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天空博大恢弘

摘 要：此文為謝冕先生為“劉登翰作品研討會”所做的演講詞。

關鍵詞：劉登翰；博大

中圖分類號：I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6）5-0005-02

每年的九月開學季，總是校園里的一個盛大的節日。距今整整六十年前，1956年9月，我在校園里找到了劉登翰。朋友們告訴我，廈門來了個新生，是寫詩的，他就是劉登翰。因為是同一個系，又是同鄉，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從那時起，北大詩社，后來是《紅樓》雜志，甚至北大?？?，都成了我們揮灑青春和夢想的園地。熟了以后，大家都親昵地叫他“阿登”。當年的我們是何等天真浪漫，我們的友誼是與詩歌、藝術，以及我們的青春夢想聯系在一起的。

時光不會常駐，相聚的時間很短暫。記得那年，我畢業后下放農村工作，隨后一年，阿登也要畢業離校。要分別了，他從北大坐了火車，又乘長途汽車，輾轉整整一天來到了我工作的齋堂公社。時近深秋，樹木蕭瑟，枯山寒水，我們上山摘了許多酸棗，想留下一些歡樂的記憶。天氣是變得涼了，我們的心中充滿寒意，就此一別，后會難期，彼此心中懷有隱隱的不安。這是六十年代大饑餓的開始，再后來，就是那一場長達十年的“史無前例”大災難。

此后的歲月，各人自有各人言之不盡的心酸和疼痛。我們這一代人，一切都與社會進退、國運興衰相依為命，我們只是時代大潮中的一片葉子，命運怎么作弄我們，我們只能無可抗拒地承受。我本人在這段時間的經歷，大抵可以歸結為如下兩點：一是無論讓你干什么，就是不讓你干你的專業；一是你可以無所作為，但你必須成為所有的政治斗爭的對象。劉登翰大體也沒有逃脫這樣的命運，他在書中形容劫難之后的心境：“將近二十年閩西北山區的基層工作，乍一來到學術崗位，竟茫然不知所措”。我們劫后歸來，情況也大體如此。

這一切，似乎都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關。我們的八十年代是重新書寫人生的個人大變局時代，即使現在重聚，我們的話題也還是繞不過這個永遠的八十年代。記得南寧會議，那是八十年代第一春，我和洪子誠從北京來，孫紹振和劉登翰從福州來，開會就談朦朧詩。孫教授春風得意，舌戰群儒，滔滔不絕，發言占了整整兩個時段。他得意忘形，阿登在背后拉我衣角，“還得意呢，后院起火了”。登翰此時的“幸災樂禍”，顯出了他表面憨厚的內里的“壞”。至于這“后院起火”的“秘密”，現在也還不能公開，在座的只有我們幾個“當事人”明白。

也就是此時的劉登翰，他厚積薄發，悄悄地開始了他的人生和學術的真正的青春歲月。他的著作很多，我讀不過來，只能就他的一本書名說起，這就是桂堂文庫中的一本《跨域與越界》。我要說的是劉登翰人生與學術的“跨越”。我和大家一樣，最先認識的劉登翰，是一位詩人的劉登翰，他和孫紹振一起出過詩集，寫過許多有影響的詩歌評論，寫過中國新詩史。這是他的專長，短短的時間，他在詩歌創作與研究的層面，就展開了一般人難以追逐的廣闊的天空。

在學術界，能以自己的積學始終堅守一方疆土就很不易，而在堅守之外，又能在他人所不及處另辟一片嶄新的領域的、特別是這些領域對于許多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類似開墾處女地那樣的拓荒的工作的，則更是難上加難——因為他從事的工作是前人未曾或甚少涉足的，他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劉登翰就是這樣，在他已經取得成就的詩歌創作和詩史研究的成功基礎上勇敢地走了出來，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的新的跨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結束了長期的動亂和封閉，國門開放，開始了廣泛的與世界溝通，不僅是經貿領域，而且是在更加廣闊的文化和學術領域，均展開了非常頻繁而廣泛的溝通和交流。福建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和東南亞各國，特別是與臺灣隔水而望，因而在海峽兩岸的對話中突顯了不可替代的優越性和重要性。劉登翰出生于廈門，家族中又有深厚的海外的淵源，這些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的融合發酵，激發了他的“創業熱情”，他適時而果斷地在大變革中確定了新的位置，他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的又一次沖刺。

事實證明，在新時期，創作、詩歌批評以及詩歌史的寫作，這只是他學術生涯的重新起步，他把學術再度創造期放置在此后。他由此展示了我們所不知曉的多層面的才華和智慧。劉登翰的學術優勢不僅是屬于詩歌的，他有更加博大的天空。正如我們知道的，他的書法藝術得到業界普遍的贊譽，他已是卓然自立的書法家，此外，我私下知道，他對茶道也很有研究，但這只是他的學術世界的冰山一角，而更為宏闊的部分是在文化和文學的層面，就我所知，諸如臺灣、香港及澳門文學和文化研究；閩南文化和閩臺交流史研究；以及范圍更為擴大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在這些原先未有的、嶄新的領域里，他不僅是一般的學者、專家，他更是一位學術帶頭人，正如古遠清認為的，是這些新興學科的“領航者”。

劉登翰以他長期的積累和創造性思維，先后參與了上述學科的開創、建設和拓展。他所涉足的這些領域大多是學術的空白，他的研究多數是白手起家，所以它更像是一位辛勤的拓荒者。他是一個低調而不事張揚的人，他的功績是與這些學科的成長并通往成熟的經歷聯系在一起的，業內的人知道他長期默默的貢獻，他由此獲得了普遍的尊敬。

由于在北大奠定的扎實的學業基礎，加上他自己長期的精心積累和考察，使他始終保持了一個嚴肅學者的治學風格。他能夠在紛紜復雜的文化文學現象中總體把握歷史和走向，他對他所涉及的學術的考察和分析，擁有一種寬闊的、全面的描述和判斷的氣勢，他的視野開闊，大陸和臺、港、澳，中國和世界，閩臺和閩南話區、閩南文化和臺灣文化，都在他的視野之中，他為之命名，給予適當的描寫和定位，這些描述既合乎實際也合乎學理，獲得渾然一體的功效。

劉登翰的學術是新鮮的，他的魅力在于能夠透過外觀直抵本質，所以他對于這些現象的描述總是鮮活的和新穎的。例如他筆下的世界華文文學，由于其生存背景是政治上與母土的隔離，故總體呈現為一種“碎裂”狀態。這“碎裂”便生動而傳神；又如，由于大陸和臺灣長期的隔離，以及政治上的對峙，造成了臺灣對彼岸文學的一種“盲視”；再如，他形容華文文學總的形態是一種“離散”的文學，等等。這些形象性的概括，都相當的準確生動，從另一個側面上，展現了他詩人治學的特性。

我們可以在他的學術性訴說中發現他的詩意，但劉登翰的詩人本質并沒有影響他作為學者的理性思維的強烈展示，全視野的總體觀察和概括，給了他的學術以宏大的氣魄，其中凸顯的是包孕在作為詩人的柔性的語言中的冷靜、客觀的科學精神，寬容、從容、客觀和冷靜，使他的學術著作充滿了感性與理性綜合融匯的效果。劉登翰的天空是博大恢弘的。

2016年7月5日于福州西湖

（責任編輯：莊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