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

◎文/褚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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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

◎文/褚清清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我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2013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增加211萬人，增長1.3%；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增加290萬人，增長2.8%。在全部農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其中，外出農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農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從這一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女性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三成之多，是農民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由于女性農民工在家庭、特定職業領域的特殊地位，作為農民工群體的一員，女性農民工對農民工群體以及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力。但是，盡管女性農民工的重要性在數量和影響上都有著具體的體現，但在勞動力市場中，女性農民工依然遭受著比較嚴重的性別歧視，這種歧視所帶來的影響，無論從直接還是間接方面都輻射于整個社會，女性農民工的性別歧視問題不容忽視。

勞動力性別歧視的界定

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與性別差別是兩個概念，不應該將男性和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所有差別都看成歧視。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生理特征、工作偏好等方面的不同，在勞動力市場的職業選擇、工資收入等方面必然不可能絕對一致。如女性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通常選擇不會短期迅速貶值的技能方法，而這種技能往往會影響隨后的職業選擇，進而帶來較低的工資收入。此外，女性由于家庭原因發生脫離勞動市場或者曠工、請假等事情的可能性遠遠高于男性，這種原因往往會導致女性比在同等教育、年齡條件下的男性工作經驗要少，這也會導致女性的工資報酬要低于男性。這些原因都是社會和生理上的差別所導致的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別，而不是性別歧視。因此，在分析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問題時，要將性別差別的因素考量進去，再對性別歧視問題進行解析。

從經濟學角度講，所謂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是指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僅依據性別因素對既定勞動生產率所支付的價格和職業進入進行區分所展現的系統差別。也就是說，具有相同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由于性別不同獲得不同的工資；或者具有不同勞動生產率的勞動者，由于性別差別獲得相同的工資水平；抑或在相同的教育背景、年齡和工作能力等條件下，女性由于性別被排除在特定的職業領域外。因此，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主要表現為工資歧視和職業歧視兩個方面。

女性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的整體狀況

女性農民工具有雙重身份，正是這種雙重身份使得其在勞動力市場遭遇雙重歧視：一是作為農民工，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遭受不平等對待；二是作為女性，在農民工群體內部還要遭受職業獲得、勞動供給以及工資收入等方面的性別歧視。

1.從女性在農民工中所占比例看

女性比例在逐年緩慢降低。據統計，1986年農村外出勞動者中，女性所占比例為21.8%，1991年為23.7%，1994年上升為30%以上，達到30.4%，2004年為34%，2011年為34.1%，2012年為33.6%，2014年為33%。農民工群體女性比例與20世紀80、90年代相比整體有所提高，但在女性農民工數量總體上升的趨勢下，2010年以后女性在農民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緩慢降低，這與農民工總量增幅逐年減小的大趨勢基本相符。

2.從性別分布來看

男性農民工的平均年齡要顯著高于女性。具體表現為，40歲以下年齡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而40歲以上年齡組，男性比例要高于女性，這表明，女性農民工的年齡更小。換句話說，年齡較大的女性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不選擇外出打工，另一種情況是在年齡較大的情形下選擇從勞動力市場退出。女性農民工中，未婚、已婚與配偶共同外出打工的女性占多數。這與她們在家庭中承擔較大的責任有關。

3.從人力資本存量和社會資本存量看

女性農民工顯著低于男性。據統計，女性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顯著低于男性；女性農民工的自評健康狀況、非農務工經商年限和接受培訓的比例，均低于男性。根據2014年農民工狀況的統計報告，男性農民工接受過農業和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6.4%，女性則占31.4%。同時，無論是共產黨員身份、參軍經歷、領導經歷還是交往能力等社會資本的各方面比較來看，女性的比例也是顯著低于男性的。

4.從農民工性別職業隔離指數來看

女性在“白領”職業層次上獲得與男性相同職業地位的可能性要更高。從行業劃分角度來講，女性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而在建筑采掘等行業中，女性農民工所占比例低于30%；在商業服務行業中，男女比例大致相當。這就意味著，前兩種行業中，性別隔離指數都很高，只有在商業服務行業中性別的職業隔離指數較低。從職業分層角度來看，在管理層和辦事人員職業層次上，職業區隔指數要低于技術工種和非技術工種的職業層次。

女性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遭受歧視的原因

女性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遭遇的歧視困境，追根溯源，根本原因還是來源于社會傳統的性別偏好。這一性別偏好延展于社會的各個領域，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整個社會，而這種傳統的性別偏好與現代社會女性平等理念的矛盾突出地在勞動力市場上表現出來。

1.傳統的性別偏見

社會中對女性傳統的社會角色定位是家庭內以及弱者。社會對女性在家庭中的“賢妻良母”的角色期待甚高，這會無形當中使社會主流觀念排斥女性作為平等的勞動者出現在勞動力市場中，這種情況對于農民工中的女性更為突出。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要更為明顯，其所承擔的家庭角色壓力要比城市中的女性更大。此外，“弱者”也是對女性的又一傳統定位。農村女性上學率較低、輟學率很高，這就造成女性農民工在文化水平上、接受新技能等方面總體落后于男性農民工，這也是女性農民工被排除在較高層次的職業之外，且獲得較低工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2.市場的選擇

從人力資本投資來看，無論是家庭的教育投資還是企業的培訓資本投資都更傾向于男性，因為無論是從女性的工作年限、培訓計劃選擇還是預期收入報酬來看，女性的資本回報率或者說預期收益率要低于男性。從勞動參與率與折舊率來看，男性的勞動參與率要高于女性，女性的人力資本折舊率高于男性，也就是說，女性的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更大、回報更少。從人力資本實現值上來看，勞動工具環境、作業環境越好越寬松，女性的人力資本實現值就越高，女性人力資本實現值與體力勞動的比例呈反比，這也是造成女性農民工在行業準入方面被歧視的原因之一。

3.信息不對稱

在勞動經濟學中，主要存在兩種對性別歧視解釋的理論，分別是偏好歧視理論和統計歧視理論。偏好歧視理論主要是指女性遭受歧視的原因在于雇主或者顧客對女性勞動者身份的厭惡，這種偏好導致女性勞動力被歧視；統計歧視理論解釋女性勞動力遭受歧視的原因是雇主和勞動者間的信息不對稱，所以性別成為雇主辨別工人生產能力、職業準入和工資水平的標準。其實，從本質上看，兩種理論有著相似之處，雖然統計歧視理論分析的歧視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但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最后促使雇主對工資水平和職業獲準等作出決定的因素還是基于對女性的傳統態度和看法，這也是雇主的一種偏好選擇，這種偏好選擇就是對女性的歧視。因此，偏好歧視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勞動力女性歧視的本質原因，而統計歧視理論則能夠在承認存在雇主偏好的前提下，根據不同職業層次和種類分析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分布狀況以及性別工資差異的變化。以農民工為例，相關分析表明，隨著技術含量的提高，農民工的性別工資差異越來越大。根據統計歧視理論可以將這種情況理解為：工作的技術含量越高，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就越來越大，這就會導致雇主更難依靠信息來確定職業準入和工資水平，性別歧視本身則在雇主的辨別能力因素中影響愈來愈大。

女性農民工遭受性別歧視的影響與對策

1.女性農民工遭受性別歧視的影響

通過對女性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境況以及原因分析可以看出，性別偏好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使得對女性的歧視演變成為一種正常的市場反應，因此造成勞動力市場對于女性平等理念的反映具有嚴重的滯后性，并且很難迅速改變。所以對于本身處于性別歧視和社會歧視雙重壓力下的女性農民工而言，境遇的艱難可想而知。而這種艱難的處境不僅關系的是女性農民工本身，其影響會擴及到整個社會以及未來。

（1）勞動力市場對女性農民工的歧視會減少女性農民工的就業熱情，降低勞動力的供給，增加勞動力市場用工短缺的壓力。這會使勞動力資源偏離正常的配置，過少的勞動力供給會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導致企業也不能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來組織生產。

（2）勞動力市場對女性農民工的歧視會強化農村家庭的畸形結構。因為經濟話語權的不平等，可能會不同程度上造成女性家庭權益的無法保障。此外，女性農民工在正常的勞動力市場無法獲得正當收益的滿足時，除了退出勞動力市場回歸家庭外，也可能會選擇從事其他非法行業以保障收益，這會不同程度上造成家庭結構不穩、社會秩序和社會道德的敗壞。

（3）勞動力市場對女性農民工的歧視會加大貧富差距、阻礙城鎮化進程。一方面，女性農民工的收入是農村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女性農民工的低收入會直接導致家庭收入總量的減少，進一步加大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女性農民工退出勞動力市場會導致整個家庭退出向城市的勞動力供給，這會進一步阻礙城鎮化進程的發展。

（4）勞動力市場對女性農民工的歧視會影響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進而影響整體上的女性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受教育權利的不平等會進一步加大農村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艱難處境，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進一步導致農村女性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權利均會遭到影響。

2.解決女性農民工遭受性別歧視的思路

（1）扭轉傳統性別歧視觀念。女性家庭角色和“弱者”角色的定位需要從根本上予以轉換。一方面，將家庭責任進行分擔，使得女性可以擁有較大的空間和精力投入到事業的經營中；另一方面，將可以發揮女性特點的職業優勢進一步擴大化，通過宣傳和經濟收入的現實增加，以加強女性在家庭中的經濟話語權。

（2）完善國家政策的平衡和法制體系。國家的相關政策是影響農民工性別工資歧視的重要原因和調整勞動力性別歧視的重要手段。日益完善的社會法律體系也是糾正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的重要手段，國家可以通過賦予女性農民工特定的保障權利，在事前和事后對其權利均予以保障，如對懷孕的女性農民工提供和城市女性相同的產假權利，以保障其勞動經歷不會被打斷，進而確保其工資水平不會因工作經歷而被減少。

（3）建立多層次的、多方位的靈活培訓體制。建議根據女性農民工生理、心理以及家庭需要的特點，提供多層次、多方位且時間靈活的培訓體制，同時結合信息技術的發展提供靈活的培訓方式，可以使得女性在多重地點和多樣境況下，即便在家庭也可完成培訓。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 編輯：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