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中觀史：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館藏文物與三國文化

黃琦+尹恒

摘要：成都武侯祠作為以弘揚三國文化為主題的遺址類博物館，所藏文物以三國時期的歷史為載體，承載著三國文化的精神內涵，軍事斗爭內容可謂是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還有反映三國時期社會生活的文物。唐宋以來，文人雅士謁廟懷古，在古柏蒼煙間賦詩作畫、撰文題辭，數百年中留下大量珍貴墨跡。隨處林立的碑刻與懸掛的匾聯鐫刻著歷代文人對于三國崢嶸歲月及諸葛武侯的深切追憶，也記錄下了武侯祠變遷的點點滴滴。

關鍵詞：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館藏文物；三國文化

泱泱中華，千秋萬載，三國時期所歷不過短短百年，可謂流星一瞬，但卻給后世留下了厚重悠長的歷史印記。成都武侯祠博物館作為以弘揚三國文化為己任的遺址類博物館，所藏文物以三國時期的歷史為載體，承載著三國文化的精神內涵。本文從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館藏文物著眼，以文物重現歷史，展現三國文化的深厚魅力。

一、三國時期軍事斗爭文物

展開三國歷史的畫卷，軍事斗爭可謂是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亂世之中，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頻繁而激烈的戰爭串聯起了整個三國時代風云變幻的發展歷程，遺留下諸多經典恢弘的戰爭遺產和富有權謀智慧的軍事哲學，也有許多巧思營造，為后世所繼承發揚。

清康熙空城計粉彩瓷盤，底部為圓形，彩繪膾炙人口的“空城計”故事場景?！翱粘怯嫛背鲎浴度龂萘x》第95回，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諸葛亮將計就計，不設防備，悠閑撫琴，反倒讓逼近城下的司馬懿感覺其中有詐，遂退兵。而這實際上是諸葛亮導演的一場虛實難分的心理戰。畫面中諸葛亮坐于城墻之上，頭戴綸巾，悠然撫琴，兩小童一人執寶劍侍立其側，一人于城門口手持掃帚清掃階梯；城下司馬懿父子三人身騎駿馬，仔細查看，不敢向前。右上繪一太陽，城墻左下繪有山石和一株松樹。盤壁一周彩繪芍藥纏枝紋飾，共8朵芍藥，紅白相間。底部有直徑9.5厘米的青花圓環，底心繪有一青花螺紋。

民國三英戰呂布將軍罐，罐身彩繪“三英戰呂布”故事場景?！叭饏尾肌背鲎浴度龂萘x》第5回，其背景是十八路諸侯討伐董卓，呂布時為董卓之義子，與劉備、關羽、張飛三兄弟在虎牢關大戰，呂布以一敵三，最終戰敗，而三英揚名。畫面中，劉備手持雙劍，眉頭緊皺；關羽揮舞大刀，怒氣沖沖；張飛持槍俯沖，雙目圓睜。三人皆身騎駿馬，沖向前方的呂布，呂布身騎赤兔寶馬，手持方天畫戟，翻身對抗三兄弟。罐身的另一側，墨書七言詩一首：“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里金刀血未干。桃園結義稱三美，生擒呂布征戰勇。決一雌雄勝為王，英名永垂眾人欽”。

“空城計”與“三英戰呂布”雖然都是經過藝術加工創造后的三國故事，但亦為后世所流播傳頌。三國文化的魅力，就在于那個時代獨特的歷史背景下所展現的令人稱奇的軍事場面和智慧權謀，因此，與之相關的故事題材也一直通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廣為流傳，使三國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還藏有一些三國時期的軍事武器。

弩機使用靈活、善遠程射殺，因此在三國戰場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江蘇南京石門坎考古發掘出土的魏正始二年（241年）弩機、四川郫縣出土的蜀漢景耀四年（261年）弩機以及江蘇宜興西晉建興四年（316年）周氏墓出土的兩件錯金銅弩機等，其形態和結構都沿襲了漢代弩機的舊制。諸葛亮曾制作出“十矢俱發”的連弩，并建立了專門使用連弩的特種兵部隊——連弩士，在戰場中大顯威力。

蜀漢銘文青銅弩機，機身有銘文“延熙十六年四月廿日中作部典口口遂緒吏李飛口楊汲口工楊茗作立坂重二斤五兩”三十五字。從銘文來看，蜀漢的弩機有一定的模式。除成都武侯祠館藏青銅弩機，四川省郫縣太平公社晉墓出土的銅弩機銘文為“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典業劉紀業吏陳深工楊安作十石機重三斤十二兩”。體例一般是“年號+中作部+主管官員名字+吏名+工名+弩機強度+重量”，“中作部”是政府主管弩機制作的官署，“典口口”、“遂緒”、“左典業”、“劉紀業”是主管弩機制造的官員，“李飛口”、“楊汲口”、“陳深”是監造官，“楊茗”、“楊安”是具體的制造者，三級負責，責任明確。曹魏弩機銘文模式與蜀漢類似，其刻銘體例為“年號+左尚方造+監作吏名+匠、師名+編號”。而孫吳弩機刻銘的體例較為特殊，除年號、匠名外，不見監造名，亦不見生產機構，主要刻具體的使用者姓名和職務。雖然魏、蜀、吳三國制度各異，但弩機制造在這一時期的重要價值，不言而喻。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還藏有若干東漢銅蒺藜。此物因狀若荊棘刺，與植物蒺藜相似而得名。使用時隨手拋擲蒺藜，三尖撐地，一尖直立向上，推倒立尖，下尖又起，始終如此，使接觸它的人不能避其鋒銳而被刺傷，因此在古代戰爭中，多用來在對抗中根據地形、環境進行拋撒，刺傷敵方的馬匹和士卒，故又稱為“扎馬釘”。

據清代張澍《諸葛武侯集·制作篇》載：“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兩長史楊儀多布鐵蒺藜，是三國之際已有之?！痹陉兾髅憧h的定軍山一帶，曾出土大量三國時期的銅蒺藜，這里曾經是諸葛亮北伐八年的軍事基地。通過上述文獻和考古實例，說明銅蒺藜在蜀漢的軍事斗爭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蜀軍缺乏馬匹，難以與騎兵力量強大的魏軍抗衡，在此情況下，扎馬釘成為扭轉戰局的關鍵，使蜀軍在劣勢中占據主動。因為扎馬釘的實用性，在后世歷代乃至近代的戰爭中，仍然廣為使用，同時也被譽為“武侯之物”，被視為諸葛亮智慧的結晶。

東漢四耳蹲蛙青銅鼓，屬于靈山型，整體作覆釜狀，鼓面中心飾太陽紋，8芒12暈，每暈內飾錢幣紋，團花紋及變形羽人紋等，鼓面邊沿一周等距排有六只青蛙，作蹲踞狀，其中三只為累蹲蛙，背上各附一只小青蛙。鼓面邊緣向鼓身外略有延伸，鼓身肩腹鼓突，束腰，空腹，撇足。腹部近束腰處附對稱四耳，耳中穿有鐵鏈。鼓身飾18道復線凸弦紋，復線凸弦紋之間飾云紋、雷紋、錢幣紋及花紋等?？拷淖闾庯棇ΨQ二鳥。

西南地區的人民習慣將銅鼓稱之為“諸葛鼓”，而“諸葛鼓”一詞最早見于明代，宋元之前尚未發現相關記載。這其中有兩種傳說：一說銅鼓是諸葛亮南征時在軍中制作，白天用來煮飯，晚上用來敲擊警報；另一種說法，說是諸葛亮制作銅鼓，散埋于山中，是為了鎮壓蠻夷。這些猜測無法證實，但可以看出“諸葛鼓”的產生，與諸葛亮南征時施行的民族政策的深遠影響息息相關。而明清時期《三國演義》中“七擒孟獲”故事的深入人心，使得當時的統治者們力圖通過諸葛亮在西南少數民族心目中的威望和尊崇，在鎮壓人民反抗的過程中樹立威信，因而促成了“諸葛鼓”的產生。但不管如何，“諸葛鼓”這一說法，反映了諸葛亮南征政策的成功影響，時至今日，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居民仍然對諸葛亮抱有崇高的敬意。

二、三國時期社會生活文物

除軍事斗爭之外，從館藏文物中我們還可以一窺三國時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于三足鼎立的政權分裂狀態，三國時期的貨幣經濟水平較兩漢時低，同時貨幣制度也比較混亂，魏、蜀、吳三國在沿用兩漢舊錢的基礎上，還分別鑄造了自己的貨幣，建立起了截然不同的貨幣體系。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始鑄“曹魏五銖”；而吳國則根據自身經濟及物資條件，實行一種虛值的“大錢政策”，鑄造“大泉五百”、“大泉當千”乃至“大泉五千”等大額面值的貨幣；蜀漢地處西南邊陲，民寡國弱，同時承受著巨大的軍費開支，因此也實行“大錢”政策。東漢獻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始鑄貨幣，主要為“直百錢”，面文有“直百”和“直百五銖”兩種。直百五銖錢背多見模鑄或鏤刻的文字符號。陽文者，錢背穿左鑄一個“為”字，代表是益州犍為郡鑄造的，犍為地處通往國外西南通道上，因此經濟交流比較繁盛。陰文者，主要有文字、數字、符號幾類。

東漢灰陶說書俑，俑呈坐姿，頭包巾，于額前系花結。面部豐滿，眉開眼笑，額上笑出了四道皺紋，大鼻，張嘴。俑身微向后仰，聳肩，上身袒胸露乳，疊肚，右臂配環狀飾物，左臂縛有響器。下身著窄腳褲，赤腳，右腿向前伸直并抬起，左腳彎曲呈蹲坐姿，坐于一圓餅形底座上。

類似形態的說唱俑，幾乎都出現在巴蜀一帶，可謂是帶有地方特色的一類陶俑，神態妙趣橫生，動作夸張生動，形神兼備，令人忍俊不禁。兩漢時期，四川地區自然資源富庶，經濟發展穩定，隨著地主莊園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死后世界的營造更為重視，“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流行，宴飲、娛樂便是地下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東漢墓中，出土了不少伎樂俑、舞者俑、說唱俑等。此類說唱俑的集中出現，也說明了這一時期四川地區說唱藝術的盛行，而這類說唱俑既帶有娛樂性，同時也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既定格了墓上空間的生活氣息，也為死后世界營造出了奇幻多姿的氛圍，同時也可能帶有娛神的功能，以幫助墓主升仙。

從現有的考古發現來看，出土了大量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字磚，其中也發現了大量三國時期的紀年文字磚：在曹魏墓葬中，發現“景初”、“正始”、“嘉平”、“景元”等四個年號的紀年磚，時代集中在魏中后期；孫吳墓葬中發現“太平”、“永安”、“甘露”、“鳳皇”、“天冊”、“天紀”等年號的紀年磚，時代集中在吳中后期；蜀漢發現的紀年磚較少，只有“建興”、“延熙”這兩個年號的紀年磚，時代為蜀漢早期與后期。我國自漢武帝即位開始創制年號（元狩元年，前112年），而磚室墓也是從兩漢開始流行起來的，因此三國時期紀年銘文磚的流行正是這一歷史傳統的產物。

三、遺廟丹青

唐宋以來，文人雅士來到成都武侯祠，謁廟懷古，在古柏蒼煙間賦詩作畫、撰文題辭，數百年中留下大量珍貴墨跡。杜詩《蜀相》中“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詩句膾炙人口。明清至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體制與文化思潮歷經巨變，書畫藝術亦隨之在表達形式與結構內容上發生嬗變，文人雅士或摘古典作書，或以古事入畫抒懷思慮，詠物比興，心、意、境三者交融合一，畫中感物，物中觀心，在成都武侯祠串聯起一部以三國史事為軸線的獨特畫史。

隆中對乃表達諸葛亮總體戰略思想和主張的名篇，亦是君臣二人相攜共謀漢室復興的開始。唐代李白有詩云：“魚水三顧合，風云四海生?！睗h末的歷史正是在這一刻開始發生了變化。清楊鵬《浮邱子》曰：“《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敦，譽髦斯士。有范也夫！昔伊尹起于有莘之野，以堯舜其君其民為志，卒能相湯伐夏，格于皇天。諸葛亮《隆中對》，無過數十言，而漢用之，于是跨荊益而成霸業?！?/p>

沈尹默（1883-1971年），現代著名書法家、書法理論家。沈尹默早年學二王、文征明，后多臨米黃，又精研漢魏名碑，各書體皆能，是為一代開宗立派之書家。其楷書承魏碑面貌，結體靈動變化，用筆勁健爽利，筆墨清潤古雅。所書《隆中對》結體莊重勻稱，用墨凝練清雅，行筆嚴正灑脫，整體一氣呵成，酣暢淋漓，表現出沈氏晚年的嫻熟技法與沉厚氣韻，把諸葛亮隆中對策之時奇謀在胸，壯志在懷的風發意氣展露無疑。

白帝城位于今重慶市奉節縣東八里舊城內，公元223年，蜀漢先主劉備薨逝并在此向丞相諸葛亮托孤。鞠躬盡瘁句出自諸葛亮《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F代婁師白“白帝城圖”立軸，乃婁師白游歷川渝名勝后，來到成都武侯祠，感受到蜀漢先主劉備與諸葛武侯當年英爽赫奕，如今僅祠廟猶存，嘆其種種隨身死而俱泯，而僅此遺廟供人拜謁，千載如生，當下思如泉涌，揮毫寫就。畫作用筆柔和圓潤，前景用中鋒勾勒輪廓，后用色濕染。山石以寬皴加濕筆墨染寫就，后景以較淡的濕筆渲染柔化，畫意清麗曠遠，頗得宋畫遺風。通觀此畫，遙峰浮云間，孤帆逐浪，山巒疊嶂。峭壁聳立處，林木叢密，遺廟猶存。與杜詩《上白帝城》中“白帝空祠廟，孤云自往來”之意相得益彰，暗含高遠孤獨之感，顯示出作者對劉備臨終托孤，諸葛亮受遺作相，先主授之無疑，蜀相處之無愧這一史事的懷古幽思。

明佚名“諸葛武侯出師圖”立軸，圖繪諸葛亮頭戴綸巾，身著輕袍坐于輪車之上，神態沉靜，指揮若定。行從眾多，均騎于馬上，旌旗飄揚，氣勢撼人。史載諸葛亮五出祁山進行北伐，圖中所繪山巒起伏之地應為出蜀道路。畫技嫻熟，氣韻瑰麗，中景緊密，山石松木以青綠細筆點染，山峰蜿蜒疊嶂，節奏流動，構圖整體呈現晚明時期的典型風格，盤旋曲折，意味深長。

諸葛亮《隆中對》中曾提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兩路出兵，北伐曹魏。然而是時關羽已歿，荊州亦失，先主病故白帝城。北伐之行以弱對強，以寡敵眾，以遠襲近，以勞對逸。在公元228-234年間，諸葛亮共發動五次北伐戰役，但均未取得重大勝利；而曹魏的幾次反擊也未成功，戰事膠著，直至諸葛亮因積勞成疾，病逝五丈原終結。北伐雖然未竟，但諸葛亮在數次北伐中所表現出的殫精竭智，堅忍不拔的意志，及其對先主劉備和蜀漢政權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忠義精神卻彪炳千秋，激勵后人。

現代劉孟伉隸書聯，聯文曰：“一杯土尚巍然，向他銅雀荒臺，何處尋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鱗古道，令人想漢代宮儀?！蹦┪测j二方印，上為朱文篆書，文曰“寐叟”；下為白文篆書，文曰“劉孟伉”。此聯現位于漢先主劉備惠陵寢殿，“千秋凜然”匾下，語出唐劉禹錫詩《蜀先主廟》：“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甭撐臑榍宕觐伋鐚崳?820-1876年）所撰，其在武侯祠亦留下另一詠頌劉備詩聯，文曰：“使君為天下英雄，正統攸歸，王氣鐘樓桑車蓋。巴蜀系漢朝終始，遺民猶在，霸圖余古柏祠堂?！?/p>

劉孟伉（1894-1969年），現代詩人，書法家、篆刻家。曾任四川省文史館館長。書法遺跡在巴蜀甚多，為人珍視。此幅用筆遒勁穩健，方圓兼具，氣象古樸渾厚，結構方正勻稱，線條簡潔端美，整幅意蘊高古渾厚，完整地契合并烘托出惠陵寂靜蕭肅的氛圍，意勝于筆，情與境交融融合，極具功力。

現代范曾行書蜀相詩軸，《蜀相》乃杜詩名篇之一，詩意自出機杼，情感凝練炙熱，是杜甫入蜀后的典型作品?！短扑卧姶肌肪硎逶u《蜀相》詩曰：

老杜入蜀，于孔明三致意焉。其志有在也。詩意豪邁哀頓，具有無數層折?！藶橹]祠之作，前半用筆甚淡，五六乃寫出孔明身份，七八折轉而下。當時后世，悲感并到……劉會孟日：一字一淚，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為至。

對于壯志未酬者，它既是頌辭，又是挽歌。此詩借游祠憑吊，表達了對蜀相諸葛亮忠義及才智的稱頌以及對于他出師未捷身先死，赍志而歿的嘆惋之情。

范曾此書通篇章法縝密，線條遒逸舒展，結體莊重勻稱，用墨厚重凝練，行筆灑脫激蕩，整幅意蘊高古渾厚，一氣呵成，酣暢淋漓，表現出書家的嫻熟技法與沉厚氣韻，與杜詩中豪邁沉雄的千年一慨深深契合，是范氏行書中的佳作。

四、謁廟懷古

今日的武侯祠，古柏森森，曲徑通幽，游人如織。步入祠內，隨處林立的碑刻與懸掛的匾聯鐫刻著歷代文人對于三國崢嶸歲月及諸葛武侯的深切追憶，也記錄下了見證武侯祠變遷的點點滴滴，讓今人在拜謁祠廟的同時，亦能感受到“龍虎風云際會場，蒼煙古柏漢祠堂”的滄桑韻味。

唐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簡稱“唐碑”，鐫立于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裴度撰文，柳公綽書，魯建鐫刻，此三人皆為各自領域的名家，因此此碑亦被稱之為“三絕碑”。

唐元和二年（807年），武元衡接任西川節度使，入川整治之前叛亂平定后留下的亂象，成效顯著。元和四年（809年）二月末，他率其僚屬二十七人在成都武侯祠拜謁諸葛亮，事畢，安排屬下裴度撰文記事，刻建了這通石碑。

此碑的內容，主要是贊頌諸葛亮的“事君之節，開國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術”，緬懷蜀漢遺德，感慨當世之政。碑文作者裴度，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主張任人唯賢，堅持與權奸、宦官、藩鎮割據勢力斗爭，平定淮西叛亂，輔佐唐憲宗實現了“元和中興”，后又歷經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生“累為奸邪所排，幾致顛沛”，卻能“出入中外，以身系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三十年”，其風骨品格，頗有諸葛武侯之遺德，因此也不難體會此碑文中言辭懇切之意，惺惺相惜之情，漢唐賢相之風，古今一脈相承。

自唐碑刻建后，不斷有人在碑的正面、碑陰的空隙處及碑的兩側題記賦詩?，F存歷代題刻十六則，分題詩、題跋、題記三種，其中唐人四則，宋人六則，明人四則，清人二則。目前此碑位于武侯祠大門與二門東側碑亭中，有磚砌碑亭保護，雄偉肅穆。

唐碑之上的歷代題刻，大多是到蜀中任職的官員前來拜謁武侯祠時所留，有的感嘆“三絕”之精妙，有的追憶蜀漢之風貌，有的記錄碑刻及祠宇之沿革，如此種種，都如錦上添花，為唐碑不斷注入更為持久更為厚重的生命力，豐富了它的觀賞價值、文獻價值和文物價值。

明諸葛武侯祠堂碑記，亦簡稱“明碑”，鐫立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撰文者張時徹，書者不詳，成都府同知高登立石。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張時徹擔任四川巡撫。初至成都，張時徹依慣例拜謁武侯祠，并下令對其進行維修。同年八月，武侯祠修繕完畢，張時徹親自撰寫了《諸葛武侯祠堂碑記》碑文。

碑文介紹了武侯祠的歷史面貌及淵源沿革，同時歷數劉備的奮斗歷程，感懷蜀漢基業的創立，并一再強調蜀漢政權的正統地位，歌頌劉備、諸葛亮這對明君良臣的千古典范，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明朝初年，蜀獻王朱椿就籓成都，在參觀武侯祠后，認為“君臣宜一體”，故將昭烈廟與武侯祠合并，意為突出君尊臣卑的正統禮儀，但無奈“觀者不察”，百姓反而把改建后的劉備廟稱為武侯祠。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時任四川巡撫王蘗谷奉請蜀王，認為“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于是在浣花溪梵安寺（今草堂寺）旁又建起了一座武侯祠，但并沒有得到世人的承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巡撫張時徹再次重建劉備廟宇，使之煥然一新，并寫下此碑文，雖然內容是以紀念蜀漢皇帝劉備及其廟宇的歷史沿革為主，但仍以《諸葛武侯祠堂碑記》為名，足見諸葛亮在張時徹及世人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攻心聯，為清人趙藩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所撰，現懸掛于諸葛亮殿堂前正中。上聯：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下聯：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這副對聯可以說是聞名遐邇，深入人心，其核心即在于“攻心”與“審勢”?！度龂尽な裰尽ゑR謖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論》，馬謖在與諸葛亮的交談中道：“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彼鲝堖\用計謀瓦解敵人斗志，收復敵人軍心，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使其心服，便是“攻心”戰術的最好實踐?！皩弰荨?，即審時度勢，指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制定出適用于實際的執政策略，如若不然，太過寬松或太過嚴格，都不是良策。

趙藩此聯，是針對當時四川總督岑春煊一意施行苛政而作。清朝末年，政局混亂，民不聊生，義和團起義四起，時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采取高壓手段對義和團進行殘酷鎮壓。當時代理四川鹽茶道官職的趙藩多次勸諫岑春煊未果，心中抑郁，在武侯祠中寫下此聯，借古喻今，希望通過宣揚諸葛亮的用兵理政之道，使“后來治蜀”者有所思考與領悟。不久后，岑春煊來武侯祠游玩，見此聯后若有所思，之后便在鎮壓上有所收斂。

1958年，毛澤東游覽武侯祠時，在攻心聯前駐足良久。1972年，劉興元調任四川省委書記，赴任之前毛澤東囑咐他，到成都后先去武侯祠看這副楹聯。攻心聯承載著諸葛亮智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

除上述幾例碑刻楹聯外，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達官顯貴在拜謁武侯祠時刻詩于石，書匾撰聯，現已無法統計。如今遺留下來的碑刻，或謁廟懷古、紀事賦詩，或考證祠廟沿革和人物背景，或書錄前人詩文以念往矣，無論是從內容上的文獻價值還是書法上的藝術價值，都令人稱道。一字一句，一筆一畫，見證了武侯祠從古至今的滄桑變遷，同時也升華了這座古老祠廟的歷史意蘊，如同園內的蒼蒼古柏，翠郁堅挺，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