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證研究

王樂群

濟南市天橋區人民檢察院，山東 濟南 250000

刑事訴訟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證研究

王樂群

濟南市天橋區人民檢察院，山東 濟南 250000

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大舉措，其目的在于優化配置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修復社會關系。自速裁程序試點后又推進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取得明顯成效，本文將對刑事訴訟工作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提出進一步完善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意見建議。

認罪認罰從寬；量刑；上訴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制定背景

近年來，隨著危險駕駛等一系列新罪名列入刑法中，我國輕微刑事案件數量激增，為解決司法機關案多人少的問題，2014年6月我國開展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取得顯著成效。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決定》，在我國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

以濟南市檢察機關為例，2016年11月與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會簽了《關于在刑事訴訟中開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辦法(試行)》，后自2017年4月份開展試點以來，所辦理的認罪認罰案件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進一步創新，有利于促使被告人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減少社會對抗，修復社會關系，體現刑法和刑罰的目的。①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檢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開展試點工作的18個地市普遍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法律程序和法律文書，但各地的司法實踐不同，缺乏系統的制度和完善的配套體系。特別是對于嫌疑人、被告人的實體量刑從寬范圍的界定、現實中獲得律師辯護權的實現、律師值班制度的實踐操作，以及在減輕刑罰后的上訴權是否仍然適用等問題的研究，亟待予以明確。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從寬的實體量刑范圍界定不夠明確

隨著我國刑事訴訟中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的推進，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方面已初步形成了“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三級“遞簡”格局。但是，與程序上的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相對應的實體量刑范圍的對應階梯格局并沒有完全展開。首先，現有的量刑指導意見和各地細則在認罪認罰從寬上不夠細化，自首、坦白、認罪、退贓退賠等都屬于“可以型”從寬情節，一個被告人同時擁有多個可認罪情節時如何適用不明確。其次，各地高院制定的量刑細則在社會上缺乏公開，即使公開，在缺乏公訴人、律師耐心講解的情況下，大多數被告人由于缺乏相關法律知識，并不實際知曉其選擇適用速裁程序將獲得多少量刑從寬。最后，量刑指導意見和各地細則中沒有體現出對于不同程度的認罪、認罪形式在不同時間節點與從寬幅度之間的關系，不利于激勵被告人及早作出認罪認罰決定。②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權未實現

各試點所制定的實施辦法中都寫有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法律幫助的權利，但實踐中能獲得的法律幫助卻是非常有限的。嫌疑人、被告人所獲得的法律幫助一般是法律援助律師向其解釋速裁程序的基本情況，認罪認罰后所獲得的從寬幅度，以及律師對案情的分析。這種會見一般時間較短，很難讓嫌疑人、被告人全面的了解案件情況。同時律師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告知其有關證據采信、事實認定、罪名確定以及量刑規范化的適用等問題。隨著訴訟程序的進行，案件的證據、事實等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是因為法律幫助律師僅是短時間的對于速裁程序的解讀，無法全面掌握整個過程。因此，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很難得到全面的保障，律師的辯護權也很難充分實現。

(三)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上訴權適用過寬

從我國試點地區的實踐來看，適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被告人很少提出上訴，但存在一些被告人在基于速裁程序快速簡便的情況下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簽訂量刑協議，在獲得從輕量刑后，又因為其他原因提出上訴的情況。這與認罪量刑協商制度的設置初衷完全背離。③因經庭審，被告人仍有權提起上訴，而被告人如果因認罪認罰得到從寬量刑處理后又提起上訴，根據“上訴不加刑”的原則限制，被告人將可以預見到自己的刑期可能會進一步減少，并且上訴法院又無法撤銷已完成的從寬判決，這極大的降低了訴訟效率，不利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發展。

三、完善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建議

隨著我國犯罪輕刑化發展以及犯罪數量的急劇增加，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既是對當前情況的應對之舉，又是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制度化體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完善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程。針對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推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探索研究從明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實體從寬范圍、保障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權、限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上訴權范圍三個方面著手完善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一)制定詳細明確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量刑規則

被告人選擇刑事速裁程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希望通過自己的認罪認罰表現從而獲得刑罰上的從寬量刑。因此，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應獲得較大幅度的從寬量刑，建議在各地量刑細則中根據刑事訴訟中不同情況制定明確的量刑規則。首先，制定與程序上的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相對應的實體量刑范圍的對應階梯格局。對所有涉及認罪認罰的從寬量刑情況，根據各情節對訴訟的影響大小制定與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相對應的實體量刑范圍，并及時向社會公布。其次，明確多情節并存時的適用原則。制定對嫌疑人、被告人更加有利的量刑規則，各試點法院也可以根據自身情況予以制定。最后，根據刑事訴訟階段認罪情況的不同情形，制定有區別的從寬幅度。由于目前各地量刑細則中未體現認罪認罰時間對從寬幅度的影響，使得被告人在認罪認罰問題上往往處于觀望狀態。為此，建議在各地量刑細則中根據偵查階段認罪、審查起訴階段認罪、法庭審理階段認罪等不同情形制定有區別的從寬幅度。④

以北京市海淀區為例，海淀法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研究制定了《北京市海淀區刑事速裁案件量刑參考意見》詳細對25種常見的速裁案件的量刑規范標準進一步細化，特別是對于被告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只要被告人同意適用速裁程序就可以獲得10%-30%的從輕處罰。⑤此做法明確認罪認罰從寬的情節、標準、幅度和程序，防止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也為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提供心理確信和法律依據。⑥

(二)建立覆蓋全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

在刑事訴訟認罪認罰程序中保障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需要提高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認知以及其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量刑情況的理解，但該制度在我國并沒有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在實踐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建議進一步健全完善值班律師制度，真正發揮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讓法律幫助律師參與到整個案件流程中起到與辯護律師一樣的法律幫助作用。一是加強宣傳。檢察院、法院在告知嫌疑人、被告人案件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處理時，應及時做好法律援助申請告知工作，加大對值班律師制度的宣傳，切實保障嫌疑人、被告人了解知曉該項訴訟權利的相關內容。二是全程跟進。法院、檢察院通過與司法行政機關、法律援助機構協調配合，制定值班律師工作表，設立值班律師辦公室，要求值班律師對接手案件全程跟進直至案件流程結束，充分保障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三是強化考核。細化值班律師工作準則，對值班律師加強考核，建立科學的考評機制，使值班律師制度真正起到提供有效辯護的作用。

(三)限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案件上訴權的行使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特別是在適用速裁程序處理的案件中，如果對于上訴權的行使不加限制，適用與普通程序一樣的訴訟程序則違背其初衷，同時也無法實現司法公平。建議對于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人認罪認罰選擇適用速裁程序，并且在實體量刑中已經從寬的案件，限制其上訴權。加強對此類案件進行上訴前審核，如無法達到相應法律規定上訴條件則不具有上訴權。這符合認罪量刑協商制度的設置初衷，不破壞訴訟的穩定和公允性。在實踐中，對于認罪的被告人對定罪提出上訴請求將受到一定限制，如果沒有出現對定罪產生影響的新證據，那么被告人不能對定罪部分提出上訴，只能對量刑提部分出上訴。⑦但對于檢察機關為行使法律監督權而提起抗訴的第二審程序不應限制，無論是檢察機關發現被告人隱瞞了重大的犯罪事實或者重要的犯罪情節，一審判決客觀上導致了量刑畸輕的問題，還是發現了被告人無罪的證據，都有權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或者被告人利益而提出抗訴。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的正當性不僅僅體現在對于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保障，而且應當體現在這一程序確實能夠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上。只要在刑事速裁程序的適用中嚴格遵循自愿原則，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同時嚴格遵循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體現對于自愿認罪行為的激勵，那么，即使限制了上訴權，依然能夠保證刑事速裁程序的正當性。⑧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是一項涉及面非常廣泛的系統工程，該制度的推廣適用將對我國整個刑事司法體系的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通過發現解決試點中存在問題，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好發揮其價值，促進矛盾化解和關系修復，恢復社會和諧和穩定。

[注釋]

①張相軍.檢察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與程序完善[J].人民檢察，2016(9).

②齊尚民.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J].法治與社會，2015.7(下).

③許夢詩.認罪認罰量刑協商的實踐困境與法院審查機制構建[J].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7，3(2).

④徐世亮.依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 完善認罪程序激勵機制[N].上海法治報，2016-12-2.

⑤游濤.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量刑規范化的全流程實現——以海淀區全流程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為研究視角[J].法律適用，2016(11).

⑥樊崇義.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的三個問題[J].人民檢察，2016(8).

⑦李維，陳衛華.刑事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J].菏澤學院學報，2016，6，3(3).

⑧李建明.認罪認罰案件速裁程序研究[J].人民檢察，2016(7).

D925.2

A

2095-4379-(2017)36-0065-02

王樂群，碩士研究生，濟南市天橋區人民檢察院，副主任科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