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原因研究綜述

張萌

摘要：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背后是國共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國共關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對后來的歷史走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而，75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區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變發生的原因又是怎樣的，直到今天，依然撲朔迷離。

關鍵詞：皖南事變；國民黨；共產黨；國共合作

一、皖南事變的爆發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

第一種觀點：楊奎松認為，皖南事變的爆發，有著相當復雜的背景，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結合。

皖南事變的發生存在著某種必然性。它與國民黨堅持限制中共軍隊發展，和共產黨必欲獨立自主有很大的關系。國民黨人以正統自居，盲目自大和堅持一黨獨裁的心態，難以適應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和必欲發展壯大自身力量的政策，使得皖南事變的爆發存在著某種必然性。

但是在抗戰的特殊環境下，國民黨要想重新拾起軍事“剿共”的辦法來防止共產黨的壯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變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帶有相當的偶然性。

蔣介石作為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無法簡單的只從國民黨一黨的角度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因為一旦批準此計劃，不僅中共做出激烈反應會有礙于抗戰的全局，而且在國共日三方力量交錯牽制的情況下，此計劃未必能達到目的。

作戰計劃批準后，蔣介石的內心還是忐忑不安，他特別暗示周恩來，若不聽令將難免一戰，說：“我也不愿意內戰，不愿意自相殘殺，問題是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絕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但是共產黨并沒有遵從蔣介石的北移命令，而是選擇了南渡。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對于皖南事變的發生并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他并非想要蓄謀消滅皖南新四軍，他對軍方剿共的作戰計劃一壓再壓，就是力圖避免過早地引發大規模的武裝沖突。至于其后批準的軍方的作戰計劃，夜雨對蘇聯政策的估計和新四軍不遵從北移命令為前提的。所以皖南事變的爆發帶有極大的偶然性，蔣介石沒有處心積慮地想消滅皖南新四軍。

二、無論走哪條路線，均避免不了蔣介石的襲擊。

第二種觀點，房列曙認為：皖南新四軍不管走哪條路線，都避免不了蔣介石的襲擊。

當時，有“北線”、“東線”、“南線”三條北移路線可供葉挺、項英選擇。最終，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還是選擇了南線，而沒有遵從國民黨要求新四軍走“北線”的命令。

“曹甸戰斗”陳毅部與韓德勤部打了個平手，蔣介石為使皖南新四軍不致直接參加對韓德勤部的攻擊，遂不準我軍由鎮江北渡，只準由原地北渡或由顧祝同另予規定路線亦可。顧祝同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忽然命令新四軍改道銅陵、繁昌間渡江，即走“北線”。

所以說這兩條路線的制訂都是國民黨當局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制定的，在當時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心態下，反共已成定局。

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主要是內因

第三種觀點，胡雪艷主要強調皖南事變發生的內因。

1.新四軍軍部形成項英一人獨尊的局面。

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新四軍軍部，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后中共東南分局吏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同時成立，項英又分別擔任這兩個黨組織的書記。新四軍的黨政軍各個組織看似很健全，既有集中領導，又有分工負責。而實際上，新四軍的領導權都落在項英一個人身上。

在新四軍的領導人當中，項英是唯一的政治局委員，他憑借光輝的革命經歷和顯赫的軍政職務以及熟悉游擊戰的優勢，掌握了黨政、軍、民、財、文的決定權，形成了絕對的權威。因此，在新四軍軍部的東南局，很容易形成項英一人獨尊的局面，存在著嚴重的家長制作風。

2.新四軍軍部指揮能力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葉挺作為新四軍的軍長，受過比較完整的正規軍校的訓練，但是他對游擊戰爭缺乏相應的經驗。而項英作為副軍長，具有較高的游擊戰爭素質，但是沒有正規軍團作戰的經驗。這兩個人的特點正好可以優勢互補?？墒?，他們兩個人根本談不攏，葉挺提倡克服游擊習氣，堅強部隊的正規化建設。而項英卻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樣就把我軍保持的優良傳統丟掉了。所以，新四軍軍部的指揮能力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3.新四軍軍部對黨關于新四軍向東北發展的戰略方針的理解和執行存在著重大分歧。

早在1938年，黨中央為新四軍制訂了迅速挺進敵后，獨立自主地發展游擊戰爭的東進方針。但是新四軍軍部的領導層對此方針產生了分歧，項英很推崇王明“一切強調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以各種理由繼續直流在皖南地區。他還一直不同意皖南部隊北渡，基本上不服從中央的決定，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南發展，構思了一個所謂的“三山計劃”，又稱“南進戰略”。由此可見，新四軍軍部對黨關于新四軍向東北發展的戰略方針的理解和執行是不統一的。

四、對日妥協投降不是皖南事變的重要原因

針對過去許多研究者認為對日妥協投降是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的重要原因，上海師范大學的李亮在《皖南事變研究中兩個問題的再探討》一文中指出：“對日妥協投降不是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的重要原因。首先，皖南事變發生前，德、意、日三國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趨激化，在這種有利形勢下，親英美派的蔣介石不可能對日妥協投降；其次，抗日戰爭爆發后，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嚴重威脅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要傾向是抗日；最后，從歷史發展的事實看，日本的誘降活動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p>

而對于新四軍失敗的責任問題，他認為皖南新四軍的失敗項英應負主要責任，第一，項英在執行中央北移方針上，猶豫動搖，錯誤地選擇了新四軍北移時機；第二，軍事指揮失誤，使皖南軍隊喪失了化險為夷的機會。但項英的錯誤不是全部，中共中央對皖南新四軍的失敗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首先，中共中央對形勢和時局估計存在某些失誤，影響了項英北移的決心，是造成皖南新四軍錯過北移時機的原因之一；其次，項葉不和導致皖南慘敗，中共中央負有一定責任。那項英和中共中央對皖南新四軍的失敗都負有一定責任，那究竟哪一方負主要責任呢？作者認為，正因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形勢和時局的判斷失誤并沒有直接導致皖南新四軍北移失敗，因此，皖南新四軍失敗的責任應劃分為：一方面，項英在執行中央北移方針上，猶豫動搖，錯誤地選擇了新四軍北移時機，在北移行動中又處置失當，擅自離開指揮崗位，使皖南部隊喪失了化險為夷的機會，對皖南新四軍的失敗負主要責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對局勢估計存在著某些失誤，又未能及時解決葉、項矛盾，因而對皖南新四軍的失敗也負有一定責任。

皖南事變是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推行反動政策的必然結果，皖南事變之所以發生是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國共矛盾長期演化的深層次背景，又有黃橋戰役、曹甸戰役對蔣介石、顧祝同的刺激。既有國際形勢急劇變化，美英遠東政策發生轉變，中蘇關系趨于淡化，膨脹了蔣介石的反共決心的因素，又與皖南和華中地區國民黨有較強的軍事實力存在，更與日益壯大的人民武裝力量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極度恐慌和仇恨等因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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