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德國情報工作建設

王濤

德國《明鏡周刊》2016年4月2日報道稱，德國聯邦情報局曾對比利時和奧地利外交部、英國國防部、以色列政府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總部進行監聽。報道稱，該局還曾監聽美國國務院、空軍和國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美國駐歐洲國家使館的工作人員。事實上，德國情報工作一直是國際情報界關注的重要對象。歷史上，德國是最早建立近代軍事體制的國家，情報工作則在德國軍事實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德國情報工作是在德意志民族悠久歷史和傳統思想的熏陶下形成和發展，不僅曾經是德國戰爭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還一度成為其他國家情報工作的效仿對象。

歷史演變

18世紀的萌芽和興起

德國情報工作起源于18世紀普魯士王國時期。當時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開啟了德國現代情報工作的先河。他在軍隊中首次建立情報組織，由戈爾茨男爵領導。當時，該組織只是由各類情報人員組成的結構松散的團體，并沒有固定的編制，但仍然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情報搜集方面，德國間諜不僅打入各國駐柏林大使館，刺探軍事情報，秘密檢查外交郵件，還向敵軍內部實施滲透，刺探軍情，并散布虛假情報。在情報分析判斷方面，腓特烈大帝歸納出“可以判斷敵人意圖的跡象”，包括通過觀察敵軍的倉庫和炊煙，判定敵方宿營和即將開戰的時間。在對外戰爭中，普魯士軍隊正是依靠卓有成效的情報工作，才多次化險為夷，以劣勝優。普魯士王國的情報組織成為各國情報界紛紛效仿的對象，腓特烈大帝也被譽為“德國現代諜報之父”。

19世紀步入正軌

進入19世紀后，經過拿破侖戰爭的洗禮，德意志聯邦開始走向統一，并且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改革，情報工作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1803年，普魯士軍隊建立了總參謀部，獲取敵方情報是其重要的工作內容。普軍在1816年發布的《總參謀部基本職責和組織形式》中指出：“本部必須著眼于對本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軍事問題有著最準確的了解，為可能爆發的戰爭進行必要的準備?！?867年2月，普魯士軍隊總參謀部情報部正式成立，標志著普軍情報機構真正走向正規化。

普魯士情報機構實現了情報工作與戰略決策的集中統一。從確定情報需求、開展情報搜集、實施情報分析到最終做出決策，完全由決策者進行。此外，普軍非常重視情報的可靠性，強調情報分析應建立在事實基礎上，而不是主觀臆斷。不過，普軍情報機構認為對戰爭勝敗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軍事力量，因而過于偏重對敵軍作戰能力和兵力部署等方面的情報搜集，對外國政府統治情況、經濟實力、民心向背等方面的情報信息重視不夠。

在此期間，普魯士還建立了國家安全系統情報組織——秘密警察局，主要負責搜集國內情報，并實施反間諜活動。該局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嚴密的情報網絡，并且被賦予廣泛的職權，包括逮捕和監禁普魯士臣民，向政府部門索取情報，審理案件可不經過法律，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

20世紀的風云變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情報組織得到了蓬勃發展，，規模不斷擴大，活動日趨活躍。特別是德國駐外武官和情報站人員大肆搜集外國政治和軍事情報。德國技術情報工作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不僅使用空中偵察手段獲取情報，還建立了無線電偵聽站和密碼分析所，特別是研發的恩尼格碼密碼機在國際情報界聲名顯赫。此外，德國還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建立了間諜學校，培養后備情報人才。

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執政，情報組織成為其擴軍備戰的“急先鋒”。此后直至整個二戰時期，德國情報組織名目繁多，魚龍混雜，包括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黨衛軍保安局以及政府各部門和軍隊各軍兵種的情報機構。然而，這些情報機構條塊分割，各行其是，使德國情報工作缺乏整體規劃和組織協調，難以形成有效合力，甚至在權力競爭中勾心斗角，相互拆臺。而且，希特勒奉行獨裁式的情報觀，肆意行事，使情報與決策完全脫節，直接導致二戰中德國情報工作走向失敗的命運。

二戰結束，德國戰敗并分裂為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從而導致形成2套各為其主、各行其道的情報體制，分別接受蘇聯和美國情報機構的業務指導。東、西德的情報組織互為對手，滲透與反滲透、策反與反策反的斗爭非常激烈。特別是在1974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高級秘書的紀堯姆被證實為民主德國間諜，直接導致勃蘭特下野。到了冷戰結束前夕，兩德統一，原民主德國情報組織遭到全面清洗。冷戰后，經過整合的德國情報組織開始以獨聯體和東歐作為主要關注對象，并增加了針對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情報工作。

調整改革

將反恐作為重要任務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對德國情報界造成了巨大的震撼。被懷疑駕機撞擊世貿中心北樓的阿塔伊曾是某伊斯蘭組織在德國的創建者，19名劫機者中有3人曾在德國留學，部分行動經費也是從德國匯出。德國人認識到，恐怖主義已成為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威脅。反恐成為21世紀德國情報工作的重要任務。能否確保德國本土免遭恐怖襲擊，成為衡量德國情報工作成敗的重要標準。聯邦情報局、軍事情報局、聯邦憲法保衛局和聯邦刑事警察局等情報機構均建立了反恐應急中心，負責研究制定反恐情報保障的具體措施。

在此情況下，德國情報機構加強了針對西亞、北非等地區第三世界國家的情報工作。德國聯邦情報局稱，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在大力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利用恐怖主義懲罰其他國家，未來也有可能利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威脅德國國家安全。此外，德國情報機構還加強了針對毒品貿易的監控，包括在歐洲建立預警系統，以期及時發現販毒組織開辟毒品市場的企圖和計劃。

德國情報機構還根據反恐行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招募專業人才，包括外語、金融、信息技術等方面的人才，以加強情報搜集和分析力量。近年來，為了進一步強化針對“伊斯蘭國”的情報工作，德國情報機構選調了50名通曉阿拉伯語的情報人員，密切關注該組織的動向，避免德國遭受類似于“9·11”事件的恐怖襲擊。

擴大情報機構職權

為了確保情報機構更有效地開展工作，德國政府對《聯邦情報局法》、《軍事反間諜局法》、《聯邦憲法保護局法》等涉及情報工作的法律進行了適當修改和調整，賦予情報機構更大的權力。例如，聯邦情報局有權對國家衛星、無線電通信、長途電話和電子郵件等實施監聽和監控，并向金融機構調查嫌疑人的賬戶和資金往來情況。軍事反間諜局有權對通信和電信服務進行調查。聯邦憲法保衛局則有權對懷疑企圖或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秘密活動的人員及其幕后操縱者進行監視。而上述權力之前都是法律所禁止的。此外，德國內務部還效仿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英國通信總部的做法，建立了中樞性的信號情報監控機構，專門進行信號情報的搜集和管理。

為了更好地滿足情報工作的需要，德國政府放寬了各情報機構之間信息交流的限制，將大部分情報信息資源進行聯網，從而提高了情報共享的效果。例如，聯邦情報局在情報工作總體方針中特別提出：“要與其他情報部門合作，加強對歐洲重要地區和世界其他地區國家政策發展變化的監視?！贝送?，德國情報機構開展對外合作的職能也得到了加強，特別是與歐盟以及美國、英國、俄羅斯等國家情報機構的交流與協作，共同應對國際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等安全威脅。

技術與人力手段雙管齊下

德國一貫非常重視技術情報的作用，憑借自身科技優勢，積極運用技術力量和手段開展情報活動，其技術偵察裝備水平僅次于美國。針對恐怖活動越來越隱蔽、行動手段技術水平越來越高的特點，德國情報機構近年來加強了高技術偵察手段的研發和應用。例如，德國情報機構引進了“智能語音識別系統”，通過搜索關鍵詞及上下文信息，加強對電話的竊聽。他們還使用現代化電子和計算機設備，對互聯網進行實時監控。

在重視技術情報的同時，德國情報機構也認識到人力情報的不可替代性，強調“需要為執行新使命吸收具有特殊才能的新型情報人員”。以聯邦情報局為例，該局將人員隊伍素質視為情報工作成敗的關鍵要素，在人員選拔方面執行高門檻政策，要求入選者須掌握2門以上的外語，了解國際政治、外國文化、信息技術等方面的知識，且深諳經營之道。該局培訓制度嚴格，淘汰率高，并且與國防軍各軍種建立了人員定期交流和雙向選擇機制，從而實現了知識領域的全面性和人員素質的綜合性。德國情報機構還廣泛運用公開手段獲取情報，并注重對公開資料進行搜集和研究，從中發現有價值的信息。這些機構的情報來源主要有3個渠道：一是來自駐外機構；二是來自技術偵察部門；三是來自公開渠道。據統計，公開渠道獲得的情報數量最多，約占情報總量的80%。

當前狀況

業務運行統分結合

目前，德國情報工作運行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集中控制與分散實施相結合，以確保對安全問題形成全面、整體的認識。集中控制體現在情報工作由國家統一領導、部署和協調。德國聯邦安全委員會負責研究討論國家安全政策和軍事戰略發展方向，并據此確定情報偵察工作的重點；聯邦總理府國務秘書則負責協調各情報機構的工作。

分散實施是指德國情報工作的三大主體——聯邦情報局、國防部情報系統和聯邦憲法保衛局相互之間沒有隸屬關系，獨立運行，按照各自職責開展工作，且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其中，聯邦情報局作為獨立的國家級情報機構，主要負責戰略偵察以及國際和國內整體安全形勢分析；國防部情報系統主要負責搜集軍事行動區域及危機地區的戰役戰術情報；聯邦憲法保衛局則負責調查針對德國國家和民眾的違憲活動。

德國情報機構每年通過工作會議的形式確定偵察重點，協調工作計劃，并且在工作實踐中注重協同行動，互為補充。例如，聯邦情報局有義務根據國防軍的要求擔負歸口形勢判斷任務。該局每天匯總各類情報素材，分析研究軍政情況，形成評估報告，發給國防部所屬情報機構。而國防軍戰略偵察司令部則向聯邦情報局提供偵測的電臺通聯情況和戰術情報。德國情報官員稱，如果沒有這些協同和配合，不與其他單位和部門開展合作，情報工作將難以有效進行。

情報評估簡單明了

德國的情報評估機制相對比較簡單。以聯邦情報局為例，該局下屬情報整編處的工作流程是：首先，對各方面提供的情報素材和報告進行審閱；其次，對這些材料進行分析整理，包括核實材料的可信度，匯總真實情況，用背景材料對報告進行補充等；最后，將整編的最終報告提交有關部門和合作伙伴。

德國各情報機構每周在總理府召開會議，由負責協調情報機構的國務秘書負責，與會者包括各情報機構負責人、聯邦安全委員會各部國務委員以及代表國防軍情報機構的武裝力量參謀部二局領導等。各情報機構負責人將在會上提交職責范圍內的安全形勢分析評估報告，與會者還將就安全、外交、內政、軍事等形勢進行交流和探討。由于各機構的情報工作任務很少有交叉，因此一般不會出現特別相左的觀點。會議結束后，聯邦情報局長將向國務秘書進行單獨匯報，就會上討論的相關議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或是匯報不宜提交會議討論的敏感情報。在與聯邦情報局長進行單獨交流后，國務秘書將向總理匯報會議的議題和結論。

不過，德國并沒有像其他許多國家那樣設立專門的“國家分析中心”，對各個情報機構提供的情報信息進行綜合分析和評估。聯邦情報局下轄的形勢分析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府分析中心的職責。該中心聯接聯邦情報局所屬70多個海外情報站，并與聯邦總理府、內政部、外交部和國防軍情報機構有專線聯系。

情報監督廣泛嚴格

德國是世界上對情報機構及其工作監督最廣泛、最嚴格的國家。德國的情報監督主要來自于行政、法律和公眾等三個方面。行政監督職能主要由情報機構的上級領導機關履行。例如，聯邦情報局、國防部情報系統和聯邦憲法保衛局分別由聯邦總理府、國防部和內政部實施監督。此外，德國聯邦議會專門設立了情報機構監督委員會、國務秘書情報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秘密撥款項目小組，對情報機構的工作實施監督和管控。

在法律監督方面，德國有著非常完備的法律體系規范情報工作。德國針對各主要情報機構的工作分別制定了相關法律，對其職能、責任和權限等進行界定，例如《聯邦情報局法》、《軍事反間諜局法》和《聯邦憲法保護法》等。如果情報機構及其人員的相關活動違反了法律規定，將會受到起訴和制裁。

在公眾監督方面，德國新聞媒體、政黨委員會、利益集團和專家調查組織等均可對情報工作進行監督和調查。在當今信息化時代，公眾監督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德國公民擁有對情報機構相關信息申請查閱和咨詢的權利。不過，這種權利也受到法律的限制，某些材料和信息在特定的時限內屬于保密，個人未經特別授權將無法接觸。媒體在擁有輿論監督權利的同時，也會受到保密方面法律法規的約束。

未來發展

大力推動情報工作一體化

全球化環境以及復雜化的安全威脅，進一步突出了情報共享與協作的重要性。情報工作一體化不僅是國際情報界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德國情報工作的努力方向。德國前任內政部長德邁齊埃曾建議：鑒于恐怖威脅的加劇，德國應將目前的聯邦刑事調查局和聯邦警察局合并，成立類似于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綜合性安全機構，統一履行反恐、緝毒、打擊經濟犯罪和暴力犯罪等職能。此外，德國還在考慮將目前由財政部管轄的海關機構逐步納入內政部的管轄范圍，并加強聯邦信息技術安全部與聯邦刑事調查局之間的協同行動。

針對反恐行動的需要，德國于2004年建立了跨部門聯合防恐中心，由來自全國各反恐機構的專家組成。該中心由聯邦刑事局和聯邦憲法保衛局共同領導，聯邦情報局、聯邦警察局、軍事反間諜局、聯邦總檢察署以及各州刑事局和憲法保衛局協同運作。隨著反恐任務趨于常態化，該中心的反恐形勢和案件交流機制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德國聯邦安全部門還建立了聯合網絡中心，對伊斯蘭極端組織在互聯網上的宣傳活動進行聯合監視和分析。此外，德國聯邦議院還建議設立反恐資料檔案庫，根據“知情需求”和“共享需求”的原則使用相關信息，以便更有效地打擊具有暴力傾向的右翼極端勢力。

著重加強空間偵察裝備建設

德國情報工作的技術水平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目前，德國已建成空間、高空、陸地、水面、水下以及電磁網絡多維一體的情報偵察力量。特別是“合成孔徑雷達一放大鏡”偵察衛星系統的啟用，使德國具備了獨立自主、全球覆蓋、全天時、全天候、高分辨率的空間成像偵察能力。在未來，德國將繼續加強技術情報手段建設，特別是空間偵察裝備。維基網站曾于2011年披露了德國新的偵察衛星研制計劃：德國將與美國聯合研制新一代“海洛斯”偵察衛星系統。該衛星的分辨率將達到0.5米，并且具備夜間拍攝紅外照片的功能，能夠在軍事偵察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此外，歐洲正計劃以德國和法國為首，建立“全球環境與安全監視”系統。歐洲國家的考慮是，過去各國在建設衛星偵察系統方面“各自為戰”，結果導致大量的重復開支，因此需要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應努力開發未來衛星偵察系統的統一標準，使歐盟成為21世紀世界第三大軍事空間力量。這將有利于德國加強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合作，進一步提升偵察衛星的技術水平。目前，德國已與法國政府就相互使用衛星事宜達成雙邊協定，并且與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等歐洲國家的軍方簽署了法律文件，明確發展下一代偵察衛星的共同需求，并就開發未來偵察系統統一標準。

公眾質疑越來越多

德國在加強情報工作建設的同時，情報機構職能權限不斷擴大，這也引起了公眾的質疑和批評。特別是2013年斯諾登事件曝光后，德國聯邦情報局被披露自2002年起就一直與美國國家安全局開展合作，幫助對方監聽歐盟機構以及歐洲國家政府、外交官和企業。德國聯邦情報局在明知美國的竊聽要求屬于非法的情況下，仍然采取長期隱瞞信息的做法。德國總理府雖然得到了監聽事宜的報告，但卻聽之任之，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為此，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辛德勒和內政部長梅澤爾熱等人面臨的壓力陡增。德國INSA輿情研究所民調顯示，62%的德國民眾認為“監聽幫兇”丑聞對默克爾政府的公信力造成了嚴重損害。

德國情報機構的一些工作失誤也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和抨擊。2014年6月6日，德國聯邦情報局雇員馬庫斯因涉嫌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德情報機構內部材料被捕。據德國《圖片報》報道，約有3500名德國情報人員的資料遭到泄露。此外，聯邦情報局總部從慕尼黑遷至柏林的工程也多次發生失誤，包括圖紙丟失等等，引起政界和輿論界一片嘩然。德國綠黨在議會監督情報機構委員會的負責人施特羅伯勒公開表示：“這些事件將產生巨大影響，不僅造成物質損失，還意味著巨大的信譽損失?！?016年4月27日，德國政府證實，聯邦情報局局長辛德勒將提前2年離職。這也表明德國情報工作的未來發展仍將經歷許多困難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