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政治電影：“發動戰爭的小婦人”

宋詩婷

“光州事件”之后，韓國以政治為主題的電影開始興起。當下動蕩的政局或許就是明天最好的電影素材。這個時代有些糟糕，但韓國電影人很樂觀。正如奉俊昊所說：“沒有獨裁，沒有審查，我們這一代電影人是幸運的?！?/p>

《辯護人》的導演梁宇錫和我提起過電影中的一個細節：“電影里，男主角名叫‘宋宇錫，這個名字由我的名字和主演宋康昊的姓氏組成，是由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輩提議的。他說，你們要負責任，為電影負責，也為歷史負責?！?/p>

2013年，《辯護人》在韓國上映，這部根據20世紀80年代“釜林事件”改編的電影收獲了1137萬人次的票房，成為當年最賣座的國產片。

因為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辯護人》傳到中國時，被進一步神話了。電影上映不久，“釜林事件”二審宣判，當年的5名被告被判無罪，這次遲來的審判距離一審判決已有33年?！八麄冇懈淖儑业碾娪??！泵襟w如此盛贊《辯護人》?！安?，不，審判和電影沒有關系?！绷河铄a連忙澄清誤會，“審判早就有了定論，這只是個巧合?！?/p>

盡管梁宇錫理智地撇清了《辯護人》與案件本身的關聯，但他將韓國電影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做了另一番比喻：“電影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改變歷史的林肯，但它可以是那個‘發動戰爭的小婦人?！?852年，美國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發表，這部反奴隸制小說一定程度上喚起了美國社會對農奴制的關注。9年后，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肯曾接見斯托夫人，說她是“引發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

政治的主題

韓國當然不是政治題材電影產量最高的國家，美國人更熱衷于在電影中討論政治，且有更寬松的市場環境。但從電影的比例和質量來看，韓國的政治題材電影是影史中不可忽略的存在。

普通中國觀眾對韓國的政治電影有所認知大概是從2000年前后開始的，1999年拍攝的以韓國和朝鮮諜戰為背景的《生死諜變》以及2003年上映的《實尾島》是最早引起國人關注的韓國政治電影。上世紀90年代，韓國的電影分級制度徹底取代了審查制度，隨著一些歷史事件的相繼解密，韓國電影人開始直面國家的政治傷痛。

事實上，《生死諜變》《實尾島》和《辯護人》一類與國家命運相連接的電影有一個更寬泛的歸類——民族電影。韓國的民族電影運動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相較于關注邊緣群體、貧困人群和弱勢勞工的主題，政治電影是民族電影中起步較晚的一個類型。

“光州事件”是政治電影的突破口。1979年，全斗煥軍事獨裁政府開始統治韓國，次年，韓國各地工人和學生展開游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并呼吁全斗煥下臺。當時，光州的3萬學生與市民也參與了游行示威活動，并與戒嚴軍發生了沖突。隨后，光州地區的戒嚴軍開始大規模抓捕、毆打學生和市民，并在美國的默許下，調派軍隊鎮壓民眾，在大規模屠殺、逮捕和拘禁后，奪回了光州的統治權。這一歷史事件被定義為“光州事件”。

1995年，韓國兩位前總統盧泰愚和全斗煥先后入獄，時任總統金泳三提議重新調查“光州事件”。至此，“光州事件”的諸多事實被公開，研究和展現這段歷史也不再是禁忌，這一具有強烈戲劇張力和反思意義的事件就成了韓國電影人最熱衷于表達的政治主題。

1996年，導演張賢祐最先拍攝了以“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電影《花瓣》，從那之后，以這一事件為主題的電影開始扎堆出現。

其中，對“光州事件”展現得最赤裸裸的是上映于2007年的《華麗的休假》。電影以一對兄弟的思想、情感轉變為中心。出租車司機姜民宇與弟弟姜振宇過著平凡的生活，兩人在一次電影放映中目擊了一場暴力事件，事件本身的沖擊力和同學的死讓姜振宇義無反顧地加入了游行示威，而哥哥姜民宇卻苦心勸阻弟弟遠離政治。直到弟弟死在軍隊槍下，姜民宇才決心反抗，成為反擊軍隊的核心成員。電影在一場平民與軍隊的槍戰中結束，姜民宇也死在軍隊的亂槍下。

盡管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已經取消，但像《華麗的休假》一樣大膽的表達依然少有，畢竟，不是所有導演都有金志勛的運氣。同樣以“光州事件”為背景的電影《26年》就曾因題材敏感而陷入投資方臨時撤資的窘境，最終，劇組不得不向網民募款，靠眾籌得來的7億韓元完成了余下的拍攝和后期制作。

更多創作者傾向于像梁宇錫拍攝《辯護人》一樣，選擇一個合適的角度切入，側面展現政治事件和參與其中的人?！掇q護人》中的男主角宋宇錫以前總統盧武鉉為原型，講述了身為律師的他經過內心掙扎，放棄安定生活，為“釜林事件”中被捕的學生辯護的故事。而李滄東導演的《薄荷糖》更加含蓄，電影塑造了一個對生活絕望的中年男人形象，用他失落的一生來貫穿上世紀70年代以來韓國的重要政治事件，其中，“光州事件”注定了人物的悲劇命運。

除“光州事件”之外，韓朝關系也是韓國電影樂于使用的政治背景，相較于內部矛盾，這一背景表達起來更無所顧忌。諜戰、離散和返鄉是這類電影最重要的主題，其中，最著名的是拍攝于2003年的《實尾島》和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

“實尾島事件”也是“二戰”之后韓國國內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之一。上世紀60年代，韓國和朝鮮之間局勢緊張，雙方都展開了間諜、反間諜與刺殺活動。1968年，朝鮮軍隊成立了由31人組成的敢死隊，潛入韓國漢城（首爾），直逼青瓦臺，準備刺殺當時的總統樸正熙。雖然朝鮮的刺殺行動以失敗告終，但這次事件后，韓國組建了一支名為“684北派部隊”的特種兵組織，常年在實尾島訓練，隨時準備襲擊朝鮮。隨著《南北和平共同聲明》的順利推進，“684”的存在成為隱患，韓國軍方和情報局暗示，讓這支由三教九流組成的“684北派部隊”徹底消失。韓國當局的態度激怒了島上的訓練兵，他們登上仁川碼頭，一路逼向漢城。最終，訓練兵被剿滅，由于當局的遮掩，“實尾島事件”在32年后才真相大白。

同名電影《實尾島》就以這段歷史為依據，雖然運用了諸多戲劇化的手法，但對“實尾島事件”的重現幾乎是真實的。這部電影是韓國電影進入“大制作”時代后最具票房號召力的作品，它令韓國電影的觀影人數第一次突破了1000萬人次。觀眾有了解這段歷史的需求，而電影中的動作場面也攢足了商業元素，足夠吸引眼球。

隨后上映的《太極旗飄揚》幾乎是展現韓朝關系的電影中最成功的案例。這部電影耗資130億韓元，從故事類型化程度、演員配置到CG等后期技術的使用就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標準的大片，擁有好萊塢的故事結構和呈現方式，卻不失韓國民族電影的精神內核。

近幾年，韓國政治電影找到了更刺激、更當下的主題——政治腐敗。有數據顯示，韓國的腐敗指數在4至7之間，屬于中等腐敗國家。韓國民眾對國內的腐敗問題也憂心忡忡，連中學生都認為“韓國是個腐敗的國家”。上映于2015年的《局內人》和今年剛剛上映的《阿修羅》就以“政治腐敗”為背景，再套用黑幫電影的敘事結構，講一個復雜、黑暗的政治斗爭故事。

但與之前的政治題材相比，政治腐敗更像是《局內人》和《阿修羅》的噱頭，民族電影的精神內核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血腥、暴力、情色等犯罪題材電影所必需的要素。畢竟，看曹丞佑與李承憲拳拳相向比高喊“大韓民國萬歲”來得更刺激。

講故事

“韓國民族電影的主題從來不是政治，我們最在乎的還是故事，這是我們與好萊塢大片相抗衡的根基——韓國人總是能講好自己的民族故事?！睂а萘河铄a說，他選擇拍《辯護人》并非單純的愛國主義，也不是以真實事件做賣點，而是看中了前總統盧武鉉人生轉變的“決定性瞬間”。

“所以，我選擇的點很小，為‘釜林事件中的學生辯護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小事，但這件事讓他從一個市儈律師變成了維權斗士。在電影感上，這件事拍攝起來比大選、當總統更有層次?！痹缭?0世紀90年代中期，梁宇錫就開始關注“釜林事件”和盧武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當他把這個故事寫成劇本時，盧武鉉恰好大選勝出，成為新一任總統，“再拍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

這個故事擱置了將近20年，終于在2013年上映?！盎谡鎸嵤录?，但電影化的改編是必要的?！绷河铄a把真實事件中的20多個學生簡化為不到10個，以求“在群像的呈現上更游刃有余”。以盧武鉉為原型的男主角宋宇錫并非臉譜化地呈現，在電影前三分之一，梁宇錫把男主角塑造成一個精明、市儈的律師，身上帶著“鳳凰男”的驕傲與自卑，隨著情節的展開，男主角在幾件事上表現了他善良的一面，為隨后轉身成為維權律師做足鋪墊。

盡管《辯護人》是一部注重內心戲的電影，但其中也不乏商業元素。梁宇錫并不是一個固執的導演，像很多理性的韓國導演一樣，他看重票房，也重視觀眾的反饋?！澳銈冋f《辯護人》是政治題材，我卻把它當成驚悚片拍?！彼陔娪爸屑尤肓撕芏啾┝雒婧蛻乙稍?，致力于消滅一切不穩定因素的車東英警官不動聲色地虐打學生，走出暗室后卻右手撫胸，虔誠地站立在國歌聲中，這是《辯護人》最震撼人心的場面之一，電影中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反面角色也有復雜性。

梁宇錫反對好萊塢式的套路，但這并不是說韓國電影沒有套路。在很多政治題材電影中，我們都能找到一個精神內核——恨，當然，如果擴展開來討論，“恨”是絕大部分韓國民族電影的靈魂?！度A麗的休假》中，平庸的出租車司機姜民宇因仇恨殺害弟弟的軍隊而加入反抗，《實尾島》中的訓練兵因憎恨國家的背叛而造反，《薄荷糖》中的金永浩因恨自己而站上鐵軌，高喊“我要回去”?！掇q護人》中也有恨，警官車東英因父親在暴力事件中喪生而痛恨一切不穩定因素，從而沾染了“平庸之惡”，成為一名劊子手式的暴力警察。

另一個套路是幽默元素。不論是多沉重的題材，韓國導演和編劇都喜歡在劇本中適當地加入幽默橋段，以調節電影節奏。在劇本中塑造一個嬉皮笑臉、善良卻小毛病不斷的小丑式角色是設置幽默橋段最常用的方法?！度A麗的休假》中有一對活寶仁峰和龍大，兩人從冤家變成并肩作戰的好兄弟，即便面對軍隊的真槍實彈，兩人也無法嚴肅應對，連最后的告別都讓人淚中帶笑。這類角色常常在電影氛圍陷入絕望時出場，用來安撫觀眾的情緒?！栋⑿蘖_》中，“政治流氓”安尚久和檢察官于章勛的對手戲也并非嚴肅的對峙和結盟，導演禹民鎬在處理兩人關系時，用互相調侃卻又彼此遷就的細節制造了很多幽默橋段，為殘酷的政治斗爭保留一絲溫暖。

政治題材電影很多時候都是以群戲的形式呈現，在展現群體狀態時，導演大多會渲染一段美好的（至少是不太差勁的）舊時光，以襯托故事急轉直下時的絕望感。其中，《實尾島》的處理方式最動人。一群死囚犯被發配實尾島，成為訓練兵，明知未來有一天會成為死士，他們卻依然在殘酷的訓練之余偷得了一些好時光。導演以紀錄式的手法呈現31名訓練兵在島上的日常生活，在表現殘酷的訓練場面時，有好萊塢戰爭片的影子，而在展現訓練兵的兄弟情時，就用回了韓國電影擅長的溫情和幽默。

到了近兩年的《阿修羅》和《局內人》，這類展現韓國政治的電影就變得更類型化。這兩部電影以揭露韓國政治腐敗為名，用的卻是犯罪題材電影和香港黑幫片的呈現方式?！毒謨热恕防锏膸锥闻錁放c杜琪峰的電影《槍火》中的配樂如出一轍，劇中的色情、剁手、虐打等場面更是好萊塢犯罪片中的標配。

韓國政治題材電影雖多，但真正的佳作卻不如想象中多。包括《華麗的休假》和《實尾島》在內，很多電影的政治背景和民族電影包袱太重，電影對歷史事件過分依賴，過度的煽情反而削弱了表現力。民族情結是韓國電影的特色，也很可能是他們的枷鎖。近幾年，韓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收獲了票房和口碑的雙重好評，這類電影也成了韓國電影走向世界的砝碼。在市場的誘惑下，越來越多真實的社會事件、政治事件被改編成電影，佳作當然有，但其中套路化，甚至是投機的作品似乎更多。

電影的自由之路

相比往年的熱鬧，今年的釜山電影節略顯冷清。去年，電影節不顧釜山政府反對，堅持在電影節期間放映了以“世越號沉船事件”為主題的紀錄片《潛水鐘》。隨后，釜山政府采取措施，削減釜山電影節預算，并撤換了電影節主席兼創始人之一李庸觀。政府與電影人的矛盾持續到2016年的釜山電影節。為了反對政府行為，謀求電影的自由表達，包括韓國電影制作協會、韓國電影導演協會在內的9個團體決定聯合起來，成立“守護釜山電影節韓國電影人非常對策委員會”，發起抵制活動。他們對外發表聲明：“釜山國際電影節不屬于釜山市政府。盡管政府在經濟上支持電影節，但電影節擁有獨立運行的權利，不應受到任何外力干涉?！背暶魍?，抵制活動還要求釜山市長徐秉洙辭去電影節委員會委員長職務，并撤銷對68位電影節委員的處分。

韓國電影人與韓國政府的關系向來不和諧，最近一次嚴重的意見不合與“世越號沉船事件”有關。2014年事件發生之后，韓國眾多演藝界人士聲援民間組織，要求徹底調查事件始末。今年10月，韓國《韓國日報》和以英語發行的姊妹報《韓國時報》登出文章，曝光了一份包括樸贊郁、宋康昊、金惠秀、奉俊昊等一線電影人在內的千人黑名單，入選理由包括“要求政府為‘歲月號悲劇負責”“支持在野黨候選人樸元淳”“抨擊政府”等。

如今，這份名單的真偽不得而知，但從中透露出的當局政府與文化界人士日益緊張的關系卻是真實的?！绊n國電影人表達的自由是靠團結和常年的爭取得來的?！绷河铄a說，當初拍攝《辯護人》時他也曾擔心受到來自官方的阻礙，“如果這個故事拍不出來，那我們社會的民主一定是后退了吧。還好，它最終順利上映了?！?/p>

梁宇錫口中的“抗爭”有對內的抗爭，也有對外的抗爭。對內要在曾經嚴格的審查制度下謀求生存空間，對外要抵御好萊塢大片對于本土電影市場的掠奪?！拔覀兘裉斓纳姝h境比前輩們好太多了?！绷河铄a和我聊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韓國電影制度，當時，樸正熙統治下的政府對電影審查的管控尤其嚴苛，在樸正熙上臺之前，韓國沒有電影法，而樸正熙政府所制定的電影法基本是為宣傳意識形態服務。電影法以企業化政策和進口配額制為核心，只允許當時的20家電影公司制作和引進外國電影，不允許制作與現存體制內容相悖的電影。配額制原本是要鼓勵本土電影的發展——在引進好萊塢大片的同時，要以制作一定量的本土電影作為引進交換條件。但現實情況適得其反，這一政策執行得差強人意，投資人鉆了空子，導致本土電影投資大幅度削減，韓國的本土電影在70年代到80年代陷入大蕭條。

轉機依然出現在“光州事件”之后。結束了獨裁統治的韓國開始進入市場競爭體系，言論自由也大幅度放寬。1988年，政府還廢除了電影投拍前要預先審理劇本的制度，這一政策性轉變讓韓國電影開始涉獵更多主題和形式。

在政策逐漸開放的過程中，韓國電影人并非被動接受，而是不止一次地主動爭取。1993年，業內人士建立了電影配額檢查團，義務監督配額制度的實行。在檢查團的監督下，韓國的國產電影份額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國內創作環境寬松后，美國好萊塢電影對韓國本土電影的威脅又讓韓國電影人團結起來。1997年，美國要求廢除電影配額制度，韓國電影人集體反對，100多位制片人、導演和學生當街剃光頭，開始了持續5年的“光頭運動”，準備死守電影配額制。

這兩件電影人捍衛權益的運動加重了韓國觀眾的國產片情結，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讓他們與國產電影更為親近，放眼全球，韓國是除美國外本土電影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韓國人對本土電影的偏好，使得投資人愿意將大筆投資用于本土電影的創作，觀眾、創作者與投資者的良性互動，讓韓國電影在2000年前后進入了一段繁榮期。

最近幾年，韓國電影的出口份額快速增長，尤其是那些以政治和社會事件為背景的民族電影，更受到了中國和部分美國市場的歡迎。相較于國內電影人對好萊塢的熱情，很多成熟的韓國電影人對此持警惕態度。采訪韓國導演奉俊昊時，他曾表示：“我與好萊塢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稓⑷嘶貞洝窞槭裁从幸粋€開放式結尾？我不想得出一個工整的結論，那是好萊塢喜歡做的事。有個對比很有趣，我要找宋康昊拍電影，不需要通過經紀人、律師和助理，給他打個電話就行了。與好萊塢嚴格的商業化相比，韓國電影圈有它不那么專業的一面，卻充滿人情味?！?/p>

（參考資料：《韓國電影：歷史、反抗與民主的想象》《1987～1992年間韓國電影的政治審查制度與政治合法性》。實習生肖楚舟對本文亦有貢獻）

“閨蜜門”背后的韓國宗教與政治

“無論是李明博下跪事件還是樸槿惠‘閨蜜干政事件，韓國現實政治中的宗教元素，事實上都是以戲劇性的偶然事件反映宏大歷史背景下地緣戰略博弈的某種邏輯必然?！?/p>

記者 艾江濤

當地時間11月4日上午10點30分，韓國總統樸槿惠在青瓦臺發表的直播電視講話中再次向國民道歉。在講話中，樸槿惠對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崔順實給予的幫助表示感謝，并明確否認加入邪教。

事實上，截至目前并無更多事實證明曾經的佛教徒、后來的牧師，并持有所謂可以對著圓圈念咒治病的“永生劫”理念的崔太敏，對樸政府的執政有何直接影響。但另一方面，對樸槿惠受崔太敏控制的質疑與指責，在其1997年重返政壇之前便已開始，質疑者既有她的弟弟與妹妹，也有政壇對手。

1990年，樸槿惠的妹妹樸槿令與弟弟樸志晚在寫給時任總統盧泰愚的親筆信中稱：“我們姐姐唯一的罪，就是被崔太敏徹底騙了?！辈⒁蟆皣缿万_子崔太敏，為保護前任國家元首，請將被崔太敏迷惑的姐姐樸槿惠解救出來”。2007年，樸槿惠首次參加總統競選，在爭取大國家黨黨內提名時，對手李明博就曾說，如果樸當政，崔順實家族干涉的可能性很大。同年，韓國情報機構KCIA泄露有關樸槿惠與崔太敏關系的文件也曾涉及“控制身體和靈魂”的說法，樸為此在黨內聽證會接受150個問題的詢問。

這些責難背后，除去有待進一步證實的親信干政借以牟利等問題，難以回避的地方在于，樸槿惠與宗教人物崔太敏之間的密切關系，后者一度將這種關系稱為“精神上的夫妻”。1974年，樸槿惠的母親陸英修遇刺身亡，崔太敏正是在這時走入她的生活。崔寫信告訴樸槿惠她的母親陸英修給自己托夢。見面后，崔以陸英修附體的模樣對樸槿惠說，跟隨著自己可以將她引往好的方向。對此情景，據說樸槿惠曾一度昏厥過去。就像樸槿惠公開承認的，如果說對于一個剛剛經受人生重大打擊的22歲少女，崔太敏的出現更像一個精神上的安慰，本無可厚非的話，可聯系她日后步入政壇后遭受的不斷指責，卻頗能看出韓國歷史上一直以來宗教與政治之間的微妙關系。

像不少國家一樣，韓國歷來有神教，也即薩滿教的原始信仰。所謂神教，是指通過巫師的中間作用向天神祭祀，舉行咒術的宗教。傳統的影響非常深遠，佛教、基督教傳入韓國時，都不可避免地發生薩滿化的傾向。在朝鮮王朝末年，在國內政治腐敗、列強入侵、社會陷入絕望之際，傳統的儒教、佛教不能提供救亡圖存的指引，而來自西方的天主教又被視為陷國運于危險的西學。1860年，崔濟愚“以道為天道，以學為東學，掛出布德天下、廣濟蒼生的標語”，倡導東學。這種雜糅的宗教結合神教色彩，萃取了“儒教的五倫五常、佛教的慈悲平等、天道的無欲清凈”。1905年，東學教團正式啟用新名“天道教”。1919年3月1日，天道教與基督教、佛教三個教團的幾十名代表發表獨立宣言，繼而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游行，史稱“三一運動”?？梢哉f，東學與天道教，成為朝鮮王朝末年與日本殖民時期，參與政治、追求民族獨立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正因此，盧吉明等韓國學者在《韓國民族宗教運動史》中高度稱贊天道教等民族宗教在堅持民族獨立與恢復主權運動中的功績，并不無遺憾地表示“光復之后民族宗教并沒有受到公正的對待和社會的廣泛認可”。

崔濟愚創導的東學，還在此后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催生出大量新興的類似宗教，或稱為“似而非”宗教。這些宗教發揚韓國的神教傳統，并且與儒、佛、道三教融合。正如金得榥在《韓國宗教史》所述，這些宗教除了教理的大雜燴，也更為現實主義，宣稱“信仰他們所主張的道，守持他們所提出的教義信條，即將到來的不是來世而是今生就能體驗的地上天國”。某種意義上，崔太敏所創的“大韓救國宣教會”，講求算命治病，謀求生活利益，也屬于今天仍有的70多個“似而非”宗教之列。

韓國國民對這些新興宗教的看法，頗有矛盾之處。一方面，它們曾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民族救亡的作用，并通過引導民眾對啟發韓民族做出了貢獻；可另一方面，一些如侍天教這樣的教派，也成為賣國的先鋒，一些團體所散布的迷信妄言乃至淫亂殺人等暴行，使它們成為不折不扣的邪教組織。此外，從大的方面而言，1948年大韓民國建立時，就確立了“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離”的政策，宗教干政一直是政界的敏感話題。盡管如此，韓國多任總統都是基督徒，宗教仍在韓國政治中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此次樸槿惠“閨蜜門”引發的民眾擔憂，只是這種影響的一次放大呈現而已。

為此，本刊專訪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奎，為讀者解讀韓國宗教與政治的糾葛。

三聯生活周刊：20世紀70年代后期樸槿惠多次參加崔太敏舉行的宗教活動，并在母親去世后受其影響很深，引發人們對崔太敏的關注。怎樣看待樸槿惠與崔太敏的關系，以及崔所創立的“大韓救國宣教會”？

黃奎：韓國的宗教格局一直是多宗教和多教派的，其宗教生態的高度多樣性可以從宗教教派與宗派數量略窺一二：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韓國至少有18個佛教宗派、94個基督新教教派、393個小型新宗教團體（包括圓佛教、天道教和伊斯蘭教）。與文鮮明的統一教、趙鏞基的汝矣島全福音教會的烜赫一時相比，崔太敏創立的所謂“大韓救國宣教會”，不過是韓國形形色色基督教異端教派中的一個小角色而已，影響甚微，近來因所謂“閨蜜干政門”才偶然暴得大名。

至于樸槿惠青年時期由于家庭重大變故等原因受“大韓救國宣教會”吸引而涉足其間，深受崔氏父女影響，且一直持續至今，可以認為是樸槿惠的個人行為或私事，無可厚非。問題在于種種跡象業已表明，樸槿惠的總統職務行為已無法擺脫公私不分和宗教甚或邪教干政的質疑。

三聯生活周刊：韓國各種宗教深受本土薩滿教（神教）影響，有很強的巫術色彩，一些資料中也能看到崔太敏傳教時教徒痛哭流涕的場景，及他畫圈治病的理念。如何看待這種宗教的薩滿化傾向及韓國人的宗教實用主義？

黃奎：以萬物有靈論（Animism）、薩滿教為核心的民間信仰或彌散型民間宗教源遠流長，對韓民族的影響根深蒂固。韓國民眾無論信仰何種宗教，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薩滿教的影響，此可謂朝鮮半島的文化傳統或文化基因之一。亡靈托夢、畫圈治病、教徒痛哭流涕之類匪夷所思的現象就是這種影響的具體例證。這種前現代的、非理性的文化傳統，對緩解朝鮮半島的戰爭苦難所帶來的精神創傷和韓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人生困惑可能有一定作用。

深入考察韓國宗教問題會發現，祈福信仰在韓國民眾中普遍存在。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祈福信仰來源于薩滿教信仰。韓國人主要的祈福訴求是健康、生活富足，找到好配偶，擁有好工作，擁有商業資產和今生的和平生活。韓國人之所以會熱衷于祈福信仰，是因為他們100多年來遭受了太多的苦難，朝鮮戰爭后滿目瘡痍的艱難生存條件，更使得韓國民眾對于財產、健康和個人問題的解決抱有強烈的愿望。由于韓國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都早已不同程度地薩滿教化，因此濃烈的祈福信仰氣息常常會沖淡不同宗教間的實質差異，遠非虔誠宗教徒的不少普通韓國人穿梭涉足于不同宗教之間，對宗教信仰抱持一種實用主義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許有助于淡化令人恐懼的宗教狂熱，亦未可知。

三聯生活周刊：如何看待光復之前，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在民族獨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韓國學者稱其為“民族宗教”，而認為“似而非宗教”等名稱是日本侵略者的說法，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黃奎：在1919年韓國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三一運動”中，民族主義共識使韓國基督教與天道教、佛教等其他宗教合作，將基督教義與民族解放運動聯系起來，使得基督教逐漸成為愛國的“民族宗教”，甚至成為韓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面旗幟。由于日本殖民統治者企圖使日本神道教成為朝鮮半島的全民信仰，因此將包括基督教、天道教、佛教在內的各類宗教誣稱為“似而非宗教”予以打壓。韓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身份，其宗教信仰在具體歷史過程中，尤其是對于當事人的精神面貌和意志品質可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影響，但這些影響對韓國民族解放事業的“宏大敘事”而言不宜夸大。

20世紀40年代末朝鮮半島南北分治后，在韓國逐漸興起的一些“似而非宗教”或偽似宗教組織（Pseudo Religion）甚或膜拜團體（Cult），則大多是基督教異端教派，其中不少實際上是鼓吹教主崇拜、渲染世界末日威脅、巧言令色騙財騙色的邪教組織。

三聯生活周刊：大韓民國建立時就確立了政教分離的政策，但宗教對政治的影響依然很大，請結合例子談談具體影響。

黃奎：韓國歷史上曾有基督徒李承晚、金泳三、金大中擔任總統。上一屆總統李明博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出生于基督徒家庭，曾擔任過韓國守望教會的長老。宗教信仰對于韓國政治的影響，尤其是總統的影響，李明博在國家早餐祈禱會下跪可算得上一次標志性事件。

據韓國媒體報道，李明博在教會以謙卑、熱忱的服事得到弟兄姐妹的愛戴。他任首爾市長期間，曾公開宣告將這座城市獻給神掌權。2011年，韓國《中央日報》報道了韓國總統李明博在3月3日參加首爾COEX里舉行的第43屆國家早餐祈禱會時下跪禱告，此舉在韓國引發了爭議。韓國總統府方面對于發生現任總統下跪一事解釋說：“祈禱以什么形式進行完全取決于牧師的指引?！钡强偨y府內部認為“牧師做得出格了”，對此非常不滿。韓國國家早餐祈禱會的名字起源于1966年總統早餐祈禱會，從1976年第8屆起，開始使用國家早餐祈禱會的名稱，時任總統每年都會出席。

追溯韓國歷史和政治中的基督教元素，可以發現，朝鮮半島的薩滿教、儒教和佛教傳統盡管歷史悠久，對民眾的影響根深蒂固，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所遭遇的國家危亡和苦難的歷史情境中，以往的傳統在救亡圖存方面黯然失色，不堪敷用，而基督教卻異軍突起，以爭取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訴求為傳教策略，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基督教徒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卻在朝鮮半島社會中站穩了腳跟，同時也為暫時處于下風的西方勢力尤其是美國勢力在未來重返朝鮮半島、恢復影響埋下了伏筆。

一方面，朝鮮王朝末期封建專制腐敗造成的苦難，日本殖民統治期間遭受的苦難，朝鮮戰爭期間遭受的苦難，所有這些苦難加在一起，幾乎使韓民族陷入絕望?；浇虝趹鸷箜n國的物質廢墟上提供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等幫助，在韓民族的心靈廢墟上提供慰藉、提供基督的救世福音，得以快速擴張。另一方面，美國有意扶植基督教以抵御共產主義的滲透，盡管基督教反對軍人獨裁統治，但韓國歷屆政府在與朝鮮政權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較量和抗衡時，也有意利用基督教。國際國內的這些政治因素為基督教在韓國的發展壯大以至于迅猛擴張提供了“處境化”的有利條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考慮到韓國的“事大主義”的歷史傳統及不容忽視的地緣政治因素，基督教在韓國的發展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影響衰微和歐美影響增強的產物。無論是李明博下跪事件還是樸槿惠“閨蜜干政”事件，韓國現實政治中的宗教元素，事實上都是在以戲劇性的偶然事件反映宏大歷史背景下地緣戰略博弈的某種邏輯必然。

（感謝鄭繼永、涂怡超、王梓對本文寫作與采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