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生命符號學研究”前面的話

彭佳　趙毅衡

符號學是“意義研究之學”①，所有對表意和意義的接收、解釋模式的研究都是符號學的研究范圍。然而，由于符號學緣起于語言學，語言是最龐大最典型的符號系統，因此，符號學的研究長期集中在對人類語言符號的討論上。20世紀60年代初期，美國杰出的符號學家西比奧克（Thomas A. Sebeok）提出，應當把動物的表意行為和相互溝通納入到符號學的研究中，建立更為廣義的符號行為模式和理論，這就是動物符號學（zoosemiotics）的學科構想。西比奧克認為，唯有將動物符號學與對人類符號行為的研究并置，才能更深入和廣泛地開拓符號學的疆域。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開始了孜孜不倦的文獻追尋工作，以皮爾斯符號學的開放框架為理論背景，希望找到一系列的“隱符號學家”，以此逆向建構廣義符號學的史前史。在西比奧克的努力之下，于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的“主體世界”（Umwelt）理論被“重新發現”，于克斯庫爾本人也被視為生物符號學的鼻祖。由于于克斯庫爾提出的符號觀和皮爾斯的符號分類在理論上頗有相通之處，符號學界對此表現出極大興趣。西比奧克也由此宣稱，動物和人作為具有神經反應的生命體，都有符號行為，神經活動是符號活動的基本條件，動物的神經反應信號也可以被視為符號，這就為符號的廣義化埋下了伏筆。

除了于克斯庫爾之外，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這位符號學的鼻祖，也是借由西比奧克的不懈努力，而被更多當代符號學家重新認識的。皮爾斯建立的符號理論體系相當豐富而龐雜，其最重要的貢獻包括開放的符號三分體系和符號連續論，這兩者被后來的生命符號學家認為是廣義符號學的基礎。

普羅迪（Giorgio Prodi）在20世紀70年代初和西比奧克會面之后，就開始致力于生物細胞層面活動的符號學研究，并于1977年提出，細胞的生命活動應當被視為符號活動。1981年，克蘭朋（Martin Krampen）建立了植物符號學（phytosemiotics），將符號活動的主體擴展至植物體②。索尼耶（Sorin Sonea）于1988年發表了《全球的生命體：對細菌的新看法》（“The Global Organism： A New View of Bacteria”）一文，奠定了細菌符號學研究的基礎③。西比奧克樂見符號學領域的學科拓展，隨后將這些研究通通納入生命符號學的旗幟之下，由此建立了一門范疇寬廣、包羅萬象的符號學子學科④。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生命符號學和經典符號學的融合發展更加深入。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新一代領袖庫爾（Kalevi Kull）加入了生命符號學的陣營，他發揮自己的生物學專業知識，帶領塔爾圖的學者們對洛特曼和于克斯庫爾的理論傳統進行深入研究，對生命符號機制的運行過程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舴蛎芬↗esper Hoffmeyer）帶領哥本哈根學派，整合了免疫學和細胞層面的生物符號學研究。他們提出，生命和符號活動的運行基礎是符碼之雙重性（Code-duality），這一觀點成為生命符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①?？颂m朋概括總結了各個層面的符號活動，幾乎將所有生命活動都進行了符號學的模式描述和整理②。生命符號學協會的成立更是為這一發展趨勢推波助瀾。巴比耶力寫道：“隨著第一次大會于哥本哈根舉行（官方網站列出來自世界各地61位生命符號學家），我們或可公允地說，生命符號學于2001年正式發育完成?！雹?004年，在第四屆生命符號學大會期間，幾位重要的生命符號學家紛紛放棄了自己對這一學科的稱謂，如巴比耶力的生命符義學（biosemantics），馬可斯（Anthon Marko■）的生命闡釋學（biohermeneutics），將生命符號學作為這一學科的通稱④，從而結束了學科稱謂混亂的情況。生命符號學研究的蔚然成風，使西方符號學界整體性的生物學轉向得以完成。

在此之后，生命符號學的發展更是在西方學界全面開花。2007年，巴比耶力主編的兩本生命符號學論文集得以出版⑤，這兩本書被不少符號學家列為符號學專業的基本理論讀物。迪肯（Terrence Deacon）提出了符號活動與生命起源的模型，開始用意向性的概念來討論生命符號活動⑥，這就為生命符號學與哲學的進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礎。法瓦魯（Donald Favareau）于2010年主編出版了《生命符號學基礎》⑦，編者本人在生物意向性方面的研究是生命符號學界最為深入和突出的?？偠灾?，生命符號學確實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符號學界的主流思想之一，符號與符號、生命與生命之間彼此交織，整體性的符號網絡和生命網絡圖景由此得以建立。

在此基礎上，生態符號學（ecosemiotics）這門子學科得以建立，它是研究生命體與其環境之間的意義符號關系的學科，旨在通過對自然與文化的符號互動的相互模塑的研究，消除這二者之間的分野。生態符號學的基本立場在于，它承認生命與符號過程的整體性和連續性，承認它們之間不可簡化的、本體性的對話關系，承認人作為符號主體應當為環境和他者負起的倫理責任，而這些正是生命符號學發展至今所總結論證出的重要觀點。事實上，生命符號學和生態符號學的這些認知是高度一致、難以分割的，因此，對生命符號學的研究和探討，對我們在理論高度上反思人對于生態環境的符號倫理責任，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本期收錄的兩篇文章中，生態符號學的創始人諾特（Winfried N■th）所撰寫的《符號的增長》一文，代表了符號連續論的重要發展，他將規約符的生長視為本體性的關系，對自然和語言之間割裂性的消弭，是一個有益的反思。而蘇珊·佩特麗莉（Susan Petrilli）的文章，對人作為唯一“符號學動物”之倫理責任的思考，將人的符號活動置放在整個生命符號域之下進行考量，是整體的、通觀的、融合的生命符號學在倫理維度上的推進。在生態符號學研究越來越細化和跨學科的今天，這種回到理論根源進行探究并向著新維度進發的精神，是符號學能夠歷久彌新的動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