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晚期俄國海軍的發展及其影響

齊石+張廣翔

摘要：在帝俄晚期，俄國海軍在客觀地理條件、工業生產能力和國家整體政治經濟體制等因素的限制下始終難以得到充分發展。在帝俄時期，俄國海軍延續彼得一世以取得出?？跒槟繕说能娛聭鹇?，但地理條件的制約和工業生產能力的落后直接導致俄國海軍在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的大潰敗。日俄戰爭后俄國海軍部提出了規模巨大的海軍軍備重整計劃，但帝俄晚期復雜的政治經濟體制嚴重限制了海軍軍備的工業生產能力和發展潛力，導致俄國海軍與歐美海軍強國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帝俄晚期俄國海軍實力的薄弱導致蘇聯在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壓力下選擇進一步壓縮海軍發展空間以集中力量發展陸軍、空軍和戰略核武器，最終造成蘇聯整體安全力量的畸形膨脹。

俄國是一個傳統的陸權國家，但其大陸軍事霸權的建立始終與其海權戰略的實踐密切相關。17世紀初，俄國通過大北方戰爭取得了波羅的海出?？?，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帝國；此后又通過三次俄土戰爭控制了黑海，在17世紀末成為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軍事帝國?？梢哉f，內陸國家的地理局限性始終是俄國擴張的動力，而正是對海洋的向往帶來俄國最初的帝國榮光。但是18世紀60年代后開始的工業革命在改變世界經濟生產方式的同時，也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和軍事力量對比，國家的政治經濟形態和工業生產能力成為軍事力量發展最重要的基礎。俄國海軍在這一歷史轉折之下迅速衰落，隨即在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失敗的陰影下開始了艱難的追趕。

帝俄時期俄國的陸上霸權在1812年衛國戰爭勝利后達到了頂點，此后其軍事實力就呈現出明顯的、持續的衰落趨勢，其中尤以海軍的落后最為突出。俄國海軍的發展始終受到其國家自身的內陸封閉性的制約。除了常年封凍的北冰洋，俄國在其西、南海岸最主要的鄰海是波羅的海和黑海，而這兩個海域都是經由距離俄國很遠的諸多狹窄海峽才能與更加開放的海域相連，進而進入大西洋，而且沿岸地區國家、民族、宗教眾多，地緣政治情況十分復雜。因此俄國的海洋戰略有著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內陸的封閉性促使著俄國不斷擴張以打開出海通道，但復雜的地緣政治因素實際上使俄國的陸上擴張不得不在得到最低限度的出?？诤蟊黄韧Ｖ?；然而僅僅以少數基本出?？跒殛懙匾劳?，俄國海軍無法保障從出?？诘竭h洋的漫長航路的安全。也就是說，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俄國向西方向和向南方向的大規模擴張在其得到了圣彼得堡、里加、敖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這樣的波羅的海和黑海的東岸港口后不得不停止，因為其陸軍力量無法徹底征服沿岸的眾多國家和地區。而俄國海軍僅以這些城市為海軍基地，缺少航路沿岸的物資保障和技術支持，其軍事力量的輻射范圍最大也不過是這兩個內海本身，根本無法延伸至北?；虻刂泻^域，俄國的海上通道始終是不穩定的。到19世紀中期，由于俄國與西歐國家在工業生產水平上的巨大差異，俄國海軍連控制內海也無法做到，其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失敗就是明證。

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以陸軍為主要力量，其黑海艦隊始終未曾真正出海作戰，原因就在于其落后的海軍艦船根本無力與英法等國為敵。英法等國的武器裝備和軍事學術在工業革命的催化下迅速更新換代，英法兩國艦隊的蒸汽動力戰艦和水雷戰術在交戰伊始就顯示出對俄國木質帆力戰艦的絕對優勢。俄國黑海艦隊只能在母港塞瓦斯托波爾港內避而不戰，大部分艦船都被用作海岸炮臺使用，隨著塞瓦斯托波爾戰役的白熱化又進一步被沉沒以堵塞港口，最終隨整個要塞被全部炸毀。俄國海軍在戰爭中唯一的正面表現是海軍上將巴維爾·納西莫夫和弗拉基米爾·科爾尼洛夫率領黑海艦隊與陸軍協同作戰保衛近岸水域，而陸軍上校愛德華-托特萊本伯爵以黑海艦隊艦船船體和火炮為依托，將俄軍的地面防御工事擴展至黑海海域。這些舉措延緩了英法的進攻勢頭，但同時也使海軍完全從屬于陸軍，導致俄國海軍開始喪失自彼得一世以來在國家軍事體系中的獨立和優勢地位。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對俄國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以1861年廢除農奴制為先導，俄國開始了以解放社會生產力、提高國家實力為目標的大改革。尤其是通過19世紀90年代的工業化浪潮，俄國的工業生產能力得到很大進步。但海軍艦船的生產規模和現代化水平并沒有得到本質提高。俄國政府飽受政治和財政危機的困擾，無力提高海軍的軍備支出；海軍部為追趕英、德等國的海軍軍備技術水平，將有限的軍備支出集中用于進口新型戰列艦和在國內制造裝甲巡洋艦，其結果就是俄國海軍擁有了少量新型艦船，但仍然以老舊艦船為主，而且彼此之間難以配合，海軍整體作戰能力并沒有得到有效提升。與此同時，在歐洲擴張遭到打擊的俄國將擴張的主要方向轉移至中亞和遠東地區，通過《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攫取了中國臨近北太平洋超過1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并進一步向黑龍江以南地區擴張，這就引起其與同樣力圖奪得中國東北并且已經通過明治維新而逐漸強大起來的日本的矛盾。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再次失敗，而且對馬海戰的慘敗使俄國海軍的落后成為公眾視線的焦點。

對馬海戰集中展現了俄國海軍在軍備物資、地理條件和軍事學術等各方面的缺陷。為增援遠東戰場，俄國海軍部從波羅的海艦隊和黑海艦隊抽調艦船組建太平洋第二艦隊，其中大部分為老舊艦船，少數新型艦船也是尚未完工就倉促出海，由于缺少無線電技術員，艦隊的德國制無線電通訊設備形同虛設。艦隊在羅日杰斯特溫斯基海軍上將率領下在1904年10月出發，經過220天，航行3萬余公里（1.8萬余海里），全程沒有一個俄國的海軍基地，后勤補給嚴重不足；到1905年5月終于與太平洋第三艦隊會合時，艦船亟待整修，士兵飽受疫病困擾，整個艦隊都處于極端疲憊的狀態之下。到海戰階段，俄國海軍全無戰前偵察和計劃制定，對日軍的戰略意向和部署一無所知，艦船之間沒有協調和配合，在海戰開始之后唯一的對策就是集中火力炮擊敵方旗艦，進攻受挫后全速撤退，試圖逃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最終被東鄉平八郎率領的日本聯合艦隊全殲，對馬海戰成為世界海戰史上損失最為懸殊的戰役之一。

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失敗表現了帝俄晚期俄國海軍發展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雙重困境?？陀^的地理環境使俄國海軍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其國家陸權強盛的基礎上，繼而成為其陸權擴張的延續；也就是說，俄國只有在有限地控制了整個東南歐地區甚至部分西歐地區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走向遠洋，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復雜的世界政治軍事局勢下顯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工業革命開始后，俄國經濟發展越來越落后于時代，工業生產薄弱使其海軍力量被排除出世界先進行列，俄國甚至無法穩定地保有18世紀的擴張成果。俄國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和癥結所在，日俄戰爭后的海軍軍備重整活動就是其根本的、直接的應對舉措。

俄國在19世紀不斷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經濟體制的落后，這種落后直接導致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失敗。軍事上的失利極大地沖擊了俄國這個封建軍事帝國的根基，刺激了俄國資本主義改革和工業化的迅速開展。而俄國海軍在塞瓦斯托波爾戰役和對馬海戰中的慘敗及其引起的廣泛社會關注，使俄國海軍的軍備重整成為大改革和工業化進程中具有檢驗性質的標志性事件。然而歷史發展的結果表明，在帝俄晚期復雜的政治經濟狀況下，海軍軍備工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十分有限而且為眾多現實因素所束縛，因此俄國海軍未能在帝俄時期完成現代化的重建。

日俄戰爭使海軍軍備重整成為受到俄國社會廣泛關注的重要軍事議題，然而這一議題的解決卻面臨著大改革后俄國的諸多政治經濟困境。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隆認為，俄國的工業化模式在1905年革命后有很大轉變，大改革初期和中期很多自由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被徹底拋棄，國家政權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復和鞏固，其原因主要在于沙皇政府在19世紀90年代的工業化浪潮中重建了自身的統治地位以及對國家經濟的有效控制。俄國海軍軍備重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雖然政府部門、國家杜馬、海軍部和國有及私人造船廠等相關社會力量都參與了海軍的軍備重整，但由于政府部門和國家杜馬的強勢控制，軍備重整過程中最重要的軍事考量和經濟考量被不斷忽視，而政治控制卻不斷提升。這種政治控制與海軍軍備重整固有的龐大規模及復雜性相結合，共同導致這一進程的低效率和無秩序，其相關經濟活動也由于沙皇政權的傾覆以及隨后的政權更迭而告終。

俄國海軍部認為，為了縮小與英國、德國以及日本這些擁有強大海軍國家的差距，俄國海軍軍備重整至少應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擴大海軍規模，即需要更多的艦船；二是對海軍進行現代化改造，即需要補充高技術水平的無畏艦、裝甲巡洋艦和潛水艇。因此，海軍部于1908年提出了總造價達9億盧布的海軍十年建設計劃，這一計劃馬上就遭到財政部的堅決反對。日俄戰爭后，俄國陷入嚴重財政危機，1908年俄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85億盧布，所以財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堅決主張實行嚴格的財政緊縮政策，先后三次強硬拒絕了國防部門的各種軍備計劃。由于1910年后英德海軍軍備競賽日益激烈，科科夫采夫對海軍軍備計劃的強硬態度從1912年開始有所改變，但這時他已經成功迫使海軍部重新制定軍備計劃并同意政府部門對海軍軍備支出進行各種形式的財政約束。當時的俄國國家杜馬同樣在海軍財政問題上有很大的發言權，杜馬有權批準或拒絕各項財政預算，而由于對馬海戰災難性的失敗，杜馬內部各個派別都對海軍部抱持著不同程度的失望和敵視情緒。在杜馬的壓力下，海軍部逐漸接受了國家杜馬對海軍軍備采購事宜的監督和限制，同時開始對國有造船廠進行行政改革。

1908年以前，海軍部通過其部門內部的造船業及海軍供應管理部門單獨負責艦船和武器的采購事宜。1908年12月，在財政部和杜馬的支持下，沙皇尼古拉二世批準成立了造船業委員會，其主要成員大多來自國家杜馬、財政部、工商業部、國家審計署和內務大臣辦公室等非軍事部門。造船業委員會在海軍軍備采購方面擁有廣泛的權力，其活動原則就是堅決將國有造船廠作為海軍軍備重整計劃的主要承擔者，盡量排斥外國供應商和國內私人企業。在20世紀初，由于工業生產水平的差距，外國供貨商的海軍軍備報價遠低于俄國國內的生產企業，造船業委員會也承認這一現實。但造船業委員會內部來自財政部的成員認為可以通過控制國有企業的報價降低財政支出，來自工商業部的成員則希望通過規模龐大的海軍軍備重整振興國內相關領域的工業生產，因此一致同意加大對進口國外軍事物資的限制，這項措施在短時間內也確實達到了以上兩種目標，尤其是在制造現代戰艦所必需的渦輪機領域。俄國的重型機械制造業在20世紀最初十年尚處于萌芽狀態，俄國企業無法生產渦輪機等現代化艦船設備，因此它們在接到海軍部的訂單后往往將其外包給外國供貨商；而由于外國供貨商與俄國企業的價格差額，俄國企業這樣做還能獲取更高的利潤。造船業委員會決定對這種行為進行懲罰，強迫俄國企業開展渦輪機的研制和生產，其效果是比較顯著的，到1912年時，當時俄國最大的造船廠波羅的海造船廠的渦輪機生產已經比較成熟；與此同時，在造船業委員會的壓力下，俄國企業在生產環節盡量降低成本并壓縮利潤，其報價最終也確實有所降低。

但這些舉措在本質上是難以持續的，原因就在于海軍軍備計劃的龐大規模及緊迫性與俄國國有造船業的薄弱形成了難以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在本質上其實是快速發展與現代化改革之間的矛盾。在帝俄晚期以政府為主導的政治經濟體制下，俄國的國有造船廠一方面享有海軍軍備采購的絕對優先權，另一方面承擔著規范海軍軍備價格的責任；前者要求國有造船廠擴大生產規模，大幅度提高產量，而后者要求國有造船廠進行現代化改造，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在本質上減少國家的海軍軍備開支。對于艦船制造這樣的重工業生產來說，在短時間內同時做到以上兩個要求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因此也是無法成功的。

當時俄國僅有四家國有造船廠，全部位于圣彼得堡及其附近地區：波羅的海造船廠、海軍部造船廠、伊熱夫斯克工廠和奧布霍夫鋼鐵廠，而且嚴格來說，只有波羅的海造船廠和海軍部造船廠能夠生產艦船，伊熱夫斯克工廠和奧布霍夫鋼鐵廠分別從事裝甲金屬和武器的生產。這四家工廠在1908年前后共有超過11000名員工，其固定資產總額約為1.2億盧布，占當時整個俄國國有工業企業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1908年時俄國政府的各個部門一致認為國有造船廠已經無法承擔規范價格這一角色，因此開始對其進行行政和經營上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這四家國有造船廠應當在沒有政府財政支持的情況下從國內籌措資本投資，同時可以獲得行政和經營上的自主權；改革的預期目標是國有造船廠的報價最終體現為生產成本與利潤之和，而其利潤的比率由海軍部來決定，這個利潤比率不會公開，但應保證最終報價低于任何一家國內私人企業或國外供應商的報價，后者還包含運費和關稅。改革試圖通過商業統計的新原則使國有造船廠更為廣泛地參與國內市場，從而解決資金問題并煥發生產活力。然而在龐大的生產任務和嚴格的價格底線的共同壓力下，資金問題和技術革新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改革很快破產。

由于經濟和體制上的原因，國有造船廠的財政困境和生產狀況在改革之初就不斷惡化。首先，20世紀初世界海軍軍備更新換代的浪潮大大增加了技術革新、原料和人力資源的價格膨脹，鋼鐵等其他工業部門的財政問題進一步轉嫁到國有造船廠，造船業的生產成本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國有造船廠在1908年前積累的債務迅速消耗掉了其在改革后籌措的少量資本投入，而海軍部也未能及時償付已經交貨的軍備產品，政府部門還堅決拒絕提高利潤比率的要求。1911年，國有造船廠經營者在一份提交給政府的意見中表示：利潤和分期付款等制度僅僅具有純粹的會計意義，根本不代表造船廠會真正得到資金，波羅的海造船廠不得不多次將海軍部的欠款一筆勾銷。國有造船廠生產能力已達臨界點，沒有用于擴大生產和技術革新的資金，海軍軍備重整根本無從談起。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依然不同意提高利潤比率，同時拒絕提供國家財政支持。

為解決國有造船廠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海軍部從日常和作戰等其他領域轉移了一部分資金作為緊急貸款提供給國有造船廠，并進一步向其下達新的、更大規模的訂單，這些訂單的預付款使國有造船廠得以解決一部分債務并購置新的設備。工廠自身則主要通過降低工人工資的方式來降低生產成本和日常開支：1908年波羅的海造船廠工人的日平均工資是2.3盧布，1909年是2.26盧布，而到1911年時已經降至2.04盧布。這兩種解決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有造船廠的財政問題，但對其工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卻有很大的危害。海軍部在造船業委員會的采購限制政策下，對海軍軍備重整中現代化技術革新的要求已經有所降低，在以平衡財政為目的向國有造船廠提供訂單時又進一步降低了海軍現代化的要求。鑒于當時國有造船廠的工業生產水平，海軍部向其下達的生產任務很多是以修理和備件為主，艦船制造大多是老式生產或對外國艦船進行初級仿制；同時也沒有根據各廠的具體情況做出系統的規劃，而是任意地分派訂單，這明顯不利于國有造船廠的升級改造。而不斷降低工人工資更是無助于提高工業生產的現代化技術含量，俄國海軍軍備生產相對與歐美海軍強國的本質差距被進一步加大了。

日俄戰爭后，俄國的海軍軍備重整計劃是由政府行政部門所主導的。由于國家整體財政危機和工業化的客觀現實，政府部門在海軍軍備生產領域將維持財政緊縮和振興國內工業作為首要目標，而忽視了海軍實力迅速增強這一軍事戰略目標。國有造船廠作為海軍軍備重整的主力，在以行政和經營自治權為基礎的改革中缺少必要的財政支持，無力應對擴大工業生產規模和提升工業生產技術革新的雙重需求，最終再次回到單純依靠國家財政和海軍部訂單的原有模式上來。在這個過程中，俄國海軍軍備工業生產的資源被浪費，潛力被限制，其整體生產能力并沒有得到本質提高，而海軍依然是俄國國家安全體系中不可忽視的薄弱環節，這對俄國的未來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現代軍事體系中，海軍具有突出的特殊性。不同于其他現代常規戰爭主要武器，海軍力量的建設及其軍備產品的生產早在17世紀就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格局的有力因素之一，其軍事學術和軍備技術的更新換代隨三次工業和技術革命的演進始終傳承有序。因此對于蘇聯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用于戰爭的飛機和坦克等空軍和陸軍軍事工業能夠在蘇德戰爭爆發前的快速工業化期間得以建立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海軍軍備工業嚴重依賴原有的生產規模和專業技術力量，俄國海軍在18～20世紀初近兩個世紀的落后層層疊加，極大地增加了蘇聯建立強大的海軍軍備工業進而提高海軍整體實力的難度。因此蘇聯只能采取近海防御的海軍戰略，這就進一步促使蘇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乃至蘇德戰爭期間集中力量發展以航空和坦克工業為基礎的空軍和陸軍，海軍軍備工業的發展遠較其他軍事工業部門遲緩，海軍的弱勢地位被再次強化。

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從帝俄繼承的海軍力量極其有限，波羅的海艦隊的3艘戰列艦、2艘巡洋艦、8艘驅逐艦、9艘潛艇、12艘護衛艦和黑海艦隊的2艘巡洋艦、4艘驅逐艦、6艘潛艇、20艘護衛艦已經構成了其海上武裝力量的全部內容。列寧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在這樣的基礎上是不可能快速建成一支強大現代化海軍的，集中力量發展航空工業才是在短時間內緩解國家安全壓力的首要任務，因此他在1922年就明確指示要盡一切可能縮減海軍的開支，以此為發展航空工業積累資金。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關于海軍的軍事學術和軍備生產問題到20世紀30年代才提上日程，而這時蘇聯軍事工業建設的重點又轉移到了坦克工業上來，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海軍建設是排在航空工業和坦克工業之后的，而且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遠低于前兩者。

1931年8月15日，工農紅軍海軍司令奧爾洛夫向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匯報了當時蘇聯海軍的基本情況和海軍軍事領導層對于蘇聯海軍戰略的基本看法：波羅的海艦隊的主力戰艦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及一戰期間開始服役的老舊艦船，而且絕大部分亟待修理，北方艦隊和太平洋艦隊只有小型水面艦船，黑海艦隊幾乎完全沒有作戰能力，蘇聯海軍現有的艦隊、海上航空和海岸防御力量完全不能滿足其最低限度的海岸防御要求；從蘇聯的地理條件和現有的海軍軍備基礎來看，其海軍建設應當以近海防御、岸基防空、水陸協同防御和小范圍的巡洋作戰為主要目標和內容。整體海軍戰略得以確立后，被一再忽略的的海軍建設計劃終于開始實行。

1933年7月11日，蘇聯勞動與國防委員會通過了《1933-1938年海軍艦船建造計劃》，計劃在1933-1938年建造8艘巡洋艦、50艘驅逐艦、327艘魚雷艇、36艘護衛艦、76艘大型潛艇、200艘中型潛艇、60艘獵潛艇、42艘掃雷艦、14艘內河淺水重炮艦及8艘炮艇。然而這項為期五年的計劃直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都沒能完成，蘇聯海軍上將H.r.庫茲涅佐夫對此評價：“在消耗大量資金和金屬之后，此項計劃并未真正提高我國的海軍實力”。這樣的結果與蘇聯最高領導層有意忽視海軍軍備工業密切相關。1938-1940年，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派駐工業企業和試驗設計機構內的軍事代表總數增加了50%，總計達到20281人，而其中只有3004人來自海軍部門?？梢?，越到戰爭臨近，海軍軍備工業在國防工業中的重要性就越低，這同時也證明了H.r.庫茲涅佐夫觀點的正確性，蘇德戰爭前的蘇聯海軍仍然不是能夠保障蘇聯國家安全的可靠軍事力量。

海軍的弱勢趨勢在蘇德戰爭期間得到進一步強化。在1941年下半年，即蘇德戰爭爆發的最初六個月里蘇聯國防委員會財政開支總額達4433.89億盧布，其中用于包括艦船制造、武器裝備生產及船舶維修在內的海軍軍備生產的只有215.56億盧布，不足總額的0.05%；而且這一比例在戰爭期間持續降低，在戰爭支出達到峰值的1944年，國防委員會的財政開支總額是12937.24億盧布，同年海軍軍備支出為361.13億盧布，僅為總額的0.0279%；到1945上半年即戰爭接近尾聲時，國防委員會的財政開支總額是6351.43億盧布，同期海軍軍備支出是174億盧布，僅為總額的0.0273%，比1944年還低。在此情況下，不同于航空、坦克甚至槍械和軍事化工等軍事部門在戰爭期間得到的巨大發展，蘇聯造船業人民委員部的工業生產能力顯著萎縮，其在1940年下轄的61家生產企業到1944年時只剩下40家，從業人員從1940年的超過17.7萬下降到1944年的不足13.7萬，資產總值也從1940年的29.52億盧布減少到1944年的19.54億盧布_。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冷戰初期，很多西方國家的政府、軍方、學者以及公眾媒體都認為蘇聯會迅速將其海軍戰略從近海防御轉向遠洋進攻，這些看法是不正確的。20世紀40-50年代的蘇聯海軍依然像帝俄時代一樣缺乏關鍵地理位置的海軍基地和足夠規模的現代化海軍軍備工業，也就是說，并沒有實行遠洋進攻型海軍戰略的物質基礎。冷戰期間美蘇兩國都有著全球性的戰略需要，美國實施這種戰略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強大的海軍艦隊和戰略核武器，而蘇聯海軍力量的缺失勢必造成其對戰略核武器越來越嚴重的倚重。事實上，自20世紀40年代蘇聯開始研制核武器，核工業就成為蘇聯軍事工業乃至國家整體經濟的核心，其在冷戰期間的擴張式發展不斷壓縮著其他軍事工業部門尤其是海軍軍備工業的發展空間，最終造成蘇聯軍事工業的畸形膨脹，蘇聯整體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都受到諸多影響。而追根溯源，帝俄晚期俄國海軍軍備工業未能實現現代化發展造成俄國海軍長期落后于歐美強國，正是這一進程中重要的歷史原因。

俄國常被認為是典型的實行趕超戰略的后發國家，無論是其在帝俄后期實行的廣泛的大改革，還是其在蘇聯時期實行的快速工業化，都能夠迅速改變俄國的整體面貌，使其在世界歷史現代化的進程中長時期維持自身的強國地位。但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包含眾多主客觀因素和各種面向的復雜過程，海軍的發展恰恰就是俄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一再被推遲和忽視的因素。由于客觀地理環境、工業生產能力和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的限制，俄國海軍錯失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世界海軍力量現代化發展的浪潮，這一時期形成的與海軍強國的差距在其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因為相似的主客觀因素被一再拉大，結果造成難以逆轉的落后局面。海軍的長期衰弱使蘇聯在與美國進行全球性競爭時，越來越依靠戰略核武器及其工業生產體系，造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畸形發展，最終成為俄羅斯現代化進程的阻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