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森：“行動派”經濟學家

譚保羅

曼昆，是中國經濟學愛好者的“老朋友”，他曾任小布什政府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中，他引用了這樣一個故事：

美國總統里根曾是一位二流電影演員，二戰期間，拍電影賺了大錢，但他不愿意多拍，只拍完4部就要息影，去鄉下度假了，為什么？因為，拍攝超過4部電影，收入便觸及最高稅率，而戰時附加所得稅率最高為90%。

現實生活中，高稅率不但會使得藝術工作者無精打采，更會使得企業主“脫實向虛”、“棄廠上樓”，這是個常識。曼昆引用的這個故事，也從側面印證了里根當年將減稅作為改革第一策略的一個思想濫觴。

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沒有必要和美國走同樣的路，但我們也不容忽略，世界上任何制度下的經濟體，推動實體經濟復蘇的策略必然包括減稅。減稅的本質，其實就是把資源更多地留給供給側—企業和實體部門，這是繞不開的改革。

遺憾的是，經濟學家對供給側改革紛紛呼號支持，但很多人卻不約而同地對減稅問題視而不見?！罢{結構”、“高科技”、“轉型升級”，甚至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這些詞匯成為了當下經濟學界曝光最高的流行語。

不過，經濟學家韋森卻有點“與眾不同”。長期以來，他不愛說經濟學界的“流行話”，不愛說枉顧常識的“漂亮話”，而只說對改革真正要緊，卻被很多人忽略的話。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行動派”。

減稅問題避不開

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一次高級別會議上，時任財政部長的樓繼偉做了主題發言。他侃侃而談，從促進貿易投資、推動改革、鼓勵創新以及提高財政可持續性等方面進行了闡述，其中也提到了中國的“減稅成績”。

但樓繼偉講演后即收到一個尖銳的問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韋森在現場直接提問：“樓部長，中國經濟增速在下行，大量企業經營這么困難，為什么政府不考慮減稅？”此言一出，舉座皆驚。

韋森對《南風窗》記者回憶說，在樓繼偉談到2015年營改增要給企業減5000億元稅的時候，他認為政府減稅暫時還缺乏足夠的依據，還不是真“減”。他提出，近兩年來，政府所定的財政收入增速目標均高于經濟增速，因而政府的稅收不是在減，而是實際上在增加。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定的GDP增速目標為7.5%，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計劃目標卻為8%。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所定的中國的GDP增速約為7%，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卻定為7.5%。這叫減稅嗎？”韋森認為，要提振實體經濟，減稅已刻不容緩，再不減，可能就晚了。

對韋森的提問，樓繼偉當時回答說，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的確快于GDP增速，但稅收增加沒有這么快。財政收入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對國企利潤上交采取特殊措施，而有關這個“特殊措施”，已向全國人大相關機構做了說明。在財政收入當中，稅收占比確實有所下降。

對這個回答，韋森并不滿意。在他看來，中國實體企業的稅負重，是每一個企業家每天都感受到的客觀事實。如果說政府已經在推動減稅，那么至少現在而言，效果還不十分明顯?！拔乙恢苯ㄗh，中國供給側改革應該把給企業減稅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其他?！表f森說。

實際上，經濟學界對減稅問題的關注度似乎一直不高。從供給側改革提出開始，中國經濟學界紛紛通過各種方式對改革進行了論證和闡釋，還有不少人提出了改革路線圖建議。但遺憾的是，很多論述都避開了減稅問題，而是把重點放在發展高科技、產業升級或者產業扶持這樣的問題上。

更為有趣的是，即便一些提到了企業稅負問題的觀點，也會在減稅二字前面，加上“結構性”三個字作為限定。而韋森認為，減稅應該是總量的，而不是“結構性”的，是要能夠落到實處的，能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的。

所謂的供給側，經濟學家可用很多讓人眼花繚亂的概念來解釋，普通人時常云里霧里。但是，大道至簡，如果做一個簡單的、并不嚴格的比方，不妨將供給側理解為“生產側”，這一側包含了企業技術提升、產品升級換代等，中國現在需要的也正是這些。

而需求側則可以比作“購買側”，“鐵、公、基”建設就是需求側，它通過政府投資的帶動，“購買”消化過剩產能。但另一方面，“鐵、公、基”也可以納入供給側的范疇，因為良好的基礎設施也是企業技術提升的條件。

在韋森看來，供給側改革的內在要求必然包括了減稅。減稅的本質是把資源留給企業、留給民間，即留給供給側，讓供給側通過理性的策略選擇和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擴大技術投資，實現技術的提升。

上個世紀，美國的里根政府曾把減稅作為以供給經濟學為基礎的政府經濟政策的第一要務，而中國的財政金融體制、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和美國有所不同，不可能照搬美國當年的策略。但換個角度看，任何經濟體制下的經濟體，一些基本的常識性問題，都是相通的，沒有例外。

不久前，韋森在北京拜訪了吳敬璉教授。他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即隨著供給側改革的不斷推進，下一步，減稅問題一定避不開。

相信改革會走下去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知識界登堂入室，有著西方經濟學背景的經濟學家，很容易成為意見領袖。和西方同行相比，他們扮演了更加多重的角色。在廟堂之上，他們影響決策；在廟堂之外，他們指點江山，撫慰公眾對于那些不合理經濟制度的情緒。

互聯網上曾一度流傳，自由市場派經濟學家“七劍下天山”，他們包括了吳敬璉、許小年、張維迎等人，而韋森被稱為其中的“日月劍”。

但在這些經濟學家中，韋森是獨一無二的。他關注的領域超越了經濟學。他是悉尼大學的經濟學博士，長期任教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是一位有著正統經濟學背景的經濟學家。但另一方面，他對中國的制度建設尤其是財稅體制改革，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為之奔走呼號，更付諸行動。

2007年，中國A股爆發了著名的“5·30事件”，起因之一是印花稅上調。長期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韋森從那時才突然意識到，稅收對于現代國家制度的變革和進步的重要性。研究制度經濟學，這是最好的切入點。于是，韋森開始關注稅收和政府預算制度的改革問題。

從2007年開始，韋森與財政學、稅法學學者一起，努力推動《預算法》修改，以及各級政府的預算公開和透明。他和李煒光、蔣洪、葉青等財稅界知名學者一道，呼吁從預算法修改上推動中國的深層次改革。近10年來，韋森多次和國家立法機關及政府部門保持溝通，還親赴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考察美國的預算管理制度，最近又實地考察了日本的國家審計制度。

2012年7月，在《預算法修正案》二審稿被放到全國人大網站上公開征求意見后，韋森牽頭并組織了近20位專家在上海召開了討論會，并向全國人大提交了他們的修正意見，并為后者所重視。2014年8月31日，新的《預算法》修正案終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并于2015年1月開始實施。在韋森看來，新的《預算法》已觸及現有體制的“天花板”，難能可貴。

在新的《預算法》修正案中，韋森組織和參與的多次專家會議的建議和其他全國學者的建議，被部分吸收進去了。韋森舉例說，預算法第一條規定了立法宗旨，原預算法中是“健全國家對預算的管理”和“強化預算的分配和監督職能”，而新預算法改成“為了規范政府收支行為，強化預算約束，加強對預算的管理和監督”。

文字的變化，實際上意味著立法宗旨變了，這是一個重大進步。此外，在預算透明度、預算編制、預算調整、央行國庫的資金管理體制等方面，學者的意見也被部分被采納了。

長期以來，國家預算制度和財稅體制改革是國家最根本的改革，但它的重要性卻被大多數中國人忽略了。對很多經濟學家而言，這個略顯枯燥的領域，既無法吸引受眾，也無法帶來名譽，而韋森和他的朋友們卻十多年如一日地推動這個領域的進步和改革，承擔起知識分子應有的擔當。

預算是管政府的“花錢”，而稅收則是管政府如何“收錢”。在預算法修訂完成之后，觀察到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問題，韋森的注意力又開始放在財稅改革的另外一頭—稅收，這也是他對樓繼偉提出尖銳問題的緣起。

韋森說，學者和知識界的呼吁還是有效果的，高層已經越來越認識到國家預算管理制度建設、財稅改革乃至審計制度的改革對于國家的重要性。韋森說，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二十七條，明確寫下了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進步。

韋森還注意到，2015年以來，李克強總理多次將為企業減稅降費稱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李克強總理還多次強調，全面實施營改增后，“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另外，今年7月份之后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也都強調要落實各項給企業減稅降費的措施。

在今年11月2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再次要求有關部門，抓緊時間繼續完善營改增等相關政策，確保所有行業稅負都“只減不增”。李克強強調：“各部門一定要統一思想，財政收支壓力再大，也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

韋森認為，減稅應該上升為一項“國策”。政府要減稅，不妨在《政府工作報告》等相關高級文件中，寫下明確的減稅目標，降低某些稅種如增值稅的稅率，做到總量減稅，而不是“結構性減稅”。

頒獎詞

韋森不愛說經濟學界的“流行話”，不愛說枉顧常識的“漂亮話”，而只說對改革真正要緊，卻被很多人忽略的話。更重要的是，他還是個“行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