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兩漢之際的士人群體對于“新莽”政權的關系

蘇宇宸

【摘要】“新莽政權”作為兩漢之際的重要銜接階段，歷來備受學界的關注，研究的焦點大都聚集在王莽的“托古改制”，或者是對王莽個人的歷史評價上。王莽的“代漢”之所以能夠通過和平過渡取得成功，立下首功的當屬那些飽學儒家經典的士人群體，正是在他們的推波助瀾之下，王莽逐步被推上神壇，以“當世圣人”的形象走向權力的巔峰。同樣也是士人群體，在王莽的“改制”徹底失敗以后，重新審視被他們嫌棄的漢王朝，最終在“新莽”政權的廢墟上“復興漢室”。

【關鍵詞】士人群體;新莽政權;托古改制

一、王莽與士人相互利用時期

1、王莽對于儒學的支持

王莽身為西漢后期儒家的領袖人物，特別是以外戚權臣的身份輔政，在他統治期間，采取措施來促進儒學的發展。元始三年王莽下令：在太學受業的士人子弟不再受名額限制，擴大博士出身的選官人數。并且在同年奏立學官，成就中國歷史上首次普遍推行成體系、建制的教育制度，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嚴整的儒學教育體系，這對于儒家教育普及和儒學精神推廣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完善太學的相關建制，確立古文經為官學，招募天下博學士人，并提供非常便利的食宿與交通保障。不管是否在實際上促進儒學的發展，這種提高儒學社會地位的作為，也是為士人群體所感念的。

最重要的是提升儒學的價值，對此王莽也是不遺余力的，新莽時期的儒學完全做到在政治運作上成為支配一切基礎，儒家理論在政治活動中發揮主導作用，并且不考慮其可行性。王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王莽將儒學運用于政治實踐的另一表現，就是讓士人群體參與政治活動。

2、士人對于王莽的“歌功頌德”

“先秦之世，仁人志士，以其時之社會組織為不完善，而思改正者甚多……此等見解，旁薄郁積，匯為洪流，至漢而其勢尤盛……此等思想雖因種種阻礙，未之能行，然既旁薄郁積如此，終必有起行之者，則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蓋先秦以來志士仁人之公意”。新朝對于士人群體的禮遇，也得到士人群體的積極響應。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支持王莽改朝換代。

士人群體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很盡力的為其歌功頌德。這其中可能有一些人為是將其心目中的“王道”理想寄托于王莽，但是大多數人傾向于博取“功利”?！白渲镣趺Т鷿h，一世士大夫翕然歸美，故自有故。殆數百年來，師師所口授面命者，皆以抑于漢家不得伸，亦所以積怨而發憤者也……近世每稱王莽所為為社會改革，豈知王莽所為，一一皆數百年之間之經說哉”。這表明士人群體的“夢想”，既包含實現“理想社會制度”的終極夢想，也包含他們的對于事業和財富的名利追求。所以說王莽的“崇儒”行為，更多的是給予士人群體廣泛參與政治的希望。

王莽的言行確實在外觀上的與士人群體的價值觀相吻合，他站在經典的旗幟下尋求權力，一面運用“天命”來代替漢室天下，一面又借助“復古”來推行改制。居攝三年，王莽母親病逝，按禮制其應辭官，為母守孝三年?？墒谴藭r的王莽正處在取而代之的關鍵時刻，自然不會愿意辭職，于是劉歆作《功顯君喪服議》，論證王莽輔政的重大意義，接著論述漢朝復興大業需要由他完成，進而將他與漢室結成整體，一并解決王莽奪權的合法性，公開為其不為母親守喪創造理論依據，顯示其效忠王莽真實用心在于獲取功利。在此價值取向引導下，“孝”也就成為爭奪“權”的犧牲品。

二、王莽與士人群體的“分道揚鑣”

1、“改制”過程中的價值觀分歧

王莽的“王田”制與儒家理想土地制度并不完全符合。由“公田”和“私田”共同構成的“井田”制，在“王田”制下全部變成“公田”。王莽事實上并不想恢復上古時代的井田制，也不可能禁止土地私有，他只是想利用“王田”制度來收繳全國土地，達到抑制土地兼并的目的，并且將其中部分土地給予那些失地的農民，暫時緩和社會矛盾，從而能夠穩定剛建立的“新朝”?！巴跆铩敝撇粌H同士人“復古”追求不一致，而且是根本違背客觀現實，既觸犯地主豪強的利益，最終也失去民眾的信任。

王莽的五均賒貸與西漢時期的均輸與平準法十分相像。平準與均輸法雖然存在弊病，卻可以讓朝廷達到增加收入和平抑物價的功效，王莽對此項政策的繼承發展，目的在于增強對國家經濟的控制力。至于“六筦”政策，也在西漢時期推行過，王莽和他的支持者雖然為“六筦”政策找到理論支持，但是“六筦”政策是為士人們所批判的?！胞}鐵會議中，士人群體極力攻擊鹽鐵專賣，稱鹽鐵專賣是民生疾苦的根源，提出罷鹽鐵、酒榷、均輸等官營事業”?？磥硗趺Т隧椪?，也與士人理想背道而馳。

王莽的民族政策，也不符合儒家推崇的“去武行文，廢力尚德”，對外侵略加劇只會本已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在民族問題上的驕狂與浮夸言行，只會與士人群體的“理想的”漸行漸遠?！巴泄鸥闹啤辈粌H依靠嚴刑峻法來強制推行，同時增置司法機構，還制定新的罪名與刑罰，顯然不符合儒家的“仁政”治國理念。

王莽十分熱衷于繁瑣無用的名字改易，可是對于官員最關心的俸祿保障幾乎漠不關心?！啊吨芏Y》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將官僚的信封與地方財政收入相聯系，必然為官員貪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王莽既無法滿足在野士人的為官需求，也無法滿足執政士人的俸祿需求?！肮迸c“理想”的追求雙缺失，加快士人群體與王莽的決裂。

2、士人群體的“懷舊”情結

王莽“托古改制”與士人群體的“理想”格格不入，不能提供士人對于功利的追求，同時導致社會陷入混亂，人們十分期盼天下太平。劉秀以“復興漢室”的名義起兵，并且標榜自己的“崇儒”，以此吸引士人群體投入反抗王莽統治的隊伍之中，“人心思漢”的思想逐漸興起。正如趙翼所講“漢自高、惠以后，賢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被于人者深即元、成、哀三帝稍劣，亦絕無虐民之政……故雖時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則思漢之心益堅”。足見“復興漢室”又成主流思想。

“托古改制”的慘痛失敗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一方面是士人群體不能接受和容忍改革的失敗;另一方面是王莽的“篡漢”舉動徹底粉碎他們的精神信仰。士人群體無法支配自己的前途，親眼見證王莽政權內部的血雨腥風，特別是在改革失敗后產生的社會對立，使其感到無比的困惑。

王莽“托古改制”的出臺，使得全社會幾乎無視漢家制度的合理方面，但是這種近乎于癡人說夢的理想社會，與王莽政權一起被堙沒與歷史的長河中?！巴泄鸥闹啤蓖ㄟ^歷史的實踐證明是無法實行的。如同陳啟云所言“王莽取代漢室，是改制思潮的極致;王莽的失敗，是改制理想的破滅”。在“復興漢室”輿論趨勢下，士人群體重新對“漢家制度”的進行理性思考。人心思漢的思潮為東漢的建立做出貢獻，這不僅是對漢代“儒法并重”體制的認同，也是對漢王朝的情感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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