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致雅法書信

伯林致雅法的信

尊敬的雅法教授（Harry Jaffa）：

非常感謝您五月十八日寄來的書信，也非常感謝您寄來五月十三日您致《紐約書評》的書信副本（Jaffa， 2012， pp. 163-165）。我很高興，我對列奧·施特勞斯的評價大致類似于您本人，而不是施特勞斯的主要詆毀者對他的評價。（譯注：在《雅法致〈紐約書評〉編輯書信》中，雅法指出，學術界對施特勞斯的觀點持有兩種相反意見。一種是德魯里〔Drury， 2005〕的觀點，即施特勞斯的真正教誨是他的隱微教誨，而他的隱微教誨就是作為馬基雅維里和尼采信徒的教誨。另一種是伯林〔Berlin and Jahanbegloo， 1991， p. 31〕的觀點，即在施特勞斯看來，自馬基雅維里以降，政治哲學就已經誤入歧途了。而雅法〔Jaffa， 2012， pp. 163-164〕認為，他所了解的施特勞斯更加接近于伯林對施特勞斯的評價。正是如此，伯林才說自己對施特勞斯的評價類似于雅法對施特勞斯的評價。而伯林所說的施特勞斯的主要詆毀者應該包括德魯里。）

我認為，與那些憎惡其學說者相比，我對其性格與作品的評價可能更加客觀公正，也更加理由充足。但是，我必須承認，我無法接受他的觀點，無論是局部，還是整體。

我也必須感謝您寄來施特勞斯論相對主義的論文副本（譯注：這篇論文即雅法隨信附寄的《相對主義》。Strauss， 1989， pp. 13-26），在其中，他批判了我的觀點。我并不知道這篇論文已經發表了，我以前所知道的全部是，有人告訴我（也許是已經過世的莫米利亞諾教授），諸如此類的論文正待發表（Berlin and Jahanbegloo， 1991， p. 32）。施特勞斯從根本上誤解了我的立場，這對我來說再清楚不過了。我既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按照他對相對主義者的理解），并且從來都不是。盡管后者尚可爭議，但是對我來說這毫無爭議。確實，我跟施特勞斯一樣相信，人類的終極價值是存在的，并且為人們所接受。我在他所引的文字中言道：終極價值“被如此廣泛地接受，并且如此深深地扎根于人類的真實人性之中，以至于它們經過歷史的發展，如今已經成為我們所謂的正常人的本質組成部分”（Berlin， 2002， p. 210）。而且，我也言及絕對的立場。而我跟施特勞斯之間的分歧之處是，我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當然不會相信這些信仰具有任何先驗的基礎。我所謂的“絕對”的“終極”信仰（如果有必要，人們可以用他們的生命等來捍衛它們），指的是這樣的信仰，即這些信仰根植于如此多的人類共同體在如此長的時間里都如此廣泛相信的價值，因此，對于人類來說，這些價值被認為是自然而然的。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價值原則上不會發生變化，盡管鑒于過去的經驗，這似乎不太可能。如果這些價值發生了變化，那么，就我們依舊是我們而言，我們不可能預見它們可能會變成什么。我與施特勞斯之間的區別就是，他所相信的絕對的先驗基礎與我使這些價值奠基于其上的近乎普遍（如果只能說是近乎的話）的基礎之間的區別。但是，除此之外，我還言及作為其自身所處的時代與文化之產物的價值。對于那些屬于這些文化的人們來說，這些價值可能是同樣神圣的。例如我的消極自由概念，古代世界中沒有多少相關討論。又如真誠的價值，我認為十七世紀末以前無法找到多少相關討論—如果有的話。再如，個人權利（rights）不同于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伯里克利演講內容，也不同于拉丁文jura。拉丁文jura的意思不是“權利”。個人權利也許最早出現在奧卡姆的作品中，且是唯名論的產物。抑或，就此而言，個人權利跟前面的消極自由是息息相關的。這些價值確實是歷史階段的產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釋為一個價值總體框架中的元素，這個價值總體框架體現了時代、文化與時期的特征。施特勞斯并不主張這個觀點。他相信，永恒價值是存在的。永恒價值對所有時代的所有人都有效，并且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始終堅持永恒價值。由于我并不相信我具有一種能夠揭示這類永恒真理的官能，所以我無法接受。如上所述，我只能接受永恒真理的近似物。

而且，我相信終極價值有時互相沖突—對于許多人而言，仁慈當然是一種終極的絕對價值，但是仁慈跟完全的正義無法兼容；完全的自由跟完全的平等也無法兼容，諸如此類。無論如何，就我的理解而言，僅有的普遍價值是好壞、真假及它們的派生，例如對錯與美丑等。由于施特勞斯沒有認識到絕對價值之間的不可兼容性，所以我們極其不一致。因為根據施特勞斯的觀點，所有絕對價值必定都彼此和諧一致。當施特勞斯說我們可以在先驗的意義上絕對知曉這些價值時，就他的理解而言，難道他指的是其他意思嗎？我的異議是，他指控我犯下了相對主義的錯誤，而且實際上犯下了某種歷史主義的錯誤。這種歷史主義不是波普爾所理解的歷史主義，而是指價值取決于歷史，并且沒有永恒的地位。這種歷史主義并不是我的某種信念，更不必說他完全忽略了同等終極的價值之間的互相沖突了。我認為，我為了回應您致《紐約書評》的書信而可能說的任何內容，既無法說服您本人，也無法說服施特勞斯的其他信徒，而且，對于那些接受或贊同我的信念的人們來說，這些內容也沒什么新意。出于這個理由，我看我不用回應您善意的信箋了。而且，我也將告訴希爾弗斯（譯注：希爾弗斯即《紐約書評》編輯羅伯特·西爾維斯〔Robert Silvers〕），除了這封短箋所表達的大意，即我既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我再也沒有什么想要加以評論的了。

我希望您會諒解我的沉默，我只能感謝您為了促進人類的精神以及發現真理，而試圖說服我解釋我的立場與施特勞斯的立場之間的對立。但是，我認為，我現在可以寫作的任何內容，都無法傳達我已經在《兩種自由概念》以來的所有作品中試圖強調的內容。任何閱讀過我大部分作品的讀者都會知道我的立場是什么，我的依據是什么，施特勞斯在什么地方誤解我了。這就是我所要求的全部。再次感謝您的來信并隨信寄來所有附件。您就我對那位伊朗訪談者（譯注：“伊朗訪談者”，即伊朗哲學家賈漢貝格魯〔Ramin Jahanbegloo〕，他對伯林的訪談最后整理成《伯林談話錄》）的回答而質問我，這實在太好了。您這樣做完全是正確的，并且確實具有一種全然讓人肅然起敬的動機。

以賽亞·伯林敬上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我應該補充說，他對實證主義與存在主義的攻擊在我看來似乎完全有效。他曾是海德格爾的學生，而且顯然敬重海德格爾。我希望他可以進一步解釋海德格爾對整個哲學思想的貢獻是什么。然而，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一點。

（《伯林致雅法書信》版權信息：. The Trustees of the Isaiah Berlin Literary Trust 2017?！恫种卵欧〞拧佛^藏信息：Isaiah Berlin， “Letter to Harry Jaffa 〔May 24， 1992），” MS. Berlin 228， Folios 265–266，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May 24， 1992〕。馬華靈譯）

伯林回應施特勞斯：《伯林致雅法書信》的來龍去脈

一九五八年，伯林在牛津大學發表了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毫無疑問，《兩種自由概念》是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經典。誠如斯威夫特所言：“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論》是當代政治哲學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著作，那么，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就是最具有影響力的單篇論文?！保⊿wift， 2006， p. 51）甚至，如果說《共產黨宣言》是十九世紀的共產主義宣言，那么，《兩種自由概念》就是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宣言。

然而，施特勞斯卻在一九六一年發表的《相對主義》中批駁道：《兩種自由概念》是自由主義危機的標志性文本。易言之，自由主義的經典恰恰是自由主義危機的象征。伯林的自由主義之所以是自由主義危機的標志，是因為伯林的自由主義建立在多元主義的哲學基礎之上?？墒?，多元主義內部卻蘊含著難以紓解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伯林主張消極自由是絕對價值；另一方面，伯林主張多元價值之間是相對有效的（Strauss， 1989， pp. 13-26）。如果多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而多元主義既主張絕對主義，又主張相對主義，那么自由主義就搖擺于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如此，自由主義不是在自掘墳墓嗎？

然而，三十年間，伯林竟然對施特勞斯的批評一無所知。一九八八年，伯林曾言：“我知道，在施特勞斯即將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一篇擱置數年無人閱讀的遺作），我將受到猛烈的攻擊?！保ā恫终勗掍洝烦霭嬗谝痪啪乓荒?，但賈漢貝格魯訪談伯林的時間是一九八八年。Berlin and Jahanbegloo， 1991， p. 32）伯林所謂的遺作正是施特勞斯的《相對主義》。而實際上，此文早在一九六一年即已發表于《相對主義與人類研究》（Relativism and the Study of Man）一書中，并在一九八九年重刊于《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中。而在伯林與賈漢貝格魯開始系列訪談的一九八八年，伯林以為此文即將首次公開發表。直到一九九二年，施特勞斯的弟子雅法把此文郵寄給伯林，伯林才知道此文已經發表的事實。

在一九八八年的訪談中，伯林對施特勞斯的批判毫不在意。他帶著無所謂的口吻言道：“就隨他吧。我無法答復他，因為他已經在其墳墓中了，而我對他的眾多信徒絲毫提不起興趣?！保˙erlin and Jahanbegloo， 1991， p. 32）據此，中西學術界普遍以為伯林生前沒有回應施特勞斯的批評。然而，伯林生前真的沒有回應施特勞斯的批評嗎？其實不然，他確實回應了。在牛津大學圖書館伯林檔案所藏的一封塵封二十多載的書信中，伯林直接回應了施特勞斯的批評。因此，這封書信是理解伯林與施特勞斯之爭的鑰匙。

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紐約書評》刊載伯林的訪談錄《哲學與人生：一次訪談》。（《紐約書評》網站[http：//www.nybooks.com/issues/1992/05/28/]顯示，該訪談的發表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然而，《雅法致〈紐約書評〉編輯書信》卻指出該訪談即將于五月十八日發表，遠早于《紐約書評》網站上所公布的發表日期。筆者猜測要么是編輯錯估發表日期，要么是雅法搞錯了。）這個訪談只是《伯林談話錄》的節錄，其中收錄了伯林對施特勞斯的批評。雅法顯然提前獲得了消息，因此他早在五月十三日即致信《紐約書評》編輯，并意圖站在施特勞斯的立場上，回應伯林對施特勞斯的批評。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雅法就此致信伯林本人，并同時附寄他致《紐約書評》編輯的書信以及《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中所收錄的《相對主義》一文。在該信中，雅法懇請伯林回應施特勞斯的批評：

在該訪談中，您說您不會回應，因為施特勞斯已經死了，而您對其信徒沒什么興趣。我希望恭敬地向您指出，這并不是一個合適的理由?！捎谑┨貏谒篃o法在這里為自己辯護而不回應施特勞斯，無論如何，我認為這是錯的。施特勞斯相信，我認為您也會相信，真正嚴肅的思想家之間的對話不是私人對話，這種對話將超越時間，并永垂不朽。我確信，如果您對施特勞斯的回應配得上他的話（我當然希望您的回應可以配得上他），那么，能夠駕馭這場爭論的某個人，將在恰當的時候出現，并推進這場爭論（此人是否在您的有生之年或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現，這并不重要?。?。（譯注：在雅法著作中，“永垂不朽” 〔transcended...mortality〕被誤拼為“超越道德” 〔transcend...morality〕。筆者根據伯林檔案中的書信原文對其加以更正。Jaffa， 2012， p. 165）

二○一二年，雅法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施特勞斯分裂的危機》，其中就收錄了《雅法致伯林書信》（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筆者同年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有幸讀到了這封至關重要的書信。因此筆者尋思，如果雅法曾經致信伯林，那么伯林是否給雅法回信？如果伯林真的給雅法回信了，那么這封回信無疑是解開伯林與施特勞斯之爭的關鍵。然而，雅法對伯林的回信并沒有進一步交代。那么，伯林的回信如今安在？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筆者向哈代（Henry Hardy）教授詢問伯林生前是否回應施特勞斯，抑或回信給雅法。當日，哈代教授即復信表示，他本人沒有發現伯林致施特勞斯或雅法的任何書信，而且牛津大學伯林檔案目錄中也沒有相關記錄。不過，他依舊表示，這并不代表這類書信不存在或沒有寄出，只是伯林的秘書可能沒有保存相應的副本。他表示自己會再去查詢伯林檔案，先確定雅法致伯林的書信是否保存于伯林檔案中。

于是，筆者決定直接聯系雅法本人，看看他是否收到過伯林的回信。筆者在哈佛大學訪問時的聯系導師哈維·曼斯菲爾德教授，向筆者提供了雅法助手埃里克·科伊肯德爾（Eric Coykendall）的郵箱。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筆者致信科伊肯德爾，詢問伯林是否回信給雅法。然而，直到二○一三年二月十四日，科伊肯德爾才回信轉達雅法的意見。雅法表示，伯林一直沒有給自己回信。他不無遺憾地感嘆，自施特勞斯的《相對主義》之后，伯林與施特勞斯的爭論就此落幕了。

然而，實際上并非如此。非常慶幸的是，哈代教授最后還是在伯林檔案館中找到了《伯林致雅法書信》，這封失而復得的書信終于重見天日。二○一二年十二月五日，即早在科伊肯德爾回信的兩個多月前，哈代教授就向筆者寄發了《雅法致伯林書信》以及《伯林致雅法書信》的電子文檔。至于雅法本人為什么沒有收到伯林的回信，我們不得而知：要么伯林沒有寄出這封回信，要么這封回信沒有寄達。無論如何，《伯林致雅法書信》能夠重新出現在世人的面前，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收到科伊肯德爾的回信后，筆者于二○一三年二月十六日把《伯林致雅法書信》轉發給科伊肯德爾，并希望他向雅法轉達筆者的懇請：正如雅法懇請伯林回應施特勞斯的批評，筆者也懇請雅法回應伯林的回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雅法一直沒有回復筆者的提議。二○一五年一月十日，雅法本人亦仙逝矣！至此，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學術公案，真的要暫時告一段落了。

因此，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而言，《伯林致雅法書信》是伯林生前直接回應施特勞斯批評的唯一文本。在這個意義上，這封書信恐怕是理解伯林與施特勞斯之爭的關鍵性文本。然而，遺憾的是，這封書信至今尚未在中西學術界公開發表。因此，中西學術界至今尚不知曉伯林生前曾經回應過施特勞斯的批判。

那么，《伯林致雅法書信》的思想史意義到底何在呢？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在《相對主義》中對伯林的指控是，伯林的多元主義既主張相對主義，又主張絕對主義，因此，伯林的政治哲學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倘若施特勞斯的指控是成立的，那么，伯林的政治哲學就將面臨毀滅性的打擊。職是之故，如果伯林要自我辯護，那么，伯林的學術工作是撇清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的糾葛，劃定多元主義與絕對主義之間的界限。正是在《伯林致雅法書信》中，伯林駁回了施特勞斯的指控，從而指出多元主義既不主張相對主義，也不主張絕對主義。

一方面，伯林宣稱多元主義不是一種相對主義。對于這個問題，伯林在這封書信中并沒有詳細地展開論述，而只是簡單地做出論斷：“我既不是一個相對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我再也沒有什么想要加以評論的了?！敝匀绱?，是因為在伯林看來，他畢生的許多作品都已經足以回答這個問題了。如今，他無須再多費唇舌對之加以解釋了。例如，在一九五三年發表的著名論文《歷史的不可避免性》與一九八○年發表的《十八世紀歐洲思想中所謂的相對主義》中，伯林都對相對主義提出了非常系統的批判。正因如此，他才在這封書信中自信地表示：“任何閱讀過我大部分作品的讀者都會知道我的立場是什么，我的依據是什么，施特勞斯在什么地方誤解我了。這就是我所要求的全部?！?/p>

另一方面，伯林認為多元主義不是一種絕對主義，而是一種普遍主義。伯林在這封書信中重點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在伯林的視域中，絕對主義與普遍主義主要有三大差異。第一，絕對主義的觀點是，絕對價值是對所有時間所有地點的所有人都始終有效的價值。而普遍主義的觀點僅僅是，普遍價值是對多數時間多數地點的多數人都有效的價值。第二，絕對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理性主義，而普遍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經驗主義。第三，絕對主義主張，各種絕對價值之間可以和諧一致，而不會互相沖突。而普遍主義則認為，各種價值之間有時互不兼容，甚至互相沖突。正是因為施特勞斯混淆了絕對主義與普遍主義，所以他才誤以為伯林的多元主義是一種絕對主義。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筆者得到哈代教授的授權，從而有幸把《伯林致雅法書信》翻譯為中文在中國大陸發表?！恫种卵欧〞拧吩谥形膶W術界的面世具有兩層特殊的含義：第一，《伯林致雅法書信》在中國發表是全球首發，在此之前，該書信從未以任何語言在任何場合公開發表；第二， 二○一七年是伯林逝世二十周年，因此，《伯林致雅法書信》的中譯本可以作為紀念伯林逝世二十周年的獻禮。

（Berlin， Isaiah，2002，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lin， Isaiah， and Ramin Jahanbegloo， 1991，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New York： MacMillan. Drury， Shadia B.， 2005，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Jaffa， Harry， 2012，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Strauss， Leo， 1989， “Relativism”， 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3-26. Swift， Adam， 2006，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Po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