——新媳婦，作者展現出的是她的心理和情感的變化歷程，即從剛開始的不借被到借被，以至最后她親自為犧牲的通訊員蓋被。新媳婦的形象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女性形象，她由剛開始的“又羞又怕”到后來主動解開通訊員的衣服為他拭著身子，這種不自覺的行為的改變，正是一種人性美的自然流露，而作者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融入了自己的女性情思，聯系到作者的親身經歷，她也曾在敵后方照顧傷員，或許也為他們擦拭過身子，而新媳婦的羞澀可能她也有過，但人性美的體現就是：情到深處，不自然的事物在情的驅動下就自然而然的發展了。無論是小媳婦、“我”還是作者自己都是如此。越體會，越是發現，文中的“我”像是作者，新媳婦亦是作者，只是她在不同的角色轉換之間展現出了不同的情思。

作者傾情于《百合花》，她所傳達出來的女性意識是對女性自身的一種肯定與展現，不管是對作品中的女性還是自己都是一樣，同時作者也旨在表現當時不被人重視的女性文學，具有多重意味。冰心在談到《百合花》的女性文學意識時說：“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種細膩而溫柔的風格又是男作家所不能替代的?！薄栋俸匣ā氛且驗樽髡叨喾矫娴那楦凶⑷?，所以才顯得那么細膩、清新、余味悠長。

《百合花》在當時的革命題材小說中獨樹一幟，它打破獨具政治傾向的創作原則，以情感作為作品創作的導航標，既為當時的人性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今天我們對作品本身意義的領會指明了方向。

注釋：

①[德]李卜克內西：《藝術論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頁。

②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載《青春》1980年11月號。

③矛盾：《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人民文學》，第6期，第4-9頁，1958年。

④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載《青春》1980年11月號。

⑤周志艷：國家敘事與女性自我展現的訴求——茹志娟的《百合花》的個性化寫作，襄樊職業技術學報，第6期，第72-75頁，2005年。

⑥茹志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載《青春》1980年11月號。

⑦《百合花》，初刊于《延河》1958年第3期。

作者簡介：張瀝丹，女，漢族，四川南充人，本科，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