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坐標下

維舟

如今在世人眼里，印度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洋，連接著諸多貧窮且海盜出沒的危險海岸。很少人能記起，那曾是文明與財富交匯的海洋（想想看，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三個都靠近它），向所有水手和商人開放。在定期季風的推動下，一個航海者可以在這片溫暖而平靜的水域中以相當于在地中海航行的兩倍航速，在諸多港口城市組成的貿易轉運網絡中穿梭往來。也正是這樣一個黃金國的夢幻，驅使著當年衣衫襤褸的西方航海者前來尋求傳說中東方的財富中心——印度。

1980年，年輕的印度人類學家阿米塔夫·高希踏上埃及的土地時，這一切已成往事。把他帶到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來的，是一個特殊的歷史聯系：在埃及出土的一份文獻中，提到12世紀有一個叫本·伊居的阿拉伯商人曾漂洋過海，到印度的香料海岸經商、生活，而在劍橋大學就學的高希，出于對這一歷史以及現實中埃及生活的雙重興趣，就此開始一段時光交錯的旅程。

對于那些憧憬歷史圖景的學者們來說，這是最好不要輕易去嘗試的事，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發現，現實中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壓根兒不像文本所描述的東方”（愛德華·薩義德語）。法國東方學家內瓦爾曾傷心地說，對一個從沒見過東方的人而言，蓮花仍舊是蓮花；而對他本人來說，卻不過是洋蔥的一種?，F實原本就有促進幻滅的巨大力量。這就像一個人遠離故土之后，飽受思鄉的折磨，十年后回來，卻發現它早已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模樣——何況這一次相隔的不是十年，而是八百年。

這大概也是埃及這個古老國度的尷尬之處。人們想到它，總覺得那是一個有著很多（甚至太多）輝煌歷史的國家，對它那些標志性的古老形象更比現實中的埃及社會熟悉得多，這不免會讓人產生某種羞辱感，仿佛他們只是那些曾創造燦爛文明的祖先的平庸后人。當然，西方也曾遺忘了古希臘羅馬的文明，認為那不過是在基督教的光芒降世之前的異教傳統，然而他們畢竟在文藝復興之后重塑了古典傳統，而剩下的那些文明古國則尚未完全走出自己的歷史低谷。不僅埃及如此，印度也一樣：這些年來，埃及和印度都有數百萬人在那些依靠石油而暴富起來的海灣國家打工，每年匯回數十億美元，許多人的家庭往往因此成為鄉里第一個買電視機的。與他們中世紀時加入印度洋貿易網絡的祖先不同，他們現在往往不是作為商人，而是作為廉價勞動力參與到新的全球分工中去的。

時代不一樣了，看看那些對近現代埃及社會的描述，你會覺得歷史上的輝煌正漸漸遠離這片土地——這不僅是一種形容，也是一個事實，因為確實有許多文物古跡被毫不可惜地毀壞，或不加辨別地以低廉的價格賣給（有時甚至是贈予）那些感興趣的西方人，自此漂洋過海，被收藏在某個博物館的角落里。在這里，數千萬人擁擠在沙漠中間的狹長綠洲上，僅就宜居面積而言，人口密度甚至比北京市還要高，僅依靠著尼羅河水的天然恩賜，過著福禍難料的生活。就像所有生活在傳統社會村落中的農民一樣，他們對外界的了解基本上都依賴于經典所規定的世界觀，一如書中所說：“對他們來說，外面的世界仍然到處都是未知的奇跡?！彪m然村里的水泵也因在印度制造而被稱為“印度機器”，但印度對他們而言顯然屬于不可理解的另一個世界——像印度教這樣既沒有先知、實行火葬，還奉行圣牛崇拜因而看起來沒有信仰和道德的文明，無疑超出了他們的想象力。潛在連接這兩個東方文明的，不再是那個遙遠得難以被人記起、互惠和平的海上貿易網絡，而是曾經作為英國人殖民地的共同記憶。

在他們彼此對話時，那個不在場的參與者始終像是房間里的大象一樣存在著——那是西方的身影。村里的薩布里老師以一種政治正確的口吻談到印度和埃及之間有著長期傳統的友誼，說這兩個農業大國如此相似——尤其是同樣貧窮，也“都被帝國主義者掠奪過，而現在，它們都在用非常相似的方法，來努力應對貧窮，以及由多舛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所有其他的問題”。但共同受難并不必然構成相互理解的基礎，事實上，他們唯一能理解的是另一套語言：一種按照西方式“進步文明”的物質生活構建起來的“發展”梯度，一種對現代主義真正的、令人絕望的認真。這就是為什么村里的伊瑪目竭力聲稱“只有西方的才比我們的好”，而無法相信印度竟然也擁有現代文明的原因。

那是一場令人挫敗的爭吵。高希，這位來自印度的年輕學者，一度相信數百年前那個充滿調和的、可以平等而善意對話的網絡仍然存活，至少在某些細微的程度上尚可恢復，但卻在與一個鄉村舊式伊瑪目的爭吵中赫然發現，他們都在西方意義上文明進步的坐標下彼此打量。那是現代主義話語不可逆轉的勝利，“西方”已不再僅僅是歐亞大陸邊緣的那個“西方”，它變成了“普世”?！耙连斈亢臀摇@是來自兩個被淘汰的文明的代表，爭相要宣稱自己在現代暴力科技方面更勝一籌。在那一刻，盡管我們之間有著寬廣的差距，但我們完完全全地理解對方。他和我，我們都在旅行——我們在西方旅行。唯一的區別是，我實際上真的親身去過那里?！边@也是一個詭異之處：未曾親身去過西方的人，往往更不加反思地接受它所聲稱的東西。

無論如何，當葡萄牙人1498年遠渡重洋抵達印度海岸時，就已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在此之前，從未有哪個單一的海上力量曾長期獨霸這整個海域，那是一片比任何其他海洋都更自由開放的水域，由許多不設防的貿易港口連接，以至于人們最初把這些駕駛著炮艦的白人看作是前來做貿易的商人，而非征服者。歷史悠久、和平而多元化的網絡，終于在1509年的一場凄婉的海戰中，因一支埃及和印度聯合艦隊被摧毀而告徹底破滅。所有這些古老的土地，漸漸地都從屬于一個西方為中心的新網絡，就像是被控制在一個世界都市之下的互不聯結的鄉村。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年主持英國在埃及的殖民地行政機構的克羅默勛爵，早已預示了它們的現代困境：“他們所有人，就整個民族而言，或多或少地都處在一個小學生的地位……要緊的是，每一項特定事務的決定，都應該主要參考西方知識和經驗之光?！?/p>

耐人尋味的是，高希雖然懷念那個共享而多元的文化貿易交流網絡，對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參照持有批判態度，但事實上，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通過“西方之眼”來觀看東方。他在英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最終在牛津大學獲得社會人類學博士，除了他的印度裔身份外，這本《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達12世紀的埃及之旅》也看不出來是印度人寫的——它與《天真的人類學家》這種英國人描寫非洲社會的書，看起來在思維、方法乃至行文修辭上似乎沒多大區別。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書名中的“在古老的土地上”本身就是西方現代主義的產物：只有到了文藝復興時代之后，西方人才出于一種對過去形式的距離感，而將“現代”與“古老”對立起來。在這里，“古老的土地”對“我”這個主體而言，乃是一個在眼前展開的客體，而這種主客二元的觀念，原本就是一種伴隨著透視法興起的西方現代觀念。

只是，歷史從來不僅僅是歷史，它常常也是救贖之道。在西方殖民主義從印度洋退潮（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之后，這片命運多舛的海洋亟待尋得自己更好的未來。羅伯特·卡普蘭在《季風》一書中說得對：“印度洋也是一種觀念（idea），因為它讓我們看到整個世界，在新奇而又古老的框架下用其獨有的傳統和特色看問題，而不致陷入全球化這一枯燥卻又被視為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的思想體系中?！?/p>

（《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達12世紀的埃及之旅》，阿米塔夫·高希著，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

印度人類學家阿米塔夫·高希和他的著作《在古老的土地上：一次抵達12世紀的埃及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