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漢鐵路籌款問題探析

陳冠宇

摘要：盧漢鐵路是晚清政府大規模修建鐵路的開端，而資金問題成為了盧漢鐵路修建的瓶頸。

在前期“自辦”嘗試失敗后，清政府被迫舉借外債，最終與比利時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盧漢鐵路籌款體現出晚清政府的“自救”動機，但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自救”難以實現。

關鍵詞：盧漢鐵路；清政府；中比籌款

甲午中日戰爭后，清政府決定把建設鐵路作為一項“自強要策”[1]，而張之洞籌議修建由盧溝橋至漢口鎮的盧漢鐵路，更是被視為“有益于國”的重要議案。雖然清廷有意于鐵路，但面對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經費問題成了修筑盧漢鐵路的瓶頸。據張之洞最初的預計，全部預算造價為銀1600萬兩，每年籌款200萬兩，分八年建成。后經奕譞等人全面預算，非3000萬兩不能竣工，而籌款的辦法，以商股、官股和洋債“三者并行，是能集事”。[2]在官款不足、商股難集的情況下，借洋款成為盧漢籌款的主要用款來源。 在英法德俄美比幾家外國資本的激烈爭奪下，經過了一系列復雜、曲折的談判，清政府最終與比利時公司簽署了借款合同，才籌得了相應的筑路資金。

筆者擬從清政府籌集相關款項前后實行的過程，深入探究盧漢鐵路“自辦”的可能性及其借款間的聯系，旨在重塑興建盧漢鐵路的歷史語境。

一、“自辦”設想的失敗

作為國民經濟的一項基礎性工程，鐵路耗材多、工期長，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前文提及盧漢鐵路“非3000萬兩不能竣工”。在張之洞的爭取下，清廷原對盧漢鐵路修建有每年200萬兩的撥款，但為了抵御沙俄西伯利亞鐵路修建對中國東北和朝鮮形成的威脅，又把用于修建盧漢鐵路資金移做關外鐵路的建設用款，“惟荒瘠難招股，擬即勘路，明年盡部款二百萬造成二百里路，逐節前進” [3]，早期盧漢鐵路的修建也暫時終止。甲午戰后，清政府財政更加困難，無余款支撐盧漢鐵路的修筑。

可見，僅依靠清政府財政撥款修筑鐵路難以實現。清政府開始擬采用商辦的辦法來解決資金的問題，但也困難重重。光緒二十二年，晚清洋務重臣、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與盛宣懷商議盧漢鐵路事宜時，提出了“官款難撥而注意商辦，洋股不準而注意華商”的籌款思路，并在利用華商資本方面進行了嘗試。同時，劉坤一也贊同張之洞的思路，建議“以官發其端，以商任其事”[4]，籌民股以資筑路。胡燏棻更是主張“準民間自招股本，而一切窒礙之處，如買地勘界等類，必須官為保護”，提出以政府助力商辦。[5]

雖然清廷朝野重臣以政府名義號召富商集股，但應者寥寥。其原因在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清廷雖然創辦了大量的洋務企業，但這些企業在“官商合營”體制下發展并不順利。而清廷“官權重而商利輕”的經營理念，也致使有愿投資的華商大多持觀望態度，不愿與清廷當局“合辦”。再者，彼時華商實力比較弱小，加上對官商合辦形式心存疑慮，熱情不高，因此，利用華商資本的效果也不理想。光緒二十二年，在上海負責招商股事宜的黃遵憲等人復電張之洞說：“滬商尚無人股，電詢粵商，亦無應者，察訪商情，意謂官商頗難合辦?！辈⒔ㄗh“專歸商辦，定能集股?！盵6]

4月，清政府同意“富商如有集股千萬兩以上者，準其設立公司，自行商辦，一切贏絀，官不與聞，如有成效可觀必當加以獎勵”[7]。但民間資本依然反應冷淡，固有商人響應，然一經查實，這些所謂“商股”，“皆有洋東在其身后”。例如，美、英兩國資本家曾利用監生呂慶麟、廣東商人方培垚等，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謊報以籌集完相應款項，要求承建鐵路。這又與清廷所要求“不得有洋商入股”相悖。商辦鐵路無望，而清政府財力不足，向外國借款便成為當時惟一可以嘗試的辦法。

二、中比筑路條款的簽訂

考慮到官款不濟、民股難籌的實際情況，光緒二十二年，清政府批準盧漢鐵路籌借洋款，并設立鐵路總公司，任命盛宣懷為鐵路督辦大臣，負責洋款籌借事務。西方列強也開始了對盧漢鐵路借款權的激烈爭奪。

在清廷批準盧漢鐵路借款同年年末，盛宣懷即同美商有聯絡，但盛認為美國動機不純：“華士賓非為借款而來，意在包掃一切”[8]。有鑒于此，清廷此時對美國資本并無興趣。與此同時，英國資本也在積極謀求盧漢鐵路投資。光緒二十二年春，盛宣懷與中英公司初步談判，達成借英款400萬鎊，債息4.75厘，此后分二十九年還清，以建成鐵路作抵押。[9]雖然盛宣懷對英商頗為中意，但張之洞對此卻有疑慮。張之洞認為英國等大國會假借貸款之機，日后必定會趁機提出更多要求，故對其顧慮頗多。正因清廷對英美等大國有戒備之心，比利時此時逐漸進入清廷視野，并由此參與到借債競爭中來。事實上，比利時對于盧漢鐵路一事，也并非全然置身事外。早在光緒二十一年使，比利時就通過其駐華公使與清廷聯絡，提出過助修鐵路一事。此外，比利時財團也表示愿意提供400萬英鎊的借款。張之洞通過興辦漢陽鐵廠之機，對比利時此國展開過考察。張之洞之所以傾向從比利時國借款，其原因在于他認為：“比究是小國，不過圖工作之利，別無他志。若用大國之款辦此中權干路，實多不便，千萬宜防”[10]。

光緒二十二年，比利時駐漢口領事法蘭吉面會張之洞，雙方開始恰談盧漢鐵路借款事宜。張之洞在雙方會談中，提出“息僅四厘”、“絲毫無扣”、“物料各國投標”、“路工章程利益，比國絲毫不得干預”、“借款惟有以路抵押”的五條要求。[11]比方除利息“欲索五厘五毫”外，其余各項皆認同。張之洞對此表示滿意，并囑咐盛宣懷到滬與比方進一步談判。

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和比方開始續談合約。但比方此時態度驟變，要求利息調整至五厘，并且在擔保上除鐵路抵押外，還要國家作保。盛宣懷考慮到比方要求還在合理范圍之內，故請示朝廷后告之對方：“總公司系奉旨承辦，且經國家核準，其利權必能歸還借款?！盵12]雙方經過磋商后，比方同意以此立定草約。雖然在簽訂草約的過程中，有英德資本向總理衙門施加壓力，企圖阻撓簽約。但在王文韶、張之洞的支持下，《盧漢鐵路借款草合同》終得簽訂。

雖然草約已經簽訂，但比方并不打算遵守此合同，而是希望能此以為基礎，在原有條件下，再立新章。比利時此時的策略是先簽定草約，然后再加以勒索。雖然“比系小國”，但其掠奪盧漢鐵路的野心并不遜于英美等西方大國。由于此時盧漢鐵路的外債借款已持續多月，并且在清廷既有的計劃中，并沒有其他選項。正如張之洞所分析，此時與比利時的談判，清廷正處于兩難境地：“比款議已數月，此款不成他事難辦，改借他國，必須再奏，必致枝節橫生”[13]比利時此時也正好利用光緒二十三年年末，德國強占膠州灣、沙俄強占旅順、大連等一系列國際事件為借口，提出此時局勢劇變，先前簽訂的草約不能照辦，伺機向清廷施壓。

比利時此時所提出的要求，較之第一次商定草約時，已有大幅加價。雖然比利時在與清政府的談判中，有俄國為其后盾。但此時清廷已無力應答比利時提出的要求，甚至產生了擺脫比利時另找他國借款的想法。駐美大使伍延芳此時就嘗試與美商磋商，以震懾比利時。且不論清廷此舉，究竟是假意作勢，以此迫使比利時；亦或是真欲另開談判。比方明顯受到此舉的影響，并放低姿態，最終在光緒二十四年簽訂《盧漢鐵路比國借款續訂詳細合同》。[14]

第三、余論

清政府的盧漢鐵路資金解決方案，暴露出晚清政府的一系列問題。從其資金構成中可以看出。根據金士宣等人的統計，盧漢鐵路建設資金除了盧保段由清政府自籌資金外，其余大部分資金是由比利時公司提供的借款。其中官款只占全額的三分之一，折合銀元共計兩千九百萬元，而比利時借款則高達銀元五千五百萬元。[15]在盧漢鐵路的修筑上，外國借款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與比利時的交涉過程中，清廷內部洋債之爭、拒絕“國家擔?！钡仁录?，體現出其近代金融概念的淡薄，也影響了鐵路的修筑。但在官款不濟、民股難籌的大背景下，清廷興接外債的舉動，應該給予肯定的評價。

事實上，晚清鐵路建設利權和主權淪喪往往相伴而行。清朝后期財政困難，而修筑鐵路往往意味著要舉借外債，而舉借外債則或多或少的意味著權利的淪喪。盧漢鐵路借款是清末大規模鐵路借款的開始，清末其他鐵路借款合同許多都以盧漢鐵路借款合同為藍本。再者，從國際局勢而言，近代列強矛盾日益尖銳。英法德俄美比等國，在華鐵路建設權的爭奪實際上是利益爭奪和勢力范圍的爭奪。各國列強在盧漢鐵路上的爭奪，與其說是爭利，不如視為爭奪勢力范圍。

從另一個層面而論，盧漢鐵路也帶動了近代企業的發展。盧漢資金籌集雖帶有諸多弊病，但它畢竟使我國鐵路長大干線能夠得以開筑，也開啟了我國交通運輸近代化的進程。以建設盧漢鐵路為動力，中國其他相關領域如鋼鐵、采礦也得到了一定發展。

總之，盧漢鐵路籌款反映出晚清政府的自救愿望。清政府籌款動機的主要方面是發展中國的鐵路交通事業，并盡量減少利權的損失。但由于國際、國內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列強環伺對清政府進行要挾和壓制，清王朝國勢衰微、財政困頓，國內政局動蕩不安，使其難以達到預期的結果，反而造成了中國利權特別是路權的大量喪失。從這一點來看，當時的鐵路政策無疑是失敗的。但它畢竟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步伐，這點就是值得肯定的。

注釋

[1]《清德宗實錄》卷269，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99頁。

[2]《中國近代史資料書刊·洋務運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7—256頁。

[3]《李鴻章致張之洞電》，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 134，臺北文海出版社，第 9709 頁。

[4]劉坤一：《劉坤一遺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83頁，

[5]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料》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01頁。

[6]《黃道、容道、葉丞來見》，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9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880頁。

[7]《清實錄》，第57冊，第49頁。

[8]盛宣懷：《愚齋存稿》卷26，思補樓藏本，第1頁a。

[9]參見張慶峰：《論盛宣懷與盧漢鐵路籌款》，《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10]盛宣懷：《愚齋存稿》卷27第6頁a、b。

[11]盛宣懷：《愚齋存稿》卷26，第12頁a、b。

[12]盛宣懷：《愚齋存稿》卷21，第7頁a、b，第8頁a、b。

[13]《愚齋存稿》，卷27，第26頁a、b。

[14]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773-779頁。

[15]金士宣、徐文述著：《中國鐵路發展史（1876-1949）》，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86 年，第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