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內生結構變動與政策干預

楊明

[提要] 一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結構決定其參與國際貿易的福利水平，而比較優勢結構存在鎖定和升級兩種機制，其如何變動決定于該國的要素稟賦和技術水平等各種經濟內生因素。注重培育高級要素、實施有效產業政策能夠促進比較優勢結構的升級，提升貿易福利水平。

關鍵詞：比較優勢；內生性；政策干預

基金項目：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基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天津市制造業價值鏈升級研究”（編號：TJYY13-050）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1月17日

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一國可以出口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參與到國際貿易之中，但從出口結構分析，發展中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一般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獲得的貿易福利偏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要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促進比較優勢結構升級，提高出口價值鏈水平是至關重要的。本文首先分析比較優勢鎖定與升級的兩種機制，然后對比較優勢的形成進行內生性研究，最后分析政策干預在促進比較優勢結構升級中所起的積極作用。

一、比較優勢結構鎖定與升級的兩種機制

關于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結構的穩定性與可變性問題存在比較優勢鎖定和升級兩種不同機制，對此相關研究給予了充分關注。鎖定機制認為若一國按照初始比較優勢進行對外貿易，將使自身的比較優勢結構鎖定在初始水平。由于決定比較優勢形成的因素很多，諸多研究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邏輯分析。在供給方面，影響比較優勢結構的主要包括要素稟賦結構和技術水平。要素稟賦結構主要體現于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在內的資本、勞動和資源的比重，而技術主要來源于技術創新、邊干邊學以及技術外溢。根據要素稟賦理論，發展中國家在資源、勞動以及低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具有比較優勢，而在資本、高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具有比較劣勢，當參與國際貿易時，比較優勢產品出口，比較劣勢產品進口，必然引起國內生產要素從比較劣勢產業進一步向比較優勢產業流動，從而更加強化原有的比較優勢結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彌補資本稀缺，調整要素稟賦結構的手段，但是外商投資企業是基于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要素稟賦和技術條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為目的的，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趨向是資源、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術產品的生產，這樣就會造成發展中國家因為低端部門進一步獲得更多投資而得到更快的擴張，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資本稟賦差距反而越拉越大，初始比較優勢結構得到強化。從技術角度分析，亞瑟（Arthur，1989）認為技術創新一定時期內將使產品生產存在報酬遞增和自增強機制，一國現有的技術條件對選擇技術創新的方向具有鎖定效應，從而會導致落后國家的技術停滯，阻礙落后國家比較優勢產品結構的升級；楊格（Young，1991）則從邊干邊學進行了分析，認為一國的靜態比較優勢決定了其長期貿易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由于落后國家只在邊干邊學機會有限的產業擁有比較優勢，因此貿易開放會減慢落后國家的學習速度，提高先進國家的學習速度，從而使先進國家與落后國家經濟增長的差距越拉越大；斯托基（Stokey，1991）從技術外溢角度也談到了鎖定效應的發生，認為如果技術外溢限于國家范圍內，則一國的貿易開放對國內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取決于初始比較優勢。由技術多少所決定的初始比較優勢使落后國家在技術密集度低的產品上得到分工，技術外溢較少，初始比較優勢得以強化。

綜合技術水平對比較優勢結構的決定，尹翔碩（2002）認為由于技術越是先進的國家，其相對優勢越是在技術密集的產業，因此利用比較優勢與推動技術進步就越不矛盾；而技術越是落后的國家，其相對優勢越是在勞動密集或資源密集的產業，因此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與推動技術進步也就越矛盾。除了從供給方面分析之外，部分文獻從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等角度進行了分析，指出比較優勢固化的可能。尹翔碩（2002）等從理論上解釋了貿易條件惡化導致南北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當少數發展中國家利用現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時，它們能夠獲得較多的比較利益，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國際市場，貿易條件就會持續惡化，導致“合成謬誤”，發展中國家同時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會惡化競爭環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而貿易條件的惡化會帶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化增長，從而與發達國家貧富差距不僅沒有減小，反而越來越大，更為強化原有的比較優勢結構。郭克莎（2003）等也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生產分工一旦形成，會產生鎖定效應，低端產品和高端產品附加值差異造成貿易利益差異，使發展中國家長期陷入低附加價值的國際分工環節，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福利日益擴大。

升級機制認為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貿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使自身的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理論上這種發揮有助于豐富要素邊際產出率的提高，提高技術水平，增加稀缺要素積累，為高端產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經濟條件，從而使自身的比較優勢結構得到升級。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巴拉薩（Balassa，1981）提出的階梯比較優勢論認為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而改變，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階梯。格魯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b）構造了產品創新模式，認為一旦創新成功，創新者就能夠在一定時間內壟斷新產品的生產，從而在新產品上獲得比較優勢，這樣各國的比較優勢會隨著其產品創新而發生變動。Brezis、Krugman和Tsiddon（1993）構造了一個國際競爭的“蛙跳”模型，認為后進國家相對于先進國家對舊技術的固守，容易采用新技術，隨著新技術的不斷成熟和生產經驗的不斷豐富，后進國家能實現經濟發展的“蛙跳”，反而成為先進國家。

正是對兩種機制所持觀點的不同，引發了為促進經濟發展我國應該實施何種產業升級路徑的問題爭論。林毅夫（2012）等主張落后國家應該走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升級之路，因為只有通過發揮已有比較優勢才能得到更快的積累。而很多學者則認為落后國家應該實施趕超型的產業發展戰略，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如郭克莎（2003）基于比較優勢鎖定的考慮，認為在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上趕超發達國家的戰略似乎是發展中國家擺脫不利國際分工、獲得經濟利益的出路所在；楊汝岱、姚洋（2008）也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一定程度的趕超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鄧向榮、曹紅（2016）也提出了集中國家優勢推進產業（如裝備制造業）技術研發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觀點。盡管不同學者在對兩種機制分析時，都進行了理論分析，并提供了實例，如比較優勢升級以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為典型例證，而比較優勢鎖定以部分拉美國家為例證。但上述分析都較少涉及政府在構建國家環境和產業政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為分析政府在促進比較優勢結構、出口價值鏈升級中所起的作用，需要對比較優勢的內生基礎進行研究。

二、比較優勢結構內生基礎

要使高附加值產品獲得比較優勢，關鍵在于奠定高附加值產業發展的經濟內生因素，即這些因素主要包括技術水平的提高、資本特別是人力資本的豐富等。

（一）技術水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根據內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可歸結為經濟系統中的技術創新、邊干邊學、技術外溢以及專業化分工等。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企業研發，企業研發動力在于其對技術的壟斷，獲得壟斷利潤，正是這種在一定時間內的壟斷，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在現代工業化經濟中，企業受利潤驅動而進行的有意識的商業研發是企業獲取技術進步的最主要途徑。邊干邊學是指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會積累生產經驗，對所從事生產活動的技術知識進行學習，從而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邊干邊學不同于研發投入而進行的技術創新，不需要額外的資本投入，因而是內生技術進步的來源之一。但是，邊干邊學能力的高低卻依賴于生產者的素質，人力資本水平越高，邊干邊學能力越強，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越顯著。阿羅（Kenneth J.Arrow，1962）最早提出了這種思想，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產生了很大影響。楊格（Young，1993）提出了有限邊干邊學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指出經濟增長是創新與邊干邊學共同作用的結果。技術具有不完全排他性的特點，在某些方面具有公共產品的特征，新技術一旦被發明出來，會通過多種渠道傳播和擴散，為其他生產者學習和掌握，從而提高整個社會技術的進步。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技術先進國家擁有的技術會向技術落后國家擴散。而發展中國家通過技術模仿可以促進自身的技術進步。派克和懷斯特（Pack，Westphal，1986）的一項研究表明，盡管欠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有獨創性的重大發明很少，但在這些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卻也包含了大規模的技術變化，因為生產者開始熟練掌握原本在當地經濟中并沒有的新產品和技術。對此，他們認為欠發達國家的許多技術變革主要是對外國技術的模仿和采用。對外貿易與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是發展中國家獲得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重要途徑，技術可以通過示范效應、競爭效應、關聯效應和人員培訓效應（Kokkol，1994）進行擴散。專業化分工能夠使得人們更容易在生產中進行各種技術改進和發明，并能夠更快地進行技術知識的積累，促進技術的進步和生產率的全面提高。對此，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勞動分工是技術增長的主要來源。楊小凱和博蘭（Yang，Borland，1991）在斯密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技術進步的情況。根據楊小凱分析，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每個人作為賣者對自己的產品知之很多，而作為買者對他人的生產技術知之很少。這樣，在專業化分工條件下，每個人都專注于自己的專業領域而無須花時間與精力去獲取其他專業領域的信息，這就節省了不分工時所費的重復學習費用。但在某一專業內部，由于每個人都是該領域的專家，能夠更有效地邊干邊學，從而加速知識和技術的積累。

（二）要素稟賦結構。從要素稟賦結構分析，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將形成不同的產業結構。從物質資本和勞動稟賦結構分析，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情況下，排除要素密度逆轉的可能，要素市場資源得到自由配置，而且資本和勞動可以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則商品的產出偏向于密集使用的要素。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通過投資形成的，表現為勞動者的質量或其技術知識、工作能力的資本。人力資本概念被引入國際貿易領域后，豐富了要素稟賦理論的內容，成為分析比較優勢來源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科技創新能力在競爭中的重要性提高和知識密集型產業興起，人力資本對比較優勢與經濟結構變遷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在目前和未來的國際間產業競爭中，人力資本的質量和數量起著核心作用?？萍紕撔滦徒洕鷷r代的來臨，使實物資本的重要性明顯降低，科技成果應用往往使大量的賬面資本迅速貶值，智力因素開始制約國際比較優勢演進的趨向，實現對實物資本的駕馭。有些國家通過大規模的人力資本投資，迅速改變了自身的比較優勢地位。例如，德國與美國這兩個國家工業化都晚于英國，當兩國從工場手工業轉向工業化大生產時，英國已經建立起了當時先進的紡織、機器制造、交通運輸等部門。美國和德國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注重人力資本的積累，加大人力資本的培訓力度，美國更采取了吸引人力資源到美國的措施。格羅斯曼（Grossman，1990）考察了日本經濟從1965年到1987年的變化，發現在這一期間，日本經濟同時經歷了兩個變化：一是由于人力資本迅速壯大導致國內要素稟賦構成的變化；二是生產部門向知識密集型產品的結構性轉變。與這些事實相聯系，日本在這一時期內研發活動在GDP中所占份額相對增加，日本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優勢也相應增多。格羅斯曼發現，與這一時期的開始階段相比，到這一時期的結束階段，日本的凈出口中含有更高的研發密集度。

三、促進比較優勢結構升級的政策干預

盡管出口結構內生于經濟中的各種要素，是市場機制發揮資源配置的結果，但決定產品比較優勢各種要素的積累卻受到要素基礎、產業政策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積極培育產業發展的高級要素，實施合理的產業政策能夠在促進比較優勢結構升級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培育高級要素。波特（porter，2002）的競爭優勢理論認為競爭優勢可分為低層次競爭優勢和高層次競爭優勢，為促進比較優勢的升級，國家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不斷創造高級生產要素，“具有高度專業能力的人力資源，是產業在現代化國際競爭中最重要的因素，……國家生產力升級的基石正是高競爭力的產業人才與技術發展?！备呒壱貏t需要通過長期投資，其中包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的投資才能得到，如現代交通、通信系統、高級人才、研究機構等，并且創造高級要素的機構（例如教育機構）本身也需要擁有高級的人力資源和技術。根據這一理論，政府可以通過教育和培訓積累人力資本、提供技術、金融等生產性服務業以及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為企業技術創新、進行高端產品的生產提供良好的平臺。只要在高附加值產業內存在大量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產業競爭優勢也必然形成，出口價值鏈升級得以實現。

（二）實施產業政策。雷?。≧edding，1999）的一項研究證明，國家的產業政策可以影響動態比較優勢結構。如果國家的某一產業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具有較高的邊干邊學能力，則這一產業通過邊干邊學不斷獲得生產率提高，會發生比較劣勢逆轉，成為未來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但是，如果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狀況參與對外貿易，將使得這個未來能夠成為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受到抑制，失去發揮潛在邊干邊學能力的機會。這一分析為政府提供了為推動高附加值產業發展而制定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具有較強的邊干邊學能力、附加值水平比較高，但當前其競爭優勢并不明顯，政府可以采取扶持政策使其獲得發展機會，推動該產業的發展，提高國家的出口價值鏈水平，特別是在某些高技術密集度的產業，技術投入非常巨大，一個甚至幾個企業很難具備龐大的技術研發投入和經濟實力，政府的扶持就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如我國政府對大型運輸飛機制造的介入是必要的，這一措施將為我國飛機制造業向高端化邁進提供必要的支撐。

主要參考文獻：

[1]Arthur.W.B.，“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The Economic Journal，Vol.99，No.5，1989.

[2]Young Alwyn.，“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No.5，1991.

[3]Stokey N.L.，“Human Capital，Product Quality and Grow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No.2，1991.

[4]尹翔碩.比較優勢、技術進步與收入分配——基于兩個經典定理的分析[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6.

[5]郭克莎.對中國外貿戰略與貿易政策的評論[J].國際經濟評論，2003.5.

[6]Balassa，B.A.，“A Stages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s”，in Balassa.B.A.（ed），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

[7]36.Grossman G.M.，E.Helpman，“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No.2，1991.

[8]Brezis.E.S，P.R.Krugman and D.Tsiddon.，“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3，No.5，1993.

[9]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0]楊汝岱，姚洋.有限趕超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8.8.

[11]鄧向榮，曹紅.產業升級路徑選擇：遵循抑或偏離比較優勢[J].中國工業經濟，2016.2.

[12]Arrow K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9，No.3，1962.

[13]Young Alwyn，“Invention and Bounded Learning by Do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1，No.3，1993.

[14]Pack Howard，Westphal Larry E.，“Industrial Strateg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Theory versus Realit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22，No.1，1986.

[15]Kokko A.，“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3，No.2，1994.43.

[16]楊小凱.當代中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7]Grossman Gene M.，“Explaining Japans Innovation and Trade：Model of Quality Competition and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Bank of Japan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Vol.8，No.2，1990.

[18]（美）邁克爾·波特.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9]Redding Stephen.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No.5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