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皆史料”：“六經皆史”論的近代詮釋及其意蘊

朱發建

摘要：近代許多中國史家以“六經皆史料”來詮釋中國傳統的“六經皆史”論，徹底破除“六經載道”的傳統觀念，消解儒家“六經”中所含的意識形態權威；不僅將被神化的“六經”還原為古史書，而且進一步將其看作待證而后信的“史料”，動搖其“信史”的地位。傳統“六經皆史”論的近代詮釋過程，既是對“六經”不斷“祛魅”的過程，也是傳統經學向現代史學轉化在史學觀念上的體現。

關鍵詞：六經皆史；六經皆史料；近代；詮釋；意蘊

“六經皆史”論是中國傳統學術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傲浗允贰闭撝猿蔀橐粋€重要的學術論題，在于它不僅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經書的性質、與史書的關系，還涉及如何認識中國傳統學術中“經學”與“史學”的關系、“經學”和“史學”的學術品格、學術地位的問題，因此，幾乎從儒家經學形成起，歷代眾多經學家、史學家都對此提出過自己的看法，意見分歧很大，成為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千年聚訟的重大論題。近年來，學術界對此問題有過許多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并曾引起過激烈的學術爭論。實際上，歷代學者在倡言“六經皆史”（或“五經皆史”）論時，都是在不同的語境下，出于不同目的而提出，因而具有不同的學術內涵。尤其是近代史家通過對傳統“六經皆史”論的重新詮釋，祛除“六經載道”的觀念，大倡“六經皆史料”論，這一觀念的出現，并非傳統“六經皆史”論的老調重彈，而是在新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視野下的重新闡釋，其中蘊涵著新的時代內涵及學術意蘊。

一、“夷六藝于古史”：經典意識形態權威的消解

在經學時代，“經”不是一般的權威性文獻，而是被看作記載古代“圣人之法”、“載道之言”的經典，因而，“經學”便不是一般的古典學術文化，而是一切真理的淵藪，具有絕對的思想權威。自漢武帝時代起，“六經之道”就是中國封建王朝官方認可的正統意識形態，“六經載道”也成為歷代經、史學家的共識。在經學形成的漢代，班固解釋“經”的含義時便說：“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南朝劉勰也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蓖怀鰪娬{儒家經典的權威性與神圣性，“六經”成為承載“天地之道”、“圣王之法”的不朽經典，高踞意識形態權威之位，中國傳統社會要求人們的思想、行為都以“六經之道”為準則。在經學意識形態籠罩下，中國傳統學術皆依附于經學，“文以載道”、“史以明道”，文史之學不過“羽翼經訓”，成為經學的附庸，“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是中國傳統史家考史的基本準則。而“六經皆史”論的提出，在觀念上將經、史平等看待，從而松動了“六經”高踞意識形態權威的地位，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六經皆史”之論淵源甚早，而以清代學者章學誠所倡最為著名，如何理解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及其意義，現代學者也是聚訟紛紜、歧見迭出。范文瀾在20世紀40年代就提出：章氏“六經皆史”論，“把經從神圣的地位上拉下來與史平列，這是有意義的?！焙钔鈴]指出：章學誠“大膽地把中國封建社會所崇拜的六經教條，從神圣的寶座拉下來，依據歷史觀點，作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進來處理”。皆肯定其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義。倉修良也認為：明清時期的“六經皆史”論，是“降經為史”，具有“否定獨尊儒術”的反封建意義。但后來的學者認為，如此評價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有拔高之嫌。從章學誠提出這一命題的背景看，章氏根本沒有貶低“六經”之意，更談不上要“把中國封建社會所崇拜的封建教條，從神圣的寶座上拉下來”。如史家柴德賡說：“學誠心目中不止以為六經是古代史書，而且是最高標準的史書，為后世所不能及，其精意在此。名為尊史，實則尊經”，“他的意圖不是抑經以尊史，實際還是為了尊經”。揆之史實與情理，在經學時代，經典的權威性不可動搖，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并不在于挑戰“六經”權威，至多是“尊史為經”，旨在為“史”爭得與“經”同等地位，并非要“貶經為史”，因而，有學者認為章氏“六經皆史”論實即“史皆六經”。近年臺灣學者汪榮祖明確提出：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并沒有真正動搖“六經”所承載的意識形態之“道”的權威地位，應是較切實情。

伴隨著封建政治統治的衰落，作為維系封建統治秩序的儒家經學，也面臨其意識形態地位被挑戰的命運。到民國成立，學校廢止讀經，經學從學科體制上失去合法性，其權威才受到真正的挑戰。近代經、史學家接過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進行發揮，祛除“六經”中內含的宗教圣學因素，只認“六經”為上古三代之史，章太炎提出“夷六藝于古史”的新“六經皆史”論，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觀念。

章太炎提出“六經皆史”論，無疑是受到同鄉前輩學者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的影響，他說：“百年前有個章學誠，說‘六經皆史，意思就是說六經都是歷史。這句話，真是撥云霧見青天！”但他比章學誠更進一步，力圖消解“六經載道”的觀念，祛除“六經”的神圣性，將“六經”還原為“古史”。其具體做法是：

第一，揭示“六經”的本來面目只是上古王官所記“官書”，消解“六經”的權威意識。章太炎根據《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之說，從“六經”的源流上論證了“六經”為“官書”。首先，他從“經”之得名上，說明古人稱“經”并無經典之義，“經”初為勒簡之絲線，以絲線聯綴成的簡冊即稱“經”，因此，“所謂經書只是一種線裝書罷了”。其次，從經書的來源上，論證儒家弟子尊崇孔子刪定的“六經”，其實皆出于周代官府中“王官”所記之官書，他說：“什么叫經？本來只是官書的名目”?！傲浗怨贂北臼钦聦W誠已提出的命題，但章太炎認為：章學誠以“六經”皆“官書”，不可私人撰述，尚不脫“崇圣”、“衛道”觀念，因此，章太炎指出：“鞔世有章學誠，以經皆官書，不宜以庶士擬，故深非揚雄、王通”。他進一步消解章學誠認“六經”為“官學”的意識，提出“經不悉官書，官書亦不悉稱經?！兑住?、《詩》、《書》、《禮》、《樂》、《春秋》者，本官書，又得經名”。章太炎認為“六經”出于上古王官之書，后世儒家弟子尊稱為“經”，與先秦諸子中墨家弟子尊稱的《墨經》、道家弟子尊奉的《道德經》同倫，并非傳統儒家所謂的“圣經”。

第二，從經書流變及所載內容上，論證“六經”為古史官所記的歷史，與后世“史書”無別。章太炎從經史的流變上論述道：“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睆摹傲洝彼d內容上而言，與后世《史記》《漢書》一樣，皆可當作史書看待。他說：“六經皆史這句話詳細考察起來，實在很不錯。在六經里面，《尚書》《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我們當然可以說它是史?！对娊洝反蟀攵际菫閲露?，……也可以說是史?！抖Y經》是記載古代典章制度的，在后世本是史的一部分?！稑方洝冯m是失去，想是記載樂譜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狀。只有《易經》一書，看起來像是和史沒關，但實際上卻也是史?！洞呵铩肥秋@明的史，《易經》是蘊著史的精華。由此可見，六經無一非史，后人于史之外，別立為經，推尊過甚，更有些近于宗教?！边@樣，就撕開了從前籠罩在“六經”上的宗教神學面紗，從根本上消解了經書的神圣性，將儒家“六經”還原為“古史”的本來面目。

第三，揭示孔子的本來面目，將其還原為古史學家?！傲洝钡纳袷バ耘c孔子的“圣人”身份相關聯。晚清今文經學講孔子改制，以孔子為政治家，認為“六經”是孔子為“明道救世”目的而假托古人而“作”，故“六經”中所載的上古史事都是“茫昧無稽”；古文經學則視“六經”為周公之“舊典”，孔子只是刪定“六經”，“述而不作”，“六經”都是古代史事的記錄。章太炎尊信古文經學，正以“古史”看待儒家“六經”。他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言，推定孔子刪定“六經”決非憑空臆造，只能“因當官之文”，依據史官所記舊籍刪訂而成，決非孔子“制作”六經，反對神化孔子刪定的“六經”。他說：“六籍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春秋》多太史中秘書?！彼麑憽恶g皮錫瑞三書》，專攻“孔子作《易》”、“孔子制《禮》”之論，駁斥了“六經”是孔子為后王“制法”的觀念，認為“六經”即是上古史書，“經外并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人的經。古代撰他當代的史，豈是為漢朝，所說治國的法度，也只是當時現用，并不說后世必定用得著”。由此，他得出結論：“仲尼，古良史也”。

“六經”既然皆為古史，所以當作史書看待，治經之法是從經籍中考見古代史跡，而不是尋求其中的“義理”。章太炎說：“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既為記事之書，其學惟為客觀之學?！彼?，今人治經學，就應該“把經當作古代的歷史，用以參考后世種種的變遷，于其中看明白古今變遷的中心，那么，經學家最忌的武斷、瑣屑二病，都可免除了”。因此，他對“以經術明治亂”、“以陰陽斷人事”、“以宗教蔽六藝”，借說經而言政的今文經學，斥為“夸誕”、“怪妄”，主張治經要“斷之人道，夷六藝于古史”。

“六經之道”在中國封建社會被推崇為萬古不易的絕對真理，儒家“六經”是封建政治思想、倫理道德、綱常名教等幾乎一切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神圣不可動搖。章太炎立于史家立場提出“夷六藝于古史”，祛除“六經載道”的神圣性后，將“六經”還原為古史書，并論證孔子刪定“六經”是“述而不作”，而非孔圣人創作的“言道”之書，六經所載即為上古史官所記之史，徹底消解了經典中的意識形態權威，將儒家“六經”還原為“古史”。章太炎“夷六藝于古史”論，是傳統“六經皆史”到近代“六經皆史料”論的重要過渡。

二、“六經皆史料”：經典“信史”地位的動搖

章太炎高倡“六經皆史”論的重要意義主要在于：徹底消解了“六經”的意識形態權威，將傳統經、史學者認為“載道”的六經還原為“古史”，比章學誠已大進了一步，但在史學意義上仍未能破除“六經皆信史”的觀念。他在看待“六經”的史料價值時，是確信“六經”為古代的“信史”，六經既然是上古三代的歷史記載，故后世史家應“尊信”經書中所載史事，因而，他反對近人因“輕經”而走向“疑古”的態度。他早年所作的《征信論》、《信史》諸文，主要針對康有為的“疑經”、“惑古”而發，“中年以后，古文經典篤信如故，至詆孔則絕口不談”。對自己早年非詆孔子、“妄疑圣哲”之論痛加反省，嚴斥康有為、胡適的“六經非信史”之論：“長素之為是說，本以成立孔教；胡適之為是說，則在抹殺歷史”。1935年，他在蘇州“國學講習會”講學，專門發表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的講演，還在強調要“尊信”經典所載的古史。

到新文化運動之后，受思想解放風潮所賜，新一代文史學者們徹底掙脫了經學意識的羈絆，他們不再從儒家經籍中去尋找治國理政的理論依據，也不再以“六經”所載古史為可信的史事，而是把“六經”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儒家經書成為“待證而后信”的古史研究材料，于是有“六經皆史料”的觀點出現。

“六經皆史料”論，是“五四”后一代學者對傳統“六經皆史”論的重新詮釋。與章太炎不同的是，胡適最早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解釋為“六經皆史料”。1921年，胡適在撰寫《章實齋先生年譜》時發現，前人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論理解有誤，他認為章學誠所言“六經皆史”：“其實先生的本意只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說法，便不難懂得了。先生的主張以為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價值?！宰蛹瘍刹客浦?，則先生所說‘六經皆史也，其實只是說經部中有許多史料。此種區別似甚微細，而實甚重要，故我不得不為之辨正”。胡適將章學誠“六經皆史”論詮釋為“六經皆史料”，其實并不符合章學誠的原意，當時錢玄同即提出異議：“（胡適）此說我不以為然，不但有增字解釋之失，實在和《文史通義》全書都不相合”。為胡適增補《章實齋先生年譜》的姚名達，也并不以胡適的解釋為然，曾致信何炳松討論此事，何炳松雖承認胡適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詮釋為“六經皆史料”并不符合章學誠的本意，但他站在新時代史家的立場上，贊同胡適“六經皆史料”的新說，他在回復姚名達的信函中說：“承示足下對于適之先生解釋章實齋‘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一語之未當，具徵細心。唯不佞之意則頗以適之先生之解釋為無誤。劉知幾嘗譏史遷以下，皆系整齊故事之作，難擬《春秋》。章實齋對于《史記》雖視同圓而神之專門著述，而對于班漢即視為方而智之比次事業。誠如劉氏之言，則一部二十四史，皆系整齊故事之書，即吾人所謂史料是也?！R骕《繹史》序中所言經、子、集等皆屬史材，正可與章氏此言互相發明，故適之先生之解釋，不能謂其誤會”。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章太炎的弟子中。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論，不過指出“六經”并非“載道”之書，只是古代王官所記之史，并未有“六經皆史料”的觀念，但其弟子朱希祖說：“然先師之意，以為古代史料，具于六經，六經即史，故治經必以史學治之，此實先師之所以異乎前賢者。且推先師之意，即四部書籍，亦皆可以史視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視之，與鄙意實相同也”。朱希祖也將章太炎的“六經皆史”之“史”字解釋為“史料”。

胡適、朱希祖、何炳松等人將章學誠、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論推衍為“六經皆史料”，這種解釋其實并不符合原作者的本意，只是后來者站在新史家的立場對前人觀點的一種新詮釋，其中滲進了新的時代觀念。關于這一點，1923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時說得很明確：“章實齋說‘六經皆史，這句話我原不敢贊成，但從歷史家的立腳點看，說‘六經皆史料，那便通了。既如此說，則何只六經皆史，也可以說諸子皆史、詩文集皆史、小說皆史，因為里頭一字一句都藏有極可寶貴的史料，和史部書同一價值”。周予同也指出：“在清代末年，章學誠叫出‘六經皆史的口號，確是比較前進的意識；但現在，這口號落伍了，我們現在只能說‘六經皆史料，而不能說‘六經皆史了?！放c‘史料是不同的：‘史料只是一大堆預備史家選擇的原料，而‘史卻是透過史家的意識而記錄下來的人類社會?！绷簡⒊?、周予同的說法證明：以“六經皆史料”詮釋傳統的“六經皆史”論，已成為“五四”后一代新史家的共識，且與章學誠、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論劃清了界限。

“六經皆史料”論與“六經皆史”論最大的區別，在于如何看待“六經”史料價值上的分歧，也即是將“六經”當作可靠的“信史”，還是待“證而后信”的“史料”。無論是章學誠，還是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論，都是以“六經”為信史，這與“五四”后史家的“六經皆史料”論存在重大差別；后者“六經皆史”論中的“史”指“史料”，即有待“考而后信”的歷史材料，而非不可懷疑的“信史”。章門弟子錢玄同即認為，“六經”的確只是一些史料，而非信史，“過去的學術界，是被‘宗經的思想支配的?！驗樾湃谓浀木壒?，于是認為經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實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秩缰螝v史的，什么伏羲八卦呀，什么堯舜禪讓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認為是古代的真歷史了”。并批評“現在治古史的人仍舊不脫二千年來‘考信于六藝的傳統見解。他們認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為不然。我現在且不談我的‘離經叛道非圣無法的六經論，姑且照舊說講，也不能說經是最可信任的史料。舊時說經，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雖彼此立說不同，但總不出‘受命改制、‘王道圣功這些話的范圍，沒有說到它在史料上的價值。到了近代，章學誠和章炳麟師都主張‘六經皆史，就是說孔丘作六經是修史。這話本有許多講不通的地方，現在且不論。但我們即使完全讓步，承認二章之說，我們又應該知道，這幾部歷史之信實的價值，遠在《史記》和《新唐書》之下”。因此，“我們對于六經更應當持‘置疑、‘糾謬的態度，斷不可無條件的信任它的”。由此可見，新一代學者的“六經皆史料”論與“六經皆史”論在看待“六經”是否“信史”上的觀念差異。

在看待孔子與“六經”的關系問題上，新一代學者不僅否認孔子作“六經”的說法，主張“六經”源出于古代歷史文獻資料，還進一步否定孔子與“六經”的關系。顧頡剛說：“我以為孔子只與《詩經》有關系，但也只是勸人學《詩》，并沒有自己刪《詩》，至于《易》、《書》、《禮》、《春秋》，可以說是與他沒關系，即使認有關系，也在‘用上，不在‘作上?！睆亩摿斯盼膶W家的孔子“述而不作”說，也脫出了今文經學家的孔子“作六經”之說。他從文獻記載上說：“六經自是周代通行的幾部書，《論語》上見不到一句刪述的話，到孟子，才說他作《春秋》；到《史記》，才說他贊《易》、序《書》、刪《詩》；到《尚書緯》，才說他刪《書》；到清代的今文家，才說他作《易經》、作《儀禮》?！浗灾芄f典一句話，已經給今文家推翻；‘六經皆孔子之作品一個觀念，現在也可駁倒了?！倍X玄同根本否認孔子與六經有任何關系，他說：“六經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六經底大部分固無信史的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這樣，“六經”不僅連“信史”的地位都沒有了，而成為待“證而后信”、“考而后信”的“史料”，而且與孔子無關，“六經”并非“圣人載道”之書，只是上古王官所記載的“史料”。

三、余論：意義及其局限

“六經皆史”論是中國傳統學術中的一個重要觀念，以清代中期學者章學誠所倡“六經皆史”論最為著名。當近代中國史學家重新“發現”章學誠的史學思想之后，章太炎以“六經皆史書”詮釋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目的在于消解傳統“六經皆史”論中的意識形態權威，通過“夷六藝為古史”，將承載“圣人之道”的六經，與記載古代歷史的史書同等看待，只認“六經”所載內容為中國上古可信的歷史，從而開啟了中國近代“經學史學化”和“由經入史”轉化的新歷程。

“五四”后出現的“六經皆史料”論，是對章學誠、章太炎“六經皆史”論的更新詮釋，因而具有新的時代意義。從思想意義而言，“六經皆史料論”徹底摧毀了經書“載道”的神圣性，撕破了幾千年來籠罩在經書上的神圣面紗，使封建社會賴以維持的意識形態威信掃地，具有反封建的思想意義。關于此點，時人論述已多，此不贅述。從學術意義而言，與章太炎等前輩學者不同的是，“五四”后一代學者胡適、錢玄同、顧頡剛、朱希祖、何炳松等史家，進一步否定“六經”的“信史”價值，“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證據的東西”?！傲浗允妨稀闭摰奶岢?，不僅徹底消解了“六經載道”的神圣性，進一步動搖了“六經”作為“信史”的地位，把儒家經典當作待“證而后信”、“考而后信”的古史材料，而不是無可懷疑的“信史”，從而消解了經書中所載古史的權威性，經書所載“古史”轉化為古史學研究“史料”，至此，“六經皆史”論最終完成了它的現代轉型。

“五四”后出現的“六經皆史料”論，成為此后中國史學變革的理論基礎之一。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人發起的“古史辨”運動，就是要揭出“六經”所載“靠不住”的古史，他們通過對“六經”所載古史的考辨，揭示出“古史層累造成”的真相，正反映了新史家與傳統經學家對經典研究的區別，將經書作為古史研究的材料，由其考見古代歷史。顧頡剛說：“我們現在既沒有‘經書即信史的成見，所以我們要辨明古史，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彼芯俊兑捉洝?、《春秋》，“其中心思想是破壞《周易》原來的伏羲、神農的圣經地位，而恢復它原來的卜筮書的面貌；破壞《詩經》中文、武、周公的圣經地位，恢復它原來的樂歌面貌”。由此，他們否定“六經”所構造的古史系統的合法性。長期以來，人們迷信于儒家經典中記載的古史，尊信經書中構造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傳統古史系統，“考信于六藝”、“折中于夫子”，對經典中記述的古史體系深信不疑，而“古史辨”運動中，新史家以“疑古”、“辨偽”、“考信”為職志，撕開經書“萬世之至論”的神圣外衣，揭露出經典中“靠不住的上古史”，立志要“從圣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籍”。顧頡剛提出研究古史要“打破”的四個觀念，即打破經書所載的“民族一元”、“地域一統”、“神話人化”、“黃金古代”觀念，即源于此。此后，“疑古史學”風起云涌，徹底掃蕩了經學在史學界的余威，抹去了籠罩在古史上的經學神秘色彩，中國史學徹底擺脫了儒家經學意識的羈絆而走上獨立發展之途。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從“六經皆史”到“六經皆史書”、再到“六經皆史料”這一觀念的轉換過程，不僅有其積極意義，同時也對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一是過分懷疑“六經”所載古史的史料價值，助長“疑古之過”的風氣，以至于當今學者還在呼吁要走出“疑古時代”；二是隨著解構“六經載道”觀念，通過祛除經典中所載之“道”，還原“六經”作為古代史料的屬性，中國史學不再以“載道”的《春秋》為撰史標準，走向重視史實考據的“實證”史學，造成近代中國考據史學獨大之局，從而失落了章學誠“六經皆史”論倡導“史亦載道”的“史義”精神。經典“意義”的失落對近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大問題，擬另文詳論。

（責任編校：文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