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的“一帶一路”

華濤

摘 要 歷史上的絲綢之路連接著東方的中國與中國以西的國家和地區。隨著伊斯蘭文明的興起，阿拉伯—波斯人，以及在穆斯林政權統治下的各地人民，在絲綢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阿拉伯—波斯文古籍和中文古籍對于研究絲綢之路的歷史，起著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 絲綢之路 中國古籍 阿拉伯—波斯文古籍

分類號 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11.004

Abstract The Silk Road is a historical link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nd peoples to the west of China. With the rise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the Arabs， Persians， and the peoples under the rule of the Muslim pow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ilk Road. The medieval Arabic-Persian sources and the medieval Chinese sources are important in researching the history of Silk Road.

Keywords Silk Road. Medieval Chinese sources. Medieval Arabic-Persian sources.

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稱之為“張騫鑿空”。司馬遷記載說，“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后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西使，“騫既至烏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豹M義的“西域”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新疆，即天山南北及其以西一些地方，而廣義的“西域”則泛指河西四郡最西端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廣大的地域。雖然指代古代和中世紀東西方各國各地區之間人員交流、物產交換、知識傳布通道的“絲綢之路”很早就存在于所謂的舊大陸上（亞、歐、以及北部非洲），但是作為“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東方起點“中國”與中國以西各地區的正式交往，開始于公元前138年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自從張騫鑿空，不僅歐亞大陸最東邊的中國人與西域各地有了人員往來，而且相互開始有了比較直接的了解，也有了物品的東西流動。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絲綢之路”正式開通。東西文獻都有不少關于偉大的“絲綢之路”的記載。本文介紹和分析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兩個方面關于“絲綢之路”的記載。

1 唐代陸海絲綢之路的繁榮和相關中文古籍

敦煌323窟是敦煌比較著名的壁畫洞窟之一，“張騫出使西域圖”是其中的一幅。這個洞窟的壁畫曾經被美國人華爾納剝離了一些，幸運的是張騫出使西域圖沒有受到大的損害，讓這幅“研究絲綢之路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極為珍貴的形象資料”保留了下來。敦煌研究院的介紹[1]說：北壁的《張騫出使西域》，講述的是霍去病在攻打匈奴勝利后獲得了兩個“祭天金人”，于是漢武帝建造了“甘泉宮”供奉這兩個“祭天金人”。雖然每日帶領群臣焚香禮拜，但不知金人的名號，故而派張騫赴西域問金人名號。畫面中漢武帝騎在馬上，群臣持傘蓋相隨與張騫告別，張騫一行人馬穿山越嶺，長途跋涉已近大夏國，遠處城垣在望，城內寺塔林立，城外已有比丘出城迎接。

這幅圖“雖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說”，但可以讓我們看到唐代人對張騫“鑿空”的理解。不過我這里要問的是，為什么初唐的壁畫將張騫出使西域與佛教掛上鉤？

將“金人”與佛教掛上鉤開始于北齊《魏書·釋老志》[2]。從目前存世的古籍看，魏晉和唐代前期最集中的“絲綢之路”活動是中印之間與佛教相關的交流，敦煌壁畫中的傳說虛構大概與此有關。今天存世的多部典籍反映了這些與佛教傳布相關的交通，除了最著名的玄奘《大唐西域記》外，還有義凈（635—713年）《西域南海寄歸內法傳》、慧超（新羅人，唐前期）《往五天竺國傳》以及《悟空入竺記》等等。研究者認為，如果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相比，隋唐時代中西僧人的往來有兩個特點：一是西域高僧東來翻經者漸希，而中土高僧赴印度求法者激增，如唐代見于記載的外國譯經師約三十四五人（其中印度約二十人），中國赴印度求法的高僧多達六十。二是唐代求法高僧大多走海路前往印度，在赴印度的大約六十人中有三十多人走的是海路，說明唐代海上交通已經相當發達[3]247?？梢?，絲綢之路在張騫的時代主要是走陸路，但隨著人類對海洋了解的加深，對海洋駕馭能力的增強，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步發達起來?？梢哉f，唐代是“一帶一路”或者“陸?！苯z綢之路全面繁榮的時代。當然，海上絲綢之路全面超越陸上絲綢之路，那還要到宋代。

中國古籍中有一些關于古人親身經歷“陸?！眱陕返挠涊d。比較早的是東晉法顯（334—420年）和他的《佛國記》。到唐代，和法顯一樣從陸路西行，再由海路而歸的是高僧義凈。當然反映唐代陸海絲綢之路繁榮的不僅有高僧們留下的親身行紀，還有政府官員的史書記載。賈耽（730—805年）《邊州入四夷道里記》就是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新唐書·地理志》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羈縻州）中記載：

唐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與中國通者甚眾，若將臣之所征討，敕使之所慰賜，宜有以記其所從出。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纔十數國。其后貞元宰相賈耽考方域道里之數最詳，從邊州入四夷，通譯于鴻臚者，莫不畢紀。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概舉其目。州、縣有名而前所不錄者，或夷狄所自名云。

賈耽是唐朝貞元年間（785—805年）的宰相，根據《新唐書》記載，賈耽當時不僅列出了唐朝通往四面八方的七條主要大道的名稱和大方向，而且還詳細說明了各條大道沿途的主要城池關隘、河流山川，并且提到了七條大道之外很多其他道路，充分展現了漢文化世界與四方交通的知識，其中《新唐書·地理志》對第七條大道“廣州通海夷道”的詳細情況作了詳細說明：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其北岸則箇羅國。箇羅西則哥谷羅國。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余小國，至婆羅門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國。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國，其國有彌蘭大【太】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昆國來，西流至提國北，入于海。又自提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余，至提羅盧和國，一曰羅和異國，國人于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鎭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余，至拔離謌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

賈耽能夠在《邊州入四夷道里記》比較詳細描寫了中國通往西亞的海路，自然得益于唐與西亞的交通，而這些交通中，除了使者、商旅等，一個名叫杜環的戰俘也以自己的《經行記》做出了重大貢獻。杜環的詳細情況不清楚，但是唐朝著名史學家、宰相杜佑（735-812年）在《通典》（卷191“邊防七”）中提到了杜環，說：“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751年）至西海，寶應初（代宗李豫，762—763年），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庇纱丝梢?，杜環參加了絲綢之路歷史上著名的怛羅斯①之戰，被俘往西亞阿拉伯，后從那里脫身，乘商人船舶返回東土大唐。此外，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邊防九“大食”條引用了杜環《經行記》[3]311-319中有關當地風土人情的記載。

杜環《經行記》云，【大食】一名亞俱羅①。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系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甭释练A化，從之如流。法惟從寬，葬惟從儉，郛郭之內，鄽闬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具，滿于市肆。駝馬驢騾，充于街巷?？淌蹫楸R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缽，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面，不異中華。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余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匝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菶，一名葜蘆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于西海焉。

怛邏斯之戰是唐與大食的唯一戰事，后果之一是大食將俘虜的唐人帶回，而這些俘虜則將自己掌握的技術和知識帶到阿拉伯、波斯。杜環《經行記》記載了“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呂禮”。歷史是復雜的！一個戰爭和沖突會帶來災難，也會促成有益的知識交流。我們在古籍中讀到不少這樣的絲綢之路歷史。

2 伊斯蘭文明的興起和阿拉伯“翻譯運動”

杜環的記載最有意思、最生動的內容或許是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日常生活的介紹，如穆斯林每日的五次禮拜、禮拜的清真寺、禮拜中講經的內容、穆斯林的習俗等等。

伊斯蘭教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紀初創立的，是世界三大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之一。雖然穆罕默德開始傳播信仰時并不順利，但在632年他去世時，伊斯蘭教已經得到阿拉伯半島大多數人的信奉。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政權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巨大發展，有很多深刻的原因，但就文化而言，這個征服了亞非歐廣大地域的大帝國，不是摧毀各地的文化，而是接觸、吸收并消化成自己的文化。這種接觸、吸收、消化依靠的是自己的文化自覺[4]。而這個吸收和消化的最重要行動是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翻譯運動”。

其實在多民族、多語言的中東地區，甚至在整個絲綢之路上，語言翻譯從來就必不可少。例如佛教東傳中土，佛經的翻譯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大事。在中東，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和波斯薩珊王朝統治者都曾開展過翻譯運動。阿拉伯人征服廣大地區后，很多當地民眾不會說阿拉伯語，政府管理和日常生活都需要翻譯。但是到阿巴斯王朝取代伍麥葉王朝后，翻譯的政治內涵越來越大。阿拉伯統治者不僅需要在理論上說明伊斯蘭教在人類歷史秩序上的位置，而且要向世界表現出伊斯蘭對人類文明的繼承，證明西歐的墮落和東拜占庭的無知。所以從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發曼蘇爾（754-775年）開始，政府公開鼓勵、資助、組織系統的翻譯，阿拉伯社會教內教外也積極回應。從敘利亞語并通過敘利亞語從希臘語，從中古波斯語（巴列維語）、從梵語等等，用阿拉伯文翻譯了大量的希臘羅馬、波斯、印度著述，包括哲學、邏輯學、數學、天文學、醫學等等②。參與其中的不僅有阿拉伯人，也有其他民族的人；不僅有穆斯林學者，也有非穆斯林的學者。

這個持續了兩百年的“翻譯運動”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是絲綢之路上光輝的一頁，伊斯蘭文明不僅由此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豐富多彩的文明之一，而且將那個時代歐洲人不屑一顧的古希臘羅馬文明，通過翻譯保存在阿拉伯語文著述中，稍后還保存在新波斯語文的著述中③。這些文獻在幾百年后是歐洲人重新找回失落的文明，開展“文藝復興”成為現代西方文明的重要資源。

中文典籍中賈耽提到的“大食國”“茂門王”和杜環談到的“號暮門”的“大食王”，便是阿巴斯王朝第七任哈里發馬蒙（813—833年）①。這位哈里發是支持“翻譯運動”最重要的阿拉伯君主之一[4]362。830年馬蒙在巴格達建立了一個集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于一體的機構，即著名的“智慧館”（Bayt al-Hikmah），推動翻譯工作。雖然馬蒙之后，這個“智慧館”的重要性大減，但是此后建立“科學館”（Dār al-`Ilm，一種類似圖書館的藏書、學習場所）成為伊斯蘭社會官私各界、教內教外的風尚。再后來，這種風尚結合進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madrasai）。今天，我們在“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古老清真寺的圖書館中還可以看到許多珍貴的古籍。

這里用一個具體的與典籍相關的事例說明阿拉伯“翻譯運動”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意義。今天我們看地圖，或者繪制地圖，都會使用經緯度，每個地點都有經緯度數據。這樣的制圖法可以追溯到西元初古希臘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地圖學家、數學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約90-168年）繪制的世界地圖[5]。在此地圖的極東地區，北部有“塞里絲”，南部有“秦/支那”。一般認為“塞里絲”是與“絲”相關的一個詞，是經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到西方的，而“秦/支那”應該是通過印度傳到西方的與“秦”、“秦人”相關的知識。這一反映絲綢之路知識傳布的托勒密著作《地理學》和托勒密地圖，以及按經緯度進行的制圖法，在歐洲進入神學取代科學的黑暗的中世紀以后，逐漸被歐洲人忽略甚至遺忘了。然而令人慶幸的是，托勒密的著作和他按照經緯度繪制的地圖被阿拉伯人翻譯成阿拉伯文而保存了下來（參見《伊斯蘭百科全書》“托勒密”詞條記載），并且影響了阿拉伯—波斯學者對地球的了解和地圖的繪制（如花拉子密的書和伊德里希世界地圖）。

總之，西元八世紀以后，隨著伊斯蘭文明的繁榮，亞歐大陸出現了兩個交相輝映的文明體，即東亞的中華文明和西亞的伊斯蘭文明。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一樣，都產生了大量的古籍文獻。這些阿拉伯—波斯古籍文獻從西亞北非的視角，記載了人類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而此時，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瓦解后，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不僅軍事政治、人文科學一落千丈，而且忘卻了自己的先人在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化成就。也就是說，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前，甚至到1500年之前，除了中文，阿拉伯—波斯語文古籍是關于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古籍文獻群。

3 阿拉伯—波斯古籍中的“一帶一路”

3.1 阿拉伯—波斯游記文獻中的中國知識

中國著名學者張星烺早在1930年編寫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其中“阿拉伯人關于中國之記載”[6]共摘引了10種著作，第一種《蘇烈曼游記》是著名的阿拉伯東方游記之一。張星烺先生之后，劉半農父女合譯了法國著名東方學家、穆斯林文獻研究家費瑯（Gabriel Ferrand）1922年的法譯本。這部著作的手稿是17世紀法國人在敘利亞阿勒頗收購的，后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18世紀初開始有法國學者進行研究，包括手稿的公布和翻譯等，此后有多種語言譯本。目前最好的譯本是1948年法國學者J.索瓦杰（Jean Sauvaget）的法文譯注。1980年代穆根來、汶江根據索瓦杰的譯注本做了翻譯，書名為《中國印度見聞錄》。這本書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寫成于伊斯蘭歷237年（公元851.07.05—852.06.22），后一部分大致寫于公元916年（包括了從法文翻譯的前一部分和從日文翻譯的后一部分）[7]。后一部分的作者提及黃巢起義軍于伊斯蘭歷264年（公元877.09.13—878.09.02）攻陷廣州，并提及自己于伊斯蘭歷303年（915.07.17—916.07.04）在巴士拉見到另外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學者。關于書的作者，學者們都同意后一部分的作者是阿布·賽義德，但前一部分的作者，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并不是所謂的“蘇萊曼”，因為書中只是在一個地方提到這位“蘇萊曼”，而且那一段的敘述突然從第一人稱轉為第三人稱；同時，中世紀阿拉伯—波斯其他著作家提到這部書時，都是只說書名，而沒有作者名。所以這本書很可能是當時伊拉克社會流行的茶余飯后消遣性傳聞的匯集，成書不久其編者的名字就被遺忘了。

雖然是公元9—10世紀的傳聞，但是學者認為其內容非常重要，因為內容表明這些資訊是從那些很可能到過中國的人那里搜集匯編的，反映了當時大食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與中國的往來及獲得的資訊，并且不少內容能夠與其他阿拉伯—波斯文獻，甚至是與中文文獻相對勘。例如，《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談及的從阿拉伯半島前往中國的海路線路和沿途島嶼，與賈耽描述的第七條大道“廣州通海夷道”的情況基本吻合；描述的“在商人云集之地廣州，中國官長委任一個穆斯林，授權他解決這個地區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7]7，顯然是中國歷史上在廣州設立的“蕃長”，這些“蕃長”是政府設立來管理當年在廣州“住唐”、等待季風返回阿拉伯、波斯的商人。目前雖然在唐代文獻中尚未發現非常明確的關于“蕃長”的記載，但北宋《萍洲可談》的記載非常清晰?！镀贾蘅烧劇肪矶洠骸皬V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盵8]當然《中國印度見聞錄》的有些記載比較容易與歷史對接，如記載了中國使用帶孔的銅錢[7]99，如中國男人“總是留著滿頭長發”[7]120；再如中國人婚姻注意到“凡是親屬，或同一血統關系的男女不能結婚，只能到本族以外去求親”，“中國人公認，避免同族通婚，可以生育出優秀的后代”[7]120-121。有些則需要做更多思考。

總之，雖然《中國印度見聞錄》的作者很可能并沒有到過中國，但其中記載的中國資訊，應該是親身經歷者在巴格達流傳開的，有些可以補充中文文獻中缺少的內容。目前研究認為，真正抵達中國的阿拉伯旅行家是14世紀的伊本·白圖泰。其實即便伊本·白圖泰真正到過中國，他游記中的某些內容也不合情理。不過作者在親身經歷的記載中添加了一些道聽途說的內容，還有事后補充時的錯簡、訛誤，大概是幾百年前旅游文獻的通常毛病。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也有類似的問題。

雖然真正到過中國的阿拉伯—波斯旅行家很少，或者說歷史并沒有留下他們的記錄，但不少阿拉伯—波斯著作家曾經從西亞往東旅行，有絲綢之路的親身經歷，并且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記載。如著名的阿拉伯地名詞典學家雅忽特（1179—1229年）主要活動在敘利亞和伊拉克，曾經在伊斯蘭東方廣泛旅行：1216—1217年游訪了你沙不兒和馬魯；1219年游訪了巴里黑、馬魯察葉可等；1219年游歷了花剌子模。這些游歷讓他感受、了解到蒙古成吉思汗的興起和西征，不僅為他自己著名的《地名詞典》增添了一線的材料，也為那個時代生活在西亞阿拉伯核心地區的著作家們提供了資訊。

到蒙古西征滅亡巴格達的阿巴斯政權，在伊朗建立了蒙古政權“伊利汗國”，伊利汗國君主不久皈依了伊斯蘭教，伊斯蘭的蒙古政權又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編纂了一些古籍，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等。這些古籍是我所在的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重要的研究內容。

3.2 阿拉伯—波斯地圖知識在“一帶一路”上的傳播

阿拉伯地圖學繼承了歐洲的傳統，有圓形世界地圖，有分區地圖，也有世界全圖。阿拉伯地圖學知識在蒙古元朝時期東傳中國。這個知識后來的具體體現，不僅有明朝的《大明混一圖》，而且還有朝鮮李薈、權近在1402年繪制出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根據地圖上權近的題跋，我們知道建文元年（1399年）明惠帝登基時，朝鮮賀使金士衡在中國見到了元代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清浚的《混一疆理圖》，并將這兩幅圖的復本帶回國。建文四年（1402年），經金士衡和李茂研究，由李薈更加詳校后合為一圖，又由權近增加了朝鮮和日本，合成新圖，名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這兩幅《混一圖》上都有很多中亞、西亞、北非、歐洲的地理資訊，這些資訊都是東方漢地典籍以前沒有記載的，想必一定是蒙元時期阿拉伯—波斯地區東傳來華的?，F在中國和日本一些學者對《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上的部分中亞、西亞、北非地名進行了研究，已經肯定了上述看法。

阿拉伯—波斯地理學、地圖學對中國的影響，還體現在一幅維吾爾古代地圖上。在公元10世紀以后，以今天的喀什及喀什以西為中心，建立起了一個很重要的政權“喀喇汗王朝”[9]。這個王朝一直到成吉思汗興起后才最后滅亡。今天一般認為該王朝王室是維吾爾的先人。出身于喀喇汗王朝王室的著名學者馬赫穆德·喀什噶里，大概受到王室內部矛盾的影響，離開中亞，前往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達，在那里編寫了《突厥語大詞典》，實際上是一部百科全書，用阿拉伯文介紹、解釋突厥人的語言、文學、生活、傳統、地名、風俗等等。書中附有一幅阿拉伯—波斯式的圓形世界地圖。不過阿拉伯—波斯傳統的圓形世界地圖是以伊斯蘭的圣地麥加為中心，而喀什噶里的圓形地圖以中亞喀喇汗王朝為中心，不僅有繼承，而且有創意。

3.3 阿拉伯—波斯航海技術對中國航海事業的推動

古代中國人發展出很好的航海技術，掌握了很好的航海知識，鄭和船隊的七次下西洋就是很好的證明。關于鄭和航海，中文古籍中有三本重要的親身經歷者的記載，即隨鄭和航海的費信《星槎勝覽》（明正統元年，1436年定稿）、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宣德九年，1434年）。費信隨船隊四次下西洋（第一次永樂七年，1409年、第二次永樂十年，1412年、第三次永樂十三年，1415年、第四次宣德五年，1430年）；馬歡三次（永樂十一年，1413年第三次、永樂十九年，1421年第四次和宣德六年，1431年第七次）；鞏珍（明應天府人）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此外還有《鄭和航海圖》和《兩種海道針經》（《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這些都是關于那個時代航海技術的記載。

根據《鄭和航海圖》和《順風相送》，我們可以看到，大致以蘇門答臘島為分界線，從蘇門答臘島往西與蘇門答臘島往東航行，航海技術是不同的。從中國到蘇門答臘島的航行基本上是根據中國自古以來在東亞海域航行的經驗，包括“針路”（羅盤方位）“更數”（水上的里程：一晝夜分為十更，一更合六十里），當然還有日月出入、風云變幻、海流潮汐進退等等[10]。但是從蘇門答臘島往西（往北至孟加拉不同）前往斯里蘭卡/錫蘭、前往印度、前往馬爾代夫（溜山國），甚至更西，除了所謂的“針路”和“更數”，還使用星辰定位的方法（牽星過洋）。所以中國的商船以往只到印度西海岸古里、柯枝一帶。古里，《明史》稱其為“西洋大國”“諸蕃要會也”[11]。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描繪“古里佛，當巨海之要沖，去僧加剌密邇，亦西洋諸番之馬頭也?！盵12]325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說，“大食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保ň砣?，航海外夷條）又說，“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而1343年伊本·白圖泰在古里等中國東行時說，“該地與中國往來，殆由中國船任之?！盵12]7那為什么這個地方如此重要？當然當地政權政治軍事力量的原因重要，但從航海技術上講，這里是東西航海技術的分界線，因為印度洋與東亞海域地理海洋面貌不同，季風不同（東亞海域：南北季風；印度洋：東西季風），星座不同（東亞海域航海：北斗星；印度洋：布司星、水平星、北辰星、華蓋星、燈籠骨星等）。所以我們看到鄭和船隊在蘇門答臘島島以西的航行中，使用了“牽星過洋”的技術。而這個航海技術不是中國人自己的，是蒙古元朝時期色目人從絲綢之路帶來的。

我的導師陳得芝先生在元代文獻中發現蒙古元朝政府在福建沿海一帶征收“海道回回剌那麻”，并要求征收到了之后，“具呈中書省行下合屬取索者”。這里的“剌那麻”是阿拉伯文“rāh-nāma”的音譯，意思是“航海書”[13]。由此看來，元朝從回回那里征收到的“剌那麻”航海書是明朝得到阿拉伯—波斯航海技術的重要來源。雖然今天留存下來的元代和明代文獻中，沒有更多的史料說明“海道回回剌那麻”的內容，但是我們可以在另外一件歷史事件和歷史典籍中看到它的身影。

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約1469—1524年，Vasco da Gama）于15世紀末從歐洲繞好望角到達非洲東岸，準備橫跨印度洋航行至印度，但是苦于不了解印度洋航行情況。結果找到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馬吉德，伊本·馬吉德帶領他們成功渡過印度洋，從而開辟了新時代—歐洲大航海時代。伊本·馬吉德使用的航海書今天仍然存世，是研究古代絲綢之路上阿拉伯—波斯航海技術的重要古籍。元代從福建沿海搜集的“海道回回剌那麻”應該類似于伊本·馬吉德航海書。

總之，阿拉伯—波斯古籍和中文古籍一樣，保留了大量東西各國人民在“一帶一路”上活動的歷史紀錄。2014年6月習近平在“弘揚絲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講話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關鍵基礎?！蹦敲慈绾尾拍軌驅崿F習近平所說的“民心相通”呢？我們今天研究中文古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古籍中有關“一帶一路”的記載，研究東西各國人民歷史上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是促進今天“一帶一路”沿線，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之間民心相通的重要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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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陳得芝.蒙元史研究叢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