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橋戰役論析

趙金平

(1.中央民族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北京 100081；2.淮陰工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3)

車橋戰役論析

趙金平1,2

(1.中央民族大學 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北京 100081；2.淮陰工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3)

車橋戰役的有關原始文獻提供了基本呈現該事件原貌的可能性。忽視第一手資料，依據一些二手文獻中不完全客觀的描述，構建車橋戰役的來龍去脈，可能誤入歧途。以公開檔案、私家日記等為主，輔之以回憶錄的記述，審視車橋戰役的經過，包括戰役決策中利害的權衡、戰役實施中具體的部署和戰役評價中戰略戰術意義的考量，都存在值得探究的方面。

車橋戰役；粟裕；戰役評價

1944年3月初，粟裕領導的新四軍第一師以蘇北的車橋鎮為中心發動了一場著名的戰役，史稱車橋戰役。車橋戰役是抗日戰爭進入轉折時期中共軍隊對日的一次重要戰役，也是“蘇中抗日斗爭形勢的轉折”。車橋戰役所采取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的結合”在蘇中抗日斗爭中第一次大規模采用。[1]這次戰役戰果輝煌，有效地打擊了駐華日本侵略者，鼓舞了民眾抗戰的信心。本文試就車橋戰役的決策、實施及評價諸方面詳述之。

1 戰役決策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轉折性的一年，隨著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歐洲的勝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紅軍與英、美盟軍的一致行動下完全實現了”，對于中國人民而言，“打倒日寇的勝利，也就更加確定與更加逼近了”[1]。但正如中共中央預測的那樣，“在同盟國對日總反攻之前，我們必然還要忍受一個時期的困難，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難”，“敵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計地來摧殘”我們。事實上，就新四軍而言，這一時期不僅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清鄉”，還面臨著國民黨頑固派的不斷“清剿”[2]，困難重重。

粟裕領導的新四軍第一師在1943年蘇中反“清鄉”斗爭中，挫敗了敵人的計劃，也付出了群眾的巨大損失，敵人“大肆燒殺掠奪，甚至一次在一個村莊市鎮中殺死五六十人之多，房屋被毀者不計其數”，這帶來一些地區群眾“情緒之悲觀失望與疲勞現象”[2]。如何克服群眾的失望與疲勞？捕捉戰機，不斷取得勝利，鼓舞軍隊和民眾士氣，顯然是軍事家粟裕重點考慮的問題。車橋戰役正是粟裕這一戰略考慮的產物。

組織發起車橋戰役“有一個較長的醞釀和形成過程”，早在1943年6月粟裕去黃花塘軍部參加會議和匯報工作，以及同年9月返回蘇中時，他就注意實地調查，了解敵情。期間，粟裕對于淮寶地區的戰略地位有了深刻的認識，“淮安、阜寧、寶應三縣邊界的淮寶地區，是我新四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師的結合部”，如果拔除以車橋為中心的敵據點，既可以“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地區”，便于開展諸如整風運動、主力整訓等工作，更重要的是“可以打通蘇北、蘇中、淮北、淮南四個地區之間的戰略聯系”[1]。當時的客觀條件也比較有利，就敵情而言，淮寶地區是“敵華中派遣軍與華北派遣軍之結合部”，戰事起來，敵人的配合不會協調；另一方面，敵人為“強化與統一蘇北偽軍”，從1943年12月下旬開始合編各路偽軍，“因此造成偽軍上下普遍的恐慌、動搖，甚至抗調抗編，加深了偽偽與敵偽矛盾”[2]。這些也為新四軍發動車橋戰役提供了客觀條件。

車橋戰役的實施最終是在1944年2月召開的蘇中區委第五屆擴大會議上確定的。粟裕發動車橋戰役的意見得到了與會領導同志的同意。蘇中軍區隨即又在東臺縣三倉河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具體制定作戰方案。并確定由一師副師長葉飛負責戰場指揮，粟裕則掌握全局。[1]作戰方案開始就確定“先攻車橋、涇口比先攻曹甸為有利，我軍應以攻占車橋、涇口為戰役之第一步，以后相機擴張戰果，進攻曹甸”。而就進攻車橋、涇口又制定三種方案：1，先集中力量攻占涇口，然后解決車橋；2，車橋、涇口同時攻下；3，先打車橋再打涇口?？紤]到車橋的中心地位，它是“敵小隊指揮中心，在部署上又正處于敵偽心臟”。同時車橋“警備較差，敵人觀念上總以為我們會打涇口，而不會打車橋，因此便于我突然進攻，出奇制勝”[2]，故最終選擇第三方案。

車橋“位于淮安城、涇河鎮、涇口鎮、曹甸鎮之間，是日偽控制淮安東南寶應地區的重要據點之一。敵偽軍在車橋和涇河、曹甸、涇口一線構筑了據點”[3]，順利攻占車橋的前提是有效阻擊敵援軍，這就需要準確判斷敵主要增援方向及數量。粟裕等人的分析認定“敵兩個師團部的駐地徐州、揚州，距車橋都比較遠，估計不一定來援，其主要增援方向可能來自淮安”，由此安排“一團、三分區特務營及泰州獨立團一個營(以后稱四營)為一縱隊，擔任對兩淮方向之警戒，完成殲滅或擊退援敵之任務”，重點是及時占領車橋西北蘆家灘一線，利用其便于設伏的良好地形，伏擊敵軍增援部隊。二縱隊由七團一營、二營、三營和教導團三連組成，負責主攻車橋。三縱隊有三個營組成，主要任務是分別控制崔河、陳橋之線，官田、瓦屋莊之線，小施河、小洪莊、大施河之線，“作寬大正面之防御配備”。

2 戰役實施

車橋戰役以前，“我們對日寇打的都是游擊戰，這次集中五個團的兵力，還有地方武裝和民兵配合，以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這樣規模的攻勢作戰，在蘇中抗日游擊戰爭中是沒有前例的。為此，師領導高度重視戰前準備工作，主要在兩個方面做出精確部署。

一是情報收集。除了已有的對敵情的了解外，為作戰準備，1944年2月22日開始，師領導布置主攻部隊選擇干部幾次進入車橋據點及其周圍偵察，確定突破和開進路線。阻擊部隊也于2月22日派營級干部前往蘆家灘一帶偵察伏擊陣地及開進路線。同時與毗鄰的新四軍三師建立情報聯系，并安排三師部隊部署在“順河集、仇橋、鳳谷村一線”，以打擊可能來犯的漣水、淮陰之敵人。鑒于駐守車橋的偽軍許多是山東人，新四軍也挑選一些山東籍干部戰士混進車橋鎮，進一步了解敵情和地形等[4]。為配合部隊作戰，淮安縣委敵工部和寶應縣委敵工部都安排人員深入據點搜集情報，情報的準確和及時，是戰役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

二是軍政動員。3月1日，副師長葉飛“在野戰司令部召開營以上干部會動員”，“頒布了戰時獎懲條例，并在部隊中進行了深入的教育”，各團“進行了深刻多樣式之動員，組織突擊隊、突擊組，并互相提出了戰斗競賽”。蘇中區黨委也指示淮安縣委和寶應縣委做好后勤動員，保證做到“新四軍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

戰役圍繞攻堅和打援主要在兩個戰場展開，經過充分的準備，擔任主攻的二縱隊南、北兩路部隊于3月3日午后由蔣營出發，3月5日凌晨到達指定位置；擔任打援的一縱隊和三縱隊分別于3月3日和4日出發，前者于4日夜十二點抵達石橋、蘆家灘陣地，后者于4日夜十二時到達崔河設防。戰役于1944年3月5日凌晨一時五十分打響，由于準備充分，保密工作做得好，突襲效果顯著，“前后在二十五分鐘內，便完全突破圍墻，攻下十余座碉堡，并占領全部街道”。至此，“占領邊沿碉堡開辟前進道路之第一階段作戰任務完成”。在縱深發展過程中，遇到敵人的阻擊，截至3月5日中午，占領了偽公安局，攻占偽軍補充大隊駐守的兩個碉堡，俘虜“偽大隊副以下八十余人”，迫使“偽軍一個中隊全部投降”。至此，“第二階段肅清大圍內敵人的作戰任務完成”。此后戰場轉入沉寂，我軍“忙著一切準備工作來解決最后一個日軍據點”，下午三時半向日軍駐地炮擊，黃昏時展開攻擊戰，在占領敵人庫房后，全力進攻敵人固守的大碉堡。至該夜十時準備第二次攻擊時，得悉敵偽軍增援部隊在向車橋前進中，于是“決心結束戰斗”。

日偽軍增援車橋最早從5日午后就開始了，我軍打援的戰斗即時展開，“曹甸、塔兒頭敵偽百余，一度出動至大施河，觸發我地雷及稍與我警戒部隊接戰后既竄回”。5日下午，淮陰、淮安、漣水等地日軍，糾合偽軍，先后分三批共七百余人前來增援，在韓莊、蘆家灘陣地遭到我軍伏擊，傷亡慘重。當晚，日軍山澤大佐被擊斃。追剿殘敵的戰斗一直延續到6日凌晨三時“第四批增援敵約一百二十余，乘汽車兩輛”前來。6日上午十時，獲悉敵軍有大規模增援的可能，“因此決心將一、二縱隊及總預備隊向鳳谷村以東羅家橋之線轉移”，7日午前，敵飛機開始轟炸車橋以西作戰地區，援軍也集結漣水、淮安、淮陰，“我即集結主力于益林、羅家橋之線機動休息”，隨后分別轉移，而“以多路小部隊挺入邊區不斷擾襲”，“結果7日晚車橋、曹甸、涇口、塔兒頭、張橋之敵偽均退回淮安”，我軍平毀了敵據點的碉堡、工事、營房，破壞了飛機場、公路?！盎窗?、寶應以東縱橫五十余公里的地區全部解放”，車橋戰役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車橋戰役的勝利首先因為新四軍一師及蘇中區委領導的戰略決策、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戰,也離不開新四軍三師的支持，以及地方群眾的大力支援。三師對一師車橋戰役的支持，包括前文所述建立情報聯系，還有軍事支持。車橋戰役正酣，“三師參謀長洪學智同志率一個騎兵排，來到我(指葉飛——筆者注)的指揮部，帶來了七旅部隊攻克朱圩子的捷報”，其“殲滅偽軍三百余人，對車橋戰役的勝利起到積極的作用”。地方黨委領導下的群眾支持也是戰役勝利的重要因素，淮安縣委和寶應縣委分別成立由縣委書記許亞和曾濤掛帥的后勤班子，保證“新四軍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在戰役過程中，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

3 戰役評估

車橋戰役實現了預定目標，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主要有：繳獲大量物資，俘傷斃大量日偽軍。而我軍付出了很少的代價。經過車橋戰役我軍“共收復曹甸、涇口、塔兒頭等敵偽據點十二處，使淮安、寶應以東縱橫五十公里的地區全部解放”，從而“打通了蘇中、蘇北根據地聯系，擴大了根據地，解放了我淮寶數十萬群眾，提高了群眾抗戰的信心”。戰役結束后，“蘇中區黨委、蘇中行政公署、蘇中軍區移駐車橋附近寶應縣的固津一帶”，并且“集中四個主力團在淮寶地區整訓，為后來我軍向蘇浙地區戰略機動創造了有利條件”[5]。

因此，車橋戰役得到中央的贊揚，陳毅、劉少奇發來賀電，“車橋戰役，連戰皆捷，斬獲奇巨，發揮了我第一師歷來英勇果敢的作戰精神，首創了華中生俘日寇之新紀錄”[6]。新華社向全國播發新四軍收復車橋的消息，認為“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個‘大殲滅戰’。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祝賀這一勝利的社論”。

但通過車橋戰役結束后華中局領導和新四軍第一師粟裕等往來電報，可以看出雙方就是否應該發動車橋戰役的分歧。這種分歧有戰術層面，有戰略層面，也有組織紀律方面。針對3月8日粟裕、葉飛電報解釋的發動車橋戰役的思考，3月9日，張云逸、饒漱石、賴傳珠回電表示不同意見，“據來電所說，為便于堅持與調集干部整風，必須打開淮寶地區作為陣地的估計，似是不妥的”，而針對粟裕、葉飛發動車橋戰役的另一個理由，即為“打破敵汪對我蘇中之‘擴展清鄉’及改施屯墾起見”，張云逸等電報提出三點理由予以否定：首先，車橋敵人的指揮系統隸屬華北而非蘇中，故戰役對打破蘇中“清鄉”“恐影響不大”；其次，為著整風、集訓考慮，“不是打開淮寶地區，而是不宜主動的大的出擊敵人。如果過分刺激敵人，很可能引起敵人大的報復，結果妨礙整風”；進一步上升到戰略角度，電報強調，“一般來說，在反攻以前我們不宜過分暴露自己的力量，應該隱蔽保存與發展自己的力量(丕顯來時已說明此點)。過去華北百團大戰，固然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切實檢查我是吃虧的”。雖然在電報開頭，表揚了車橋戰斗“大破強敵獲得大的勝利，此種英勇善戰是很好的”，最終的評價顯然是否定的。

針對華中局的批評，粟裕、葉飛和陳丕顯于3月11日再次致電張云逸等軍部領導，回避了戰役發動前應匯報軍部問題，進一步闡釋發動車橋戰役的理由，并分析敵人不會有大的報復，“我們估計在車橋戰役后，敵無大舉報復。在其報復之后，我不再刺激敵，在敵人實力不夠之現勢下，不一定對我們再作大的進攻”。這一段話前后有些矛盾，無論如何也并未否認敵人報復的可能性。就此而言，饒漱石等人對車橋戰役的批評不應該簡單視為“無視主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7]。

其實，華中局和軍部對于一師在蘇中的斗爭策略的質疑，至少在1944年2月就開始了。1944年1月12日中共蘇中區委副書記陳丕顯及一師政治部主任鐘期光來到黃花塘軍部，直到1月30日才離開[8]。這期間應該形成了蘇中區的上一年度報告。根據陳丕顯和鐘期光的匯報，軍部“開會討論一師問題”，賴傳珠也曾“略談一師內部的情形”，并得出結論“蘇中四分區反清鄉的斗爭，估計在策略上可能有毛病”，隨后賴傳珠開始修改蘇中年終報告。華中局對于蘇中區反清鄉策略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四分區應該堅持斗爭堅持自己的陣地；二是“不必主動號召一切群眾退出原有地區”，因為如果這樣我們無法長期接濟流亡難民，同時也無法堅持原有地區。

上述都說明華中局這一時期的方針是蘇中應該立足于堅持而非發展，不應該采取攻擊行動刺激敵人以免引起敵人大規模報復。在華中局已有這樣的指示情況下，粟裕等人先斬后奏，以主力進占車橋，并將蘇中區主要機構和軍隊遷移車橋。華中局領導對此感到不滿，并在電報中清楚地顯示出來，也就不難理解。

歸根到底，這種分歧的實質在于：是沿襲抗戰以來的分散的游擊戰略還是根據變化的形勢靈活采取集游擊戰亦或集中的運動戰的問題?？箲鸪跗?，中共中央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方略就存在爭論，最終統一于“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百團大戰的結果帶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方針的進一步變化，即現階段應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采取一切斗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斗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今后一個時期務必要“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對敵偽以政治攻勢為主，以游擊打擊為輔；對國民黨以疏通團結為主，以防制其反共為輔”[9]。饒漱石等人正是依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戰略方針指導華中抗日根據地斗爭的，他們批評粟裕等人的電報中也正是以百團大戰為例的。

問題在于，隨著形勢的變化，到1943年底、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戰場都出現了有利的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是否還應堅持這一方針。粟裕是根據蘇中、蘇北的具體情況分析，繼百團大戰后，發動的又一次大規模陣地戰和攻堅戰。從戰役的結果以及后來的事實證明，粟裕的分析和戰役行動更有道理。車橋戰役后，日偽的確一度加強了對淮寶地區等新四軍占領區的軍事動作，但隨后就因無險可守和兵力不足紛紛退卻。粟裕軍隊獲得了比較安定的根據地，形成了和三師的緊密呼應，贏得了整訓的空間和時間。應該說，車橋戰役是抗戰后期中國共產黨由分散游擊戰向正規戰轉變的開始?？紤]到粟裕的決策是在延安整風尖銳批評百團大戰情況下做出的，其獨立自主的思考也就更值得欽佩。

[1] 粟裕.戰爭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2]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四軍·文獻(4)[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3] 葉飛.葉飛回憶錄[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4] 上海市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華中抗日斗爭回憶(第六輯)[M].上海：上海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1985.

[5] 秦叔瑾.戰地日記[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6] 陶麗.車橋戰役：華中敵后抗戰史上的輝煌一頁[J].大江南北,2014(3):12-14.

[7]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蘇中史編寫組.蘇中抗日斗爭[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1987.

[8] 賴傳珠.賴傳珠日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9] 楊奎松.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軍是戰略方針的演變[J].歷史研究,1995(4):23-33.

(責任編輯：張中勝)

OntheCheqiaoBattle

ZHAO Jin-ping

(1.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2. Facul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i'an Jiangsu 223003,China)

The original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heqiao battle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to present the real incident. Ignor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 and drawing on the biased descriptions in some second-hand literature to construct the sequence of the Cheqiao battle can be led astray. Only when we give priority to the public archives and personal diaries,supplement with the account of memoirs,examine the process of the Cheqiao battle,including the balancing of interest in the battle decision,the specific deployment of the battl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strategic and tactical significance,can we assess the battle objectively.

the Cheqiao battle; Su Yu; battle evaluation

K265

：A

：1009-7961(2017)04-0018-04

2017-04-13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5DJB001)

趙金平(1975- )，女，內蒙古赤峰人，副教授，在讀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史、藏傳佛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