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確實曾被改變

單瑩

在物質至上的當下，說出“我想改變世界”這句話多半會引來異樣的目光。精神和理想是人們羞于公開談論的話題，懂得如何帶好玩世不恭的面具并嘲諷一切，才是順應流行的處世之道。然而，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la and ALbert Museum）最近的展覽《你說你想要一場革命；1966-1970年的記錄與反叛》（You Say You Want a Revo Lution？Records and Rebels 1966-1970）似乎對此世道抱持不一樣的看法。觀眾可以通過正在展出的音樂、影像和服飾等媒介，重回那個以反叛和革命為精神圣經的六零年代，體驗切切實實發生過的改變。V&A的館長馬丁羅斯（Martin Roth）說：“過去，我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改變世界。直到現在，我依然是這樣想的?！?/p>

這次展覽的影像部分，讓觀眾與來自上個世紀的記憶碎片共處同一個空間。拉開性革命序幕的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裸體照片、呈現搖滾烏托邦最瑰麗一瞬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樂節影像、被復制和傳播無數次的披頭士（The Beattes）唱片封面《艾比之路》（Abbey Road）、成為反越戰經典視覺象征的紀實攝影《權力歸花兒》（Flower Power）……攝影師在按下快門的時刻參與了這場提供另一種生存邏輯的年輕人的革命，用鏡頭濃縮和定格了六零年代宣揚“愛與和平”的叛逆姿態。

視覺催化劑

在避孕藥開始流行之前，性對英國女性而言只是“丑陋和令人惡心的行為”，或一件悶悶不樂甚至充滿恐懼的事。六零年代的性革命讓女性終于可以享受沒有羞恥和眼淚的滿足，坦然面對肉體與性靈交織在一起的快感。如果說這段經歷了諸多曲折的歷史是一場漫長的化學反應，那么攝影師路易斯·莫雷（Lewis MorLey）所拍的克里斯汀基勒裸照便是加快反應速度的催化劑。1963年，活躍于英國政商名流圈的交際花基勒身陷普羅富莫丑聞（Profumo Affair），被媒體揭露和英國國防部長約翰·普羅富莫（John Profumo）發生不倫之戀，叉同時與蘇聯外交官有染。由于事關泄露國家機密的風險，加上英國官方試圖以謊言掩蓋丑聞未遂，桃色事件踢開了社會輿論的閘門，鬧得沸沸揚揚。

而正當事件處于風口浪尖之際，基勒走進了莫雷的攝影工作室，按照合約方的要求為一部禁止公映的影片拍攝裸體宣傳照。心思細膩的攝影師理解基勒不想把自己的裸體全盤公開，于是讓模特反坐在一張辦公椅上，打開雪白的雙腿，利用椅背的形狀和弧度遮掩其身體的敏感部位。意想不到的是，這組意欲避免火上澆油的裸照在公眾面前更顯曖昧浮夸，引發了更大范圍的傳播與爭論，就連那張辦公椅的銷量也出現了神奇暴漲。隨著丑聞事件和性的百般滋味在人們的對話中肆意蔓延，英國上流社會威信掃地，性解放的可能性被打開，談及床笫之歡的恐懼感漸漸煙消云散。

六零年代是視覺催化劑大行其道的年代。在音樂領域，攝影師伊恩·麥克米蘭（lain Macmillan）僅僅用了十分鐘便完成了披頭士《艾比之路》的專輯封面拍攝。四位英國年輕人按順序穿過艾比路口的斑馬線，其從未回頭，也絕不重復自己的視覺形象先聲音一步深入人心，在兩千萬的驚人銷量中功不可沒。在時尚界，“搖擺倫敦”的代表攝影師大衛·貝利（David Bailey）率先將時裝大片搬到街頭拍攝，讓鏡頭里的名模簡詩琳普頓（Jean Shrimpton）流露出最自然的一面，催生了A字裙的流行風潮。這次展覽所展出的紀錄片《放大》（Blow Up），其男主角托馬斯就是以貝利為原型設計的。片中還提到美國名模佩吉·莫菲特（Peggy Moffitt），“爵士攝影師”威廉克拉克斯頓（William Claxton）的妻子，1964年以一張身穿無性別泳衣、乳房外露的時尚照一炮而紅，引發了一場極其轟動的性別討論?？死怂诡D一次又一次地對著擁有戲劇性眼妝和中性Bob頭的妻子按下快門，向五零年代的優雅風時尚發起奪人眼球的挑戰，用前衛的視覺語言鼓勵更多女性大膽展露自己身體的美。

變革見證者

二戰后的美國，權大勢大的資本家們紛紛把市場從殖民地轉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企圖將每個人的自由選擇都收編到固定的生產模式里不斷復制。表面上看似持續繁榮的社會進程，卻讓許多成長自“嬰兒潮世代”的年輕人感到被束縛和壓抑。他們選擇以嬉皮士的身份認同自我，無所謂穩定的工作，也不在乎世俗的成功，主張反戰與和平，渴望平等、自由和愛。受到二零年代黑人“頹廢派”和五零年代“垮掉一代”創立亞文化的啟迪，他們反戰游行、成立公社、參與黑人民權運動，崇拜搖滾樂手，對六零年代的青年革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是最具獨立意識也最反叛的一代。

華盛頓星報攝影師伯尼波士頓（Bernie Boston）的鏡頭，便見證了嬉皮青年反越戰游行的經典瞬間。1967年，美國政府向大學征兵，為規模越來越大的越南戰爭填充兵源。為了抗議這樣的舉措，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和舊金山“挖掘者”劇團（The Diggers）組織超過十萬嬉皮士聚集到五角大樓前，宣稱要“通過念力讓五角大樓漂浮在空氣中”。更激烈反抗的游行者，在現場公開吸食大麻，焚燒征兵卡，露天做愛。照片被拍下的當天，波士頓就坐在五角大樓上，樓下的路障處便是2500名憲兵隊士兵與嬉皮青年們對峙的地方。攝影師的快門捕捉到一名18歲、穿高領毛衣的男子，他將手中的康乃馨放進士兵的步槍槍管中，希望用街頭流動戲劇的概念平息傷害，與世界重建一種“愛與和平”的聯系。

然而，那并不是一個“愛與和平”的年代，而是充斥著恨與戰爭：種族主義的恨，美國內外交患的戰爭。1969年，在六零年代的變革火焰燃燒殆盡之際，不甘被現實打敗的嬉皮奮力一搏，在紐約的伍德斯托克小鎮附近舉辦了一場“伍德斯托克音樂與藝術節”。用全景照記錄了音樂節現場的攝影師艾略特·浪迪（Elliott Landy）曾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變革，是年輕人們主動介入去改變世界。音樂是集結群眾最有力的方法。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是那一代人的‘烏托邦式宣言”。從照片上看，五十萬“愛與和平”的天使密密麻麻地擠在臺下，化身一片人海，一股力量。三天三夜里，那個時代的民謠和搖滾巨星輪番上陣，嬉皮青年們相互微笑，在雨后的泥漿中唱歌跳舞，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實踐“做愛不作戰”（Make Love Not War）的信仰。即使食物匱乏，也沒有任何暴力事件與不幸發生。

透過大量照相機見證的時代剪影，我們還可以看到變革在社會不同層面發生的進程：紀實攝影師瑪麗·艾倫·馬克（Mary Ellen Mark）拍攝的愛國者隊伍在抗議反越戰游行；《生活》雜志（LIFE）的攝影臺柱拉爾夫·克蘭（Ralph Crane）拍攝的惡魔島占領者“主張把土地還給原住民”，維護原住民的權利；工人攝影師萊斯特巴羅格（Lester Balog）拍攝的伍迪格斯（Woody Guthrie），號稱是鮑勃·迪倫（Bob Dytan）偶像的他正拿著一把吉他，上面寫著最著名的宣言：“這把吉他會殺死法西斯”（This Machine Kills Fascists）……攝影師的鏡頭既主張了六零年代人們該看什么，又被時代精神所影響，追求框住最真實的一瞬。

羅蘭巴特說：“照片擁有見證的力量，其見證的對象并非物品，而是時間”。在“你說你想要一場革命？”的展覽中，六零年代的攝影作品為變革的存在提供了無法否認的鐵證——世界確實曾被改變。圖像上定格的瞬間，包覆著天真叛逆的精神內核，成為下個世紀人們用以抵抗日常的懷舊對象。雖然到了最后，烏托邦只維持了一周，嬉皮精神不斷被主流消費文化吸納，被各種亞文化調用拆解，“嬉皮已遠去”的說法也愈發言之確鑿。但是，那個成功反抗了傳統文化，并且沒有出現任何一件品牌T恤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就發生在47年前的夏天。

（編輯：黃巍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