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中大學生屏蔽父母現象探析

李聞++馮銳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在使用微信朋友圈時是否屏蔽父母與自我揭露對親子關系的影響。采用問卷調查法，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通過網絡發放問卷，得有效樣本406份。以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女性大學生正向自我揭露較男性大學生高，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親子關系上有顯著差異，不同屏蔽意向的大學生在自我揭露和親子關系上有顯著差異，正向自我揭露越多，親子關系越好。

關鍵詞：微信；朋友圈；自我揭露；親子關系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1-0034-04

一、引 言

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人們使用網絡的比例在不斷上升。截止2015年12月，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20億，從2007年到2015年，這9年間手機網民的比率由24.0%大幅增長到90.1%，主要以10～39歲群體為主，占整體的75.1%，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比例最高，達29.9%[1]。

微信自2011年推出后至今一直受到高度關注，據《2015年中國社交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顯示，87.0%的用戶每天會使用微信10次以上[2]。除了聊天功能外，朋友圈是微信用戶使用最多的功能。人們已經習慣將自己的生活分享到朋友圈中，尤其是大學生群體[3]。因此，不少父母為了能實時了解子女在學校的生活，也紛紛開始使用微信，并關注子女的朋友圈。不過，部分大學生表示不愿向父母開放朋友圈，人民網的記者曾做過相關的調查，在隨機采訪的大學生中，半數大學生表示對父母開放朋友圈有被“監視”的感覺，希望擁有獨立空間，不得不屏蔽父母[4]。大學生究竟為何會屏蔽父母，不同性別、年級的大學生在屏蔽意向、自我揭露和親子關系上差異如何，微信朋友圈中大學生屏蔽父母意向、自我揭露對親子關系有何影響，這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

二、文獻綜述

1.社交媒體中自我揭露的相關研究

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最早是由人本主義心理學家Jourard于1958年提出。近幾年，網絡技術日益發達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網絡中的自我揭露。謝笑春等人指出影響個體網絡自我揭露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社會文化因素、信息敏感度與網絡完全性、網絡交談對象、性別、年齡、心理因素如信任、交往動機、自我意識等[5]；郭正瑩（2008）研究進一步指出男性大學生的網絡自我揭露較女性大學生高[6]；曹暢（2015）研究了大學生在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揭露，認為大學生會主動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情感體驗、生活日程、興趣愛好等內容，不過因為微信朋友圈是基于強關系建立起來的社交圈，圈中好友基本是認識的人，所以大學生在發布內容時會盡量避免自己不愿展現的一面[7]。

2.社交媒體中親子關系的相關研究

一般來說，親子關系是人一生中最早接觸、時間最長以及至關重要的關系。楊翼丞（2016）對湖南省的大學生親子關系進行調查后發現，女大學生親子關系顯著好于男大學生；獨生子女親子關系顯著好于非獨生子女；城市學生親子關系顯著好于農村和小城鎮；親子關系與父母學歷與收入水平有顯著關系[8]。

據2016年《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40歲以上的用戶人數在過去兩年內有所提升[1]，但當越來越多的父母們開始使用原本以年輕人為主的社交媒體，想要與之交流時，卻遭到了年輕人的拒絕。Turnbull（2010）的研究指出，父母與子女在使用Facebook等社交媒體時會有截然不同的想法。父母會認為新媒體所具有的便利性有助于提高與子女溝通的頻率；然而，子女卻認為社交媒體的溝通降低了親子溝通的質量，從而多數子女避免通過社交媒體與父母進行在線的家庭溝通[9]；Simonpietri（2011）的研究也指出，當父母嘗試用某一社交媒體平臺與子女進行親子溝通時，年輕人就會選擇拋棄現有的社交媒體平臺從而轉移到下一個新媒體工具[10]；莊佳昕的研究指出新媒體雖然增加了父母與子女間的溝通頻率，卻影響了溝通的深度；成年大學生并沒有因為新媒體的出現改變其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和地位，反而是通過新媒體建立了家庭之外的社會關系從而漸漸取代了親子關系的支柱地位[11]。

三、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屏蔽在《辭?！分械慕忉屖窍衿溜L一樣遮擋、衛護，亦指屏障[12]。在微信社交平臺中，屏蔽是指通過對好友權限的限定來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在朋友圈中有兩種方式，“不讓對方瀏覽自己的朋友圈”和“不看對方的朋友圈”。屏蔽意向一般分為不屏蔽、部分屏蔽、完全屏蔽。不屏蔽是指不對好友進行權限設定，好友可以瀏覽你的朋友圈內容；部分屏蔽是在發布某些朋友圈內容時對特定的好友設定權限；完全屏蔽是指所有的朋友圈內容對方都無法看到。子女一般通過三種方式來回避父母，一是減少或改變要發的內容，二是將內容發布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三是不添加父母為好友或將父母屏蔽[11]。

Jourard（1958）認為自我揭露是指將個人的信息（包括私密的想法和感覺等）真誠地與他人分享的過程[13]。Yalom（1985）認為自我揭露是一種人際交互過程，會使得與他人的關系變得更豐富、深入和復雜[14]。所以自我揭露對人際關系的發展至關重要。Delerga和Margulis（1983）將自我揭露分為描述性自我揭露（descriptive self-disclosure）和評價性自我揭露（evaluative self-disclosure）。描述性自我揭露主要指對事實性信息的揭露，如個人的情感、生活經歷等；評價性自我揭露是指個人對自己的感受、評價或判斷的自我揭露，如自我評價及對他人的評價等[15]。DeVito（1998）將自我揭露分為正向自我揭露和負向自我揭露。正向自我揭露主要指揭露的內容是積極正向的，負向自我揭露是指揭露的內容是消極或不愿透露的[16]。

親子關系是指父母與子女透過雙方的互動，所構成的一種人際間的關系，也是個體一生中，最早接觸的人際關系[17]。大學生在人際交往當中，以父母為自我揭露的對象，其自我揭露的內容，自我揭露的方式都反映了親子親密關系的內涵和特點[18]。蘇詠絮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華人子女想對父母自我揭露時，大多是采取“隱而不說”和“沉默不表”，或是“迂回逃避”和“陽奉陰違”。其中原因有三，一是不善或是不慣表達；二是害怕或擔心父母的反應，例如，尷尬、逃避、或沖突；三是長大成人，為了“證明長大”或是想“父母安心”[19]。而在微信朋友圈中，大學生與父母之間的交互內容貼近日常生活，一般只借助點贊的方式，彼此之間很少相互留言[20]。因此，子女的自我揭露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親子關系。

結合以上的文獻綜述及理論基礎，提出假設如下，并繪制研究假設模型，如圖1所示：

H1：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屏蔽意向有差異；H2：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正向自我揭露有差異；H3：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負向自我揭露有差異；H4：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親子關系有差異；H5：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屏蔽意向有差異；H6：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正向自我揭露有差異；H7：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負向自我揭露有差異；H8：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的親子關系有差異；H9：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不同的屏蔽意向在正向自我揭露上有差異；H10：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不同的屏蔽意向在負向自我揭露上有差異；H11：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不同的屏蔽意向在親子關系上有差異；H12：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正向自我揭露正向影響親子關系；H13：大學生在朋友圈中對父母負向自我揭露正向影響親子關系。

四、研究方法

1.測量工具。本研究問卷的題目結合了研究假設、文獻分析及相關理論，并參考國內外學者所編制的問卷，作為本研究問卷題目的基礎。除自編的“個人基本數據”與“微信朋友圈基本使用情況”外，所使用的測量工具“自我揭露量表”參考了Delerga、Margulis（1983）和DeVito（1998）對自我揭露的分類，并加以修改編制而成，“親子關系量表”參考親子關系的定義，并結合微信朋友圈，加以修改編制而成。最終設計成“大學生微信朋友圈屏蔽父母調查問卷”初稿。問卷初稿編制后，透過預試回收的問卷數據，進行項目分析及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考驗，隨后修正初稿的內容，剔除或修正不適當的題項，編制成正式問卷。

2.資料收集。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使用微信的大學生，并在問卷星（www. sojump.com）進行網絡問卷發放。正式問卷施測時間于2016年1月18日到2016年2月1日為期兩個星期，總共收到406份有效樣本。樣本特征如表1所示。由于年級中各年級數量分布差異大，且有部分年級數量過小不利于做統計，故將大一至大三重新編碼為本科低年級，將大四或大五重新編碼為本科高年級，將碩士和博士重新編碼為研究生。

3.資料分析。針對問卷調查數據，本研究運用SPSS19.0版本進行數據分析，包括：問卷的信效度分析，針對研究假設的檢測，以獨立樣本t 檢定檢測性別差異、交叉分析檢定年級差異，以One-Way ANOVA檢測屏蔽意向與自我揭露及親子關系的相關性，以Persons r檢測自我揭露與親子關系之間的相關性。

（1）問卷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一般學術上常用的Cronbachs Alpha系數，來檢驗本研究的信度。Cronbachs Alpha值在0.7以上代表信度很高，由表2可知本研究的題項均具有良好的信度，信度值越高，表示檢驗結果越可信。之后再利用當中的KMO檢定及球型檢定來檢視變項與變項間的關系性，KMO值越大，表示共同性越高，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由表3可知，KMO值皆大于0.7，屬于良好的程度。

五、研究結果

假設檢驗

1.屏蔽意向的性別差異與年級差異?？ǚ綑z定結果如表5顯示，不同性別、年級的大學生在朋友圈對父母的屏蔽意向沒有差異，所以假設H1、H5不成立。

2.不同性別的自我揭露與親子關系的差異。從表6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分析表可知，女性的正向自我揭露較男性高，且達到顯著差異。而男性的負向自我揭露較女性高，但未達到顯著差異?？傮w的自我揭露上，女性的自我揭露較男性高，且達到顯著差異。女性親子關系較男性高，但未達到顯著差異。所以H2成立，H3、H4不成立。

3.不同年級的自我揭露與親子關系的差異。由分析表7可知，不同年級的學生在正向自我揭露、負向自我揭露上皆未達顯著差異，在親子關系上有顯著差異。所以假設H6、H7不成立，H8成立。

4.屏蔽意向與自我揭露及親子關系的關系。由表8可知，不同屏蔽意向的大學生其正向自我揭露、負向自我揭露、自我揭露、親子關系皆達顯著差異。所以假設H9、H10、H11成立。且由表中各種屏蔽意向下的正向自我揭露的平均值可知，通常不屏蔽的同學其正向自我揭露最高、部分屏蔽次之、完全屏蔽最低；負向自我揭露也有此現象。

5.自我揭露與親子關系。由表9、10可知，正向自我揭露與親子關系呈正相關，且均達顯著水平。這說明，正向自我揭露越多，親子關系越好。負向自我揭露與親子關系之相關未達顯著水平。所以假設H12成立，假設H13不成立。

六、結 論

1.女性大學生正向自我揭露較男性大學生高。不同性別的大學生對父母的正向自我揭露有差異，且女性大學生較男性大學生的正向自我揭露要高。朋友圈中大部分是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可能女性大學生比男性大學生更注重自我積極形象的塑造，所以正向揭露較多。雖然在屏蔽意向上并未達顯著差異，但女性大學生的不屏蔽數和部分屏蔽數均比男性大學生高，女性大學生比男性大學生更愿意向父母展現自我。

2.本科高年級學生壓力較大。不同年級的大學生與父母的親子關系有差異。屏蔽意向、正負向自我揭露雖未達顯著差異，但本科高年級學生完全屏蔽的人數比例高于平均值，正負向自我揭露和親子關系的值均低于總體平均值。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本科低年級學生剛離開家不久，對父母還存在一定的依賴，隨著年級的增長，他們想要追求各方面的獨立，且本科高年級學生面臨就業壓力，再加上擇業時，子女的選擇與父母的預期差距大，從而導致親子關系的緊張，研究生的思想比較成熟，且父母比較支持其在學業上的深造，一般親子關系較好。

3.部分屏蔽是最佳選擇。不同屏蔽意向的大學生其正負向自我揭露、親子關系皆達顯著差異。不屏蔽的大學生其正負向自我揭露的平均值皆大于總體平均值，部分屏蔽的大學生其親子關系之平均值高于總體平均值。所以完全屏蔽和不屏蔽都不是明智之舉，選擇部分屏蔽的學生會考慮父母對發布內容的接受程度，一些與個人相關的事情不想讓父母擔心，善意的欺瞞會減少不必要的親子沖突。

4.經常發布積極內容。正向自我揭露越多，親子關系越好。經常發布正向內容的學生在現實中對待生活的態度也是積極向上的，會經常與父母溝通交流，親子關系良好。向父母正向自我揭露越多，父母越放心子女在學校的情況，從而促進親子關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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