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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代的政治意識與生存交往

2016-12-09 14:04金壽鐵
江漢論壇 2016年4期
關鍵詞:政治意識和平戰爭

金壽鐵

摘要:進入“后冷戰時代”以來,戰爭與和平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增加了新的內涵和本質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認為,今天的戰爭包含著發展為核戰爭的可能性,核戰爭將導致人類的滅亡。作為一種生存保護的界限,戰爭關乎人類的前途命運。為了制止戰爭,為了解決這一迫在眉睫的課題,人類應當基于自身的生存自我理解,致力于一種超政治的生存相互交往,雅斯貝爾斯提出了旨在防止戰爭、維持和平的三項前提條件:公約、交往和開放。他認為,建立在不同文明共存共贏基礎之上的國際秩序是預防世界大戰的保障。因此,最值得期待的是,你我之間、各民族之間、各宗教之間、各國之間相互尊重、相互開放、真誠對話、和平交往、求同存異,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關鍵詞:后冷戰時代;戰爭;和平;政治意識;生存交往

中圖分類號:B516.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6)04-0053-11引言:后冷戰時代:和平,抑或戰爭?

人人擁有過/但誰也沒有珍惜過/甘泉滋養了我們每一個人/哦,如今和平這個詞又有著怎樣回響呢!

……夜夜做夢/夜夜仰望著你/預感著生氣勃勃的希望/急不可耐,已經摘下樹上的黃金果實。

——赫爾曼·黑塞:《和平》(1914年10月11日)

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以后,世界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即所謂“后冷戰時代”(die Post-Ara des Kalten Krieges)。

“后冷戰時代”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地緣政治”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在一定的條件下,區域武裝沖突和地緣戰爭有可能發展成為大規模戰爭,其中包括使用核武器。烏克蘭危機被視為一次地緣政治的“游戲改變”,從中折射出大國之間激烈的政治、經濟、軍事博弈。事實上,烏克蘭內戰已經將世界置于“全面戰爭”的災難邊緣,以至于世界輿論驚呼:自1939年以來,世界從未像現在這么接近“一場世界大戰”。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深入發展。世界輿論開始擔心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例如,最近美俄在黑海周圍劍拔弩張、大秀肌肉,同時舉行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引起世界媒體的廣泛關注,甚至有媒體稱這是在為“第三次世界大戰”進行排練,,事實上,當前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劍拔弩張的局勢再次將世界帶到了核戰爭的邊緣,令人聯想起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與此同時,圍繞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去留,美俄在敘利亞的交鋒已趨于白熱化。于是,從波羅的海、黑海到地中海,美俄正醞釀一場血雨腥風的戰略角逐與全面較量。千鈞一發、危在旦夕。一旦美俄爆發軍事較量,戰火將向全球蔓延,完全有可能導致世界性戰爭再次爆發,甚至沖突雙方有可能先發制人主動使用戰術核武器。此外,隨著奧巴馬實施重返亞洲戰略,南海問題已成為各國地緣政治問題的泥潭。圍繞著南海油氣等資源開發,各國之間的博弈早已開始。

“后冷戰時代”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核戰爭、核擴散威脅依然存在。當下,美國新型核彈B61-12正計劃部署歐洲,而俄國準備用戰術核武器打擊與美國結盟的任何歐洲國家。此外,近年來,朝鮮、伊朗核問題一直困擾著國際社會,而關于恐怖主義分子是否擁有了核武器的猜測更是不絕于各國媒體的報端??植婪肿邮欠衲玫搅撕宋淦麟m不得而知,但是。核武器在國家間的擴散正在呈現加速趨勢,世界范圍的核擴散,要比過去復雜得多、廣泛得多、深刻得多。一方面,地區沖突、大國角力、各種分裂勢力、恐怖主義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正嚴重威脅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就像冷戰時代一樣,核武器這個“達摩克利斯之劍”依舊高懸在人類頭上,一觸即發的核戰爭仍然是威脅人類生存的揮之不去的夢魘。世界正處于新的冷戰邊緣,西方世界與俄羅斯之間的猜忌、不信任和敵對情緒日漸增強。歐洲和中東地區正在引起新的流血沖突,世界強權之間對話已處于崩潰狀態。在某種意義上,有理由說,當今世界正處于新的冷戰邊緣,甚至可以說新的冷戰已經開始。因此,進入“后冷戰時代”以來,重建東西方之間、各國之間的信任關系,防止戰爭、維持和平乃是我們時代一項最緊迫的課題。

尤其是,進入“后冷戰時代”以來,博科圣地、基地組織、“伊斯蘭國”(IS)等極端組織、恐怖組織的崛起,使得戰爭與和平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增加了“國際反恐”這一新的內涵和本質。當下,極端組織對巴黎等世界各地發動的恐怖襲擊,使得戰爭的呼喊在法國、甚至整個歐洲上空回蕩,但這次不是因為大國爭霸,而是為了回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針對2015年11月13日晚巴黎恐怖襲擊,德國《每日鏡報》評論稱:“恐怖主義正強迫我們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周五晚上是如此可怕,那么充滿古老的血腥,西方不可能不承認,整個星球面臨著第三次世界大戰。這與凡爾登和斯大林格勒無法比擬,但超出常規戰爭,甚至具有全球性的維度?!狈▏偨y奧朗德直言此次襲擊是戰爭行為;法國總理瓦爾斯14日晚在一家電視臺說:“我們處于戰爭之中。威脅將繼續,法國人不得不對此習以為常?!狈▏顿M加羅報》頭版社論標題是“贏得戰爭”。這種聲音在歐洲其他國家得到呼應,德國《時代周刊》建議德法建立一支共同的軍隊保衛歐洲,《國家利益》雜志呼吁英國推翻下議院有關空襲敘利亞的禁令。因為這是一場西方必須堅持到底的戰爭。

在后冷戰時代,雖然戰爭形式和戰爭內容已經與冷戰時代戰爭有所不同,但是如何防止戰爭,特別是避免核戰爭,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人類的共同發展,仍然是各國政府和人民面臨的共同問題。原子彈自發明開始,就由于具有巨大的破壞力,一直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譴責。20世紀60年代,美蘇兩國已經擁有大量毀滅性武器,尤其是,核競賽、核對抗不僅直接威脅著世界和平與安全,甚至將全人類置于滅絕還是存活的岔道上。遙想1962年美蘇對抗全面升級,東西方冷戰被推向頂點:蘇共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決定向古巴運送導彈并修筑導彈基地而導致美蘇核戰爭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恰恰在之前不久,德國政治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原子彈與人類的未來——我們時代的政治意識》(1958)一書中,高瞻遠矚,俯瞰世界,立足于我們時代的政治意識,以政治思想家的新視角沉思人類的前途命運,深切表達了他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希望與憂慮,闡明了關于制止戰爭、遏制核戰爭、維護人類和平的諸多真知灼見。

從哲學層面上看,雅斯貝爾斯關于戰爭與和平的規定和討論是建立在“生存的理性”這一根本哲學理念基礎上的。因為政治的原則并非是暴力和戰爭,而應當以普遍交往的意愿為基礎,所以他的政治思想力圖用理性來關注每一個生存。從而使這個生存成為開放性的、交往性的生存。從政治學視角或政治現實側面上看,雅斯貝爾斯對戰爭與和平的理解強調政治與倫理的關系。始終有意識地處理好合法性與道德性、共同體與個人、秩序與暴力之間的矛盾。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反對抽象思辨的政治漫談,認為這種缺乏現實性的抽象漫談只會使政治變成空話,并且將它出賣給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為罪犯國家奠定基礎。

本文的主旨在于,圍繞雅斯貝爾斯的《原子彈與人類的未來——我們時代的政治意識》等政治作品,聚焦探討雅斯貝爾斯的戰爭與和平觀,從他對戰爭與和平的生存理解出發,尋覓關于制止戰爭、維護和平這一我們時代最緊迫課題的解答。

一、作為此在保護界限的戰爭

在早期著作《這個時代的精神境況》(1931)中,雅斯貝爾斯就已經明確闡明了他對戰爭與和平堅定不移的立場。他從生存視角把和平與戰爭理解為此在秩序(Daseinordnung)與此在保護(Dase-infürsorge)的分界線,尤其把戰爭理解為此在保護的界限。在亂世紛爭的對立國之間,一旦廢除為防止戰爭所簽訂的各項條約,兩國所擁有的權力就會突變為暴力。正因為如此,革命也是此在保護的界限。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劫后余生”這一生存論上的決斷,此在保護就在新的活動和法的基礎上得以實現。

雅斯貝爾斯這樣寫道:“一切理性的計劃都指向這一秩序及其技能的改善、障礙的排除、伸張正義、法和維護和平。社會的國家意識正是這種行為的原動力?!彪m然政治力量試圖避免戰爭,但是,戰爭仍然擁有一種可能性,對于一切此在而言,戰爭都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一方被另一方驅入絕境,以至于不經過戰爭就會滅亡或淪為奴隸,那么這一方即使渴望和平,力圖避免戰爭,也難免無端地卷入戰爭。為了維護人自身的自由,抵御他國的侵略,雅斯貝爾斯肯定戰爭的可能性。某種意義上,他甚至強調“防護準備”(Wehrbere-itschaft),即備戰的必要性。

但是,另一方面,雅斯貝爾斯反對沒有任何歷史效應、只會招致無謂殺戮、犧牲和破壞的一切戰爭。在他看來,這種戰爭是一種蔑視人權、玷污人的尊嚴的戰爭,必須加以全面否定和堅決拒斥。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戰爭武器不斷豐富多樣,戰爭對人類造成的破壞愈發巨大,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因此,他反對任何不計生命代價的無條件的戰爭冒險,因為這種冒險不僅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問題,也使本來的歷史命運成為問題。他強烈呼吁,應當無條件地制止因國家領土或經濟集團的利益而引發的戰爭冒險和武力沖突。

雅斯貝爾斯之所以堅決否定當今世界上連綿不斷、曠日持久的戰爭,是因為這些戰爭并不是源自某種確鑿信仰而是源自利害打算的戰爭。就是說,這種流血戰爭不是出于真正文化共同體的斗爭,而是出于擴張國家領圖、掠奪戰略資源的斗爭,其實質不僅是機器對機器的戰爭,同時也是把被動的非戰斗人員包括婦女兒童當作對立一方的戰爭??v觀今日大小戰爭,例如??植酪u擊、領土爭端、地區沖突、部族沖突和仇殺等,完全缺乏為未來而戰的人的高貴性。在今日戰爭中,已經找不到昔日希臘人為對抗波斯人而浴血奮戰的那種崇高的歷史決斷、高昂的愛國精神和沖天的英雄氣概。

同樣,雅斯貝爾斯也堅決否定出于貪婪欲望的戰爭,出于麻木不仁、盲目邪惡意志的戰爭,出于非理智沖動和本能的戰爭,出于破壞意志或自我保護意志的戰爭。為了抵御這些非正義的戰爭,一方面,他主張應當通過政治協商和理性溝通,排除軍事實力炫耀和武力威脅:另一方面,他主張應當廢除各種軍事博覽會,因為這種博覽會不僅為戰爭意志和戰爭決議搖旗吶喊、鳴鑼開道,也掩飾了被凝固汽油彈燒得面目全非的人的凄慘面貌以及餓得皮包骨、奄奄一息的人的悲慘景象。與此同時,他也抨擊和平主義者采取消極的不抵抗主義,認為其實質是一味粉飾太平、鼓吹和諧、奴化人民、麻醉民眾、對抗民意。而且,無論是好戰主義者還是和平主義者都將自身的立場絕對化,使之變成了排他性立場,以致不能換位思考,總是陷入狹隘、閉塞和怨恨之中。

在20世紀30年代,雅斯貝爾斯既不承認永久和平即將到來,也不承認將會發生“歷史地富于內容的戰爭”。因此,他認為,當時的人們不得不接受生存體制與極端暴力之間的緊張對峙。盡管如此,他似乎覺察到籠罩在戰爭烏云中的一絲和平的征兆。對此,奧地利雅斯貝爾斯研究專家庫特·薩拉蒙進一步解釋說,如果憑借理性,憑借強有力的力量生成,所有其他國家都能夠制止戰爭,并且為了永久和平,正視問題、以史為鑒,找出事實上造成戰爭威脅的原因,那么,說不定能轉危為安,籠罩在頭頂上的歐洲戰爭就會被制止。由于戰爭武器的發展,所以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也會使戰爭發動者與戰爭反應者同歸于盡。因此,在對外關系上,一個光明磊落、遠見卓識的真正領導者(echten Führer),必須具備足夠的耐心、耐力和勇氣,從國際法和人類共同利益出發,堅持求同存異、互惠互利,避免狹隘民族本位主義,摒棄極端種族優越主義。

最終,雅斯貝爾斯形成這樣一種臨界意識,即由于原子彈的出現,世界現實乃至戰爭與和平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的思想與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息息相關,即在這個滄海桑田般的變化中,“新人”將如何解決自身所面對的狀況。在《時代的精神狀況》中,他這樣寫道:“人們最終被卷入唯恐避之不及的戰爭之中,不得不為自我保存而準備戰爭。這種戰爭恐怖的惡循環源自擁有戰爭手段的人們的團結一致,要打破這種聯合的力量,要么依靠足以禁止針對其他一切國民宣戰的唯一的團結一致的權力,要么依靠指明從毀滅發展為新人之路的、對于我們而言是不可能的命運的作用。雖然渴望這后者之路起于一種愚蠢的無力行為,但是,在并非自欺欺人的那里,將承諾這條路的兌現可能性?!?

這樣,在早期著作中,雅斯貝爾斯把社會正義、法以及自由支配下的和平理解為國家的社會生存體制狀態。概言之,在他那里,所謂“社會的國家感”(Das soziale Staatsempfinden)乃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樹立這種生存體制的原動力。但是,雅斯貝爾斯從中也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界限?!霸谌说募瘓F屬性中,在社會生物學優勝劣汰這一不可阻擋的無慈悲性中,在大部分人生活和活動空間的界限中,在多樣人種、性格、才能中,都存在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不應把國家僅僅理解為維護合法秩序的機能,而應把它理解為遲早都會不可避免地訴諸暴力方式和方位的斗爭場所?!?/p>

今天,盡管人們憑借總體的、“恰當的世界機構”(die richtige Welteinrichtung),渴望從揮之不去的戰爭噩夢中解放出來,但是,這種世界機構還處在披荊斬棘的路上,若隱若現、忽明忽暗。當下難以回避的問題是,群眾(Menschenmassen)是否能通過參與日常政治討論而被民主化呢?在技術世界不可避免的平均化中,個體自我存在的本源性是否能變得更堅定呢?人的“平均化本性”(Durch-schnittsnatur)是否能通過“一起了解”、“共同決定”的政治綱領而把作為市民的共同責任真正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呢?政治自我教育產生于每天的各種現實之中,在重大的決定性瞬間,政治自我教育是否能憑借“公開性”(Offenlichkeit),使每個人在共同的命運和行動中相互透明起來呢?自由的人民能否一邊共同了解,一邊共同思考,以此參與政府的行動、制度的建立和法律的制定呢?人在未來是否能是自由的和愿意是自由的呢?凡此種種至今都還懸而未決,沒有任何一種答復會明確告知將會發生什么。究其根本,“全體是不可認識的,而人是自由的”。然而,這一切卻恰恰關系到“戰爭與和平”這一我們時代世界歷史進程的根本政治問題。

二、核戰爭與和平

雅斯貝爾斯認為,當今原子彈的存在和實戰配置、原子彈的持續開發以及極權主義的出現根本上改變了政治現實:

一方面,原子彈給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帶來了滅絕的危險;由于核武器的出現,人的生存全然成了邊緣境況,從而爭取持久和平成了未來人類存在的前提條件?!霸訌椩斐闪艘粋€全新的境況。在這之前,人作為單個人還可以自盡。他在戰斗中尚能殺人或被殺。如果說,那時人們可以滅絕種族的話,那么,現代人則可以消滅整個人類?!盄任何情況下都不得使用原子彈,這一命題受到廣泛支持?!耙驗橐磺欣硇孕袨槎及焉拇胬m既非基于我的生命的存續、亦非基于我的國民的生命存續,而是基于人的生命的存續?!币簿褪钦f,按照人類良知、尊嚴和理性,如果會造成所有人和生命滅絕,那么核戰爭壓根就不應存在??傊?,原子彈使戰爭產生了新的意義和新的后果,成為一件命運攸關的事情。

另一方面,技術的發展使絕對的政治“極權主義”(Totalitarismus)成為可能?,F代技術是極權主義的助推器,正是憑借現代技術,現代政治無孔不入,延伸到每一個人和每一個角落,而且將政治極權主義特有的扭曲的意識形態加以合法化,納粹主義就是這種政治極權主義在當代的集中體現。從短期上看,原子彈威力無比,它能夠不分敵我使之同歸于盡,顯然連最肆無忌憚的戰爭狂人也不能不有所顧慮。但是,從長遠看,誰也不能保證將來不發生核沖突、核災難。也許,遲早會出現這樣的人,他有權使用并且愿意使用原子彈,他也許是出于強烈的自殺沖動,想使整個世界跟他同歸于盡,那么,遇到這樣的人,最壞的可能性就實現了。

在《原子彈與人類的未來》中,像阿倫特一樣,雅斯貝爾斯也明晰地勾勒了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征:“極權主義使改變人的生活條件以及人成為人自身成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對于日益增長的人們的需求,極權主義經常重復使用暴力,從而使和平變得一片荒蕪?!腥苏J為,即使在諸如強制收容所一類的體制下,有價值的生活也是可能的,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切莫忘記:即只有存在自由的余地,對人的信任才被正當化。這種自由的余地正是人的可能性的前提條件?!弊杂墒巧鏌o條件的基礎,如果沒有自由就等于沒有生命,更無所謂對人的信任。

20世紀“極權主義”政體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也是全人類共同的夢魘。極權主義蘊含著一種荒謬的戰爭邏輯,即“戰爭即和平”。極權主義篤信,可以對內依靠暴力,對外依靠戰爭,重構世界秩序的藍圖。極權主義發動戰爭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征服整個地球;其二是永遠消滅獨立思考的可能性。戰爭最終成為極權主義維護自身統治的最好的工具。在極權主義統治下,沒有人類理念,只有種族理念,而種族之間只有征服與戰爭;在極權主義統治下,人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非人”,是極權主義戰車上的“螺絲釘”。作為一種現代專制政體。極權主義訴諸極端的強權或訴諸強制性的意識形態,不僅控制所有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包括公民的日常生活在內的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抵消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切分別,把人的一切生存條件和自由化為烏有。

然而,在和平問題上,基于常識的、知性的政治計劃經常遭遇界限。尤其是,雖然為了世界和平,必須堅決禁止使用原子彈,但是,從政治視角看,這一主張在政治討論中卻軟弱無力,甚至處于癱瘓狀態。歷史證明,各式各樣的條約和制度到頭來只不過是一紙空文。戰爭狂人出爾反爾,撕毀協議,悍然發動戰爭,一次次把人類拖入萬劫不復的災難深淵。因此,在災難深重的邊緣境況中,雅斯貝爾斯寄希望于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的“理性”(Vernunft)。今天的政治狀況千鈞一發、萬分危急,這促使我們不得不改變人生信條、思維方式以及道德政治意志等?!昂茉缫郧熬痛嬖谟趥€人之中并短暫地存續的東西如今成了人類存續的條件。就像現在一樣,存續的人沒有把握什么東西在威脅他。僅僅從知性視角思維的東西并不意味著把這東西納入生命的現實之中?!绻瞬灰揽孔陨碜杂啥涷灥阶兓?,就喪失自身。但是,這種轉折不是成為新的政治對象,而是成為新的政治前提?!?/p>

從每一個個別人內心深處的轉折入手,雅斯貝爾斯不僅重新審視和平問題,而且深入思考和平的前提問題。和平并不是權宜之計的外交辭令,也不是政治策略的結果。由于太多的實用性理由,和平總是重歸破滅。然而,與此相反,作為全人類和諧和幸福的根本保證,和平應該而且必須持續下去。換言之,和平必須建立在不言自明、令人信服的前提上。如果說。世界和平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條件。那么世界和平就必須建立在超政治的東西(überpolitisch)的基礎上。為此,雅斯貝爾斯聚焦下述三條命題:

第一命題:“沒有內部和平,就不能維持外部和平?!痹诖?,雅斯貝爾斯并非侈談無抵抗(Kampflosigkeit)的和平或無原則的和諧(Har-monie)。但是,人可以改變斗爭方式。必須擺脫傳統的強制斗爭(gewaltsamen Kampf),形成一種新的精神的、愛的斗爭(geistige und liebender Kampf)?!叭俗鳛樽陨硭堑娜?,即使在勢不兩立的敵對關系中,也能夠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結合成某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交往(Kommunikation)。因為他們并非完全屈服于迫使他們冤冤相報、永無止境的那種魔道怪圈。作為人,他們超越自身的斗爭,彼此騎士般地相遇,在這種斗爭場所中,他們是同心協力的?!币虼?,對于維護和平而言,對內政治中的愛的斗爭至關重要,一旦喪失對內政治中的和平,對外政治中的和平將化為烏有。這樣說來,世界和平“與國家的內部和平一道”開始,

第二命題:“個人和個別國家的內部和平是自由?!本拖駥τ趪沂忻癜l自肺腑的認同一樣,個人自由自在的個人意志也是內部和平的必要條件。內部和平是市民和個人的確實合理性的表現。在此,雅斯貝爾斯基于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重申在“我們今天稱之為民主理念”的自由政府形態中,只有伴隨共和制政府形態(republikanis cherRegierungsart)的國家才能締結非短暫休戰的永久和平(dauerhaften Frieden)。他之所以強調自由的政治秩序的統一性,是因為專制政治國家所擁有的對外政治自由不能令人滿意、甚至飽受詬病。同樣,對內“不自由國家”所擁有的自由民主立憲也是難以服眾、甚至令人恥笑的。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國家的內外自由受制于政府形態,但是,這種自由只有依靠個人的生存自由,才能一直存續下去。那么,自由以何種途徑現實化?“個人作為自由的起點,獲得共和制政府形態中的共同體形態,對抗外國壓迫。自由從這三種契機中被現實化?!?/p>

第三命題:“和平只有通過真理才存在?!睂ρ潘关悹査箒碚f,自由是它自己最初的東西,但它并不是最終的東西。自由不是無中生有。只有與真理結合在一起,自由的實現才成為可能。那么,真理是什么?對此,雅斯貝爾斯答道:“真理首先不在于其內容,而在于其如何被思考、如何顯現、如何被討論這一方法之中。即在于理性的思維方式中。在頑固的此在和日常需要的個別化中。這個真理由于靈魂的盲目和精神的麻痹,即交往的斷絕而終結?!绻覀兛释阅虾秃推?,我們就不能不先于各種歧見,即先于我們的決定和決斷而在現存真理的空間中相遇?!?/p>

在雅斯貝爾斯那里,這些命題既不意味著揚棄政治與生存之間的差異,也不意味著生存真理可以并且應該通過政治而得到實現。相反,在他那里,這些命題僅僅意味著理性政治必須建立在一種超政治的政治相互交往基礎上。

原子彈高懸于一切人之上。在短時間內它還能阻止大規模戰爭,但是,如果人類不改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就不知道何時它還會開始它徹底毀滅一切的進程。我們時代政治的邊緣境況是:“人類會不會全部自行毀滅?”基于對這一新的世界實在的嚴肅政治意識,雅斯貝爾斯強調,即使是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政治對手也不能不在真理的這種共同空間中結合起來,相逢一笑泯恩仇,化干戈為玉帛,一同存續下去?!安皇峭瑲w于盡,而是同存共生”,這既是我們時代的目標也是課題。20世紀50年代。國際政治圖像籠罩在“冷戰時代”競相擴充軍備和研發核武器的陰霾中。在討論這一可怕圖像時,雅斯貝爾斯不僅把“世界政治”(Weltpoli-tik)視為解決時代問題的基本導線,也把世界政治視為拯救全人類的唯一正確道路?!敖裉煺嬲恼巍鞘澜缯位蛞詫崿F世界政治為目標的政治?!笔澜缯蔚娜蝿帐请p重的:必須建立一個世界秩序(Wehordnung);必須保留政治自由(Diepolitische Freiheit)。

雅斯貝爾斯強調?!罢巫杂伞笔鞘澜缯蔚囊豁椫匾蝿眨阂驗樵诮洕蚧蟊尘跋?,“在這個世界中。經濟對于政治是優先的,其結果,這個世界便挖掘著它自己的墓穴。這個世界的政治自由越來越小。這種自由常常不被人理解。自由意識的特殊精神消失殆盡”。然而,政治自由不僅是政治的底線,也是世界政治的初始條件。一旦這個世界放棄了政治自由。剩下的就是權威的暴力,即以公認的權威之名進行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一旦這個世界錯失轉機,繼續賄賂民主,墜入萬丈深淵,消失不見,它就勢必拋棄民主理念,進而葬送理性支配下的國民生活以及和平主導下的國家關系。

三、自由與和平的政治條件

雅斯貝爾斯認為,世界和平彌足珍貴,但是,世界和平只有依靠新的政治才能實現。所以,他不是著眼于世界和平是否能實現,而是著眼于其本質,一路追問到底,以期勾勒一幅新的世界政治的輪廓。與此同時,他把世界和平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第一,不是暴力和邪惡支配的恣意妄為,而是合法性和正義支配的自由意志;第二,人的社會,即朝著正義之路前進的現實,雖然這個現實現在不完全合法也不完全正義、將來也不會完全合法或完全正義。因此,在他那里,所謂此在的合法性只不過是“在自由中定位于正義”這一生命的自我主張而已。始終維持對正義的自由追求,這是對生存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東西。

基于這一理念,他把下述三項原則公式化為處理各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第一,為了防止暴力,各國之間必須制定有約束力的公約;第二,在樹立、維持和發展有約束力的公約中,各國之間必須進行無制約的普遍交往;第三,為了防止變化中的各種狀況可引起的不正當結果,各締約國之間必須開放借以和平地可修訂一切關系的道路。

通過第一款,雅斯貝爾斯暗示了下述規定:

1.任何人都必須承認和接受公約的合法性。任何條約只要沒有根據新的協定而被修訂,就必須承認其具有合法效力。

2.任何人都不得隨心所欲、恣意妄為。法律優先權不僅用以否決法的機構的決定,甚至用以否定絕對主權。

3.鑒于始終存在暴力的殘余。一味期待合法性的優勢乃是一種幻想。就像真理需要辯護者一樣,合法性也需要權威。只有用法代替暴力和強權政治,并通過最高的法的權威來仲裁有保留的意見或利害對立才能有效地排除戰爭。

4.任何人都必須承認投票、多數支配的權威以及基于自由秘密選舉的大眾意愿的當時決定。自由秘密選舉遵循政治自由和民主思想,承認其授權立法,保障國家的和平,從而成為維護政治和平的唯一明晰的方法。

通過第二款,雅斯貝爾斯暗示了下述規定:

1.只有在情報交換、大眾交往、公開討論等一系列普遍交往中,并且唯當在這一切都無制約地付諸實施時,無暴力的自由才成為可能。因此,在全世界范圍內,應當允許討論公開和新聞傳播,廢除言論、新聞審查制度,保障言論自由、報道自由,在不侵犯個人隱私的情況下,確?,F實的、法制世界的、無制約的公報(Bulletin),這是實現自由與和平的前提條件。

2.和平共同體(Friedensgemeinschaft)是一種極其敏感的正義感,也是有助于人類合作的道德情感。當一個人進行某種否定時,和平共同體使個人感受到一種連帶責任感。同樣,只有在公眾(Mehrzahl)強有力的自由精神的基礎上,才能形成這種敏感的正義感。進言之,唯有這個和平共同體才能平息不可避免的暴力叛亂,才能消除對和平的與日俱增的威脅。

通過第三款,雅斯貝爾斯暗示了下述規定:

就莊嚴的正義而言,和平地修訂現存的各種人際關系始終是一個重大的理論一實踐問題。為此,雅斯貝爾斯把平等權解釋如下:“不可能存在一切人的現實平等,有的只是憑借外部可能性的機會均等?!瓰榱藫碛泻推?,原則上。不可根除的不平等性應當受到尊重,惟其如此,才能容許沒有暴力地提升一切人的地位?!?/p>

所謂“和平原理”就是承認事實上不平等,接受現實中的差異和不平等現象,同時根據實際變化,合法地、慎重地思考并修正這種差異和不平等。一旦判明政治界限或條約不當。就必須合法地予以修正。應當根據其具體要求,通過超國家機構來解放被壓迫民族或囿于實際特殊性的民族。雅斯貝爾斯承認,勾勒這一類政治和平原則并非一件難事,但他強調,僅僅審視這類原則,證明其妥當性,還不能把這類原則付諸現實化。他引用康德的話,這樣說道:“維持包括別人的自由在內的一切個人的自由,根據這一基本原則,創立可能的、最大的人的自由,這至少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政治理念。在哲學家那里,再沒有比那種庸俗地訴諸淺薄的經驗主張更無價值、更有害的了?!?/p>

雅斯貝爾斯把上述一系列和平原則理解為康德意義上的“理念”(Idee),即總括性的理性概念、最高級的統一思想或行為和思想的指導觀念。確切地說,只要人類繼續存在于這個世界上,這些和平原則的實現就會作為無限的課題一直持續下去。作為引導性理念,這些無限課題形成我們借以判斷現實的尺度并成為我們行為的舵手。在極端的政治對立狀況中,雅斯貝爾斯所勾畫的世界和平原則和當下政治行為原則將引起一連串重大而深遠的反應。因為迄今尚不存在世界范圍內的“精神之戰”,即不存在對一切問題的自由的、公開的討論。每個國家都要求絕對主權乃至對其國內問題的互不干涉,即要求否決權。在此,我們與其拘泥于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和地域中心主義,試圖理解這種帶有地域民族色彩的絕對自主權,不如深入到政治家的禁區之中,試圖理解漸次有效地行使旨在喚起和平的各項原則。為了我們全人類繼續存活在這個地球上,我們不得不限制各國的主權,放棄民族的絕對自主權,建立一個世界秩序,即一種契約共同體。但是,雅斯貝爾斯懷疑。憑借制造了原子彈等尖端武器的科學技術,人類是否能在自我限制、自我改善方面達成進步。因為迄今“人性的改變過程”不僅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甚至變得遙遙無期。

雅斯貝爾斯深切地意識到,實際上,至今世界和平的各項原則一次次遭到了拒絕。各種政治論爭一如既往,重復一模一樣的過程,使用一模一樣的手段,兜售一模一樣的詭辯。在當今現實政治中,一再呈現與上述各項和平原則背道而馳、格格不入的現象。迄今為止,這些原則僅僅在個別國家內部部分地、微不足道地得到了貫徹。至于在國際范圍內,這些原則經常被敷衍和無視,即使偶爾受到關注,也僅限于少數個別國家。雖然政治家們間或把這些原則闡明為和平原則,但他們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往往與和平的世界秩序相背而行。因此,想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和平原則,讓這些原則開花結果,單靠政治家們的政治措施和文化宣傳是無濟于事的。制止戰爭、維護和平,人人有責。這方面,我們作為個別的人并不是完全軟弱無力。因為每個個別人都能通過他自己的行為、生活和思維走向一個戰爭在其中成為不可能的永久和平世界。

世界政治的核心目標是建立世界秩序,維持世界和平。為此,雅斯貝爾斯明確地把下列四項原則列入四大禁忌:“絕對的國家主權、互不干涉、聯席會議中的否決權以及使一切人都可恣意妄為的平等權?!蹦敲?,為什么這四項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被列為“大忌”呢?

首先,雅斯貝爾斯重申,為了防止當今政治干涉所引發的各種指責和非難,為了推遲迫在眉睫的戰爭的爆發,絕對的國家主權、互不干涉原則是必不可少的國際法原則。但是,他同時提醒人們注意,當某一國家擁有強大的力量?;蛘邍鴥韧鉅顩r變得對某一國家有利時,這些原則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可以拋棄協定,從而產生誘發戰爭的可能性。在科學技術時代,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隨著國際交往和合作日益增多,傳統的舊家絕對主權論已經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某一國家在行使主權時并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決定,作為國際大家庭一員,它還要受到國際社會公約、條約、規范、慣例和輿論的限制。理由有二:第一,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主權同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主權的部分限制或讓與已經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國際組織的日益強大也削弱了國家主權的絕對排他性。在國際舞臺上,國家已經不再是惟一的國際法主體,國際組織作為國際法另一類主體參與國際事務政策制定的力量越來越大。

其次,雅斯貝爾斯也承認“不干涉主義”(Nichteinmischung)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國際法基本準則之一,對維持國際正常秩序。促進世界和平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同時嚴厲批評“不干涉主義”嚴重阻礙了法的精神通過國家間的相互交往而共同發展。按照他的理解,所謂“不干涉主義”的實質是一圍試圖“獨善其身、置身事外”,不把別國市民所遭受的壓迫和蹂躪視為自己祖國的市民受到的痛苦和不幸。換言之,在諸如人類尊嚴、命運和前途一類的大是大非面前,“不干涉主義”不是設身處地、感同身受。而是采取與己無關、高高掛起的態度。但是,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這種“不干涉主義”都是站不住腳的:第一。在世界政治時代,每個文明國家都是國際大家庭的一員,世界若陷入任何大沖突和災難,任何國家難以高枕無憂、獨善其身,更不可能“坐山觀虎斗”,從中漁利。如果任何國家和國際機構對其成員的別國市民所遭受的不公和苦難袖手旁觀、無動于衷,那么,這個國家和國際機構就等于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最終難免引火燒身、自取滅亡。第二,人權是當代國際重要事務,也是處理國際關系的一個準則。對于各種嚴重違反人權、沖擊人類良知的犯罪行為,如果一國堅守不分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有意三緘其口、坐視不管,那就是嚴重失職,嚴重違背了國際人權法和國際人道主義法。

眾所周知,聯合國憲章的兩個最主要目標就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和保護人權。尊重、保障人權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標志,維護和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和國際合作的重要主題。事實上,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能置身于人權發展過程之外。對此,雅斯貝爾斯明確指出:“用恐怖政治統治國民的政府形成和平的對立一極。就是說,由于這個政府隨時隨地都準備把暴力從本國傳播到他國,所以成為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蓖瑯?,就像不干涉主義一樣,如果平等權不是意味著通過合法手段維護個人利益。而是意味著可以恣意妄為、專斷獨行,那么這種平等權也恰恰成為和平的障礙。

所謂“政治力量無非是憑借暴力的權力”,這是一種強權政治的邏輯,是一個錯覺。持有這種錯覺的政客、國家或權力機構拒絕一系列政治自由,例如,新聞自由傳播、市民自由討論、通過選舉的各政黨的自由競爭等。實際上,這種憑借暴力的自我主張訴諸詭計和謊言,隱蔽了伴隨權力意志的自身否定的一面:對總體統治、偏愛暴力的沖動,對殺害、折磨、拷問的沖動,對欺騙、誣陷、可怕的陰謀、非公正的強制性沖動等。因此,雅斯貝爾斯認為,在現代政治生活中,隱蔽、審查(Zensur)、秘密、虛偽等現象恰恰意味著潛在的暴力,即對自由的公然侵害,其要害有二:第一,否定“公開性”(Offntlichkeit)乃是自由的人民的政治空間;第二,否定公開性的尺度是人民自由的標準。然而,在自由的共處中,最高的公開性正是人民自我教育的場所,從而這種公開性對于真理是須臾不可或缺的。

作為人民自由教育的場所和尺度,這種“最高的公開性”建立在超政治的政治基礎之上。而這種超政治的政治只能產生于自由平等的民主政府樣式中。因為在本質上,這種超政治的政治把國民的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視為主要課題,與市民一同判斷、一同行動,從而與市民打成一片。政治自我教育產生于每天的各種現實之中,在重大的決定性瞬間,作為選舉人,自由的人民知道選舉誰,選舉什么?!白杂傻娜嗣裰缹ζ湔撠?,并對政府的行動承擔責任。自由的人民一邊共同了解政治,一邊共同思考政治,以便參與政府的行動、制度的建立和法律的制定?!痹谧杂傻娜嗣裰?,政治家有機會從底層一步步升遷,政治家們產生于行業、鄰里、自由的政治討論會等小組。在這些小組中,他們被證明是喚起信任的人物、有判斷力和有經驗的領導者。由于屬于這樣的人民的一員,所以他們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由的人。而自由的人能夠成為一個公民(Bürger)。

雅斯貝爾斯堅信。自由的人民以及人民所信任的政治家是反對戰爭、維護和平的堅強堡壘。因為在這樣的人民和政治家中,和平不僅是共同向往、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幸福安康、共同繁榮的根本保障。因此,在他看來,“假如人與人之間不是普遍存在著一種進行戰爭準備的行為,世界上就根本不會有戰爭。所以,反對戰爭的努力也是從社會的最小細胞做起始,上升至社會上層。爭取自由,人人有責。每一個人對自由的日常行為負責都是在阻止別人的剛愎自用、一意孤行,都是通過互相交談以力求消除戰爭”。據此,雅斯貝爾斯把反對戰爭的斗爭概括為三種形式:

第一,要在日常生活中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把戰爭禍患消滅在萌芽狀態中。如果不是這樣,則執掌政權的人遲早有一天就會鋌而走險,利用形勢使到處都已在小規模進行的戰爭爆發為大規模的戰爭。

第二,要在局部沖突中爭取和平,盡量延遲大規模戰爭的爆發。這方面,有些寬懷大度的政治活動家大有作為。雖然在許多強暴成性的人的心靈深處蘊藏著戰爭沖動,但這些有良知的政治家們至少盼望能阻止大規模戰爭,不讓它現在就爆發,或者他們至少想要把戰爭爆發的時間推遲,使人有個短暫的喘息機會,而人類歷史的綿延全靠這些短期的喘息。

第三,要在社會生活中,營造一種健康向上的政治氛圍,讓每個人的自由都有最大的實現機會。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現行有效的制度不僅經常以法律的形式得到改正,同時,經常以公開的討論、新聞自由、最大可能的文化素養和獨立思考來加以促進。只有這種出于人的和平意愿的自由的政治生活,才能估計到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才能把防止戰爭視為自由本身的神圣責任。

根據雅斯貝爾斯的政治哲學,政治按照兩極定位:一極是可能的暴力;另一極是自由的共處?!皩τ诒┝柚┝M行防衛是必要的,除非有一方情愿成為另一方的奴隸或歸于滅亡。自由的共處借助制度和法律創造一個共同體。暴力政治(Gewahpolitik)與(Beratungspolitik)協商政治在其意義上是相互對立的。兩者如何結合在一起,這一點至少造成今天乃至不可預見的未來的政治實際?!痹趨f商政治意義上,戰爭不應該是政治的手段,因此,協商政治不僅要限制戰爭,還要消滅戰爭。今天任何國家的利益都與對世界和平所負的全部責任息息相關。因此為了謀求持久和平,世界各國需要一再進行新的嘗試和努力。

縱觀雅斯貝爾斯的戰爭與和平理念,在理論上,他全盤否定戰爭,但在實踐上,他并未全盤否認戰爭的可能性。如果一國遭到另一國侵略,以致領土被侵占、經濟被掠奪、自由被踐踏,那么爆發戰爭是在所難免的。據此,雅斯貝爾斯并不相信戰爭會一勞永逸地完全終止。為了制止戰爭,對內可以建立旨在廢除暴力的制度設施,對外可以簽訂旨在防止戰爭的各項條約。但是,即便具備這一切內外條件,也絕非萬事大吉。因為在人性中,暴力和邪惡有著極其深遠的根源。永無止境的領土擴張、經濟利益追求以及源于人的本能的破壞意志,將把這一切制度設施毀于一旦、化為烏有。特別是,由于今日原子彈引發的核戰爭威脅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所以人們完全不理睬對戰爭的古典理解。

結論:理性、交往與和平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僅僅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今日核擴散、核恐怖、核戰爭威脅不僅沒有消失,反倒日益牽動整個世界的神經,正對世界和平構成最大威脅。當下,朝鮮半島戰爭陰云密布,朝鮮發射衛星,美國打算部署反導系統;朝鮮成立新的導彈部隊,美國核航母、核潛艇雙雙聞警出動,包括模擬突襲朝鮮核設施的四場大規模美韓軍事演習已拉開帷幕。這一幕幕一觸即發的恐怖場景,令人產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近在咫尺的恐懼。50多年前,在《原子彈威脅下的良心》一文中,針對我們時代的核戰爭威脅,雅斯貝爾斯本著強烈的生存意識和使命感,憂心忡忡地這樣寫道:“事實很明顯,原子彈是由那些知道原子秘密的人們制造出來的。而且不容懷疑,那些在緊要關頭能有權力發布命令的人們確實是計劃要使用它的?!闭沁@個高懸在人類頭上的實實在在的核戰爭威脅不可避免地喚起人類永久和平的意愿,訴諸“理性、交往與和平”這一人類的共同信念。

鑒于我們時代人與人之間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背景,雅斯貝爾斯在《我們時代的理性與反理性》(1950)中,特別提請人們注意思維的基本要素,即自明的“理性”(Vernunft)的能力。這是因為在理性中,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人們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文化、語言背景:“因為近代理性像山巒一樣古老而常新。人們有時會遺忘或輕視它,然而總會重新獲得它,盡管從來不能使它徹底完成?!崩硇允锹摻Y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共同紐帶。憑借“理性”這一人類共同的背景,可以創造無限交往的精神領域,建立不同文明共存共贏基礎之上的國際秩序。根據文明共生共贏原則,人類需要尋找不同文明之間共有的價值觀,在相互學習、相互借鑒中,實現相互理解和合作。因此,他一再強調,為了實現永久和平,必須確立若干前提條件:終止極權主義、使自由具體化、實施作為至善政治理念的民主教育。作為“三維前提條件”,此三者連為一體、不可分割。

理性是無限交往的源泉,而“交往是通向一切形態的真理的道路”。因此,雅斯貝爾斯強調,在你我之間、各民族之間、各國家之間以及各文明之間,必須實現超政治的生存的相互交往,這是建立國際秩序,預防世界大戰的根本保障。在雅斯貝爾斯那里,“交往”(Kommunikation)被賦予最廣泛的真理意義。這種以公眾對話為前提的真理概念,不僅是伸張公眾自由,推動公眾“精神之戰”(geisfige Kampf)的強大武器,也是防止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指導性原則。根據這一理念,你我之間必須作好相互開放的“準備”(Bereitschaf),同意互相商討、互相平等對待。根據相互開放、相互包容的共識,我必須向你敞開心扉,你也必須向我敞開心扉。這樣,彼此可以設身處地,關注他人的經驗、希望、夙愿、苦難及憂慮等,聆聽不同意見和建議,理智地對待各種可疑問題和棘手問題,從而構筑起一條把你我緊密連接在一起的生存紐帶。唯有在這種開放的生存紐帶基礎上,通過“愛的斗爭”,你我之間才能實現團結一致、相互交往的所謂“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 Kommunikation),進而形成個人之間坦誠相見、肝膽相照的持久和平。也只有實現了每個個人之間的和平,才能維持國家全體的秩序和和平,即根除了暴力的那種社會與國家的全方位和平。實現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敞開心扉、推心置腹、求同存異、和諧共生,這本身就已經是持久和平的開始。

然而,在這個世界上,理性經常遇到抵制,遇到致力于破壞的反理性,以致談論理性,就像談論夢一樣。這也從反面表明,通向理性王國的道路前途未卜、任重道遠,建立推心置腹、坦誠相見的精神世界絕非一日之功。于是,人類一次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面對著通過理性成為人類自身的可能性。但是,雅斯貝爾斯仍然寄希望于對人的信任,堅信在人心的深處始終還蘊藏著回心轉意的可能性,人的善良意志還可能再生。一旦每一個個別的人發生靈魂深處的內心革命。一旦形成生存交往的現實化,極權主義就沒有立足之地,民主主義就落地生根開花。如果在某一國家中造成這種情況,就有助于牽制這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戰爭。這正是雅斯貝爾斯的基本設想。在他看來,如果一個國家受到極權主義的支配,這個國家就為了維護和保存極權主義而經常訴諸于暴力,其結果,勢必強奸本國民意,蹂躪廣大市民的自由。出于征服和奴役本性,極權主義國家必定用暴力干涉鄰國的內政問題。在這種征服和吞并過程中,一場戰爭噩夢在劫難逃。特別是,由于市民的言論自由和自由討論受到限制,所以擁有原子彈的極權主義國家很容易根據獨裁者的獨斷判斷發動核戰爭。因此,為了遏制鄰國之間的戰爭,制止擁有核武器國家之間的核戰爭,為了實現永久和平,雅斯貝爾斯強烈呼吁,首先終止極權主義,維持和發展民主主義。

正因為如此,在一系列政治著作中,雅斯貝爾斯深入闡明了這樣一個決定性的生存真理:歸根結底,必須實現基于你我之間相互開放的生存交往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家之間的生存交往。但是,這種超政治的生存決斷是否能帶來永久和平?對于這一根本性問題,雅斯貝爾斯自身一直不置定論、心存懷疑?;蛟S,如果每時每刻人類都誠實地履行生存決斷,那么即使人類不能實現永久和平,也能夠遏制戰爭,特別是阻止核戰爭的發生。因此,這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遇:戰爭,尤其是核戰爭正逼著人類趁早用高尚的“理性”來指導行動。必須超越國界,增進各國乃至世界的理性:這種理性敦促人類要和平,因為不要和平就是極端非理性的別名。一方面,為了世界和平,要求從人類事務的進程中排除戰爭,建立世界政治和世界秩序:另一方面,為了世界和平,還要求道德準則,不僅應在各個公民之間,甚至也要在各民族和國家之間讓和平和正義生效。也許。這就是雅斯貝爾斯自身最真實的關于戰爭與和平的想法。

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發表于1795年,感人至深,永垂青史,因為它反映了人類夢寐以求的和平意愿??档聦⑺膰伊椔撁说乃枷肱c永久和平理念問題結合起來:這就是總有一天人們將做出抉擇。要么把各民族在真正合理的情況下統一起來,要么經幾次打擊再把數千年建成的文明統統毀掉。鑒于大自然的“狡計”,康德的樂觀主義籠罩在一片濃重的悲觀主義氛圍中。對于人類最終是否能實現永久和平,他將信將疑、信心不足。他堅信,戰爭和邪惡在人的本性中有深遠的根源,因此實現永久和平是人類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遙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時任德國總理的貝特曼·赫爾維格就無可奈何地認為,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無獨有偶,英國首相格雷爵士也唉聲嘆氣說道:“人類并不能事先阻止戰爭的發生?!倍谖鞣街枷爰覀兡酥羵ゴ蟮恼軐W家們的腦海里,人類最終是否能制止戰爭,構筑永久和平的前景,始終懸而未決、前途未卜,一直籠罩在一股濃郁的懷疑陰霾中。

因此,在戰爭與和平這一對人類而言命運攸關的問題上,雅斯貝爾斯也像許多近現代歐洲思想家一樣,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矛盾沖突中徘徊不定、苦苦掙扎:一方面,自由意志堅持不渝地在耐心尋求辦法使戰爭成為不可能;另一方面,我們的處境仍然是不能保證這一目標一定可以達到。因此,對于他來說:“這是我們人注定了的厄運:在我們一切人本身之內存在著一種暴力因素,使我們的生活因之而永遠不能擺脫戰爭威脅?!瓚馉幱兴谌诵岳锏母?,而且它的根源很深,以至于無論以人的性格特征或以人與團體之間客觀上不能消除的沖突來理解它,都是不夠的。而永久和平又仍舊是人類的一個理想?!?/p>

(責任編輯 胡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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