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視野下的《幸福終點站》

[摘要]對于《幸福終點站》，研究者一般都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來考察，然而跨文化交際僅僅是電影思想性的一部分，主人公的遭際反映出來的也不僅僅是一個百折不撓的“阿甘”式溫情敘事或絕境逢生的“荒島余生”式勵志故事。用全球化視野的角度來進行考察，才能跨越電影結尾“和諧互融，溝通無礙”的障蔽，理解電影喜劇外殼之下的悲劇內核。文章從全球化語境、國家認同、意識形態表征三方面，以全球化視野觀照斯皮爾伯格的《幸福終點站》。

[關鍵詞]《幸福終點站》；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全球化視野

人類進入21世紀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已經開始了強力的推進，以或強化、或解構的方式改變著各國人的思維定式與生活方式。全球化問題，也開始為電影作品深刻地反映。由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執導、湯姆·漢克斯主演的《幸福終點站》（The Terminal，2004）取材于真實事件，電影講述了維克多因為祖國政變、護照失效而被困于機場九個月的故事。對于這部電影，研究者一般都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來考察，討論維克多所遇到的交流困境以及最后取得的文化和諧。然而跨文化交際僅僅是電影思想性的一部分，身處政治、文化上的異域的，維克多所要處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交流問題，他的遭際反映出來的也不僅僅是一個百折不撓的“阿甘”式溫情敘事或絕境逢生的“荒島余生”式勵志故事。對于《幸福終點站》，有必要從全球化視野的角度進行觀照，只有這樣，才能跨越電影結尾“和諧互融，溝通無礙”的障蔽，理解電影喜劇外殼之下的悲劇內核。

一、全球化語境

正如討論跨文化交流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維克多在機場的滯留給他帶來了來自美式文化的沖擊，這種沖擊正是由全球化語境造成的，全球化語境是全片的關鍵詞。

首先，全球化語境直接關系著《幸福終點站》中主人公維克多·納沃斯基前往美國，導致后續一系列遭遇的原因。在維克多與艾米莉亞最后一次約會時，導演在之前設置的懸念終于被解開，維克多告訴了艾米莉亞自己不離身的藍色瓶子中裝的“爵士”是什么。原來維克多的父親曾經在1958年時在一張匈牙利的報紙上看到了一張合影，照片上共有57人，都是在酒吧或俱樂部從事爵士樂的樂手，此后，維克多的父親就拜托修女給他寫了幾百封信寄去給這些人，以期獲得他們的簽名。在還差最后一個人即本尼·高爾森的簽名時，維克多的父親就溘然長逝。為了彌補父親臨終時的遺憾，維克多才抱著尋找本尼的愿望前來美國。全球化時代，美國作為一個文化熔爐，無疑以多姿多彩的各種文化產品吸引著他國之人，爵士樂便是其中之一。盡管這種文化傳播往往是曲折的（如維克多父親還是從匈牙利報紙上而非本國報紙上看到，很可能美夸兩國文化交流是一度中斷的），但是卻又是無孔不入的。

其次，全球化語境直接體現在維克多滯留肯尼迪國際機場后建立的人際關系上。如前所述，美國是具有包容性的國度，而紐約則是美國文化多元性、人種多樣性的一個窗口，而魚龍混雜的、作為交通中轉站的約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則又是紐約的一個窗口。換言之，維克多此時被困于一個最接近全球化實體化后的地方。而從小國前來、不熟悉英語的維克多此時面臨的就是一種近乎失語的尷尬境地。他所代表的其實便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弱勢國家，如若這些國家長期地將自身和外界隔絕開來，那么日益衰微將是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維克多努力與他人交流，幫助別人，也接受別人的幫助，甚至在剛剛解決溫飽問題之后就敢于期待空姐艾米莉亞的愛情。維克多在九個月中，結識了墨西哥后裔恩里克、偷渡到美國的脾氣暴躁的印度清潔工古普塔、有攜帶大麻與酒進機場嫌疑的黑人保安古魯茲，以及39歲仍然在做“小三”的艾米莉亞……這些人種族、文化背景甚至最初的國籍都各不相同，但是他們聚集在這個有限的小空間中，為維克多的魅力和誠懇所征服而感動，最后共同為維克多走出機場而出力?！巴鈦碚摺迸c“本地人”之間的界限得到模糊，這便是全球化語境的體現。

二、國家認同

全球化之下，最為直接的影響便是國家認同出現了危機。國家認同表現為“一種自我意識的形式，也是一種他者意識的形式，即識別那些與我們有共同身份的人以及我們具有特殊責任去幫助的人”。民族國家在近現代世界格局中都是政治活動最重要的主體，而民族國家建立的前提與構建的合法性主要來源于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全球化在改變人們的經濟行為與交流方式時，也在消解著人們的國家認同感。

在《幸福終點站》中，維克多之所以滯留美國，其直接原因便是祖國夸庫及亞內部發生了軍事政變，這一事件本身便是個人或集體對于國家構建，以及當前的利益分配產生不滿，有破壞國家共同體意愿的體現。從維克多可以說俄語和保加利亞語來看，夸庫及亞是電影中虛構出來的東歐國家。在冷戰期間，東歐深受蘇聯影響。電影中為了盡可能地降低人們對東歐與美國之間意識形態上對立的印象，并沒有過多解釋夸庫及亞政府之所以作為一個合法政府在一夜之間便垮臺的原因，而是以較為中立地稱夸庫及亞發生政變。顯然，并非夸庫及亞內部出現了涉及民族自決、族群暴動或因宗教信仰問題而發生的大規模起義。在這樣的背景下，維克多對自己突然成為一個無國家、無歸屬的人是有強烈的心理阻滯感的。

即使是在弗蘭克百般誘惑的情況下，維克多依然表現出了很強的“我群意識”。這體現在弗蘭克告訴他，只要他表達自己對回到自己的祖國心生恐懼，就可以合法地走出機場，等待幾個月以后法院對他案件的審理。換言之，維克多可以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而當維克多已經理解“只要回答一個問題就可以離開機場”時，卻毫不猶豫地對“你害怕回到你的國家嗎”回答了“不”。對此，維克多解釋為：“我不害怕回到我自己的家?！边@與其說是對夸庫及亞有著政治或利益上的認同，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和親緣關系在維系著維克多對祖國的愛。

從維克多后來在機場長達九個月的生活情形來看，除了語言不通以外（這一點也很快被善于利用機場電視、書籍的維克多克服），維克多在夸庫及亞形成的民族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各種風俗習慣等似乎并沒有給他烙下什么印記，維克多在機場因地制宜的生活與任何一位被迫滯留機場的其他國家的人都幾乎沒有區別。在職業上，維克多是一個專業的建筑承包商，有著豐富的建筑裝修技能。在飲食上，維克多除了飛機餐外吃得最多的就是美國的知名快餐漢堡王。在衣著上，維克多在準備與艾米莉亞約會時選的是世界名牌“BOSS”西裝。在離開機場時各商店的人前來給維克多送禮，維克多也并沒有拒絕，在平日的起居中維克多也沒有進行任何宗教的禮拜誦經等行為。這些可以說是全球化的一種體現，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對于盡可能優質、便利的物質生活有著共同的追求。

而直到維克多拿到簽名坐上出租車后，他沒有說去機場，而是飽含熱淚地說了一句“我要回家”。隨著出租車消失在紐約五光十色的繁華大街中，此時斯皮爾伯格在敘事中再一次強調了維克多的國家認同感。這個“家”字的提出顯示了在維克多的自覺意識中，其作為一個個體的歸屬依然是屬于祖國夸庫及亞的。同時，在維克多第一天來美國時，對入境官員解釋來美的原因時曾經提到自己要去買耐克鞋，然而此時維克多不僅沒有買耐克鞋，甚至沒有在美國停留一夜，而是直接回國。斯皮爾伯格用維克多這一形象來表示，全球化與國家認同并不是矛盾的。在前面用了大量篇幅來表現維克多與美國文化并不沖突之后，斯皮爾伯格以耐克鞋代表的市場、物質與情感意識形成了一種對立。

三、意識形態表征

全球化語境中，美國是處于擁有文化霸權的地位的。崇尚多元化的斯皮爾伯格是反對文化霸權的，但他又需要這一優勢來以電影宣傳美國社會（或整個人類社會）文化特質中優越的一面，以使人們能秉承這類意識，在全球化世界中更好地共存。如倡導人道主義觀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1993），提倡跨越種族的同情互助的《ET外星人》（ET：The ExtraTerrestrial，1982）等。

在《幸福終點站》中，機場負責人弗蘭克之所以一再為難維克多，很大程度上便是因為他在升職考察期間對維克多發泄怒火，為考察團目睹，從此其升職一事擱置，惱羞成怒之下，弗蘭克表示維克多成為他的“搭檔”，他留在肯尼迪機場一日，維克多一個腳趾也不能踏進美國國土。弗蘭克之所以會大為失態，正是因為對一件事的處理受到了維克多的干預：一名俄國男子要從加拿大攜帶藥物回去給自己的父親，然而卻沒有帶醫院開的用藥證明。按照規定，這些藥品是不能過境的，而俄國人又不懂英語，情急之下為了父親的性命而不惜持刀自殺相脅。在一觸即發之際，通曉俄語的維克多成為弗蘭克請來的臨時翻譯。在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后，維克多在翻譯時有意將藥物解釋為給山羊的藥，因為在機場滯留期間，維克多早已研讀過相關法規，給動物用藥是無需醫院證明的。弗蘭克認為自己大失面子，為此痛罵維克多。出于敘事沖突性的需要，代表美國利益的弗蘭克不得不被斯皮爾伯格置于反面人物的位置。在電影一開始，斯皮爾伯格就以一個情節表現了弗蘭克對入境問題的警惕性。當警察對弗蘭克匯報有一隊身穿米老鼠T恤的中國人時，弗蘭克的第一反應是“去迪士尼怎么會沒有一個人帶相機”，在他的指揮下，警方迅速對中國人展開追捕，這狼奔豸突的一幕正好通過維克多面前的玻璃反映出來。觀眾可以看到維克多困惑的表情，同是弗蘭克面前的弱者，二者之間形成一種巧妙的映襯。為了對此進行彌補，斯皮爾伯格安排弗蘭克的上司責備他不通情理，因為“同情是我們建立國家的基礎”，這也是斯皮爾伯格所想表達的，同情心是美國之所以偉大的原因。

這里所指的“同情”并非指憐憫，而是一種共情，即對他人的真正關心與理解。這是維克多能夠贏得機場眾人欽敬的原因，也是斯皮爾伯格主張的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如負責簽證的黑人女孩，他人對她的了解僅僅是知道她每天都大聲喊著“下一個”，機械地在不同人的申請表上蓋上紅色或綠色的戳，沒有人知道她曾經被男朋友欺騙，也沒有人關心她喜歡歌劇，但是買不起門票；而愛慕她的墨西哥男孩恩里克，也是一個不起眼的送餐車的工作人員，沒有人關心他愛慕著黑人女孩……只有維克多給予了他們缺少的同情，閱讀他們內心深處的故事，真心為他們排憂解難。恩里克與黑人女孩結婚時的花球丟給了維克多，維克多也不惜為了保住恩里克的工作選擇回國。法治與同情心都是美國精神，而后者是斯皮爾伯格所能想到的，在全球化語境之下，實現人類“大同”的一條關鍵途徑。最后，機場的美國警察在弗蘭克的命令下一字排開，在維克多感到絕望時，對方卻給維克多披上大衣，說“外面很冷，你用得著它”，并給他敞開大門，這也是同情心的體現。

電影的悲劇感不僅僅在于維克多與艾米莉亞最終沒有能夠成就姻緣，而是永遠地在紐約錯過了彼此，還在于在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中，維克多強烈的被遺棄的“孤兒”體驗。觀眾很容易理解維克多在機場中如魚得水的生活是一種理想化后的狀態，卻較難理解電影中展現出來的異質文化間，擁有不同國家認同的人們所達到的和諧互融結局也同樣是藝術加工后的理想化情形。維克多作為一個個體要獲取“孤兒”體驗下的身心平衡已經極為不易，任何一個國家、一種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的今日對生存的保障、對利益的維護，包括對意識形態的抉擇，更是一個復雜而沉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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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魏媛（1981—），女，河北石家莊人，碩士，河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