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佛登文藝理論

周仁成

中國現代文學自1928年創造社轉向“革命文學”之后，文學更多地受制于社會、時代，甚至是政治各方面勢力的影響，從原來反映人生與情感，轉向反映社會與時代，甚至成為某一團體的宣傳工具。文學功能向外轉反映到文學理論與方法，此時有關革命文學、普羅文學的階級論、經濟論、社會論等成為此時研究批評文學的重要理論資源與手段。然而此種理論資源從一開始便打上了外來的烙印，它們要么來自俄蘇日本，要么來自歐美。英美文論此時在中國的影響力雖略遜于俄蘇文論，但它在當時中國的影響也不可小覷。學界一直關注最多的是俄蘇普羅理論對此時中國現代文論的影響，卻忽略了英美左翼批評在當時中國的傳播與影響。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便是來自美國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卡爾佛登的社會心理學批評在現代中國的廣泛傳播與影響。

卡爾佛登（V.F.Calverton，1900-1940），美國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現代季刊》（ModernQuarterly）的創辦者與主筆。該雜志后改名為《現代月刊》（Modern Monthly），偏于左翼社會學性質，盧那察爾斯基等人都在此刊發表文章，足見其影響力?？柗鸬且簧鲱H多，涉及人類學、社會學、性學、婚姻、文學、藝術、社會評論等多個方面，譬如《新精神：文學之社會學批評》（The Newer Spirit：A SociologicalCriticism of Literature，1925）、《文學中性的表現》（SexExpression in Literature，1926）、《婚姻的破產》（TheBankruptcy of Marriage，1928）、《美國文學之解放》TheLiber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32）、《美國的覺醒》（TheAwakening of America，1939）等。

與當時流行于中國的美國左翼作家厄普頓·辛克萊相比，卡爾佛登更算得上一個真正的文藝理論家。無論是他對于社會婚姻文化的思考，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心理學對文藝的思考與批評實踐，都要比辛克萊的激烈主張要深刻得多，平和得多。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卡爾佛登的文藝理論被翻譯到中國的數量頗多：兩部專著，31篇論文?？傮w看來，卡爾佛登的文藝理論譯介大致包括四類：文學社會學批評、美國現代文學批評、普羅文學理論，以及婚姻與社會理論。就文學而言，主要集中于前三個方面。

一、卡氏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批評的譯介

據現有材料來看，卡爾佛登的理論進入中國最早是在1928年。1928年12月6日，康倫先先生將翻譯的卡爾佛登先生的《評民主政治》一文發表在《河北民國日報》（副刊）第5期與第6期之上。自上文發表不久，卡爾佛登的理論便如潮般涌入中國，從1929年到1940年，卡爾佛登的文藝理論被集中引入中國，尤以30年代最盛。其原因在于他的理論非常恰當地與中國當時勃興的革命文學、普羅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形成一種呼應。

首先登陸中國現代文壇的，是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批評。自康倫先翻譯《評民主政治》一文后14天，未名社的李霽野先生便將卡爾佛登的《文學中性的表現》陸續翻譯發表在《未名》雜志。它們分別是《英國小說中的性表現》（《未名》1928年12月20日第1卷第10-11合期）、《羅曼主義與革命》（《未名》1929年2月25第2卷第4期及3月10日第5期）、《英國復政時代文學中的性表現》（《未名》1929年3月25第2卷第6期、4月10第7期）、《清教徒美學中的性》（《未名》1929年4月25第2卷第8期、4月30第9-12合期）、《社會變遷與感傷的劇場》（《朝華月刊》1930年2卷1-2合期、3期）?！段膶W中性的表現》分序言、導論及正文10章，共12部分。而李霽野先生所譯僅為其中5章。此5篇文章按李先生發表的順序而言，分別為原書第5章、第6章、第3章、第2章及第4章。

卡氏此書與先前的《文學之社會學批評》一書，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以社會、經濟與階級的手段分析西方資本主義文學的生產與社會道德、經濟政治、個體心理的緊密關聯。譬如對于英國小說的興起，他以為英國小說的發展與成熟與資產階級的興起及其道德觀念的確立密不可分?！敖≌f是經濟演進的一種結果。它是資產階級的產品。沒有十八世紀的經濟的變遷，商業階級的擴張的財富，和逐漸增進的教育的擴充，近代小說就要成為一種純粹的幻想?！苯≌f與新聞業之興起，是一個社會階級興起的結果。新的道德發展，是隨同這一社會階級的新的興起而來的。英國文學因為資產階級的興起，在整個的情調與情感上都改變了，是資產階級完結了封建藝術的事業。又如浪漫主義的產生，在他看來，與其說是浪漫主義反抗古典主義，不如說它是反對封建制度爆發的表現。浪漫主義是那時擴張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與個人主義發展的反映。因此從更廣的背景來看，浪漫主義運動又只不過是當時社會一系列社會變遷運動的一部分。不難看出，相比西方庸俗社會學批評，卡爾佛登的批評理路當中馬克思主義立場更為堅定，視野更為開闊，持論更為公允。

幾乎與李霽野同時介紹卡爾佛登此書的還有劉穆。1929年5月12日劉穆在《文學周報》第370期詳細地介紹了卡氏《文學中性的表現》一書。在劉穆看來，卡爾佛登“是一個唯物的階級論者。他以經濟史觀的社會學觀點分析英國以至現代世界的文學，說明文學的階級根性。這一本書企圖把英國文學中對于性的種種不同態度的社會和經濟的基礎指出來?！比粍⒛陆榻B此書的目的卻有著非常明確的現實意義。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在反對封建禮教的潮流之中，人性得以復蘇，性的解放跟著社會運動而起，一方面“性心理和生理的書籍輸入中國來”，弗洛伊德與藹理斯（Ellis）的性學理論相繼引入，深得青年人的追捧；另一方面性的苦悶與解放也成為新文學的表現題材，郁達夫、張資平、金滿成、章衣萍等人的小說表現出反抗舊倫理大膽的態度。因此他相信，在當局視性為洪水猛獸的現實當中，“這種新文學還是在奮斗的時期”，因為“卡爾味吞說：‘這種文學上和一般的性的解放卻非待到新社會建立不能實現。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努力罷”！

進入30年代，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批評理論的翻譯進一步展開，最終達到鼎盛?？v觀這10年的翻譯，學界的重心似乎在于他1925年所著《文學之社會學的批判》一書。最初李蘭于1930年6月1日將卡爾佛登所著《文學之社會學的批判》一文翻譯發表在《大眾文藝》第2卷第5-6合期之上；隨后對唯美主義文學情有獨鐘的滕若渠又于同月再譯此文，以《文學之社會學的評判》發表于《金屋月刊》第1卷第9-10期。同年9月，傅東華先生將卡爾佛登此書全部翻譯交由華通書局出版。除此之外，卡爾佛登有關藝術與美學方面的論述，也幾乎同時被翻譯成中文。此幾篇文章包括傅東華譯《古代藝術之社會的意義》（《小說月報》1930年7月10日第21卷第7期）、劉穆譯《藝術的起源》（《北新》1930年7月16日第14期）、天白譯《文藝批評的新基準》（《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10期）、劉易凌譯《美學價值之變動性》（《國際譯報》1933年第4卷第5期）、杜衡譯《古代世界的藝術》（《兩周評論》1卷10期，見劉修業1933年編撰的《文學論文索引續編》）。

相比《文學中性的表現》一書而言，這時期的翻譯文章更加全面地展現了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批評理論。與當時流行的庸俗社會學批評不同的是，卡爾佛登依據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同時，認識到社會學解釋文學個人創作與風格方面的不足，因此在后期理論建構當中，又援引心理學進入文學，從內外兩個方面解釋文學。有關卡爾佛登此一理論體系的完整介紹，一方面集中于傅東華所譯《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一書，另一方面也有張夢麟的介紹性文章《卡爾浮登的文藝批評論》。

《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一書主要包括“作者自序”、“導言”“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歇爾烏特·安德生：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之應用”“美的價值之無持久性”“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關于美國批評界的斷片”“道德與決定論”“所謂‘偉人的幻念”一‘客觀心理學之興起”“藝術科學及量的觀念”“近代心理學的傾向”12部分，10篇文章。此10篇文章大致展現了卡爾佛登的理論思路。其中第一篇文章《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前面有李蘭與滕若渠的翻譯，而第三篇文章也有劉易凌的翻譯。然而此書所收文章還非常零散，最終全面反映其文學批評的文章當是1932年天白所譯《文藝批評的新基準》，由此卡爾佛登的文學批評理論基本上定格在了社會學與心理學兩端，這便是他所說的“文藝批評的新基準”?！吧鐣W的研究與心理學的研究之綜合，就是我們所必須為對作為現代之表現的批評之一切健全研究的背景的。我們必須接受現代知識所給予我們的材料，如若我們愿意要我們的判斷明晰而確信的話?！比绱艘粊?，卡爾佛登完全確立起他所謂的“綜合批評”體系，從而區別于當時流行的法國丹納社會學批評與西方庸俗社會學文學批評。

二、美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引介

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眼光，卡爾佛登非常敏銳地看到當時西方美學與文學發展的趨勢，但同時也限制了他對于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使其對現代主義文學大加指責，斥為“反動”“病態”文學。此一系列文章包括以劉穆所譯《現代歐洲文學的革命與反動》為開端。繼之則有周紹儀譯《美國新興文學之起釁》（《北新》1930年10月16日4卷19號）、鐘憲民譯《現代美國文藝的趨勢》（《文藝月刊》1930年11月15日第1卷第4號）、王守偉譯《美國新興文學的挑戰》（《青年進步》1931年第141期）、趙演譯《近百年美國文學之變遷》（《生力（南京）》1933年第6期）、張克已譯《黑人文學的生長》（《文化評論》1935年第5期）、張薇露譯《現代文學中的病態》（《文學導報》1936年第1卷第2期）、龔積芝譯《蕭伯納的今昔》（《現代青年（福州）》1940年新1第3期）、陳又生譯《美國文壇近態》（《國際間》1940年第2卷第6期）等文。其中周紹儀、鐘憲民、王守偉所譯為同一篇文章。

與《文學中性的表現》一樣，卡爾佛登同樣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眼光審視當時美國文學的現狀，一方面以左翼文學的突起作為美國文學脫離歐洲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的標志，將自辛克萊以來的美國文學創作囊括進普羅文學大框架之中；另一方面則對普羅文學之外，表現個人消極病態的現代主義文學大肆批判。前者如鐘憲民譯《現代美國文藝的趨勢》則持此主張，認為自惠特曼以來的美國文學便已開始形成美國文學的風格，至辛克萊最終完成，至KT所介紹的《美國文學的解放》一書，此種觀點則完全成熟。后者則主要體現于劉穆所譯《現代歐洲文學的革命與反動》與張薇露譯《現代文學中的病態》兩文。一方面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眼光認識到“現代文學的病態之性質很明顯地是我們社會的無秩序與混亂的產品”；另一方面則以為“現代文學所探求，正如其變為更病態的東西一樣，接著就會變為更淫邪的東西了”。社會學眼光的敏銳與狹隘同時存在其中。

三、普羅文學理論的翻譯

在當時中國“革命文學”大行其道之時，卡爾佛登的普羅文學理論同樣也被引介入中國?？柗鸬且环矫嬗衅洫毩⒌鸟R克思主義社會學心理學的綜合批評理論，另一方面對當時美國蓬勃興盛的普羅文學也有著獨到而清醒的認識，與俄蘇文論家所謂的“普羅文學”觀念不盡一樣。此類翻譯性文章包括：嚴兆晉譯《布爾扎維克之社會學的美學》（《群言》1930年第7卷第3-4期）、晉武譯《卡爾佛登致托羅茨基書，論共產主義的危機》（《民風》1933年第2卷第8期）、楊瑞粵譯《美國文學的普羅運動》（《北平晨報學園》1933年5月30日，6月1、2、5日514-517號）、F·w譯《陶器或蘋果》（《世界文學》1935年2月1日第1卷第3期）、衡節譯《論普羅文學（特譯稿）》（《文摘》1937年第1卷第3期）；介紹性文章則主要出自畢樹棠所介紹的LiteratureGoes Left（《最近英美雜志中的文學論文》（五），《文學季刊》1935年3月16日2卷1期）、Literature As ARevolutionary Force（《最近英美雜志中的文學論文》，《文學季刊》1935年6月16日第2卷第2期）。

與他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心理學批評一樣，卡爾佛登的普羅文學也與當時普遍流行的俄蘇普羅文藝理論頗不一樣。身處資本主義陣營的卡爾佛登，始終對俄蘇普羅文學保持著戒心，結合美國普羅文學的實際，總結出一套獨特的卡氏普羅文學理論。譬如在他致托羅茨基的書信當中，就認為“共產黨原來是一個富有創造的革命工具，現為斯大林等所利用，卻變為一個官僚政治的機關了，它將來一定會促成悲慘的結局。他還以為現在共產之所謂‘紀一個律那完全是欺騙，不但卑鄙，而且拙劣，這種情形，已經夠危險的了，但他以為最大的危險乃是不許人們批評，禁止人們指示或矯正他們的錯誤?！币虼水敱姸嗖紶柺簿S克反對托羅茨基的理論之時，而卡氏卻表示了支持，認為他“對于社會學上的美學的貢獻，還是極其重要的?！?/p>

面對日益蓬勃發展的傾向于左翼的文學，卡爾佛登則提出了他的普羅文藝理論。隨著俄蘇文藝作品日漸傳入美國，卡爾佛登認識到俄蘇普羅文學帶有太多的宣傳性，無論是題材，抑或是創作手段都日趨程式化。有鑒于此，卡氏認為，沒有一位革命的批評家應該否認，藝術在各種形式之下都和陶器制造一樣無二，是一種Trade，而因為是一種trade，所以它有本身的技巧，這技巧更須充分地被體現，如果藝術的創造須是具有相當價值的話。革命的藝術在未能蘊藏深意之前，應該先具完美的藝術條件。因此革命批評家不應該輕視文學技巧，僅讓文學成思想宣傳的工具，而是通過技巧的綜合利用，讓“藝術能夠完成它在當代的使命”。反之“有革命的意義而沒有文學的技巧和有文學的技巧而沒有革命的意義都足以造成同一無望的混合”。在卡爾佛登的心目當中，真正的普羅文學，并不是狹義上的無產階級文學，它的界限要比這寬廣得多?！八^普羅文學，并非如一般之所見，只是一種工人階級的文學，把文章里的人物由紳士學者商人教士一變而為工人苦力而已；實則，它是由革命目的所啟發出來的一種工人階級文學，它不以工人為同情與憐憫之對象，它是一種新社會之創造的因原?！彼云樟_文學不只是寫實，而且包含有力的理想，有著證實將來的種子。雖然中產階級的道德文學接續了貴族階級的享樂文學，同樣普羅文學將以工人階級的新道德以造成一種集團的社會。因此普羅文學不僅僅局限于以無產階級為對象，它可以描寫貴族而仍不失為普羅。普通人都把勞工階級文學和普羅文學相混了，普羅文學是一種充滿了濃烈的革命觀念，被集體宗旨所激起的文學。它的普羅與否，不在于它的性格和地位，而在于作者的如何處理及解釋它的性格和地位。如果在題材結構和主旨中有著勞工階級是明日的支配者和未來創造者的信仰，它就是普羅的。如果只以勞工階級為對象，而對于它在社會中的任務并無此種信念，那就不是普羅文學了。

如此看來，卡爾佛登所說的普羅文學更多的是帶著一種無產階級信念，而并非僅僅是狹義的布爾什維克所謂以無產階級為表現對象與題材的文學，它既有廣泛的文學題材，也重視文學的技巧形式與美學特質。無疑，卡爾佛登的普羅文學理論相比中國當時的普羅文學、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其理論視野更為開闊公允。從某種程度而言，卡爾佛登的普羅文學理論在當時中國的傳播對于日漸興盛的普羅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應該具有一種補偏救弊的功效。遺憾的是，當時的普羅文學并沒能給予他理論更多的關注，致使在辛克萊理論的影響下使文學日益淪為各個文學流派之爭的一道工具，無論是表現題材，抑或創作內容，還是藝術技巧，文學日趨程式化與公式化。

四、卡氏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

在現代中國的接受與批判

盡管卡爾佛登的文藝理論在當時中國的翻譯頗為集中，且數量不菲，然就當時中國文壇對之所做出的反映卻顯得有些冷淡，并不如辛克菜理論在當時那樣流行。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卡氏的理論主要用于糾偏補弊左翼文學的激進；另一方面，俄蘇文藝理論在30年代的主導地位遮蔽了世人對卡爾佛登理論的接受。盡管如此，從現有材料來看，當時文壇大多接受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批評理論，而忽視其普羅文學理論。這種選擇與過濾，無疑是30年代中國文壇的時代語境與文學主體共同合謀使然。內外社會矛盾的白熱化，革命文學的提出，普羅文學的盛行，俄蘇文論入主中國，多種勢力，多方力量，都最終促成接受主體選擇與之相合的文學社會學批評，而放棄其過于寬泛的普羅文學理論。

最早引述卡爾佛登理論的是趙景深。他在《作品與作家》一書論及英國詩人羅塞蒂的時候，將卡爾佛登的Sex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列入其參考書目之中。其后1930年丘玉麟在其《白話詩作法講話》當中再次引述了此書只言片語。1931年趙景深又在《現代文學評論》介紹英美文學雜志之時，也提到了卡爾佛登所創辦的雜志“《摩登季刊》（Modem Quarterly）”。

趙景深等人的引述顯得支離破碎，遠不如翻譯那么完整。至林疑今于1931年在《現代美國文學評論》一文當中，專門論述到“社會派批評家卡爾浮登”。照林疑今的介紹，美國社會學派批評創始于約翰·馬西（JohnMacy），其經典代表作《美國文學的精神》（The Spirit ofAmerican Literature）是其社會學批評的結晶。然而在他看來，卡爾佛登的“立場比馬西正確一點，他的批評時時有驚人的新見解”。在此文當中引述了卡爾佛登有關“藝術革命化”“生活革命化”觀點，以及美學的經典名言：“‘雖則美學的革命是由于觀念的革命，但凡觀念的革命，必都是由當時主要的物質狀況而起的社會組織上的革命的結果?！弊詈?，林先生站在美國批評界的立場，認為卡爾佛登的文學社會學批評“或許是美國批評界的一線曙光”！

1932年，曾經翻譯過卡爾佛登《文藝批評的新基準》的天白在《青年界》第2卷第3期發表了《綜合文藝批評及卡爾佛頓近況》。該文介紹了“所謂綜合的文藝批評論”者，“急進作家”卡爾佛登的近況?！八睦碚?，雖帶急進的色彩，然始終卻站在‘自由的立場上，所以最近也不免被人批判。Communist方面，對他攻擊最為厲害，竟斥他為‘Idaeolgie的騙子‘馬克斯的謔畫家?！庇写斯魧崒僬?，因為無論從哪方面來講，卡爾佛登的理論都與當時庸俗馬克思主義相差甚遠。同年，余慕陶在其《近代美國文學講話》一文中也認為，卡爾佛登的文學社會學批評是“接近社會主義的”。

雖然沒有翻譯過卡爾佛登的文藝理論，但陳北歐先生對他的理論很是推崇。其書第四編“文學的批評”之第四章“文學批評的方法”當中，介紹了近代批評之后，用專節介紹了“社會的文學批評論”。陳北歐認為，近代批評的主觀性與個人性，顯然很難成為客觀有效的批評方法，而批評本身是與客觀的社會緊密相連的，因此除卻個人的主觀立場的社會學批評應該是最為客觀有效的批評方法。他在引述了卡爾佛登《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兩段文字后，以這一番話結尾：“總之，真實的文學批評方法，是完全基于歷史的、社會的關系上。而真實的文學批評家，也唯有從作品中發現社會的力傾向方面之努力，才能完成真實文學批評的任務?！憋@然，陳北歐的觀點與卡爾佛登對批評的規定如出一轍。

中國現代文壇對卡爾佛登理論運用最有力者應該是他《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一書的翻譯者傅東華。雖然在該書的翻譯當中，傅東華對他的理論未置可否，無一字褒貶，但他在后來的兩篇文章當中卻明確地表示他對其理論的欣賞。

先是在《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一書出版前兩個月，即1930年7月10日，他在翻譯卡爾佛登所著《古代藝術之社會的意義》一文“譯者贊語”當中給予了卡氏很高的評價，心生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傅東華稱他是“美國現在唯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或寧說社會學的——批評家?！笨柗鸬堑纳鐣W心理學批評將現代批評從判斷的與印象的批評轉到客觀說明一端，自然有其功勞。但就卡爾佛登的批評立場，傅東華認為他雖然“竭力要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從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看，也是“駁而不純”的，因為在他的理論當中還含有泰納等人的批評立場。盡管如此，傅東華卻認為正是此種立場，“卻正是顯出他的不太偏狹的精神。這樣的分析，雖不免要嫌它太粗一點，但它的方法是全部可采取的”。

在卡爾佛登的影響下，傅東華很快地吸收其理論成果，將其運用到他本人的文學批評當中。1933年8月-12月，他在《青年界》雜志第4卷第1-5期連續發表了一組五篇名為“文學心理學”的系列文章，包括《刺激與反應》《所謂文思是什么》《文學的情緒》《文學的意識》《文學的個性》。其中最后一篇《文學的個性》，大多是照他翻譯卡爾佛登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一書第七章的內容寫成。在他看來，一個作家的個性其實就是他的風格。如果兩位作家同處一時代，他們的風格則由“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意識‘階級意識或尋常所謂‘時代作風‘民族作風”等所造成。因此作家的個性與風格沒有什么神秘性可言。由是在下文當中則從中西文學當中舉例說明。當舉及西方作家，諸如彭斯（RobertBums）、論及天才、作家習慣等方面則大段摘抄卡爾佛登的理論，全文總共10頁，而有摘抄卡爾佛登的部分竟占去全書的一半。如此可見傅東華對卡爾佛登有關文學心理學的論述是充分認同的。

1933年，傅東華更是在其半譯半述的文章《世界文藝的前途》一文當中將卡爾佛登的理論運用于中國現代文壇。從其內容來看，本文大部內容都譯述卡爾佛登的另一篇文章《在歧路上的美國文學》。至于此文的內容，傅東華這樣介紹，卡爾佛登在《歧路上的美國文學》里，首先指出現在（指1931年）的美國文學在一個歧路上。這是一個三岔路口：一路是“新人文主義”（NewHumanism），一路是“新地方主義”（New Regionalism），一路是“新普羅列塔亞主義”（New Proletarianism）。三路之中，哪一路是真正的出路呢？美國文學的前途就決在這一點上。對于這一問題，卡氏雖然沒有解決，但他為暗示一個解決的根據起見，曾經把這三岔路的書面所以造成的由來做一種歷史的敘述。

綜合此文，傅氏將卡爾佛登所描述的美國文學劃分出三個時代，即“反叛時代、譏嘲主義時代和信念時代”。進而他將這三分法運用到中國文學?！熬同F在的中國文學而論，可說極盡五花八門之奇觀，絕不止是一個三岔路或四岔路，五岔路，六岔路……的局面?！薄暗谶@樣混亂的現象之中，我們卻仍可以見出一種發展的步驟——就是仍可把卡爾佛吞的原則應用上去的?！闭账姆治鰜砜?，“五四時代”可以稱之為“Age of Revolt”，五四以后便漸漸進入了Age of Cynicism，其中以魯迅先生初期的小說及散文，和語絲派的論述都可稱之為譏嘲文學。因此照傅東華先生看來，從新文學到那時為止，整個文學還沒有進入Age of Conviction。即使是那些所謂民族主義等文學最多也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遵命文學”而已。那么什么時候才會產生信念呢？依據歷史的規律，傅東華先生認為：“必定要到某種局面發展到非常迫切的時候，比如兩個斗爭的團體已經到了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的時候，那就無須代言人的開導，兩方面都會自然發生信念了?！?/p>

不難看出，傅東華站在當時中國文學的立場，運用卡爾佛登的理論傳達出對當時各派文學團體之間的不滿。但他過于信仰二元斗爭的立場，最終在非此即彼的選擇之中失去其本身所應有的態度，也許這便是后來傅東華在新中國成立后基本上不再關注世界文學的發展，也不再從事翻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文字學研究的原因所在。

當然對于卡爾佛登的批評，與辛克萊的批評一樣，都來自于梁實秋。他站在人文主義的立場，在其《文藝批評論》一書中對社會學批評進行了批判。在他看來，社會學的批評方法，號稱為科學的，實際上不是如此。社會學認定文學的創造乃受社會影響的支配，故“批評文學作品應解釋其當時社會之狀況，這個學說是不錯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文學作品一方面固是表現了當時的社會，但一方面也表現了作者個人的人格，并且解釋社會狀況，只能算是解釋了作品產生的狀況，不能算是評衡其內容的價值”。因此社會學的外部研究只能算作文學批評的有益的準備，而不能代替判斷，“最好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在作品里面去研究，不是到作品外面去研究”。不可否認，梁實秋的批評確實看到了馬克思主義文學社會學批評的不足，然而他卻有意過濾了卡氏引入心理學補充社會學批評的遺憾。其實梁實秋的新人文主義批評何嘗又不是文學外部研究呢？

當然除此之外，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在現代中國的傳播，還有通過日本中介的轉譯而來的第二手的印象與評價，因其中所含見解未能代表中國當時文壇的意見，所以這里僅提及而已，不做深入分析。再者，除卻以上三個方面對于卡爾佛登理論的譯介之外，尚有其社會政治、婦女婚姻等方面的理論也有很多譯介。因未涉及文藝理論，這里也不再提及。

綜觀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當時中國的譯介，翻譯與介紹、引進與吸收、轉化與實踐等方面確實沒有美國左翼批評家辛克菜的理論那樣受當時中國文壇的熱烈歡迎。但正如傅東華所看到的那樣，他那自由主義的批評立場，毫不偏狹的理論視野，既看到美國現代文學的病態與扭曲，亦能看到俄蘇普羅文學的激進與狹隘。而這，也許正是卡爾佛登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翻譯大于接受的原因所在。作為一種無言的接受，用以對抗流行的革命文學與普羅文學理論，補偏救弊，正是他在當時中國的價值姿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