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公益旅游研究進展與啟示

付亞楠　侯國林　李欣存　張江燕

[摘要]公益旅游的迅猛發展及其所蘊含的種種矛盾使之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文章以Web ofScience為數據源，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境外公益旅游的研究熱點、知識基礎、研究力量等知識進化的屬性與特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境外公益旅游研究在經歷了起步階段、理性探索階段后，現處于研究拓展階段，其研究熱點呈現出由單純的動機和影響研究向主客關系、推動機制、項目效果評估等多角度復合研究轉變的趨勢；（2）涉及內涵研究、旅游影響、文化交流與沖突、項目評估等主題的12篇文獻對公益旅游領域的知識演進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3）公益旅游領域的研究人員之間存在多個小組合作關系，其中以McGehee

Wearing為核心的合作網絡較為穩定，但小組之間的協作與知識流動較少；（4）公益旅游領域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北美、歐洲和大洋洲，其中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研究成果較為顯著，各地區、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較少，尚未形成規?；暮献骶W絡。

[關鍵詞]公益旅游；研究進展；社會網絡分析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6）09-0124-11

Doi：10.3969/i.issn.1002-5006.2016.09.023

公益旅游（volunteer tourism或voluntourism），又稱為志愿者旅游，興起于20世紀中后期，是志愿服務與旅游活動相結合的產物，目前已成為增長最快的替代旅游（altemative tourism）。據統計，全球每年參與公益旅游的人數多達160萬，通過公益旅游產生的經濟價值超過了17億美元。公益旅游的快速發展及其所蘊含的公益與商業之間的矛盾屬性使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近10年來，公益旅游研究正在成為一個不斷進化的知識領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公益旅游者的動機和感知公益旅游的理論基礎和影響研究等方面。關注公益旅游研究的學術生態，分析知識進化的屬性與特征，準確把握公益旅游的研究進展，對推進該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Wearing和McGehee運用Jafari的四平臺理論對公益旅游近10年的研究歷程進行了回顧。我國學者史亞鍵等、宗圓圓、明鏡等也對國際公益旅游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但相關綜述主要從公益旅游概念與發展歷程、研究內容及成果等角度進行分析，研究方法以傳統的文獻統計為主，缺乏對該領域知識進化歷程與發展趨勢的系統分析。近年來，社會網絡分析（socialnetwork analysis）作為研究一組行動者之間關系的研究方法，在數據挖掘、知識管理、數據可視化等領域興起，改變了傳統文獻計量學基于描述統計的研究范式，使文獻計量正快速向知識計量邁進。本文在社會網絡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文獻共被引分析、關鍵詞共現分析等研究方法，嘗試對境外公益旅游研究進展進行可視化分析，揭示該領域的研究歷程與知識基礎、研究熱點與發展動向、研究者合作網絡等知識進化的特征，以期把握國際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前沿進展和研究熱點，為國內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研究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是對不同社會單位（個人、群體或社會）所構成的關系結構及其屬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規范和方法。該方法整合了個體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將整個群體視為一個網絡，通過中心度、密度、小團體分析、凝聚子群等研究視角來探討各網絡節點之間的關系及各節點在網絡中的地位或作用。借助于社會網絡分析在多維結構關系分析方面的優勢，文獻計量學擺脫了單一描述統計方法對文獻數據的抽離，使得各項計量指標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處于相互影響的群體之中。本文應用UCINET 6.0軟件，主要通過社會網絡的中心度與小團體分析，結合文獻共被引分析、關鍵詞共現分析、研究者合作網絡分析等方法，對公益旅游領域知識演進過程進行可視化分析。

1.2數據來源

數據是研究科學性的依據，本研究為保證數據真實、權威，選擇Web ofScience（WOS）為主要數據來源進行相關數據收集、分析工作。筆者在2015年11月30日以WOS為數據庫，以“主題=（volunt*tour*or voluntourism），語言=（English）”為檢索條件，檢索國際上公益旅游研究的相關文獻。經過剔除與主題不相關的文獻，并根據部分參考文獻以及Scopus數據庫進行補充后，最終獲得203條文獻樣本，其年份分布見圖1。

2.結果分析

2.1公益旅游的研究進程

公益旅游，作為非大眾的旅游形式之一，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興盛于20世紀90年代。然而，公益旅游研究并未與公益旅游的發展同步，直到2001年Wearing的著作《公益旅游：體驗創造不同》問世，大多數學者才逐漸開始關注該領域的研究。此后，境外公益旅游研究的發文總量呈逐年增長之勢。根據圖1的波動特征及研究者對公益旅游的認知與態度、研究視角，筆者以2003年、2009年為分界點，將境外公益旅游的研究進程分為以下3個階段：

（1）2000-2003年為起步階段。2001年后，相關學者紛紛將目光投向這一新興領域，研究成果逐漸增多，到2003年，單年發文量更是超過了前幾年數量之和。在此階段，研究者從旅游動機（利他性、自我發展、文化交流等）和活動內容（文化恢復、生態保護、教育支持、醫療援助等）的角度出發，認為公益旅游是旅游業與可持續發展產業相結合的產物，對其持倡導態度。

（2）2004-2009年為理性探索階段。學者們對公益旅游的態度由最初的無條件倡導轉向理性思考，他們逐漸意識到公益旅游的消極影響（新殖民主義、經濟依賴、文化沖突等），進而對其采取了謹慎態度，此階段文獻增長率出現明顯波動。由圖1可知，2008年是此階段內發文量較多的年份，這主要是因為Lyon和Wearing于2008年出版了《公益旅游的發現旅程》——書，該書收錄了16篇論文，從旅游目的地群體的文化感知、旅游者的動機與需求、旅途過程中的沖突與碰撞方面系統地闡述了公益旅游的內涵，為研究進程的演變奠定了基礎。

（3）2010年至今為研究拓展階段。學者對公益旅游研究擺脫了單純的“積極一消極”的對立思考，研究內容從動機研究、影響研究轉向公益旅游的推動機制、地緣政治學、人道主義等多視角的復合研究。

2.2公益旅游研究熱點與知識基礎

2.2.1公益旅游的研究熱點

研究熱點是某一時段內，有內在聯系的、數量相對較多的一組論文所探討的科學問題或專題。關鍵詞作為一篇學術論文重要的文獻標識，是對全文主題的高度凝煉，因而關鍵詞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的核心內容。為了分析熱點主題的變化，筆者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將關鍵詞視為網絡中的行動者，在將近義詞合并后進行了關鍵詞共現分析。關鍵詞之間共現次數越多，連線越粗，代表其“關系”越密切、距離越近，進而可以按此種“距離”將一個學科內的關鍵詞加以分類，從而歸納出該學科的研究熱點、結構與范式。因此，筆者基于789個關鍵詞繪制了境外公益旅游研究領域的關鍵詞共現圖（圖2）。圖中節點越大的關鍵詞點度中心度越高，交往能力越強。

圖2表明公益旅游研究形成了以公益旅游（volunteer tourism）為核心，志愿者（volunteers）、公益旅游組織（volunteer tourism organizations）、旅游影響（tourism impact）、利他主義（altruism）、旅游（tourism）、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e understanding）、生態旅游（ecotourism）等次中心。筆者根據詞義對網絡圖中的關鍵詞進行了分類，下面主要從研究內容、發展路徑兩方面來分析關鍵詞共現圖譜所表現出來的研究熱點。

從研究內容上看，境外公益旅游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研究熱點：

（1）關于公益旅游動機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利他性（altruism）和自利性（egotism）展開，進而境外學者就此問題形成了兩大陣營。而部分學者發現不同人口特征，特別是不同年齡的公益旅游者在動機方面存在差異，不能單純地將動機分為“利他性”和“自利性”。其實公益旅游者在旅途中可能是在這兩種動機之間持續變化的一種狀態，而非確定的某一種動機，例如旅行中的主客關系可能會使旅游者的最初動機發生變化。因此絕對的利他性或自利性旅游動機都是片面的。

（2）境外公益旅游影響研究經歷了“積極倡導一謹慎審視一科學優化”的發展歷程。目前，研究者將焦點放在如何將公益旅游的積極影響最大化，消極影響最小化。從研究對象上來看，研究者主要關注于公益旅游對目的地社區的影響，Zahra和McGehee更是利用Flora的社區資本理論對該主題進行了審視。以此同時，公益旅游對旅游者的影響研究也逐步得到相關學者的關注，特別是旅行結束后，旅游者能否順利地回歸并適應慣常環境，而非困于兩種文化“枷鎖”之中的問題發人深思。

（3）目前公益旅游組織受利益驅動，呈商業化趨勢。Lyons和Wearing發現公益旅游商業化是旅游組織間爭奪新市場所導致的結果，并擔心隨著這種商業化的加劇，越來越多目的地社區的需求和利益將會被忽視。公益旅游組織日趨商業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多數公益旅游組織并未意識到其作為旅游產業一部分的屬性，而堅持認為相較于目的地社區而言，組織的利益問題更為重要。如何緩解公益旅游的公益屬性與商業化之間的矛盾，仍是需要我們解決的難題。

（4）公益旅游者與目的地社區居民之間的主客關系逐漸成為研究的焦點。文化交融與沖突是影響主客關系的重要因素。有學者研究表明，公益旅游對跨文化敏感性可能同時存在積極和消極影響，進而可能促進或抑制主客之間的文化理解，因而需要公益旅游組織在旅行前、中、后期采取不同的協調與支持措施，來確保旅游活動的順利進行。

除了上述內容外，部分學者還關注了公益旅游的推力機制，即考慮網絡營銷、宣傳資料等媒介系統在旅游者選擇公益旅游組織或項目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它們是如何影響旅游者選擇的。

從發展路徑上看，公益旅游是與生態旅游、背包旅游（backpack tourism）、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農業旅游（agritourism）、教育旅游（eduction tourism）等旅游類型結合發展的，說明公益旅游在發展路徑上具有“共生性”。在多樣的旅游類型中，公益旅游與生態旅游的關系最密切，其活動內容也側重于生態保護方面。

綜上，公益旅游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呈現出由動機和影響研究向主客關系、推動機制、項目效果評估等多角度復合研究轉變的趨勢。相應的研究方法也由基于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變革性學習（transformatives learning）、發展研究（developmenttheory）等理論的案例研究向預測變量（predictorvariables）等計量方面轉變。

2.2.2公益旅游研究前沿的知識基礎

研究前沿的知識基礎是“被前沿術語所在的文獻引用的科學文獻所形成的演化網絡和共引軌跡”。知識基礎是研究領域知識進化的前提與支撐，而文獻共被引分析通過描述文獻間存在的共被引關系，可對現有研究的知識基礎進行研究。為了清晰地展示出公益旅游研究領域的核心文獻及其引用關系，本文選取被引頻次大于5的文獻繪制了文獻共引網絡圖譜（圖3）。

在文獻共引圖譜中，連線的箭頭表明了文獻的引用與被引用關系，若文獻A引用B，圖則顯示為A→B。由圖3可發現文獻3的被引頻次較高，說明該文獻對后續研究有重要作用，是公益旅游研究領域較為重要的知識基礎。而文獻158、142被引頻次較少，文獻引用量較多，說明這些文獻充分參考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分析研究內容發現這兩篇文獻都屬于綜述類文章。為了更全面地衡量各文獻在引文網絡中的作用，本文參考了點度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這兩種指標。點度中心度是根據直接與該點相連的點數來衡量節點的交往能力，其值越大，表明該節點越可能在網絡中處于中心地位，擁有一定的“權利”。在引文網絡中，若文獻被引頻次較多，則點入度較高，反之則點出度較高。中間中心度則是從知識流通的角度對節點進行測度的結構性指標，其值越大，說明該節點在網絡中起到樞紐的作用。因此本文將數據中點入度大于等于6或者中間中心度排名前5的文獻作為公益旅游研究的知識基礎統計如表1。

從表1可以看出，文獻3、文獻6、文獻24的點人度較高，但中間中心度較低，甚至為0，說明這些文獻是公益旅游研究領域知識演進的源頭，但對該領域的研究演變未有決定性的作用。從時間上來看，這些文獻也正處于該領域研究的起步階段，發表時間較早。從研究內容上看，這些文獻側重于介紹這一新興旅游形式，就公益旅游對參與者的影響進行了初步探討。文獻3被認為是公益旅游研究的起始之作，自此相關學者逐漸開始從動機、感知等方面來關注這一知識領域。文獻6著眼于知名的公益組織——地球守望者（EarthWateh），通過對參與者旅行前和旅行后的對比研究，發現此類活動對參與者的社會活動具有積極影響，但在自我效能感方面尚未發現顯著的變化。文獻24以喜馬拉雅山脈下的坎達村落（Kanda）為例介紹了公益旅游，認為該種旅游在以人為本理念的指導下，強調社區主導，注重生態和環境保護，為當地社會經濟轉型發展帶來一場無聲的革命。

文獻27、文獻74的點入度和中間中心度比較高，說明這些文獻既是公益旅游領域發展的知識基礎，又對該領域的演變進程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從研究內容上來看，文獻27以美國3個公益旅游服務組織為研究對象，運用社會運動理論研究公益旅游對參與者的社會認知和自我意識覺醒的作用，最終指出相關組織應提供相應的機會來提升參與者在公益旅游過程中及結束后的感知體驗。文獻74則在之前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公益旅游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為該領域研究從理性探索階段步入研究拓展階段提供了橋梁。

文獻142、文獻104的點入度不高，點出度和中間中心度的數值較大，說明這些文獻是在充分參考其他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自身觀點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這些文獻在公益旅游知識演進中的重要作用。從內容上看，文獻142是篇綜述性文章，基于Jafari的四平臺理論對公益旅行前的動機、旅行中的主客交流以及旅游后的影響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回顧與思考。文獻104則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轉變性學習理論重新審視公益旅游的實踐過程，發現公益旅游者雖對當地的生態環境及公益旅游組織有所裨益，但旅游者的承諾或期望并未完全實現，需要組織者完善活動內容以確保公益旅游產品為旅游者等相關利益主體帶來可持續性的“效果”。

從時間序列上看，公益旅游知識網絡演進的關鍵文獻可追溯到Wearing 2001年出版的《公益旅游：體驗創造不同》一書，這是早期關注公益旅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000-2003年，相關學者基于替代旅游或利他性的旅游視角，結合社會學理論來對公益旅游進行概念研究，文獻24和文獻6成為此階段的關鍵文獻。2004-2009年，公益旅游研究向旅游動機、旅游影響、文化交融與沖突等角度擴展，其中文獻142關注于公益旅游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扭轉了早期學術界對這一旅游形式壓倒性地贊賞態度，使公益旅游研究轉入理性探索階段，因而成為承前啟后的關鍵文獻。2010年之后，研究者注意到公益旅游所蘊含的多種矛盾，文獻130用批判理論和社會運動理論構建了公益旅游研究的理論框架，客觀地審視了公益旅游中壓迫與解放、依賴與反抗、公益與商業的沖突，引出公益旅游機構商業化、游客過度中心化等熱點問題，促進該領域研究的多角度復合化。

2.3公益旅游的研究力量與社會網絡

學術界的科研合作不僅反映科學研究工作的團隊性、協同性，還體現出知識的交流與互補，對知識的流動與進化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通過對研究者、研究機構等研究力量的社會網絡分析，探討公益旅游研究網絡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2.3.1研究者社會網絡結構分析

研究者及其社會網絡關系是研究領域的核心要素。通過文獻作者共現網絡分析可以發現合作密切的學者群，發掘學術研究的團隊效應。圖4表明，93位研究者共形成了19個3人以上的研究小組，其中分別以McGehee和Wearing為中心的合作團隊初具規模，合作關系較強。同時，Bailey和Smith分別形成了4～5人組成的研究團體，其合作關系均出現在2010年后，晚于Wearing（2000年）和McGehee（2005年）的團隊，說明公益旅游領域的研究力量在2010年后逐步強大。從單個節點特性來看，研究者Wearing和McGehee在整個網絡中的度數中心度較大，說明該行動者與其他節點的交往能力強，聯系密切。Wearing在筆者所統計的數據中共發文16篇，其中12篇為與其他學者合作的成果，并且時間跨度長達15年。在合作的眾多學者中，Wearing與Lyons的合作次數最多，達到6次，Neil次之。McGehee共發文10篇，70%為與他人合作的成果，其中與Andereck合作關系最為緊密。相較于Wearing，McGehee合作網絡規模更大，并衍生出多個新的合作團隊，因而McGehee表現出更強的交往能力，成為網絡中度數中心度最大的節點?？傮w而言，公益旅游領域的研究者已呈現出核心一邊緣結構明顯的合作網絡，但各個研究團隊或研究小組之間仍需加強合作的強度與廣度，形成聯系密切、范圍較廣的研究者網絡。

2.3.2學術刊物分布

在筆者搜集的203條文獻資料中，除去1篇沒有出版信息，2.9%為會議論文和學位論文，11.8%為《公益旅游：體驗創造不同》《公益旅游的發現旅程》等書的析出文獻外，其余部分均來自于各類期刊，共計59種。在所涉及的期刊中，Journal of SustainableTouris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Management，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所載文獻數量較多。

圖5表明公益旅游研究領域的成果多發于旅游類和休閑類期刊。結合影響因子可以發現載文數量位于前3的期刊，其影響因子的排位也位居前列，說明該主題的研究內容較為新穎，學術界對此領域的研究進展也較為重視。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Journals of Travel Research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與其載文數量不符，可見該領域研究成果所發期刊的層次不一。而Geoforum、Tourism Geographies等地理類期刊的載文量不多，說明目前基于地理等其他學科視角的公益旅游研究成果尚少，亟需擴展研究廣度，多方位、多角度的審視這一新興旅游形式。

2.3.3研究機構及其合作關系

目前，境外研究公益旅游的機構達到79個，大部分研究機構之間已存在少量的合作關系，但力量雄厚的研究團體尚少，整個網絡仍處于孤立分布的均質狀態。在圖6中，共有32組兩兩機構形成的合作團體，3個以上的合作團體共有5個，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以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nologyUniversity）為中心的合作網絡，該網絡中悉尼理工大學（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和紐卡斯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存在較緊密的聯系，這主要是由于學者Wearing與Lyons、McGehee與Andereck之間穩定的學術合作關系的存在；其次是由Smith所在的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University of Wellington）、Ong和Lockstone-Binney所在的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King所在的香港理工大學（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lmes所在的科廷大學（curtin University）組成的合作網絡。圖中各機構的合作關系基本可以與研究者的合作情況相匹配，但由于機構內部合作現象的存在，兩者之間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Lupoli、Morse、Bailey雖在圖5中表現出緊密的合作關系，但由同屬于奧本大學（AubumUniversity），在圖6中未顯示出來。

2.3.4研究力量的空間分布及其社會網絡關系

境外公益旅游領域的研究力量主要來自于16個國家或地區，集中分布于北美、歐洲和大洋洲。由圖7可見，大多數國家存在少量的兩兩合作關系，其中澳大利亞與新西蘭、英國、香港，美國與新西蘭分別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系，這是與研究機構的合作情況相一致的。澳大利亞之所以成為網絡中交往能力較強的區域，主要是因為該領域的前沿研究者（Wearing、McGehee等）和諸多研究機構（悉尼理工大學、科廷大學、維多利亞大學、紐卡斯爾大學等）均在該區域內，研究力量強，易開展跨區域的合作。

3.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公益旅游本身所蘊含的公益與商業、自利與利他、獨立與依賴的矛盾屬性使之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鑒于國內外學者側重于公益旅游研究內容的評述，對該領域的知識進化屬性、研究力量結構等方面的關注度不高，筆者試圖以社會網絡分析為研究方法，從關鍵詞共現、文獻共被引分析、研究者合作網絡等方面來揭示該領域的研究歷程與知識基礎、研究熱點與發展動向、研究者網絡及其特征等知識進化的規律。經研究發現，境外公益旅游研究經歷了起步階段、理性探索階段，目前已進入研究拓展階段，正在成為一個不斷進化的知識領域?！豆媛糜危夯仡櫋贰短娲糜闻c社會運動》等12篇文獻成為該領域研究進程演變的知識基礎。從研究內容上看，公益旅游的研究熱點經歷了內涵、旅游動機與影響研究向旅游項目的監測與評估、主客間的文化融合與博弈等多維度復合研究的轉變，研究方法側重于結合多種社會學理論的個案研究，并呈現出向計量分析轉變的趨勢，適應了大數據研究的潮流。從研究力量上看，主要集中在北美、歐洲和大洋洲，其中澳大利亞與新西蘭、英國、香港，美國與新西蘭分別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系。研究人員之間形成了19個3人以上的合作團隊，其中，以McGehee和Wearing為核心的合作關系最為穩健，但各個研究團隊之間仍需加強合作的強度與廣度，擴展網絡規模。同時，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悉尼理工大學、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等機構成為該領域影響力較為顯著的研究力量。在涉及該研究領域的眾多期刊中，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載文量最多。結合期刊的影響因子可發現境外公益旅游研究成果的影響力較大，但期刊類型大多為旅游與休閑類，缺少多學科的研究視角。

目前，我國公益旅游正在興起，影響力不斷擴大，但與之相對應的公益旅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力量薄弱，缺少理論與結合案例進行的實證研究，研究人員與研究成果尚未在本領域的知識進化、知識網絡構建中產生作用。通過對境外公益旅游研究現狀的回顧，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啟示：

（1）我國公益旅游發展迅速，鑒于其公益性與商業性并存的矛盾，亟需學術界加強公益旅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共同推動公益旅游的健康發展。在未來的研究中，要緊扣公益旅游研究前沿演變的趨勢，以感知與動機、作用與影響、對策與措施等研究為基礎，結合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開展多維綜合研究，為公益旅游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2）在公益旅游研究中要秉持人本主義情懷，除了從旅游者視角展開研究外，還要從目的地社區視角進行公益旅游研究，引導研究方向回歸到社區“中心化”的軌道上。

（3）鑒于公益旅游發展路徑上的“共生性”，我們應促進相關旅游類型的學術研究，就它們與公益旅游的結合方式、活動內容等方面進行思考，推動雙方的互動發展。目前，我國公益旅游與教育旅游、扶貧旅游的關系密切，亟需豐富公益旅游活動內涵，特別是開發一些生態保護方面的公益旅游項目，響應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號召，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4）要吸引更多學者加入公益旅游研究的行列，加強學者之間的聯系與協作，組建研究團隊，加強理念與方法創新，結合典型案例地進行深入研究，形成高水平的原創性成果，使之成為本領域研究的重要知識基礎與知識網絡進化的重要節點。

（5）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尤其要加強與本領域核心研究團隊、研究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促進跨區域合作關系的形成，提升我國學者學術聲譽與話語權，推進我國公益旅游研究的學術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