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性工作者的身體焦慮與精神創傷
——以《九月還鄉》《安陽嬰兒》《夢中人》為例

劉國欣

底層性工作者的身體焦慮與精神創傷
——以《九月還鄉》《安陽嬰兒》《夢中人》為例

劉國欣

任何一部關于性的作品，正像“性”這個詞本身，都散發著一種討厭的庸俗氣味，而這正是這些作品的使命。正是在這種令人生厭的表象里，這些作品才適應了自然，因為大自然和我們的聯系正是建立在對庸俗的恐懼之上的，而任何非庸俗的東西都不會補充大自然控制我們的手段。①

帕斯捷爾納克在他的《保護證書》里如此寫過。正如他所言，性這個詞散發著一種庸俗氣味，而這也是它的使命。改革開放之后，商品經濟浪潮推動了一批以性的出售為工作的人，書寫性工作者的文學作品中，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形成潮流；到現在，對性工作者的身體不同程度的關注，不同程度的呈現，和由性引發的焦慮的作品一直在盛行，而社會調查里，這種癥狀也一直存在。無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九月還鄉》 （載于《十月》，1996年第3期），新世紀初的《安陽嬰兒》 （原載于《小說界》2001年第1期，入選人民文學2001年年度小說精選集），還是2014年盧新華的《夢中人》 （《長城》2014年第1期），都表現了社會轉型時期不同的身體聚焦集中于性工作者身上所表現出的身體焦慮和精神焦慮，都展現了中國社會下人的精神癥候。前兩部作品都已經被拍成了電影作品，也引起了社會的轟動，《安陽嬰兒》迄今仍被禁止播放。

一、城市主義下越軌的異鄉人

農民走向城市，非性從業者走向性從業者，使得通往文明的路，始終攜帶著分裂的意義、冒險的意識和曖昧不明的矛盾心理。這種心理一方面區別于傳統農民辛苦耕作追求生活的方式，但又是一種隱喻性表達。農民超越個人意義追求新生活的道路，本應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由于城鄉若即若離的關系，當農村里的很多成員意圖通過“民工”的身份進入城市，已經把他們原有的文化身份問題外在化和顯明化了，具有了具體操作的要求和意義。由于這個根源，城市的居留與去還，如果得不到根本的解決，就會進一步加大加深身份的沖突，農民工進城，性資源的輸出，如同民工和農產品的輸出一樣，在文學作品里，是一種想象性的表達需要，又構成了表達的內容。

風流故事與城市主義向來是相互連通的。屈辱與風流向來與性為伴。民工的性題材，是由流放和背井離鄉的創傷來表征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即使沒有因為政治和歷史的原因在地理意義上被移置，現代社會的發展，仍然會改變人們習慣了的時間和空間的關系。

這三部中篇小說都是出自男性作家筆下，都將空間從農村與城市挪移置換，這三部作品存在一定意義上的相關性，讀者所閱讀到的性工作者，都來自鄉村，來自偏遠落后的地方，來自次生級文明，她們身體的移置，呈現出一種不確定性的焦慮，這種焦慮與空間有關，造成了一種不同的境遇。這三篇小說，無論是九月（《九月還鄉》）、馮艷麗（《安陽嬰兒》，還是孔三小姐（《夢中人》），她們證明自身存在價值的就是身體，她們用身體的交換來建構她們與世界與他人的關系。

“妓女的身體就其定義而言是一個具有多重性的身體，當它穿越社會經濟，它自身扮演著并且也創造著激情、欲念和貪婪的敘述?！雹诩伺蒙眢w創造生活，證明自己與社會的聯系。當這種證明遭到拒絕的時候，她們的價值就開始自我懷疑，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出女性性工作者的無意識。在真實的“性”的世界，愛情被抽空了，只留下了生活，實實在在的生活，但是，從這方面，也可以看出妓女情感的漂泊性。在作品里，這些性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有過自己的私密感情空間，有過愛情滋生的可能，但是她們沒有任這種可能發展，而是選擇了愛情方面的空白，包括九月，雖然她用自己的賣身錢發展了家鄉的經濟，但是她的愛情依然是殘缺的；在《安陽嬰兒》里，馮艷麗為了嬰兒與之同居的男人，也是可以擁有愛情的，但她沒有給他，她認定他只是出于生活；《夢中人》里孔三小姐所謂的未婚夫，也只是一個符號，她并沒有賦予他實際的愛情。在這些方面，也同樣可以得出結論，鄉村婦女的愛情，亦不因為貧賤就被收買或者閹割到沒有，她們也有她們自己的喜好，有她們自己的選擇標準，身體是可以出賣的，但情感無法賦予。

這三部作品里，男人都是焦慮的，他們焦慮于女性的身體，準確地說，女性的“性”，甚至在《夢中人》里，夢中人因為得不到孔三小姐的身體，殺了她。他的焦慮看上去屬于愛情引起的精神焦慮，實際卻是對無法控制的女性身體的焦慮，他無法真正管住“她”的身體，所以賦予其道德的審問、倫理的譴責，而這仍然不能去除他的焦慮，便只有不斷地懷疑和否定，最后，殺了這個象征“性”符號的人，在肉體上終結她對他引起的性誘惑。三篇小說，出自男作家筆下，共同特點就是有意無意地審問性工作者的道德，不管他們賦予性工作者以怎樣的形象，但是在這幾部作品里，都在道德層面譴責了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不是在返鄉之后受到鄉人目光的詰難，落入倫理的審判；就是在法治層面被遣送還鄉，要不就是被殺戮，以失去肉體生命為代價發出懲戒的信號。其實不只這三部，有關男性筆下的性工作者，尤其是女性性工作者，她們的身體，從上世紀鴛鴦蝴蝶派里的妓女書寫，到現在“性工作者”的書寫，性，尤其女人的性，在男人那里，幾乎都是被凝視和審判的，他們用哀傷的筆調書寫她們的創傷，卻同時也在反面敲打女性，為女性的“不貞潔”立法，在文字里懲罰她們，以向其他女性告誡。

在這三部作品里，性工作者的身體都呈現為兩極意義，一方面有著極其豐富的誘惑力，一方面在現實空間里又是不堪的。身體既是資本，又成了受責難的對象，這形成了一種文化的悖論，因為就身體而言，身體是中性的，只是當身體被賦予文化的凝視時，身體被貼上了各種符號的標簽，既被生產，又被消費；既制造欲望，又消滅欲望。這種焦慮也體現在從事性工作的人身上，她們對自身的身體的焦慮同樣展示了她們的矛盾。面對家鄉，“她”（九月）是要奉獻的，但獻出的是身體銷售所得的金錢；面對嬰兒，做母親的馮艷麗是要奉獻的，同樣也是身體的“銷售”；面對資本的誘惑、城市的文明，孔三小姐是無可拒絕的，積極投入生活擁抱生活，但是卻直接地毫無疑問地走向了“墮落”，銷售了自己的身體。

二、想象的故鄉（血緣紐帶、文化身份隱喻）

性工作者一旦選擇了性漫游，他們就失去了與舊有世界敞開的穩定聯系，就找不到其他意義所支撐的象征，也就成了“無家可歸”者。性工作者的“性”是不斷流浪的，是漂而不泊的，是不自由的自由。

“性自由、性解放，不過是現代妄想。人類是等級制度的動物，將一種等級制度清除掉，另一個則將取而代之，也許后者比前者更難讓人合意?！薄靶袨橹髁x者的性治療相信無罪的即無瑕的性事可能存在的。但是性總是為圖騰所糾纏而受到禁忌，不為文明所顧及。性是連接人與自然的交叉點，道德觀念與善良意圖在那里墮落為原始的驅動?！雹?/p>

美國學者帕格利亞如是說，筆者雖然不贊同她的觀點，但是也覺得說出了一定的看法，性工作者身體的流浪，是一種無主性的被動流浪，性自由顯現的是不自由。以性的形式出現的“返鄉”，也是一種茫然追逐，它將永遠陷入失鄉和思鄉的悖論里。性放縱的當下性，就造就了家園的背棄，就不可避免地展示了當下人生的嚴酷隱喻。

《九月還鄉》 《夢中人》 《安陽嬰兒》等里面的性工作者實際是無名的，她們的名字很多時候只是個符號，但寫作者為了自己的敘述目的，盜用了她們的形象，給了她們程式化的性工作者的名字，這種姿態本身就是對歷史上妓女形象的挪用和認同?！毒旁逻€鄉》里的九月，本是隱喻豐收的九月，隱喻糧草安頓的冬天的到來，卻也形成了一種反諷和張力；《夢中人》里孔三小姐無名，因為身體的原因，被冠以“小姐”的稱呼，孔三小姐這個符號，直接隱喻孔老二文化的失落；而《安陽嬰兒》里的馮艷麗，二馬為姓，攜帶著自己不被父親承認的無父嬰兒在大地上輾轉漂泊，如同野馬生活，既艷且麗的名字，只是一種符號的象征，如同“紅顏“后面跟著“禍水”一樣，她跌落進了自己名字所造成的符號深淵里。

這些女人被移出了他們的歷史地理和文化語境，這為寫作者提供了一種命運的隱喻，它打斷了敘述，就像橘生淮北淮南一樣，但是，橘的屬性沒有被懷疑，作為農家青年，他們的品質橘生淮北化了，命運之神剪斷了他們的生命之線，他們可以被最大程度地隨意塑造和扭曲。名字的變化表明一種創傷的歷史和想象的歧視被轉移了，暗示了歷史本身就是一種創傷，本身就是命中注定無可逃避。農民入城，他們健康體魄攜帶的性，不再是具體的，本身就是一種資源，代表著一種可以入侵的將要發生的不可避免地重返的災難和創傷。雖然不同的寫作者用不同的甚至可以說部分是非凡的技術和精湛的手法喚起了底層者的創傷，但是它也帶來了認同的問題和創傷何以大面積存在的問題。作家們無能為讀者提供性工作者如何走出創傷的途徑，他們殊途同歸地穿過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瞳孔，看到了一種命運的復歸，卻無法帶領他們遠離創傷，只能從即興的創作技巧和結構中獲得靈感，不斷復制一個又一個的底層苦難性工作者形象，借以滿足他們內心所幻想的崇高的悲憫。

這三部作品都運用了重復回旋的手段，來喚起人們對大時代變革的憂郁想象，在其中歷史（如文革）沒有得到恰當的哀悼和釋放，所以連帶著現在的思想和行為進入了癱瘓的尷尬境地。這些作品都有力地呼喚和加強了小說中性工作者的創傷主題，讓讀者感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開放的創傷在當下文化中的滲透性和不可逃避性，證明了我們都被拉進歷史的后效之中。在我看來，文革和改革開放這種國家性的經濟政治行為，是一種歷史性和現代性的癥狀，反映在文學作品里，以性工作者為表征，就是性的流放和禁錮，身體的背井離鄉所造成的巨大創傷，以性工作的流動做隱喻。其實，就是我們沒有因為政治和歷史以及經濟的原因在地理的意義上被挪移和換置，現代性仍然會挪移我們習慣了的時空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作品與其說是對社會和時代進行控訴，不如說是在探究我們精神內部是否失去了避風的原有港灣。就如思鄉的主題一再被傳達一樣，性工作者還鄉和每個人還鄉在文化和心理層面上殊途同歸，是一種文化隱喻，人類找不到回到母體子宮的途徑，人在存在主義層面上需要還鄉，需要一個靈魂退守的地方。許多作品將還鄉浪漫化，把母體浪漫化，實際是，承載著進入和接受的性器官，就是一種還鄉，由生理到心理的短暫還鄉，所宣泄的黏液是溫暖的羊水隱喻。從這個緯度來看，性的還鄉，是一種替代性滿足，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是一種短暫的虛幻的原鄉。

波德里亞說：“性是符號的尸體，符號是無肉的性?！雹芊柕拇嬖?，是人類生存境遇的隱喻，從這個層面來講，所有的性，都是追求原鄉，在短暫的微微的死亡里，抵達故土。

三、身份焦慮（當代人普遍的處境隱喻）

殘酷的死亡或者分別，人和人之間的丑陋，價值的沖突和荒誕，虛無與絕望……構成性工作者文學題材的景觀，然而，性工作者文學中卻到處體現著一種充滿鄉愁憂傷的情緒，充滿家園憂郁的情調，這種鄉愁，并不是地理意義上的鄉愁。在對性工作者經驗想象的塑造創作中，作家們習慣于表現一種悲劇性的緊張，這種悲劇性與人的生存悲劇是一致的。

做當下的中國人，每個人實現其價值和追求，都幾乎毫無選擇地流入城市，接受教育?？墒菍τ谶@些底層性工作者來說，接客，從不同的客人身上學習不同的文化，卻成了一種途徑，因為他們并沒有很好地接受城市教育的路徑。農村文化一直以來是次生文化，尤其在現代，當農村女工踏入城市，就已經不再是農村人，就已經體會到自身根源越行越遠的惆悵。如果說，女人出嫁是根源的背棄，那么，進城也是一種離棄，同時，這種離棄在她們卻是一種追求進步的表現。在城市，她們很難找到確定自我身份的堅定不移的內在依據，很難為自身生存的價值定位，于是，提供性的被需求，成了一種價值的體現和體認。這一方面，身強體壯的農村男性性工作者，也是一樣的。但是，這種行為的選擇卻缺乏法律的合法性，而只有經濟的合法性和意義的合法性，因為被需求就是一種意義，這也加重了他們對生活的疑惑。隨著他們逐漸遠離舊有的生活方式，這種疑惑加重了他們對身份的焦慮。

其實，“在這樣一個社會里，精神分析本身也有特別的吸引力，這是因為流動和極端個人主義不可避免地要產生焦慮，這是因為無限制這一想法本身就意味著沒有人會滿足?，F在還是老樣子：沒有人能夠‘全都有了’，然而經濟和文化卻慫恿人們以為他們辦得到，人們于是就不停地求那不可求者?！雹萆鐣陌l展，造成了人們精神的焦慮，性的泛濫也造成了性的匱乏，提供性資源者與性剝削者都是匱乏的，這就造成了雙方的焦慮。對于性工作者來說，由于他們身份的焦慮缺少道德拯救的希望，所以全力以赴追求世俗意義的成功就是必然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他們追求“錢”和“性”的最大放縱，因為這兩者被當做了解放了的欲望的具體實現，就成為個人與真實世界之間可以喚起感知的清晰媒介。因此，很多講述底層的性工作者的文學作品里，文學描寫粗鄙化，甚至有意流于惡俗，它們其實并不是要展現的那樣不太文明，而是作為失去了意義的社會角色的代表，性工作者在當下的社會中擔負了追求生活但走向另一面的重要功能。一定程度來說，這不是傳統文化所落實的俗世幸福追求的具體表露，因為不管怎么說，在文化里，這不是一種高尚行為，這種性的裸露和出售多半被人認為是畸形的、不健康的。但正因為這一點，在現實里的任何挫折都會被指向這種創傷，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他們雖然在性方面被需要，經常還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但為什么還會經常性地表現出精神上的潰敗。他們難以在精神上重返家鄉，除了因為在家鄉無法建立起來生活期許，還因為回到家鄉就會體現他們追求現代生活的失敗，這種失敗是追求理想的個人奮斗的失敗，是一種徹底的精神挫敗。因為無論如何，性工作者的經歷，讓他們不能體認自己的社會身份和個人身份，讓這些人無法解決他們的文化矛盾，身份的焦慮會制造矛盾和空虛，會引起他們的心理混亂和精神迷失。

當代底層農民奔向城市，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現代追求，是一種曲折形態和替代形態，是農村走向城市次生文明追求先進文明的隱喻。性工作者不是天生的，在選擇出賣身體之時，這種心理失衡必然涉及到非常深刻的從生存基礎到世界觀的巨大調整，并且這種調整又會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心審判，這體現了他們內在斷裂的深刻悲劇性，盡管這種創傷有時是顯性的，有時是隱性的。作為一個初次從事（每份工作都有初次）性工作的人來說，必然經歷社會環境的適應，結合著他們在心理基礎上所遭受的挫折，面對一種理想和現實的沖突，一種生活的沖突?，F代消費許諾給這些處于社會邊緣的性工作者很多好處，但是也同時給他們建立了一套消極的情緒體驗基礎。他們被高度地他者化，失去了情愛的附麗，性的出讓失去了性典禮和性儀式，變成了一種商品，原有身份失效，個人孤懸。個人主義和死亡焦慮融成一體，一方面是個人的恐懼，一方面是社會資本的誘惑，一方面是精神失落需要證明，一方面是個人價值需要體現，這造成了他們肉身和精神的分裂。

四、高尚的缺席（神性的缺席）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貫穿在當下的文學作品里性工作者的悲劇宿命的不是別的，最根本的不是以往社會的物質的匱乏，而是高尚的缺席，可以更明確一點，是信仰的缺席，上升到宗教，應該是神性的缺位。性工作者從農村向城市的流走，從底層各處的游走，是失去原鄉的流走，這種追求本就不可能獲得任何終極價值，但是這種追求又是對現代化的適應。不同作品里，性工作者的死亡（如盧新華的《夢中人》）和遣返（如王超《安陽嬰兒》），都是一種還鄉，精神和肉體回到原始的地方，回到“母體”。不管是想象的還是現實的，這些作品，有大量細節上的不同，但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到 ，它們給性工作者的文學想象和表達帶來了廣泛的反應和一種連貫的理解，從《九月還鄉》開始，到世紀初的《安陽嬰兒》，接著到又經過十多年變化發展的《夢中人》，性工作者可能已經不再是專門為經濟在賣身，但是她們依然在不同的家園之間奔突。無論是王超，還是盧新華等，他們都通過充滿隱喻性的寫作，反映作為特殊人群的性工作者的焦慮，也同時反映了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的焦慮，文學中每個人的生存焦慮，這些焦慮，既和每個人個體經歷本身有關，又和那些沒有從事性工作者的其他人的處境也相關。社會是一個巨大的“幻象”，每個人都在這個“幻象”中尋找自己的精神宗教，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園，但是對于性工作者來說，邊緣境遇造成了他們的失落和荒誕，自恥感又潛意識無情地吞噬著他們。

“性的口號與政治經濟學密切相關，因為這種口號也力圖消除死亡。我們將只是換一種禁忌。我們通過這場‘革命’（性革命，筆者加），也許甚至會設置一種根本禁忌，這就是死亡禁忌。這樣一來，性革命便會自我吞滅，因為死亡是生命的真正性化?！雹?/p>

從這句看，無論是性經濟還是性政治，歸根到底，是人類對死亡的探究和追尋，就如求生本能一樣，求死也應該是一種本能，人的驅死性在性里得到了根本的體驗。所以，這三部作品里寫到了孕育，也寫到了死亡，性工作者的性，作為人類孕育的方式，在死亡里徹底固定下來。人，作為耕種土地的隱喻，作為大地的投射，徹底回到了大地，人在返鄉情結里，徹底回到了源頭，以一種不可能的可能，自我吞滅。

然而，無論是對于文學作品里的性工作者，還是對于讀者，文學是現實的一種投射，當然也包括社會現實，性工作者的存在，都創造了一種意義危機。這種意義危機在于性工作者自身作為一種特殊的工作者渴望追求世俗的物質和財富用來解釋這種奮斗的意義，雖然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對于金錢等物質方面會有所成功，但是形不成令人滿意和心安理得的社會環境，他們的世界環境如果不被有意回避和隱藏，就會以身份的暴露造成新的失落和荒誕感，最后形成新的創傷。而對于讀者，卻是一種精神焦慮。

以身體出售獲得金錢建設家鄉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碑被唾棄（《九月還鄉》）、為了養活無父嬰兒繼續賣淫的女性性工作者被強制遣返（《安陽嬰兒》）、愛情里蒙難尋找自由解放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生命被殺戮（《夢中人》），這三部作品從經濟/政治/個體生命的自由三個維度呈現了女性性工作者的命運，同時也以性工作者身體和精神的創傷為意象，顯出了異常社會下人的精神生活的特征。

自我放逐與耗損/創傷體驗/無助彷徨/抑郁或亢奮……這些，無疑是文學作品中塑造的性工作者的普遍心理特征，都是一種消極的心理情緒，它們其實也滲透在真實的社會環境的方方面面。問題是，文學作品中性工作者精神的崇高性缺失，難道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性工作而缺失嗎？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雖然這些人，不同程度的經歷都幾乎可以算得上曲折艱難，有的出于生存境遇，有的出于精神創傷，但是他們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意味深長的象征，人的生存境遇的象征。他們是大地上的流亡者，自我命運的放逐者，這本身就是一種隱喻。不過這些描寫農民工性工作者的寫作的危險在于，主人公被困在迷宮里，它沒有為讀者提供從創傷意義上重復上演的逃離的治療路徑。小說通過在風格和故事的層面上喚起創傷的無方向感和它的癥狀緯度來對創傷做出反映，但沒有提供任何與他們提出的創傷經歷的對應的和解方法。作家們依然帶著一種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心態，潛在地隱秘地表達著他們的崇高，像農民工的性創傷一樣，他們的崇高在作品里是分裂的，不斷中斷又延續。雖然這些性工作者經由意義和書寫的過程被給予了動機和希望，但他們令人擔憂的命運在徒勞的試圖嘗試闡釋中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物命運的凝重。另外，這些作家對性工作者的冒險性想象其實帶著普遍化的模式，并沒有較好地寫出性工作者特異性的奉獻，寫出他們內心的復雜人性，也許這是筆者的求全責備，以后專論繼續探討。

【注釋】

①［俄］帕斯捷爾納克：《凝眸斑駁的時光…保護證書》，馬永波譯，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頁。

②［美］彼得…布魯克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欲望對象》，朱生堅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

③［美］卡米拉…帕格利亞：《性面具》 （上冊），王玫、王鋒、李巧梅、蕭湛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④［法］讓…波德里亞： 《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頁。

⑤［美］羅伯特…麥克艾文：《夏娃的種子》，王祖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頁。

⑥［法］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頁。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