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董卓集團的興亡及其控制下的東漢政局

范鵬偉（科學出版社歷史分社）

漢中平六年四月，靈帝駕崩，皇子辯即位。同年八月，大將軍何進被宦官所殺，朝中大亂，皇帝出奔。之后，并州牧董卓進入洛陽，開始掌控東漢王朝的中央政局，直到建安元年七月，獻帝東歸洛陽，脫離李傕、郭汜等人的控制為止，其時雖然董卓已身死人手，但這期間東漢中央朝廷一直是處于董卓集團控制之下，形成一段完全有別于前此的政局，對東漢王朝的命運走向影響深遠。

學界對董卓集團的研究并不少見。試舉幾例，方詩銘《董卓對東漢政權的控制及其失敗》旨在“較為全面地對董卓控制東漢政權的成功和失敗加以考察”，認為不能據“兇恣”簡單否定，其文細致分析了董卓集團興敗的若干因素。[1]方詩銘：《董卓對東漢政權的控制及其失敗》，《史林》1992年第2期。陳勇《董卓進京述論》一文則關注皇權嬗替，通過對董卓掌權時期若干事件的分析，來揭示魏晉之際劇變的背景。[2]陳勇：《董卓進京述論》，《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此外，單鵬、李文才的《從地域角度看董卓興起與失敗的原因》一文則注重地域差異這一因素，認為地域因素貫穿董卓興起和失敗的始終，整個過程顯示出不同地域之間沖突的影響，其實質則是特有文化的沖突。[3]單鵬、李文才：《從地域角度看董卓興起與失敗的原因》，《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5年第3期。以上幾篇文章，雖側重點不同，卻都注意到了涼、并兩州沖突等問題。另外，張征群《淺談漢末士庶之爭——以董卓為個案》則將董卓之亂看作是以董卓為代表的庶族武人與士族門閥爭奪中央權力的政治斗爭。[1]張征群：《淺談漢末士庶之爭——以董卓為個案》，《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傮w來看，以往的研究注意到了與董卓集團興亡相關的涼州集團、羌胡問題、涼并矛盾等問題，具有啟發意義，但前賢之文對董卓集團興亡與東漢政局的深層變動關系皆留意較少。本文試圖將董卓集團及其控制下的政局放在東漢政治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審視其影響，或可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順東漢政局的發展脈絡。

一、關隴宗族在兩漢的傳承及董卓集團的興起

（一）關隴宗族的傳承

兩漢的西北地區，豪強林立，出身于關隴地區的宗族，在政治、軍事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稘h書》贊有云：“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其余不可勝數?！盵2]《漢書》卷69《趙充國辛慶忌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98頁。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漢書》主要歸因于“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3]同上書，第2998—2999頁。的地域風俗。地域風俗固然是先天的客觀條件，但出現上述現象其實也是兩漢制度使然?！稘h書·地理志》載：“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干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盵1]《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2頁。

東漢竇氏家族著籍扶風的淵源就是一個例證，《竇融傳》載：“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兩千石自常山徙焉”[2]《后漢書》卷23《竇融傳》，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96頁。。竇氏的西遷并非個例，這種普遍且持續的強干弱枝政策造成了關中地區的豪強遍布。當然，關隴宗族勢力雖在西漢時期就已逐漸顯現，但就勢力及政治影響力而言，并不甚大。關隴宗族的真正崛起開始于西漢末東漢初這段時間。

兩漢之際，盤踞于隴右、河西的強宗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以隗囂等為代表的土著，他們以一強宗為核心，聯合眾多較小豪強形成一個實力集團。第二種以竇氏、梁氏為代表，西漢時期從關東遷入關中，后西進至隴右、河西地區，取得當地土著居民及小宗的承認，從而轉變為強宗大族。[3]范鵬偉、施建雄：《隗囂二題》，《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這些宗族在兩漢之際控制了隴右與河西，在東漢建國的過程中，成為光武帝的政治盟友和支持者。西北之馬、竇、梁等大族之所以能夠交替成為東漢外戚之家，長期執掌東漢政局，淵源也正在于此。

東漢中后期，外戚豪族的政治、軍事能力逐漸弱化，外戚豪族的繼任者“生長京師，不樂本土”[4]《后漢書》卷34《梁統傳附梁松傳》，第1172頁。，難以保持其家族的舊有門風，對“本土”尤其是邊地事務不再嫻熟和關心。東漢后期，在處理西北邊地事務時，朝廷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關隴地區其他的地方宗族。如《皇甫規傳》載：“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盵5]《后漢書》卷65《皇甫規傳》，第2133頁?！稄垔J傳》載：“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于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盵1]《后漢書》卷65《張奐傳》，第2139頁。這些出身地方的宗族，長期生活于關隴地區，對當地社會及邊地民俗了解更多，與貴族化而脫離地方社會的外戚豪族相比，文治武功的能力保持得更加純正?！逗鬂h書·段颎傳》言“颎少便習弓馬，尚游俠”[2]《后漢書》卷65《段颎傳》，第2145頁。，說明其繼承了關隴宗族的優秀素質?；矢σ幐窃谏蠒姓f道：“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盵3]《后漢書》卷65《皇甫規傳》，第2130頁。其對自身能力的自信，可見一斑。這大致是東漢后期皇甫、張、段等在軍事和政治上崛起的原因之一?！逗鬂h書·皇甫嵩傳》載：“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盵4]《后漢書》卷71《皇甫嵩傳》，第2306頁。雖是勸諫者之辭，但也說明了關隴宗族在東漢后期舉足輕重之地位。

（二）董卓集團的興起

董卓本人繼承了六郡地區民俗質木、善騎射的風氣，“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5]《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19頁。。又有“健俠”之名。其發跡于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討伐漢陽羌亂?！傲技摇币辉~在兩漢時期多有家世身份的意味，指的是基層社會中的較大宗族。董卓為良家子，則其家族在當地應該算是大族。一定的家世背景，加上“健俠”的威名，“性粗猛有謀”的董卓既能得羌胡豪杰的歡心，又有西北地區宗族的基礎，這是董卓起家的保證。

中平元年，董卓代盧植討黃巾，及二年討邊章、韓遂之亂，但皆未取得勝利。中平五年，以將軍與皇甫嵩討韓遂，破之。此時，董卓已建立起自己的私人部曲。雖然《皇甫嵩傳》言董卓“兇戾無親，將士不附”[1]《后漢書》卷71《皇甫嵩傳》，第2306頁。，其所指的，或許只是東漢政府分調給董卓的兵力或者是皇甫嵩所領的軍隊。中平六年，朝廷征董卓為少府，其不肯就，在上書中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癄客斐架?，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盵2]《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22頁。這雖是不肯就征的托詞，但也反映出其所領士兵主要以湟中義從和秦胡兵為主，出身西北，“豪帥感其意”的董卓，對這些士兵應該是有相當的控制能力的。董卓上書中即提到：“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盵3]同上。擁有這樣一支以少數民族部眾為主力的軍隊，是董卓日后稱雄的關鍵。

此外，如前所述，東漢的外戚豪族多來自地方大族，西北豪族之馬、竇、梁氏之所以能夠長期掌權，很大程度上與這些宗族來自基層，熟悉地方事務，具備“文治”與“武功”兩方面能力有關?！逗鬂h書·馬援傳》即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盵4]《后漢書》卷24《馬援傳》，第835頁?！恶R防傳》又載：“數言政事，多見采用?！盵5]《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防傳》，第856頁。河西竇氏“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撫結雄杰，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6]《后漢書》卷23《竇融傳》，第796頁。。竇固“明習邊事”，“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幸”[7]《后漢書》卷23《竇融傳附竇固傳》，第810頁。。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外戚豪族們“生長京師，不樂本土”[1]《后漢書》卷34《梁統傳附梁松傳》，第1172頁。，文治武功的能力逐漸弱化，尤其武功，不得不借重其他地方宗族。外戚豪族門風不再，給了其他宗族脫穎而出的機遇，董卓集團能夠崛起與此也不無關系。

靈帝駕崩后，何進召董卓率兵入京以逼脅太后，而何進自己旋即身死宦官之手，洛陽大亂。董卓以清奸穢之名，擁兵進京，奉迎少帝，并成功兼并了何進、何苗及丁原所領之眾。隨即開始了董卓控制下的東漢政治。

董卓能夠主持東漢中央政局，憑借的當然不是正常的仕途升遷，而是依靠個人武力，暴得大位。這在東漢歷史上史無前例，董卓本人又素有兇戾之名，所以，從一開始，其在中央的立足就有相當的阻力。武力雖能確保其掌握政局，但終究無法服眾。這或許是董卓依伊尹、霍光故事廢立以立威的原因之一。以當時的形勢來看，董卓此舉雖有輕率之嫌，但也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手段。

廢立是把雙刃劍，董卓也因此背上了謀篡的罪名，但董卓是否如史家所記，有奪位的野心，恐怕尚有可討論之處?？刂坡尻柶陂g是董卓的權勢巔峰，其時董卓尚未有謀篡之行，至于遷都長安后，為關東及時局所迫，當更難有此念?！度龂尽ざ總鳌份d：“又筑塢于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谷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盵2]《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29頁。董卓之“事”為何？是否即廢帝自立呢？成王敗寇，若董卓篡位之事不成，則為逆反叛亂，求生尚不可得，如何能求畢老？所以，此語或可另做解讀。觀《后漢書》、《三國志》董卓本傳，郿塢是在董卓與關東軍交戰失利，引還長安后所筑，同時進行的工程還有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從時間和當時的形勢來看，這些都是被動的自守措施。

此前董卓稱太師時，《三國志》裴松之注引《獻帝紀》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后議之?！酥?。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繌闹??！盵1]《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78頁。董卓雖然跋扈，但并未敬畏之心全無。

所以，董卓與關東軍交戰失利，而退守長安，結壘筑塢，皆是自守之策。從蔡邕“宜須關東悉定”之言觀之，董卓想成之事恐怕是更多的平定關東、稱雄諸侯。就《后漢書》、《三國志》的記載來看，董卓雖飛揚跋扈，但篡位的心思可能不大。其行廢立、專殺伐主要目的當仍是立威以控制時局。

二、政治變革與董卓集團的覆亡

初平三年，權力如日中天的董卓，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遇刺身亡，朝政在經過王允等官僚的短暫過渡后，再次被董卓部曲們所掌控。就性質而言，李傕、郭汜等人掌權時期與董卓掌權時期并無二致。但董卓死后，其舊部失去權力核心，政治上既顯得盲目，又彼此攻戰，及至獻帝成功東歸，其集團失去了權力源泉和政治資本，迅速成為被征討的對象，最終走向滅亡。那么，董卓集團何以會迅速覆亡呢？

（一）部曲集團的結構缺陷

董卓集團以涼州豪強和羌胡兵為基礎力量，他們以部曲的形式隸屬于董卓，互相之間并無絕對的統屬。就《董卓傳》的記載來看，除董卓之外，似乎難以找到優秀的繼任核心?！逗鬂h書·董卓傳》載：“卓以牛輔子婿，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陜?！盵1]但牛輔其人似乎難堪大任，“其后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赍金寶逾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2]同上書，第2332頁。。牛輔既死，更無可以統帥部眾者，于是“眾無所依，欲各散去”[3]同上書，第2333頁。。由此可見其集團的結構缺陷，核心缺乏便容易出現“諸將各相疑異”[4]同上書，第2336頁。。

牛輔死后，涼州兵雖攻占長安，重新掌控中央政局，但“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汜與傕轉相疑，戰斗長安中”[5]《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第126頁。。在生死存亡之時，李傕且有“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6]《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37頁。的想法，其集團內部的混亂，由此可見一斑。這是導致董卓死后，其集團難以為繼，迅速分散瓦解的重要原因。

（二）謀求合作的失敗

董卓集團雖然有燒殺擄掠的暴行，但以董卓“有謀”的性格，其對東漢中央的官僚是有一段謀求合作時期的?！逗鬂h書》載：“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锧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于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盵7]同上書，第2325頁。大抵董卓掌權之初，對洛陽的官僚是禮遇而謀求合作的。故范曄在《后漢書》也說：“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尚[1] 《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32頁。書鄭公業、長史何颙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并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盵1]《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26頁?？梢哉f，董卓謀求與官僚群體合作的心情是迫切的，但實際結果卻與董卓的意愿相反，受董卓提拔的官僚群體脫離控制后，“各興義兵，同盟討卓”[2]同上。。

洛陽官僚群體與董卓的不合作可分為幾種：其一，棄官出奔?！逗鬂h書·朱儁傳》載：“卓后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盵3]《后漢書》卷71《朱儁傳》，第2312頁。此類官僚中，最顯著的例子當為袁紹、袁術兄弟，二人都是誅滅宦官的功臣，而決意不與董卓合作，紹“懸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時董卓將廢立，以術為后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其二，受其官而背其意。即如上述之韓馥、劉岱、孔伷、張咨等人，既受刺史、郡守之職，又旋即背叛，倒戈相向。其三，矯情屈意，每相承附而陰謀反叛。留守朝廷的官僚大抵都屬此類，以王允、鄭公業、黃琬、周珌、伍瓊等為代表。而不論哪一類型，其目的都是摧毀董卓集團。

此外，董卓也對王允等人推心置腹?！白恳嗤菩?，不生乖疑”，“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4]《后漢書》卷66《王允傳》，第2174頁。王允等人表面上合作，私下卻陰謀圖卓。伍瓊、周珌被殺后，董卓言“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反映出其謀求合作而不得的惱怒。伍瓊、周珌被殺進一步激化了董卓集團與官僚群體的矛盾，使其更加孤立。董卓對此似乎也有察覺，“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縱觀《董卓傳》，其與官僚群體謀求合作的手段大致有二：第一種是推心結交，擢用群士。當這種懷柔手段得不到回應時，就走上第二種——暴力恐嚇?！逗鬂h書·董卓傳》：“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于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于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栗，亡失匕箸?！盵1]《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29—2330頁。董卓誅宦官、拔名士，推心結交的策略當與其“有謀”的性格有關，而其以威壓的手段逼迫官僚群體就范，就應是其性格的另一面——“粗猛”了。兩者相較，“粗猛”或許在對待羌胡部曲時能夠發揮作用，使其畏服。但在與朝廷的名士官僚的交往中，“有謀”或許更為重要。久經戰陣，與羌胡為伍的董卓，在掌控中央政局后，粗猛的一面顯然運用得過多，且時機、場合都不合適。這就令官僚群體們更加厭惡，“群僚內外，莫能自固”[2]同上書，第2325頁。。

（三）涼州人、并州人之爭

董卓集團得不到漢廷官僚的信任，恐怕還與長久以來地域文化的差異有關。西北地近羌胡，董卓集團本身又是以羌胡為基礎。這在洛陽的士族官僚看來，大概是“夷狄視之”的。如《三國志》裴松之注引《獻帝起居注》侍中楊琦言：“傕，邊鄙之人，習于夷風?！盵3]《三國志》卷6《董二袁劉傳》，第184頁。裴松之注又引《九州島春秋》曰：“傕等在陜，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谑嵌送?，實召兵而還?！盵4]同上書，第181—182頁。王允對身為涼州大人的胡、楊二人尚且“不善”，“不假借以溫顏”，對于其目為國之大賊的董卓等人，就更加難以接受了?！逗鬂h書·王允傳》載董卓死后，“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1]《后漢書》卷66《王允傳》，第2176頁。，這雖是因董卓集團在長安的暴行所致，但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涼州兵的普遍心理。

而作為涼州兵的李傕、郭汜，也“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2]《后漢書》卷72《董卓傳》，第2333頁。。涼州人、并州人之爭，并不是簡單的仇怨所致，這反映了當時漢廷官僚與董卓集團之間的心理隔閡和認同分歧。

（四）政治體制轉變造成的認同困難

地方宗族的支持是東漢建國的重要基石。自建國之初，外戚往往來自于地方大族。光武、明帝朝，外戚雖貴顯用事，但彼時皇權強盛，外戚豪族在政局上的地位還不甚明顯。章帝以后，皇權式微，外戚——豪族結合體制開始在政局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體制雖有外戚干政的表現，長期以來遭受“擅權”的詬病，但是在章帝以后諸帝多年幼即位、難以主政的情況下，外戚——豪族憑借其政治經驗和宗族勢力，代替皇帝主持政局，既維持了東漢皇權的權威，又保持了東漢政局的穩定，對于東漢一朝政局的穩固，作用不可謂不大?！逗鬂h書·皇甫規傳》載：“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彪m是皇甫規為后文刺諷梁冀做鋪墊，但也說明這一制度被接受，成為一種政治傳統。往往新帝即位，豪族外戚即受擢用，輔佐皇帝、太后主政，從東漢政治的實際發展來看，也的確不無好處?！陡]固傳》載：“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盵3]《后漢書》卷23《竇固傳》，第811頁?！陡]憲傳》載：“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干機密，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詢韧鈪f附，莫生疑異?！盵1]《后漢書》卷23《竇憲傳》，第813頁?！读荷虃鳌份d：“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于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盵2]《后漢書》卷34《梁商傳》，第1175頁。上述諸例，皆可以看出出身地方豪族的外戚，有其“曉習邊事”等突出能力，在中央政治上也具備一定的執政能力，能夠成為皇權的“良輔”。外戚——豪族結合體制的重要作用不容否認，[3]外戚——豪族結合體制是東漢政治體制之一，可以視為皇帝年幼時期皇權的一種過渡和代理形式。其表現為由出身豪族的外戚代替皇帝和太后主持中央政局，而國家政權也承認外戚掌權的合法性。新帝即位，即由外戚之族來控制和主導中央政局。由于來自地方豪族，外戚之族一般具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力，在政治和軍事上具有相當的處置能力，能夠起到輔政的作用。外戚——豪族結合體制有維護皇權權威、穩固統治的重要作用。當然也存在部分跋扈外戚“擅權”的情況。綜合來看，外戚——豪族結合體制是東漢政治發展的制度保障，也成為東漢政治文化的一種傳統。詳見筆者未刊稿《論東漢的外戚——豪族結合體政治》。實為東漢政治之特有體制與傳統。

自竇武死后，東漢傳統的外戚——豪族結合體制崩潰，政權為宦官所把持。何進在官僚群體的支持下爭權成功，部分地恢復了舊有體制，何進能以卑微出身而主政，說明外戚政治在東漢政治文化中有著根深蒂固的認同。而董卓以軍閥暴得大位，其所建立的政局，顛覆了東漢建國以來的傳統政治模式，甚至為秦漢以來所未有。這種新的軍閥政治在洛陽官僚群體看來是悖逆、兇殘和有違常制的。政治文化認同上的困難，使董卓盡管推心置腹地籠絡官僚群體，想要謀求合作，但終于失敗。

三、小結

董卓受西北地區風氣的影響，有謀而粗猛，建立起以羌胡為主力的軍閥武裝。在東漢后期外戚豪族脫離地方社會，文治武功能力弱化，不得不借助地方其他宗族力量的大背景下，董卓集團開始崛起，并成為能“安危定傾者”。其入京掌控東漢中央政局，則標志著東漢長期以來的外戚——豪族結合體制的終結，開始了前所未有的軍閥統治。

其集團的覆亡，有自身的結構缺陷和漢廷官僚群體不合作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無法得到官僚群體的認同。這種不認同，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文化差異造成的心理隔閡和認同分歧，另一方面則由于漢廷官僚群體所接受的是東漢長期以來形成的外戚——豪族結合體制，隨著竇武、何進二人意外地被殺，這一體制迅速崩潰，在宦官被盡誅之后，填補權力真空的董卓所能建立的是前所未有的軍閥政治，這在所有官僚群體看來，是陌生且悖逆的。因此，失道寡助的董卓集團得不到長久的支持，在獻帝東歸、失去政治資本之后，迅速覆亡。

董卓集團的興亡與東漢政局變遷的大背景關系密切，其控制東漢政局的前后，實是東漢政局的兩種不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