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觀視角下兩個體系的相遇和互動

張博宇

[摘要]晚明時期，西歐列強與中國發生了最初的接觸。二者各自代表異構的體系，其交往的過程就是體系相互影響的過程。在經濟上，西歐民族國家體系與明朝的天下體系產生互相吸納的傾向，然而兩個體系都沒有真正瓦解對方；在政治和外交上，兩個體系之間并未產生意義重大的互動。在文化、文明認知上，晚明時期西歐的到來促使中國融入了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協助了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也讓中國完善了自身的天下觀念。秉承全球史觀，通過經濟貿易、政治外交、文化認知這三個領域的分析得出：西歐列強在晚明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中處于并行者、有限的參與者的地位，沒有從根本上撼動中國的傳統天下體系。

[關鍵詞]全球史觀視角；晚明時期；西歐民族國家體系；明朝天下體系；對外關系

[中圖分類號]D034 [文獻標識碼]

A

正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言，“為了理解變化了的情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全球視角”。當時，他的這番話主要針對以歐洲中心論為代表的、以西方為導向的歷史觀。這帶給我們的啟示是，無論是研究世界歷史還是分析國際關系的歷史，懷有整體性、全球性的歷史觀和思維方式都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必須對世界上的多元文明和國家懷有不帶偏見的認知，理性評價其歷史地位。

一、彼此平行的體系——1500年兩個體系的概況

公元1500年是學界在觀測世界歷史時所經常采用的一個時間節點。這個節點處于已經興起的全球化歷程之中，自此開始，世界在各地日益聯成真正意義上的整體。1500年正值大明王朝的中晚期，也是明朝所代表的傳統天下體系即將與西歐列強所代表民族國家體系相遇的前夕。在本部分，筆者將描述兩個體系在這一時間節點左右的各自概況，作為接下來分析二者互動的基礎。

（一）西歐——民族國家體系的興起

到1500年左右，歐洲逐漸步出中世紀：“歐亞大陸西端正經歷著一場空前的、徹底的變革，出現了一種充滿活力的、擴張主義的新型文明”。在思想文化上，文藝復興的浪潮使解放人性、追求今世財富等人文主義、現世主義的思潮深入人心。相應地，西歐經濟開始加速發展——人口增長到1480年時已經恢復到14世紀中葉黑死病前的水平；商業和城市興起，貨幣關系進一步發展；農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生產率不斷增長，提供了更多樣的產品。在科學技術方面，西歐各國的航海、造船、農耕、冶煉、紡織等方面的技術更加完善。出于對財富的渴望，西歐國家的商人、航海家、冒險家們在世界范圍內開始了掠奪和貿易，來到各個大陸，掠取金銀、當地產品和手工業原材料，建立殖民地并開辟傾銷商品的市場。該時期這一體系的主要架構為：

1.經濟（內核）：不斷發展的商業、城市文明；農產品、手工業制品生產的不斷發展以及相應產生的對海外市場、原材料產地的需求：原料-生產-貨幣交換-消費的經濟模式。

2.思想文化、科技（推動）：追求獲利、財富的“以盡可能多獲利為人生之至善與目的”資本主義精神：擴張主義思想：不斷提高的科技水平。

3.政治（框架）：不同的民族國家單位；對海外殖民地的擴張、統治、掠奪，以及相應形成的殖民體系。

這一民族國家體系不斷完善和鞏固，不斷向外擴張，而在16世紀最開始的時候，該體系還未與亞歐大陸另一端的明朝的體系發生實質性交匯。

（二）明朝的“天下體系”

明朝作為中華文明中的一個王朝，繼承延續了中華文明的主體內容，這其中就包括在前代已然形成并完善的“天下”體系。學界關于該體系常有另外兩種稱謂——朝貢體制和華夷秩序。筆者認為，這兩個稱謂只是各自體現了體系的一個側面——朝貢體制更側重于該體系的經濟、貿易側面，而華夷秩序更側重于該體系的政治側面。下文中，筆者將采用“天下體系”這個提法作為二者的統稱。

天下體系的中心是中央統治者，懷有傳統“天下觀”的關懷：普天之下以自身為主體，而中心的外圍分布著附屬于自己的、服膺中心權威的客體。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教授將天下體系之中（原文表述為朝貢體系）中心和外圍的關系模式描述為一個同心圓（分為中央-地方-土司-藩部-朝貢-互市六個等級），與中央的關系強度由中心向外遞減。體系中的外圍角色承擔向中心進行以臣事君的義務，而中心對這些外圍施予以上對下式的禮遇。

大明王朝，以鄭和遠航事業為代表，在前代的基礎上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天下體系與國際關系網絡。這一時期前來中國修好朝貢的，不僅國家數目多、使團規模大、次數更加頻繁，而且檔次高，常有一國之君親自率團來朝，吸納中華文明。

直到16世紀的開端，明朝對遙遠的西歐國家還知之甚少，更談不上有任何直接的交往。該時期這一體系的主要架構為：

1.文明、文化認知（內核、核心價值）：天下觀的、修齊治平的關懷；主導體系的、自我為中心的觀念；“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萬國來朝進貢仰賀圣明主，一統華夷”的世界觀；中華傳統延續的、具有超穩定性的文明。

2.經濟、貿易（基礎）：明朝內部——封建性質、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一定的資本主義萌芽。外部——朝貢貿易體制、海外貿易

3.政治、外交（框架）：明朝內部——高度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外圍——萬邦來朝、以臣事君的秩序。

該部分大致界定和描述了西歐、明朝所代表的兩個體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16世紀初期的西歐列強和明朝各自代表的體系具有截然不同的架構，而二者在當時處于并行的、沒有交匯的關系之中。歷史事實將證明，在隨后的晚明時期，兩個體系之間產生了多方面的相互碰撞，產生了諸多領域的相互影響。

在接下來的三個部分，筆者將在體系的層次上，從經濟與貿易、政治與外交、文化認知與觀念等視角，展開分析二者相遇、相互碰撞的歷史進程，也就是說，本文擬將通過分析西歐體系與明朝天下體系之間的相互消解、相互影響來論述西歐列強在明朝對外關系中的地位。

二、兩個體系的相遇和互動——經濟視角的分析

（一）西歐列強遭遇明代朝貢體系——一個歷史敘述

明朝天下體系的經濟制度支柱即是朝貢貿易制度。通過朝貢貿易制度，體系的中心和外圍在經濟上緊密地聯系到一起。

發展到明朝時期，朝貢制度已擁有了相對固定的體制：在進貢使者的規模、人數、級別上有完備的規定；在朝貢的手續、儀式、禮儀上有嚴格的限制；在貢品的定例、數量以及進貢船只數量上有詳細的規則……

當剛剛興起的西歐民族國家體系中的西歐列強向東而來時，遭遇的是明代一整套按照自身秩序運行的朝貢制度。它們選擇以參與、遵從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的方式打通了與明朝統治者的貿易往來，因而在經貿領域的一定程度上被納入了明朝的天下體系。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些國家只是在以靈活的手段利用朝貢體制，從來沒有真正成為明朝天下體系中的藩屬國：而且，在官方層面進行貿易的同時，列強的很大一部貿易額來自走私或者與澳門進行的私人貿易。

（二）面對西歐民族國家體系的明朝

與西歐列強共同東來的，是西歐民族國家體系的影響——擴張性的民族國家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解明朝天下體系的作用。這種消解作用在經濟方面首先體現為對朝貢貿易的反動，例如對中國海外貿易進行破壞和掠奪、占領中國的朝貢/藩屬國等。舉例來講，葡萄牙殖民者1511年攻占了馬六甲（滿喇加），將其變成自身殖民地，并斷絕了馬六甲到明朝的貿易航線，破壞入明朝貢的海外船舶的正常交易……盡管如此，以明朝為核心的朝貢體制只是局部受到損害整體架構依然存在并繼續發揮作用。

西歐民族國家體系對天下體系的另一個消解作用，在于對封建經濟造成影響。在晚明時期東南沿海一帶，由于西方列強與當地居民的貿易往來，這些地區的貨幣關系進一步發展；而且，由于列強對絲織品、瓷器等制品的需求，東南沿海地區民間的手工業發展，私人購置機器的生產方式以及雇傭關系得到了促進。這些都促進了晚明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起到了一定的消解明朝封建經濟的作用。然而，由于明朝的封建經濟仍然占經濟結構的主導地位，而且當時與列強之間的私人海外貿易依然依附于封建生產關系而存在（性質仍然屬于封建制度下的一種販運貿易），因此當時的明朝經濟未淪為資本主義體系的附庸。西歐的民族國家體系對明朝經濟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

三、兩個體系的相遇和互動——政治、外交視角的分析

在政治與外交領域，我們可以較容易地得出一個論點：兩個體系之間沒有產生深入的互動和影響，因此西歐列強在政治、外交方面在明朝的對外關系中沒有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

有三個主要理由可以論證該論點：

（一）明朝和西歐各自維持著自己政治體系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也并未改變自己或者對方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說，西歐列強未能將明朝變成民族國家體系政治框架之內的殖民地國家，明朝也未能將西歐列強納為天下體系中的藩屬國：雙方對彼此國家的政體也沒有造成改變。

（二）兩者之間并未同彼此建立完整意義上的近代國家外交關系。以葡萄牙為例，雖然明朝與葡萄牙的互動是近世第一次與天下體系之外的國家產生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非官方層面的，不涉及成體系的國家利益的交涉與斡旋。

（三）與日本、朝鮮等天下體系中的重要國家相比，西歐列強并未牽涉中國太多的政治資源與外交精力。如果說日本與明朝在天下體系內部爭奪宗主身份、爭取藩屬國牽涉了明朝一定的政治精力的話，相比之下，晚明時期的西歐列強除了在貿易上的摩擦之外沒有給中國造成太多政治壓力——日本不愿以夷的身份服膺華夷秩序、日本1592年入侵朝鮮引得明朝大舉馳援、中日之間關于一直存在關于爭取琉球方面的政治競爭關系……這些都為明朝帶來政治壓力；與此對比，西歐國家侵占馬六甲、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地、襲擾中國海商、進行走私貿易等行為卻未引起明朝特別嚴重的政治關切或是行動。

綜上所述，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西歐列強在晚明對外關系中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重要（至少不如日本、朝鮮、琉球等國重要），甚至無法稱得上是與明朝存在正式的國家交往。因此，無須過多強調所謂西歐殖民者對晚明朝的殖民滲透甚至壓制，明朝在外交上始終處于和西歐列強平等的地位。

四、兩個體系的相遇和互動——文化認知視角的分析

（一）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

隨著西歐與明朝兩個體系的相遇，晚明時期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為中國人帶來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天主教，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中國也得以將自身的文明成果更廣泛地傳播給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明開始在文化上融入世界，介入了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其中，來自意大利的名為利瑪竇的傳教士做出了特別大的貢獻——他在“本土化”傳教活動過程中，向明朝官員和士人紹介西方的地理學、數學、機械學、歷法學、倫理學、邏輯學等等……這些遠渡重洋而來的文化寶藏引起了一些明朝先進知識分子極大的興趣，成為了令中國人了解、接受西歐國家的最直接的媒介。中學西傳同樣也在歐洲引起了極大反響?？梢哉f，明朝時出現的這種東西文化交流，是中國走向世界的真正開端。

（二）天下觀與民族國家理念的互動

中國傳統觀念中關于社會各種單位的層次結構，即“個人-家-國-天下”的結構。與西歐把民族國家當成基本單位不同，在明朝的傳統觀念中，天下是任何人應該關注的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尺度，一個人的發展歷程應當由修身開始，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天下清明為最高道德與社會理想。

自天下體系形成以來，中國的傳統理念一直將中華的中央王朝視為體系的唯一中心，認為其最終使命在于以中心輻射整個天下，實現天下的和諧。然而在晚明時期，西歐列強的出現使明朝的天下觀念開始發生微妙的轉變。明朝認識到，自身所構想的天下體系并未包括全部的世界，眼前的西歐列強游離于體系之外，與自身之間并不屬于以臣事君、以小事大，以外圍服從中心的關系。因此，明朝逐漸開始把自身與西歐列強當成并行的行為體來看待，其民族國家觀念，大抵從此時發軔。

西歐列強與明朝相遇，在文化和理念上為明朝留下了較為重要的影響。文化的交流和理念的碰撞令晚明時期的中國逐漸意識到自身并非唯一具有優越性的文明，發現在自己構想的天下體系之外尚有其他的行為體。雖然這種開悟僅限于少部分人、沒有形成普遍的社會意識，但這畢竟是中國人初步融入世界，初具全球視角的端倪，促成了晚明時期的對外開放姿態。

五、結論

本文選取了經濟貿易、政治外交、文化認知這三個領域，通過分析西歐民族國家體系與明朝天下體系的相遇和互動以及所產生的影響，得出了關于西歐列強在晚明中國對外關系中地位的評判。

晚明時期，西歐列強與中國發生了最初的接觸。二者各自代表異構的體系，其交往的過程就是體系相互影響的過程。在經濟上，西歐民族國家體系與明朝的天下體系產生互相吸納的傾向，然而兩個體系都沒有真正瓦解對方：在政治和外交上，兩個體系之間并未產生意義重大的互動。這就是說，在政治和經濟的方面，西歐列強和明朝處于并行不悖的關系之中，而沒有出現明朝被裹挾進入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情況。在文化、文明認知上，晚明時期西歐的到來促使中國融入了文化全球化的進程，協助了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也讓中國完善了自身的天下觀念。

總而言之，西歐列強在晚明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中處于并行者、有限的參與者的地位，沒有從根本上撼動中國的傳統天下體系。世界文明是多樣的，發展道路和各自的核心關懷是多元的，不存在哪種文明主導、裹挾其他文明發展的情況，當今時代的人們應該懷著全球史觀的思維，不偏私于任何一種文明形態，以開放的心態促進各種文明之間交流、借鑒、合作、共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