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純文學”的社會屬性
——論作為觀念的“純文學”及其可能出路

◎ 龔自強

重啟“純文學”的社會屬性
——論作為觀念的“純文學”及其可能出路

◎ 龔自強

對新世紀以來的“純文學”討論的反思，熱度不減。這股反思潮流以80年代竭力為“新潮小說”、“先鋒小說”等純文學實踐搖旗吶喊的李陀為發端，讓人感慨良多。在《漫說“純文學”》這篇訪談中，李陀并不否認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曾經對中國文學沖出以“文革”為典型表征的極左文藝的政治性藩籬，從而在“文學/政治”的二元對立之中以排斥、驅逐、否定“政治”的方式確立其文學相對自主性、自律性規范的功績，并認為“從漢語寫作的歷史來看，80年代后期的文學成績是相當高的，應該說超過了五四以后的任何一個時期”[1]。作為曾經純文學的倡議者和純文學實踐的推動者，李陀站在21世紀回望八十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新潮小說”以來的中國文學發展歷程，卻不無心碎地發現純文學賴以出場的對僵化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的反抗性和批判性等可貴品質悄然之間已不見蹤影。這也是對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的反思何以能在新世紀以來形成一個持續的熱潮的關鍵原因。令李陀憂心忡忡的正在于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市場經濟逐漸確立以來，在中國社會現實發生翻天覆地般的革命性變化之際，被寄予反抗性和批判性的中國文學卻表現出對于中國社會現實罕見的冷漠和無能。在轟轟烈烈的大時代里，中國文學依然在做著“個人”的細碎的夢想，寫著在“個人化寫作”“私人化寫作”等旗幟之下的“個人”的喜怒哀樂、吃喝拉撒。

對于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李陀是大大不滿意的，這同時也是對純文學做出深刻反思的學者們的共同情緒。但與之相對的是，令李陀們感到詫異的也許還不僅僅是中國文學的這種“小格局”及其對社會現實的冷漠與無能，更主要的還在于“……真正嚴重的是，90年代的文學批評并沒有指出這一問題，相反，批評家或者以‘后現代’的名義贊揚、鼓動那些應和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寫作，或者和作家一道慨嘆‘文學邊緣化’啦、‘知識分子邊緣化’啦，然后更進一步論證‘邊緣化’怎樣必要，怎樣合理?！盵2]身為學者，李陀們的目光比較集中在批評家身上，但無論是批評家出了問題，還是作家出了問題，應該沒有人否認當前中國文學出了問題這個事實。所謂“90年代的文學批評”并非鐵板一塊，多元化早已成為90年代文學的一個明顯標簽，就90年代的主流學院批評家來說，他們十分痛心的恰恰是中國文學的商業化趨向，因此并不見得會有太多的批評家或學者會去“鼓動那些應和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寫作”。但只限于純文學觀念，畫地為牢，從而切斷中國文學與當下現實之間的互動，卻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信奉純文學的批評家和作家都難辭其咎。純文學觀念的確立依賴于區隔和排斥，純文學不斷制造自己的他者，如果說最初還有積極的反抗意義，那么后來就逐漸走向本質主義的框框，而失去其正面意義了。就文學品格的自我砥礪而言，純文學觀念越純化越好，這也許無可厚非，但就文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的組成部分而言，文學與社會現實一直有著復雜的物質關聯和精神關聯，真正偉大的文學也從來不回避對于社會現實的嚴肅關注。純文學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其不斷純化的沖動，在90年代已然變動了的社會現實中，就逐漸顯示其封閉性、獨斷性、保守性，從而“自絕于”當下社會現實。李陀們也看到純文學這一觀念如何首先在“文學/政治”的二元對立中充當了革命性的角色，其次在90年代“文學/商業”的二元對立之中依然保持了那種反叛性和嚴肅性，但李陀們傾向于認為純文學觀念作為一個時期性的概念并非一個本質主義的界定，也從來沒有什么本質主義的界定，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語境中，它已經徹底失效了，因而無力應對中國社會的巨變和現實的突飛猛進式的發展。

其實如果放眼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純文學的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這不能全怪罪于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但卻進一步凸顯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本身的問題，使得本來隱蔽的問題公開化。80—90年代之交的新寫實小說已經顯露出某些90年代文學的頹唐氣象，“一地雞毛”式的雞零狗碎的現實以“小敘事”的形式進入到向來以“宏大敘事”為追求的中國文學的版圖，并迅速成為一種純文學的主導性潮流，這不能不成為“新時期”即將終結，“后新時期”即將到來的某種表征。新寫實小說某種程度上是對于先鋒小說的反撥，雖然二者通常同在現代主義、先鋒性乃至后現代主義的意義上被論者相提并論，但二者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差異：不僅是從象牙塔式的“精致的甕”向原生態的某種程度上回復到人之基本生物性的生活現實，而且是從高深莫測的深度精神甚至不乏哲學化的小說追求到“不談愛情”式的消解烏托邦和詩性世界的小說追求的裂變。在此情況下，也許就不難理解為何余華在90年代的寫作基本回到了現實主義的堅實大地上來，以苦難、溫情、堅忍等支撐起他主要的小說框架，也不難理解為何新寫實小說作為一個潮流很快就在90年代的市場經濟大潮中不見蹤影，劉震云與影視的聯姻日漸明顯，劉恒逐漸不再寫作純文學作品，池莉則一步步走向為大眾文化所追捧的暢銷書作家。先鋒小說和新寫實小說的轉折、轉向或消亡是一個綜合性的文學事實，不排除還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但重要的一點在于這種轉折、轉向或消亡既是純文學邊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純文學邊緣化的重要表征和佐證。

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一度以為擺脫了政治負擔和意識形態壓力的“個人化寫作”可以作為文學復興的偉大開端和基礎，人們對中國文學也抱有非常大的期望：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來說，救亡壓倒啟蒙是中國文學的某種象征性濃縮，中國現代性的激進化之路的展開一直在“文學/政治”的二元對立之中進行，“政治”無疑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大夢魘。盡管無產階級文學、延安文學等開啟的毋寧說是一種嶄新的、先鋒性的文學實踐，它們也只是在早期能夠讓人心眼一亮，歷史的嚴酷緊張和政治的急切焦躁等都使得文學疲于應付政治的要求，從而不能在文學的意義上真正開拓進取。這一趨向到“文革”時期走向了一個極端。極端也意味著結束，結束意味著新的開始，新時期文學正是在對之前政治性訴求過于濃厚的文學的嚴正反撥之中開始其蹣跚的腳步的。必須考慮到中國文學此前有一個如此重的政治負擔和壓力，才能理解為何新時期初期文學對于“人道主義”“主體論”如此強調，甚至到讓人震驚的程度，因為唯有如此才被認為能對等地反撥此前文學對于“人之為人”之基本權益的全面壓制和剝奪；才能理解為何新時期中后期文學開始大力宣揚“純文學”這一文學觀念，“純文學”幾乎被提高到等同于最為先進的文學樣式的地步，因為唯有如此才被認為能使文學真正擺脫政治的鉗制和擠壓。90年代以來純文學觀念逐漸成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文學事實，并成為作家和文學研究者趨之若鶩的不二法寶，人們認為只有純文學才能使中國文學真正崛起和質變，對于偉大作品的焦慮與渴望只有在純文學這里才能真正得到落實和滿足。事實上，這種對于純文學的執念并沒有受到市場經濟以來純文學邊緣化的嚴峻局勢的影響，劇情的反轉是在一種悲劇和崇高情結之下進行的：面對沖擊，持有純文學觀念的作家和研究者反而有一種布迪厄意義上的“輸者為贏”的自信，在一種現代主義的英雄主義情緒之下寧愿鉆入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自己的語言中建構一個自足的世界?！岸氵M小樓成一統”，在語言、形式、修辭等的包圍之中，這不能不極大促進中國文學向內的掘進，但“躲進小樓”僅僅表明作家不愿與自身之外的社會現實溝通或交流，并不表明社會現實就此消失，日新月異的社會現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令人驚異的速度不斷發展。對于信奉純文學觀念的作家來說，現在已經不是愿意不愿意表現當下現實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夠表現當下現實的問題。令人震驚的是，他們已經漸漸失去描繪或批判現實的能力。

90年代以來的文學逐漸走向多元化，在純文學之外，通俗文學或曰大眾文學方興未艾，主旋律文學也有新的發展，新媒體的發展使得文學性的擴散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網絡文學逐漸興起，中國文學的整體局面大大改觀。在這種多元格局之下，沒有必要要求所有的純文學作家都去面對現實，直面當下，寫出與時代溝通的力作來。在90年代以來的多種文學觀念的激蕩之下，也沒有理由認為文學只有與社會、時代相溝通、共振才是真正的文學出路。破除掉“大一統”的文學觀念之后，中國文學難得有如此開放的空間和如此自由的選擇，社會屬性充其量只能是我們衡量當下作品的一個考慮，而不是唯一的標準。盡管如此，我依然認為重啟文學的社會屬性是當下文學的一大要務，這不是一種要求或反向的責備，而只是一種吁求，一種呼喚。純文學觀念并非就排斥對文學的社會屬性的關注，對于社會現實的批判性考察或反思性審視一直是文學品質的一個有機要素，因此這里重點的也許不是籠統地反對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而是反對作為一種觀念的純文學，反對在當下中國文學中逐漸走向了僵化和自身的反面，從而不再具有積極意義的純文學觀念。

對于同樣一個問題，人們當然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方面去考慮，這是我們面對90年代以后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在中國文學中的真實處境和位置的基本分歧的根源。一方面，堅持純文學觀念的作家和學者在韋勒克意義上的文學的“內部研究”的層面上力圖揭示文學的“審美的現代性”一面的含義，并認為這才是文學的真正品格所在，所謂文學性的所在。在這種闡釋圖式下，西方自形式主義以來由哲學上的語言學轉向帶來的文學界的語言學轉向鋪展開以下知識譜系：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另一方面，堅持文學對于社會現實之介入性的作家和學者（這在純文學陣營里是極少的一部分人，這就可見在純文學觀念也已產生出一套新的文學等級秩序，在這種等級秩序中，文學的社會屬性并非事關文學的根本性關切點）主要在韋勒克意義上的“外部研究”的層面上力圖揭示文學的社會現代性一面的訴求，認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反思性等構成在一定社會之中的文學的根本要義。純文學觀念本身并不排斥對社會現實批判性和反思性一面的訴求，回想中國純文學觀念的產生之路，會發現正是出于對“文革”時期荒謬現實的極端反叛和批駁才導致純文學的破土而出，同樣正是出于對于“文革文學”乃至新時期初期文學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訴求的過分緊靠的反抗，才有純文學的“回到文學自身”等文學自律性、自主性訴求的極端強調與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純文學觀念也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性在90年代其日漸保守和封閉、日漸本質化的對文學的理解和界定中看得更為清楚?？赡艹藞猿旨兾膶W觀念的作家和學者以外，純文學之外的人都能輕易看到純文學所標榜的那些語言、形式、修辭、結構等文學要素的復雜性，它們并非如純文學觀念的信奉者們所認為的那樣“純”，再精美再自我的文學作品也都難免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征。

賀桂梅對純文學觀念的批判性反思值得注意，在對德國理論家比格爾在《先鋒派理論》中使用的“體系內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借鑒下，賀桂梅將純文學這一號稱無關意識形態只關審美訴求和自律性的文學觀念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化過程給予清理，從“文學/政治的二元結構”、“浪漫主義或人道主義式的主體論”、“中國/西方的二元結構”等三個歷史認知框架入手，揭示純文學意識形態的構造基礎[3]，從而對純文學觀念做了一次比格爾意義上的“自我批判”。賀桂梅認為“只有從‘自我批判’的高度上，‘純文學’才可能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那些支撐著‘純文學’表述的潛在歷史結構和人之框架才能夠被顯影出來?！盵4]對于中國90年代以來的文學來說，尤其重要的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文學備受商業主義、消費主義和新媒體技術的沖擊，作為一種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純文學在擺脫政治的糾纏之后，又要面對新的考驗，因此其某種表面的反抗性得以繼續。這種表面的反抗性體現在作為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純文學固執地將自己的界限劃定得死死的，固執地將對社會保持一種飽滿的敵意，固執地不信任不正視環繞它甚至已經滲透了它的社會現實，而將文學的力道用在“抽象”的批判和唯美的語言建構上。我們可以理解純文學的全部悲壯，但我們依然不能不對純文學面對社會現實的冷漠和無能感到震驚。

事實上，純文學從來不可能完美地存在。世界上并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純粹是文學，由于人是社會性的動物，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人是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合，人所寫下的文學不可能不是對于人本身的表達，不管文學就其相對獨立一面的訴求來說有多么依賴于語言和修辭。而關于人的表達無法不與人所生活的社會相連接，也就是說，世上并無抽象的個人，也無抽象的事件，文學某種程度上就是敘事，而敘事無法不與廣闊的社會相聯系，因此文學無法在社會之中而做到真正的“純”化：所謂“純”化，也就是一種脫離社會的狂放沖動，既不可能實現，也無法真正提出?；氐街袊?0年代以來文學的現狀上來看，純文學的觀念及其實踐并沒有阻擋或掩蓋純文學與社會息息相關、血脈相連這一事實，持有純文學觀念的作家們所寫作的那些聲稱只關乎個人，只對文學負責的文學作品也并沒有從根本上與我們的時代和社會脫節，無論是多么隔膜或冷漠的曲折反映，純文學都是對于當下現實的某種反饋。但令人震驚的是，一直在某種反抗性之中獲得自己的區別性特征的純文學，卻恰恰走向了精神的妥協和逃避。純文學的批評者們并不是反感純文學不去干預社會現實，不去表現我們生動的瞬息萬變的時代，而是對純文學放棄對于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而痛心。在一種假象的精神高貴性和純潔性之中，純文學不僅再度將文學經營為一門高深莫測具有精神優越感的事業，而且就此躲避或回避對于周圍活生生的社會現實的認識與省察。在純文學及其作者這里，文學再次受到“題材決定論”和“題材等級論”的困擾，純文學由于其對于純潔性的要求，逐漸走向本質化，而本質化也即是它的封閉化、僵硬化。90年代以來文學所面臨的困局是歷史性的，自有其歷史的更為復雜的原因，但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的“反向”勃興不能不是其中一個原因。如果固守純文學的觀念并將其本質化封閉化，文學永遠也無法走向真正的偉大和廣闊。就純文學這一觀念及其實踐來說，從80年代中期到80十年代末期先鋒小說的終結，基本上純文學的觀念闡釋和實踐都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它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90年代以來純文學的歷史使命已經發生改變，但其自身并未意識到，反而成為一種封閉性的意識形態，從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文學的格局與氣象。

純文學賴以安身立命的本錢在于文學性，事實上文學性是一個無所不在的“幽靈”，它既可以渺微至極小，又可以衍伸為極大，到底什么是文學性，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正是在此意義上，陳曉明在其《不死的純文學》一書中對于90年代以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純文學的“岌岌可?！钡默F狀給予“反戈一擊”式的樂觀看待。在陳曉明看來，當前純文學死去的呼聲只不過是純文學邊緣化的一種表現或反饋而已，即便如此，這也是一種夸大其詞的說法，因為文學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向各個領域蔓延。純文學因此永遠不死，它永遠保留重新起勢的生機和活力。陳曉明到底是過于樂觀呢，還是對純文學有一種更為深刻的悲觀？不管怎樣，文學性的擴散的確是當今時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發展動向，純文學因此可以被認為生機猶在，也可以被認為已經不堪一擊。事實上在這個如此多元化的文學世界里，純文學已經徹底習慣于呆在邊緣，也接受了“失落”的命運。純文學作家一般保持一種現代主義的英雄主義信念，但在一個消費主義文化時代里，這種英雄落難的俗套情節也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了。純文學不僅僅是“失卻了轟動效應”，更主要的是喪失了與社會現實的互動能力，在社會現實面前，純文學居然是無能的，這難免令人震驚，甚至一定程度上令人憤怒。但這確也是當下純文學的現狀。人們可以對低手寬宏大量，卻不愿意對高手絲毫降低標準，通俗文學、網絡文學等可以與這個世界在一個平面上狂歡，并怡然自樂，純文學卻不可以對這個世界冷漠或無能。這就是人們的一般見解。文學性盡管不滅，純文學卻不能不因為自己的封閉性和本質化訴求而逐漸走向死胡同，是時候對純文學觀念重新“審查”了，這就是既看到它的非凡意義，也看到它在目前的僵化和死氣沉沉。純文學一方面傾心于內心的挖掘，一方面傾心于語言、修辭、節奏等的修煉，這些都不可謂不是文學的重要面向，但都非文學的全部或唯一，純文學的封閉性和本質化訴求使得內心的挖掘成為僅僅對內心的挖掘，而語言、修辭、節奏等的修煉僅僅是對于語言、修辭、節奏等的修煉，在一種同義反復中，純文學不能不作繭自縛，從而被自己的純潔性扼殺。

90年代以來的純文學作家寫作最為個人化的生活，所謂“原生態的生活”，在他們的想象或預設中，有某種脫離意識形態、脫離現實羈絆、甚至脫離日常生活的某種“原生態”的生活，“這一說法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純文學’日漸輕視我們直接置身其中的現實的日常生活，而把想象力更多的投注于內心?！盵5]不說廣闊的社會現實，就是對于日常生活的呈現，作家們的表現依然讓人失望：最為個人化的寫作如何跌入最為同質化、單調化的格局之中，不能抽拔自身，這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的問題并不在于它不合時宜，所謂在90年代變動了的現實中它勢必要改變或調整之類的言說對我而言意義不大，我在意的是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的那種自閉性或本質化所導致的極端化后果。純潔性或本質化必然導致極端化，極端化則需要純潔性或本質化來作為手段，這就是純文學及其實踐何以在9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壓抑文學發展的一種力量，而非其最初的解放的力量的原因所在。從壓抑到解放，不僅中國文學的整體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也在不斷變本加厲地發展。人們一直詬病當代文學對現實處理能力的孱弱，其實主要是針對純文學而言這一質疑才成立，2010年《人民文學》發起“非虛構”的創意，就是對于純文學介入現實能力孱弱的一種補救或拯救。純文學作家近些年來也不乏試圖介入當下現實的嘗試或努力，余華《第七天》就是一個典型的嘗試，但它所存在的問題比它敢于嘗試的勇氣要更多一些。社會現實不是文學必須處理的題材規定，但真正可敬的文學作品從來都不會回避甚至漠視對于社會現實的介入和反思、批判。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有必要對當前的純文學觀念及其實踐再行批判。

純文學作家好像一直生活在籠子里的小鳥，在他們歷史地建構起來的純文學意識形態的塑造之下，他們對于文學的貴賤高低、文學題材的清潔與污濁、文學語言的雅與俗等有著嚴格的區分，他們有一種自居于精英的優越意識，他們先是不愿意不屑于往籠子外看上一眼、思想一下，漸漸地也就不能、不會往外看上一眼、思想一下了。他們對于當下現實的無能與冷漠讓人驚訝，更可怕的是他們不以為慚愧，反以為光榮。他們活在現代主義的光環之下，活在純文學的琉璃塔之中，他們生活在現實之中，卻不愿意睜開眼看一看現實，他們活在自我之中，活在虛幻的文學的高貴之中。他們不僅是可悲的，還是閉目塞聽的。

是時候重啟純文學的社會屬性了，是時候從“怎么寫”再次回到“寫什么”了，是時候從藝術真實回到生活真實了，是時候從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回到“無邊的現實主義”了，是時候從外部重新看待純文學了……因此，重啟純文學的社會屬性，并不在于給純文學焊接上社會屬性，而在于使純文學意識到其自身的內在訴求和內在品格，有社會屬性這一基本面向。純文學的本質化幻象一經打破，不僅純文學的可能性會由此被激發，當代文學的可能性也將部分重新打開。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這是可能的出路之一。

龔自強：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

注釋：

[1][2]李陀、李靜：《漫說“純文學”》，《上海文學》2001年三月號，第5頁，第7頁。

[3][4]賀桂梅：《“純文學”的知識譜系與意識形態——“文學性”問題在1980年代的發生》，《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第40-41頁。

[5]蔡翔：《何謂文學本身》，《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6期，第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