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重要意義的政治學分析

林志友　孫炳炎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中，漸次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從政治學的視角來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牢公民政治認同的社會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推動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全面從嚴治黨提升黨的政治公信力?！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思想勾繪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未來圖景。

關鍵詞：“四個全面”；政治認同；國家治理現代化；政治發展；公信力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實踐中，漸次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八膫€全面”戰略布局思想形成后，國內學界立即形成了研究熱潮，就“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的基本內涵、邏輯關系、哲學基礎和重大意義進行了充分的學術探討，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與此同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也引起了土耳其的尤科賽爾·戈邁茲、印度尼西亞的烏瑪爾·朱沃諾、英國的羅思義、德國的克里斯坦·德瑞格爾等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傮w來看，國內外學者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的研究成果雖然較多，但研究視角尚需拓展，比如從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等視域的研究成果還不多見。因此，本文試圖在學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政治學的視角來深入解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思想的重要意義。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牢公民政治認同的社會基礎

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這表明政治活動是人類社會一種無可回避的基本活動方式。人作為天生的“政治人”，身處一定的政治體系之中，必然會對政治體系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產生一定的反映。這種反映表現為認可抑或是排斥，而對所處政治體系的認可就是政治認同。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政治認同被界定為：“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它與人們的心理活動有密切的關系。人們在一定社會中生活，總要在一定的社會聯系中確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黨的黨員、某一階級的成員、某一政治過程的參與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覺地以組織及過程的要求來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這種現象就是政治認同”。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政治認同源于人們需求的滿足。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從低到高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在此基礎上，我國有學者提出政治認同也是有層次的，其邏輯順序應該是：“從利益認同到制度認同再到價值認同，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其中，利益認同是政治認同邏輯的起點，制度認同是政治認同的關鍵，價值認同是政治認同的核心”。筆者對此持同樣的看法，認同主體的利益實現程度是其對國家政治系統認同的基礎。在我國，政治認同的主體是人民大眾，認同的客體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政治系統。就一般意義上而言，民眾對黨的政治統治的認同度始終與民眾的利益訴求滿足程度成正比關系。這也符合人性的一般特征，正如康德所言：“人，一般說來，每個有理性的東西，都自在地作為目的而實存著，他不單純是這個或那個意志所隨意使用的工具”。任何政黨或政府要實現穩固的政治統治，都必須最大程度地實現好、維護好民眾的利益。民眾只有從現存政治體系中獲得一定的利益，才會在此基礎上對該政治體系產生制度和價值認同?？梢?，檢驗民眾政治認同的基礎性指標是利益認同，而這一認同與權力主體的政治績效密切相關。對于普通民眾而言，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績效就是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文化先進、社會和諧、生態良好。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呈現加速發展態勢。一方面，通過市場經濟手段使得社會財富快速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為民眾的政治認同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社會劇烈轉型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認同困境。其誘因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會弱化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績效認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們并沒有公平地享受改革發展的成果，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13年最受關注的社會問題前五位中，貧富分化問題關注度首次升至第一位，關注率達到38.6%”。二是民眾對權力主體執政績效的期望值在不斷提高。民眾最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得到滿足后，發展性需求就提上了議事日程，要求政府在教育平等、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有更大的作為。如果權力主體不能及時滿足公眾的這方面需求，同樣會對政治認同造成不利影響。三是轉型期部分被邊緣化的群體心理失衡，產生負面的社會情緒，也對公民政治認同造成沖擊。

對于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的社會劇烈轉型期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中國共產黨是有著清醒認識的，黨和國家重大戰略目標的制定、體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調整都是圍繞著解決這些發展中形成的問題而展開的。1997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針對我國實現的小康社會存在著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狀況，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2012年黨的“十八大”又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使我們的戰略目標更加明確，時間更加具體，針對性更加明顯。概而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為了滿足十幾億中國人民各方面的需求而提出的。正如習近平所說的那樣：“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p>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方面面，這一目標的實現將能滿足人們全面發展的多元化、多樣性的需求，無論從利益認同層面，還是從制度認同以及價值認同層面，都打牢了公民政治認同的社會基礎。

二、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動力

在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的提出意味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將會成為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理論和實踐領域的聚焦點，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建設開始進入由注重物質層面現代化向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現代化并重階段，“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際上是將政治現代化和制度現代化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對于社會進步和政治文明發展而言，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世界任何國家都會經歷由傳統走向現代的發展過程，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國家的現代化都遵循同一模式，而會呈現出多樣性和差異性態勢，國家治理現代化也不例外。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模式必須立足于中國獨特的國情，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跨越轉型。中國社會制度的跨越式發展，決定了中國國家治理的跨越式轉型，長期的傳統社會所形成的非現代化治理方式和治理體系，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而言，是沉重的歷史包袱，使得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漸進發展，而必須走跨越轉型之路。二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治理主體是國家和政府，治理路徑是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的，而市場經濟時代的國家治理主體是多元的，治理路徑是多向度的。三是非均衡發展。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現代化步伐不斷加快，但也伴隨著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與社會發展、行業發展不平衡現象，這種非均衡發展格局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將會導致社會的裂變，這是中國國家治理必須應對的。

以歷史的、世界的視野看，國家治理經歷了由統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發展過程，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中國國家治理也不可避免地要融入這一歷史進程之中。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特殊性也決定了中國國家治理轉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獨特的中國意涵”。美國學者亨廷頓通過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轉型的研究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現代性產生穩定，而現代化導致不穩定?！闭厥加?978年的中國改革將中國推向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的發展軌道，快速轉型過程中所造成的階層分化、發展失衡、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手段單一等問題，都可能導致政治、經濟、社會的不穩定，都是重構國家治理體系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各種社會組織在不斷成長，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在不斷提高，傳統國家治理模式與國家和社會現代化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而這些矛盾的解決絕非是某一方面和某一領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需要各個方面的改革相互協調與配合。習近平指出：“相比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相比人民群眾期待，相比當今世界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相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边@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什么要做出全面深化改革決定的直接原因。

“管理與治理兩者存在很多差異，主要體現在權威主體、權力運行向度以及兩者作用范圍不同?！惫芾淼闹黧w是國家和政府，管理的運行方式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運行；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除了國家和政府，還有三個方面的來源：一是盈利性的市場主體（如公司、企業等），二是非盈利性的社會組織（如NGO、NPO等），三是個體公民。治理的運行方式是多向度的網絡狀運行。

表面上看，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主要關涉到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事實上，它也與經濟體制、文化體制、黨建體制、生態體制改革密不可分。相比物質層面和精神文化層面的現代化而言，國家治理現代化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其外在表現形式是：“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結構網絡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術現代化”。當然，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要堅持黨的領導，充分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此，當前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是構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共治模式，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國家治理機制”。

由此看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要全面深化改革，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之所以決定這次三中全會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不是推進一個領域改革，也不是推進幾個領域改革，而是推進所有領域改革，就是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總體角度考慮的?！?/p>

三、全面依法治國助推中國政治發展

縱觀近代中國的歷史，對民主和法治的追求始終貫穿其中。對民主的追求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但并沒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推翻了專制制度，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對于法治的追求，“我國經歷了‘君主立憲、‘國民立憲、‘民主立憲和‘依法治國四個重要時期，最終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八大”以后，法治建設加速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法治中國”這一目標。在此基礎上，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專題形式研究部署如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一重大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中央全會專題研究法治建設，這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歷史上，尚屬首次，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時期的重大戰略部署和政治考量。

從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看，對法治的追求也是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之一。因為，民主是近代以來人們的基本價值追求，而實行民主政治，意味著反對專制主義，意味著以法律和制度來約束和規范權力所有者的權力行使，來保障公共權利屬于廣大民眾，這是法治的最根本邏輯。法國思想家盧梭說過：“我將選擇一個立法權屬于全體公民的國家作為我的祖國”，“凡是按法律治理的國家，不論它的政府是什么形式的政府，我都稱它為‘共和國，因為只有這樣才是按公眾的利益來治理國家，公共的事物才受到重視”。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力，防止法律被濫用和踐踏，孟德斯鳩提出建立分權與制衡的政治制度的思想，他認為：自由“只在那樣的國家的權力不被濫用的時候才存在?！袡嗔Φ娜藗兪褂脵嗔σ恢钡接鲇薪缦薜牡胤讲判葜??！仨氁詸嗔s束權力”。因此，只有法律和制度才是防止權力濫用的最有效的利器。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思想雖然發端于歐洲，但后來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這說明法治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人類政治發展史業已表明，“法令行則國治，法令馳則國亂”。進入20世紀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思想家們（如亨廷頓、阿爾蒙德、艾森斯塔特、派伊等）從政治發展規律的角度闡釋法治的價值及其要求。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主要是以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于中國政治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借鑒意義。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目標是保持政治穩定和實現政治民主，政治穩定和政治民主的關鍵是政治制度化，而政治制度化必然以法制為保障。在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通常會出現利益分化、部分公職人員貪腐、政府效率降低、法律權威下降等問題。在亨廷頓看來，解決這一問題之道在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推進政治發展，“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會引起社會上各種社會勢力的集聚化和多樣化?！粋€社會的成分越復雜，各種集團越是縱橫交錯，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就越依賴于政治制度的功效”。政治發展主要意味著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在政治制度建立起之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主要通過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設來實現，就此而言，法治發展狀況與政治發展狀況是密切相關的?！耙粋€國家的法治狀況，直接體現了該國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反映了這個國家政治生活的合理化程度、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合理化程度、權力運作的合理化程度以及政治權威產生的合理化程度?！?/p>

對于處在轉型期的當代中國而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無疑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其作用表現在：一是有助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二是有助于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性；三是有利于公民對公職人員行使公共權力的有效監督；四是有助于公民權益的有效保障；五是有利于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那樣：“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p>

四、全面從嚴治黨提升黨的政治公信力

近年來，執政黨公信力問題之所以成為國內學界討論的焦點，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展實踐所帶來的國情、黨情的新變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縱深發展、政治多極化的曲折發展所帶來的世情新變化，對于執政黨建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從一般意義上看，對執政黨政治公信力問題的認識必須置于政黨政治的框架中，因為政黨政治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民主政治形式?！八^政黨政治，就是社會公共權力由政黨執掌并且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形態，它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現形式?！?/p>

既然執政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中心地位，那么，公眾對于執政黨的政治信任就至關重要，甚至關系到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因為在現代政黨政治中，“政黨的這些作用已為人們所公認：它一端連著民眾，因為只有得到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支持，政黨才能生存和發展；另一端連著國家、政府、權力，因為只有掌握權力，或對政府的運作施加影響，政黨才有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執政黨長期執政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須與公眾之間建立良好的信任關系，進而言之，執政黨要在公眾之間享有政治公信力。這種公信力是指執政黨“所享有的公眾信任度，是黨獲得人民群眾自覺認同、自愿服從、衷心擁護的能力”。一個缺乏民眾信任的政黨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就失去了執政的根基，其執政地位很難維持長久。

概而言之，政治公信力對于執政黨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有助于增強執政合法性，從基本內涵上看，執政合法性與政治公信力是一致的；二是有助于維護執政黨的良好形象，凝聚和團結社會各階層力量；三是有助于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執政黨有公信力就意味著政黨和政府具有權威性，意味著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能力就越強。

影響執政黨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總體上看，可以劃分為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外部環境的變化對公信力的影響，諸如各種外部社會思潮的影響。內部因素主要是指國情和黨情自身的變化對公信力造成的影響。

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黨的政治公信力就是指“全國各族人民對黨的信任程度”，或者是指“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和行為為公眾信任和認可的能力，反映了民眾對黨的信任度和滿意度”。自黨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不斷獲取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信任。事實上，這種公信力無論對于黨還是對于人民群眾，都同等重要。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必須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支持，才有執政的根基；另一方面，人民群眾也只有賦予中國共產黨以充分的政治信任，才能使自己的利益訴求得到充分滿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文化多元化、經濟市場化、發展非均衡化，各種非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各種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凸顯、人民群眾社會需求層次的提高、公共權力運作失范、黨的自身建設狀況等問題的存在，都給黨的政治公信力帶來挑戰。在以上諸因素中，公共權力運作失范和黨的自身建設狀況，是影響黨的公信力的兩個最重要因素。

首先，從公共權力運作看，在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公共權力非公共使用的問題，表現為公共權力使用不公開透明、沒有按照既定的法律和制度去規范用權、用公權謀取私利等?！肮矙嗔Φ姆枪策\用必然會損害公共權力系統的公信力”，“一旦政治功能私人化，也就是說政治功能只為私利服務，統治權利就將受到質疑”。近年來，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呈現出不斷蔓延的趨勢，極大地削弱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對黨的公信力造成巨大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的高壓反腐，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而采取的重大舉措。從歷史上看，蘇共垮臺留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蘇共逐漸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致?！肮矙嗔Φ貌坏接行ПO督和制約，蘇共黨內最終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特權階層的出現磨滅了人民對黨的信任，使蘇共的公信力蕩然無存?！?/p>

其次，從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狀況看，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問題，這也對中國共產黨公信力造成一些負面影響。這些問題集中表現在：一是部分黨員干部受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較大，理想信念動搖，喪失了共產主義信仰；二是部分黨員干部喪失了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拜金主義、脫離群眾等不良作風敗壞了黨的形象，損害了黨的威信；三是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有效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四是制度建設滯后，權力缺乏監督，導致決策非民主化、非科學化；五是存在政治不誠信現象，未能有效兌現對公眾的承諾。

全面從嚴治黨是提升黨的政治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是新時期的治黨綱領。關于黨的綱領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有過論述，他認為綱領“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由此觀之，人民群眾是根據我們黨的治黨之綱和治黨之策來確定對黨的認可與信任程度。全面從嚴治黨首先意味著治黨要“全面”，要從思想、組織、作風、反腐倡廉、制度等方面抓黨建，解決精神缺‘鈣、組織渙散、作風不良、貪污腐敗、制度滯后等問題，增強民眾對黨的信任感。其次，全面從嚴治黨意味著治黨要“嚴”，從嚴就是要以最嚴格的紀律和最嚴肅的態度，來規范和矯治黨員干部的行為，樹立黨的良好形象。最后，全面從嚴治黨意味著治黨要“實”，這個“實”就是要落到實處，取得實際效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制定了正風肅紀的“八項規定”、全黨范圍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針對黨員領導干部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等，都很好地落到了實處，贏得了民眾的信任。

當下，全面從嚴治黨已經成為黨的建設新常態，它針對的是公眾最為關注的、反映最為強烈的現實問題，以民眾的信任度作為全面從嚴治黨效果的衡量標準，這對提升黨的政治公信力，維護執政合法性，維護良好的政治生態，都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責任編校：文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