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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里根經濟學”異同辨析

2016-11-19 16:47羅力
經濟師 2016年4期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考驗

摘 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在對中國經濟形勢即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準確判斷后的重大創新,為中國經濟今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道路。在經濟學界,該概念的提出,掀起了對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等理論的討論?!袄锔洕鷮W”作為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現實實踐。文章從理論依據、提出背景、經濟政策等方面對二者進行異同辨析,以期學習成功經驗,吸取失敗教訓,得出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有用啟示。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里根經濟學 經濟措施 考驗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4-063-02

一、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淺析

自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高層領導提出后,迅速成為輿論中的熱詞,并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及討論。究竟何謂供給側改革?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一)提出背景

為何要進行供給側改革?2007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開始下滑,在四萬億的刺激下短暫回升后,經濟增速逐年下降,并且需求刺激的效果愈來愈弱。因而我們不僅要看到作為表象的需求不足的現象,更要看到供需錯配的實質,從而著手供給側的改革。

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指明了道路,這也必將是一條正確、可行的道路。猴年伊始,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讓我國投資者們儼然過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春節。美歐市場、亞太市場無不風聲鶴唳,陷入暴跌的恐慌之中。我們國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新一輪經濟動蕩不安、飄搖不定的暴風雨中也不能獨善其身,而是需要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在各項改革逐步取得勝利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改革也相應走到了攻堅克難的階段。

(二)改革的目的

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出加快供給側改革的意愿,并明確提出了“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降杠桿、補短板”的五大目標。

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簡單的概括為:資源過度集中、效率低下、杠桿太高。以中國的重工業鋼鐵行業為例,調查數據表明,2015年年初鋼產量為8.04億噸,占全球總鋼產量的50.25%。2015年1月~10月,大中型鋼鐵企業主營業務虧損720億元,虧損面達47.52%。截止2015年年底,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達到了67%。從供給側看,以前中國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別是廉價要素投入,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自然資源等。但現在這些廉價要素已經不再“廉價”,所以只能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其中技術方面是其中之一,也是資本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表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國企在企業比重中所占數量最大,資源擁有最多,生產量龐大,容易造成供給過剩而國內需求跟不上的情況,所以供給側改革將是由過去的求量,提升為保質量、提效率。

(三)如何落實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明確指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場。我國經濟從前一味刺激需求,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此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分別對我國經濟面臨的現狀——第一、產能過剩;第二、樓市蕭條,供過于求;第三、企業生產成本過高,提出解決對策,對癥下藥。

二、“里根經濟學”淺析

“里根經濟學”作為里根總統執政期間實行的經濟政策,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現實實踐。

(一)提出背景

二戰之后,作為經過大蕭條考驗的“續命大法”,凱恩斯主義盛極一時,西方國家普遍依據凱恩斯的理論制定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較大效果。但是凱恩斯主義人為的刺激需求,最后導致7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生產停滯、失業嚴重,同時物價持續上漲的“滯脹”局面。而面對“滯脹”問題,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于是大蕭條之后被拋棄的經濟自由主義死灰復燃,并穿上了“供給學派”的新馬甲。供給學派認為正是凱恩斯主義長期以來不斷的需求刺激,持續地損害了資本主義,因而必須放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回到注重供給、提倡經濟自由的老路。

(二)經濟措施

其主要經濟措施包括(1)消減個人所得稅率和減免企業稅以刺激工作、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2)消減聯邦開支,減少預算赤字,逐年平衡預算。(3)放寬和取消政府對企業的一些限制性規章條例,以減少生產成本。(4)控制貨幣信貸,推行有節制的穩健的貨幣供給政策,以降低通貨膨脹。

(三)效果及影響

由于里根經濟政策盡可能大幅度減低高收入者和大企業的所得稅率,又大幅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故有人指責該政策"劫貧濟富"。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內,所有經濟階層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層的貧窮人口也提升了6%(美國普查局,1996年)。而同時最富有的1%美國人則提升了1萬億元的收入(ZINN,2003年)。

“里根經濟學”的經濟改革政策使美國從泥沼中走出來,坐穩了其經濟世界第一的寶座,在美國歷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里根總統的“經濟復興計劃”以反凱恩斯的供給學派作為理論依據,主張減稅?!袄锔洕鷮W”放棄了大政府轉而更多的關注低層人民社會福利的問題,也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里根經濟學”的對比

1.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與美國當年所面臨的“滯脹”完全不同。所謂“滯脹”就是經濟停滯、通貨膨脹。1980年美國GDP增速為-0.2%,經濟總量不升反降。1981年的通貨膨脹率為9.4%,大大超出其他發達國家1%~2%的通脹率。而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情況看,2015年我國的GDP增速為6.9%,與往年相比確有回落,但從世界范圍來看,仍居于領先水平,屬于中高速增長。從通脹率來看,2015年全年CPI同比上漲1.4%,創下六年來新低,因而我國目前也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甚至有通縮的危險。

2.從理論依據來看,指導我國進行經濟改革的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而“里根經濟學”信奉的是供給學派、(下轉第65頁)(上接第63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為鼻祖的供給學派信奉“供給會創造他自身的需求”,強調從供給端進行改革,提出減輕稅賦、縮減開支、減少政府干預、穩定貨幣供應量等政策,這抓住了美國經濟因生產率低下、供給不足而表現出的“滯脹”的要害,從而由里根為首推出《經濟復興計劃》,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美國走出了“滯脹”的泥沼。然而,制約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原因是體制機制問題,我們需要通過制度供給,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變現在的生產方式,建立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根本理念的新的生產方式。

3.從為何要推進供給側改革的根本原因看,中國存在著特有體制的特殊階段的特別約束。按照一般經濟理論,從供給端來看,支持經濟長期增長的要素主要有:勞動力、資源、資本、制度和創新。雖然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雖然我們自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我們離一個規范、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有段距離,在供給側要素方面仍存在供給約束。勞動力方面,2011年左右“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人口結構老齡化特征目前已經顯現,人口紅利下降成本上升。資源方面,土地管理制度僵化,自然資源消耗大且利用率低。資本方面,資本使用效率低,金融抑制,對實體經濟支持不足。制度方面,改革不到位,簡政放權面臨法律壁壘、利益糾葛等問題。創新方面,產權保護不力,激勵機制滯后,科教體制僵化。

4.從具體經濟政策來看,存在部分交叉,但內涵完全不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產業結構進行由“重”到“輕”的轉變,但目前產能過剩的重化工業對國民經濟的支撐作用太強,如果過快出清容易導致經濟增長斷崖式下滑,這和短期的“保增長”政策是矛盾的。所以改革推進的核心在于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調整,打破“諸侯經濟”,規范市場機制。

“里根經濟學”的要義之一是減稅。但中國的國情與美國里根總統執政時的美國國情是大相徑庭的:減稅將導致龐大的財政壓力,而國家一旦對財政的掌控力下降,反而可能制約其他改革措施的順利推進;減稅的背后將會是財政赤字的大幅增加,只有大肆的發放國債才能解決這一困難,但我們都知道今天的債就是明天的稅。美國可以憑借其世界儲備貨幣的優勢,向他國轉嫁壓力,而中國不行,所以我們不具備大幅度減稅的基礎。但是,減稅的目的是什么?消減個人所得稅率和減免企業稅的目的是要刺激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中央抓住了這一精髓,施行“營改增”等稅制改革,調動個人、企業、政府等各方面的積極性。

在去存量問題方面,中國存在實體經濟產能過剩、銀行不良資產較多、房產高庫存、地方政府高債務等存量問題。其中,房產高庫存、地方政府高債務等是美國當年不曾遇到的問題,如今卻像是高懸的堰塞湖,風險很大,如何處理,極具挑戰。

四、結論

中央提出加強供給側改革,體現了對當前經濟問題的準確判斷。中國面臨的問題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也不僅僅是供給側的結構缺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日新月異的發展,我們也應該增強隨機應變的能力。雖然,人們對“里根經濟學”褒貶不一,雖然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并不明朗,但是,中央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了中央領導人的責任與擔當。中國改革開放37年的成就,歸根結底就是市場力量不斷增強的結果。面對過度依賴投資、強勢政府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嚴重后遺癥,中央提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在經歷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國進民退、政府權力無序膨脹”之后,中國經濟理念再度向市場力量的回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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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共衢州市委黨校 浙江衢州 324000)

(作者簡介:羅力(1982—),女,浙江衢州人,研究生,講師,研究方向:宏觀經濟學)(責編: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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