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人從書目角度對大學國學教育的思考

文/曾光光

近代學人從書目角度對大學國學教育的思考

文/曾光光

近代中國為中西文化沖突交融異常激烈的時代。隨著西方大學體制的引入與建立，國學在近代中國的學習與傳承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為引導青年學子學習國學，近代大學中的國學大師常以開列國學書目的方式為后學指點國學學習的路徑。其中較有名者有吳汝綸、梁啟超、胡適等人。他們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起步階段關于國學學習及傳承的思考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對于當今中國大學的國學教育仍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開列的國學書目及特點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大學當始自京師大學堂的成立。從京師大學堂創辦的那一天起，如何在近代大學中展開“國學”教學就成為籌辦者必須思考與解決的問題。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曾開列《學堂書目》，對如何在大學堂開展中西學教學做出了初步的思考與探索。

1902年10月18日，即吳汝綸在結束日本考察前夕，在《與陸伯奎學使》一信后附擬定好的《學堂書目》，這份書目詳細列舉了從小學堂、中學堂到大學堂各階段應學的中西學書目，可謂是一份具體的“會通”中西學的具體方案。

作為桐城派古文大師的吳汝綸顯然清楚國學之于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不棄“本國舊學”，又如何處理“歐洲科學”與“本國舊學”之間的關系及比例？學生的“腦力”有限，時間有限，中西學課程及相應書目的設置、開列就必須務實可行。吳汝綸在日本考察期間擬出的《學堂書目》就是對上述問題思考的一個答案。

按吳汝綸在《學堂書目》中對學生學習階段的劃分，小學堂為“七八歲入”， 中學堂為“十二三歲入”，大學堂為“十六七歲入”，這種劃分大致與現代學制中的小學、中學、大學三階段相對應?！秾W堂書目》中開設的書目包含國學與西學兩大類，本文所論僅涉及該書目所舉的大學階段的國學書目。

吳汝綸所開大學堂國學書目包括“經、史、文、詩”四個部分，這種書目分類法顯然是取法于傳統中國圖書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相當程度上保證了所列書目能系統、完整地傳承國學。吳汝綸的書目分類法與古代中國圖書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也稍有差異。其差異一是剔除了“子”部，二是將“集”部中的文、詩分列出來。所以剔除諸子各家文章，顯然與吳汝綸的學術立場有關。桐城派以古文名世，是清代影響最大的文學派別，桐城派還為清代理學的中堅，以維護程朱理學為己任。吳汝綸作為桐城古文一派末代領袖，對文、詩的重視與強調，對諸子之學的排斥都在情理之中。

吳汝綸所列書目帶有很強的學派傾向，這種傾向不僅體現為對諸子的排斥，對文、詩的重視，還體現在對桐城派古文選本的強調上。在其推薦的文部書目中，僅列桐城派始祖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一書，足見吳汝綸對桐城派古文的重視。

吳汝綸所開《學堂書目》還帶有很強的政治傾向。這種政治傾向在其書目中的史部表現得尤為明顯。其書目史部所選書籍為15部，其中5部與湘軍、淮軍有著密切關系，比例不可謂不重。吳汝綸先后在曾國藩幕府、李鴻章幕府中長期任職，是晚清湘軍軍閥集團與淮系軍閥集團的重要成員，這一特殊的從政經歷顯然對其史部書目的選取產生了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吳汝綸在《學堂書目》中還特別舉出“中國專門學”階段。從其具體安排看，“中國專門學”為大學堂階段后的專門教學，有些類似今天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吳汝綸在大學堂階段之后設置“中國專門學”，顯示出他對于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真知灼見。中國國學博大精深，有必要在大學階段之后再設立“專門學”進行深入的學習、研究。與吳汝綸為大學堂階段開列的國學書目相比較，“中國專門學”階段的書目有所不同：一是書目數量大幅增多，幾乎囊括了中國歷代國學典籍精華；二是書目分類有所不同，大學堂階段的國學書目是分為經、史、文、詩四類，“中國專門學”則嚴格沿襲傳統圖書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有效地保證了所選書目的覆蓋面。三是書目的選擇覆蓋面廣、系統性強，這在史部書目與子部書目中表現得尤為清晰，史部書目涉及自漢至清的歷朝史書，子部則基本收入了諸子各家的代表之作。

胡適與梁啟超開列的國學書目及與吳汝綸的比較

由于京師大學堂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先行者的地位，故吳汝綸在《學堂學目》中有關大學堂階段國學讀書書目的設計就具有開創性的文化意義。吳汝綸之后，專為大學“國學”學習開設讀書書目的近代學者不乏其人，其中以梁啟超與胡適所開書目最有代表性。

1922年，胡適應清華學校學生要求而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所開書目列有184種書籍，其中工具書14種，思想史92種，文學史78種。胡適的開列的書目在《讀書雜志》1922年第7期刊出后，《清華周刊》的一位記者即來信質疑胡適所開書目范圍過窄過深。1923年4月26日，梁啟超應《清華周刊》之邀撰寫了《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梁啟超撰寫的這篇文章及開設的書目相當程度上也是對胡適書目的直接回應。

吳汝綸與梁啟超、胡適兩人雖無交集，但吳汝綸作為近代中國大學的拓荒者之一，他在思考與設計大學國學書目時所面對的問題及思路與梁啟超、胡適相較并無太大的差別。這種相似性是由大致相同的時代及文化背景、作為大學教育工作者的相同身份等決定的。仔細推敲，可以發現梁啟超、胡適兩人所開書目與吳汝綸所開書目有諸多相通之處。

其一，三人為大學生開設國學書目均以傳承國學為宗旨。

吳汝綸在《學堂書目》中為各級學堂開列的國學書目體現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在西學盛行的時代對不廢國學的苦心與努力。胡適開列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的目的也是為清華學校的青年學子學習“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梁啟超則以為，學生如果連國學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都不細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將國學的學習與傳承上升到有無資格做“中國學人”的高度。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吳汝綸于1902年在《學堂書目》中所開列的國學書目是學生的必讀書，而胡適、梁啟超所開設的國學書目則非必讀書了。京師大學堂在成立初期只設速成與預備兩科，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分科大學。吳汝綸在《學堂書目》中所開列的中、西學書目近乎課程書目，是所有學生的必讀書目。從這個角度看，吳汝綸《學堂學目》中的國學書目對于學生而言具有強制學習的意味。1910年后，京師大學堂分科辦學。在不劃分專業的情況下，近代大學培養的是兼通中西的通才，而專業分科，則是培養各類專才而非中西匯通的通才了。大學專業分科的劃分使國學的傳承面臨更大的挑戰，梁啟超對此認識很清楚：“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國學的學習處于可有可無的尷尬位置。在這樣一種情形下，胡適、梁啟超所開列的國學書目并不具有強制性質，只是僅供對國學有興趣的學生參考，屬于“課外學問”。雖說只具有建議性質，但胡適、梁啟超都將自己的書目置于“必須”、“應該”的高度。胡適、梁啟超所以將自己的書目命名為“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即有強調“必讀”之意。這些書目“無論學機械工程的，學應用化學的，學哲學文學，學政治經濟學，都應該念，都應該知道”。對這些國學最基本書籍的學習不僅與“國學”的傳承有關，還與中國大學培養出的學生能否成長為“中國學人”，能否“對于中國文化有無貢獻”有關。

其二，三人為大學生開設的國學書目均有學習程度上的層級的劃分。

所謂書目層級的劃分，即是根據學生智力程度的不同、學習時間的多寡等標準對國學書目的深淺、數量等方面進行層級劃分，以適應不同類型大學生的需求。

吳汝綸所編《學堂書目》的層級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按學堂的高低層次分，即按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中國專門學分為四級，這種劃分法其實是按年齡與接受程度為劃分標準。二是在上述四個層級中再以智力水平即他所言的“資性”予以細分。如在經部書目中，他以“資性”水平再將大學堂學生應讀的經部書目分為四個層級：“資性不鈍者”，可讀《詩》、《書》、《易》、《周禮》、《儀禮》；資性鈍者，去《儀禮》；“更鈍”，去《周易》；“更鈍”，去《周禮》。

與吳汝綸從“資性”為標準劃分不同，胡適主要從學習時間的多寡角度予以劃分。胡適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刊出受質疑后，又擬出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如此一來，胡適所開的書目其實就分為“最低限度”與“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兩個層級，其劃分主要以“時間”為標準?！白畹拖薅取钡膰鴮W書目是為“有時間的”學生準備，而“實在的最低限度”的共40種國學書目則是為學習國學時間有限的學生準備的。

梁啟超開列的書目本來就是對胡適國學書目的回應，故他仿效胡適的做法，在開列書目時也劃分為兩個層級。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梁啟超列出了141種書目，隨即又開列了一個“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共26種。梁啟超所以開列兩個層級的書目，主要也是從時間角度考慮。他在擬定“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時就曾說：“惟青年學生校課既繁，所治專門別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讀?！?/p>

其三，三人開設的國學書目均有分類，且分類方式各有不同。

吳汝綸開列的《學堂書目》的國學書目分類法實有兩種，在小學堂至大學堂階段的書目均按“經、史、文、詩”分類，在中國專門學階段則嚴格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這種分類法保證了所開書目的完整性與系統性。

胡適開設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達184種，分為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三大類。雖說是三大類，細究起來，其實也就包括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兩大類。之后，胡適又在184種書目中圈出“實在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40種。雖說“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并無分類，但這40種書目基本是從184種“最低限度”國學書目中圈出，故兩種書目的分類方法其實一樣。

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讀法》中開設國學書目時分為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意涉覽書類共五大類共141種。他隨后開列的 “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雖無分類，但其 26種書目皆是從他前列的“國學入門書要目”中擇出。對比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讀法》中的五大分類，梁啟超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中去掉了小學書及文法書類。所以去掉，顯然與其難度及過于專業化有關。

顯然，梁啟超與胡適關于國學圖書的分類都試圖超越傳統圖書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但細究他們所選書目，從總體上看還是從傳統圖書四部分類法脫胎而來，只是分類稱謂、分類多寡稍有不同而已。如胡適的書目分類法，其所謂“思想史之部”大致對應于“經”部、“子”部；其“文學史之部”大致對應“集”部。又如梁啟超的書目分類法，其所謂“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大致對應“經”部、“子”部；“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大致對應“史”部；“韻文書類”大致對應“集”部。

尚需強調的是，胡適、梁啟超等近代學人在開設國學書目時，所以要在最低限度的書目的基礎上再開列“實在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與近代中國高校中西學課程并舉有關。在近代中國西風日熾的文化大背景下，所謂中西學并舉其實是西學在近代中國各級學校課程體系中的步步緊逼與中學的步步收縮，尤其是在清華學校這樣的理工類高校，國學的空間更是逼仄。胡適、梁啟超在開設國學書目所以要特別強調“最低限度”、“實在的最低限度”，相當程度上就體現了國學在近代中國高等學校中的現實困境。

其四，三人為大學生開設的國學書目均有強烈的傾向性。

傳統國學包含的書籍卷軼浩繁，從中選取百十種書目作為必讀書目或最低限度的必讀書目，其中必然包含著選擇者的傾向性。如前所述，吳汝綸在《學堂書目》中為大學堂階段的學生開列的書目就體現出明顯的學派傾向性。

胡適開設的國學書目的傾向性也很明顯，其傾向性首先從其分類體現出來。胡適開設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主要分為中國思想史及文學史兩大類。他在選擇書目時所以偏向于哲學與文學，顯然與他自己的知識構成與學術傾向有關。梁啟超就批評胡適的書目“似乎是為有志專攻哲學或文學的人作參考之用的”。

梁啟超雖不滿于胡適書目的傾向性，但他自己在開設書目時也不能避免相同的問題。如梁啟超在“國學入門書要目” 甲類“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系書類”中共開列了38種書目，其中清代部分書目就占13種，其中多與梁啟超本人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重點介紹的人物及書籍相關，如康有為著《大同書》，章炳麟著《國故論衡》等。這些書籍的選擇在相當程度上表達了梁啟超對清代學術流變由復古而走向革新，由傳統轉向近代轉型的獨特理解。

結語

近代學人關于大學生國學書目問題的思考之于今天中國的大學國學教育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如關于國學書目分級的問題。大學可為不同層次、不同需求的學生開設高低層次不同程度的國學書目。梁啟超開設“國學入門書要目”、“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就分別針對不同學生的需求，前者提供給那些希望在國學上有所造詣的學生，后者則是最基本的要求，即所有的學生都必須閱讀的“課外書”。又如關于國學范圍的理解與劃定問題。吳汝綸、胡適、梁啟超等近代學人從傳統圖書經史子集四部的分類角度去確立國學書目的選擇與分類，既可以保證國學書目選擇上的系統性，避免片面與偏見，也不至于將國學與中華傳統文化相混淆。還有一點值得重視，即國學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分科大學中的割裂狀態。按上述吳汝綸、胡適、梁啟超等近代學人的國學書目看，國學書目可大致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整體知識。在今天我國的大學本科包括研究生階段的專業設置中，經史子集事實上是被分隔了到歷史、文學、哲學諸專業中。國學的系統傳承不僅需要開設“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更需要系統的專業的學習，讓那些有志于國學傳承的青年學生接受系統的國學教育。

從此角度看，“國學”也應該在大學各專業中取得平等的待遇，占得一些之地，讓“國學”以完整、系統、專業的方式得以研習與傳承。這恐怕也是近年來國內的一些高校開設國學專業的一個重要緣由。

（作者系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摘自《安徽史學》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