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與理論框架建構

田璞玉+鄭晶+張金華

摘要：針對農民工群體，界定適應其特點的社會融合概念，構架社會融合理論框架。筆者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可以定義為“農民工以流入地社會市民群體為參考系，在經濟、職業、行為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學習和適應當地社會，并有保留地向當地市民轉變的過程”。包含經濟、文化、結構、心理4個維度，除經濟融合外，其他3個維度均具有雙向融合性質，4個維度之間存在非線性、依存和互動、遞進但次序不唯一的關系和特征。農民工社會融合程度取決于維度融合的數量和各維度融合的程度。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融合；融合維度；融合模式

中圖分類號： F323.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6）11-0509-04

農民工大規模進入城市務工經商已經持續近30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7 395萬人，比2013年增長1.9%，其中16～30歲新生代農民工占33.7%，31～40歲農民工占 22.8%，青壯年勞動力已成為農民工的主力群體。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及推進城市化進程來說，如此大規模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究竟是喜是憂，關鍵在于這部分人能否最終融入城市生活[1]。然而，制度性因素如二元戶籍制度、非制度性因素如人力資本劣勢和歧視等導致農民工各方面處于城市的邊緣地位，這使得絕大多數農民工最后不得不選擇返鄉，少數能夠留在城市生活。作為外來人口的移民群體，進入城市后如何與流入地社會相互融合，一直是移民研究的經典命題。在研究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時，學者們往往使用的是針對一般移民人群的普適性概念，專門針對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定義不多見[2]，且存在定義不清晰、不嚴格、融合維度的辨識混亂、各維度的方向性不明確等缺陷[3]，導致在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研究中，缺乏統一并被普遍認可的概念和維度建構。本研究旨在構建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和相關維度的理論框架，并探索各維度間的邏輯關系，以期為測度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現狀、影響因素和影響效應提供參考依據。

1 文獻回顧

1.1 關于社會融合理論的探討

西方對移民群體與遷入地社會關系問題的理論探討可以分為“同化論”（assimilation）、“多元文化論”（pluralism or multiculturalism）、“區隔融合論”（segmented assimilation）3種主要觀點[3-4]?！巴摗庇蒔ark最早提出，它強調外來移民對主流文化的認同，以及對原有文化傳統和社會習慣的拋棄[5]。到20世紀中期，同化論經過Gordon等的進一步發展，成為研究移民社會融合的經典理論范式[6]。不同于同化論認為移民終將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以適應主流社會的觀點，“多元文化論”用來形容多民族、多文化、多語言的社會，該理論認為當移入地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時，新移民會傾向于維持原有的文化價值，同時他們也會在新的定居地重新塑造其身份認同、價值觀念，從而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社會和經濟秩序[7]。隨后，Portes 等通過對美國第2代移民的研究，發現不同于第1代移民，流動人口子女只是在某些地方融合到美國主流社會中，針對這種現象，他們提出“區隔融合”的理論；該理論認為，美國是一個存在不同階層和不平等的社會，因此移民可與不同的“區位”融合[8-9]。另外，還有基于以上理論的直線融合理論、曲線融合理論、空間（或居?。┤诤险摰?。以上理論源于不同的宏觀背景，較好地解釋了各自時代移民的融合現狀、過程及結果[3]。

伴隨著大規模的農民城鄉轉移，國內關于流動人口或其他群體社會融合的研究已非常豐富。但基本都是基于上述國外3種理論的應用和延伸，第1類類似“同化論”理論，強調移民向遷入地社會的單向流動，如“在居住、就業、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融入城市社會、向城市居民轉變的過程，可以用移民與城市居民的同質化水平來衡量”[10]、“逐步向市民轉化的過程”[11]。第2類類似“多元文化論”，強調移民和移入地之間的各方面的相互交融和作用。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是不同個體、不同群體和不同文化之間相互配合、相互適應的過程，是一個逐步同化和減少排斥的過程，是流動人口對城市的主觀期望和城市的客觀接納相統一的過程，是本地人口和外來移民發生相互交往和構建相互關系的過程”[12-13]。第3類觀點同“區隔融合論”類似，如何軍通過研究發現，農民工在行為方式上的融入程度明顯高于價值觀和歸屬感融入程度，即支持了這類觀點[14]。

1.2 關于社會融合維度的劃分

社會融合應該包含哪些維度是研究融合問題的重中之重。國外研究對象包括國外移民、少數族裔等，國內多為流動人口、城鄉移民、農民工等，研究對象不盡相同，維度的劃分都是根據對城市融合概念的定義和研究需要對融合維度進行設置的。常見的融合維度基本都包含主觀（經濟、社會、文化）和客觀（心理認同等）層面[4，15-17]，部分研究只包含主觀方面，如任遠等將城市融合維度劃分為自我身份的認同、對城市的態度、與本地人的互動、感知的社會態度[13]；秦昕等將其劃分為農民身份認同、鄉土認同、城市社區認同、政府認同、生活滿意度[18]。

關于各維度之間的關系，大部分學者都認可各維度之間存在遞進關系，但各維度遞進方向問題存在爭議。如楊菊華等大部分學者認為，社會融合包括經濟、社會和心理或文化融合等多個層面，且存在遞進關系，他們認為經濟適應是立足城市的基礎，社會融合是城市生活的進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廣度，心理融合應屬精神層面，反映參與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適應，才是流動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會的標志[3，19]。相反，張文宏等認為雖然由心理、身份、文化、經濟等4個因子構成的移民總體社會融合程度偏低，但鑒于這4個層面的融合程度呈依次遞減趨勢，所以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合身份融合程度較高，而文化和經濟融合程度較低[4]，該觀點也得到王桂新等研究結果[20]的支持。

各維度融合方向也存在爭議，如Berry不同意Gordon將文化融合定義為移民逐漸拋棄原有家鄉文化而完全接受遷入地文化的觀點，他認為文化融合具有雙向性，并提出了文化融合的雙向模型[21]。Phinney認為，身份認同存在“種族認同”和“遷入國認同”2個概念。借鑒Berry的文化融合雙向模型，Phinney提出身份認同的雙向模型，他將身份認同分為4種類型，即融合型、融入型、分離型和邊緣型[22]。以上研究和觀點是本研究社會融合概念和理論框架構建的理論基礎，但針對農民工還須依據社會背景和其自身特點進一步完善。

2 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和理論框架的構建

2.1 農民工社會融合概念的界定

農民工是“擁有農業戶口，在城市從事非農工作，在城鄉之間頻繁流動，不能享受城市福利待遇的農村勞動力”[20，23]，是在我國二元戶籍制度背景下的一個“邊緣化”的特殊社會群體。社會融合研究流動人口與流入地社會之間的關系，農民工和流入地市民構成社會融合的2類主要群體，市民群體的社會經濟地位顯著優于農民工。就2類群體間關系而言，農民工在進入城市后，以市民為參照系，在經濟、行為、文化和觀念上融入到流入地社會的主流社會體系中，但就農民工群體而言，現階段無論是老一代還是新一代農民工，他們無法完全割斷與流出地的社會關系，也無法完全摒棄原有的文化和傳統，因此，盡管農民工在各方面學習、適應、追趕流入地市民，但因客觀或主觀原因，其不得不保留一部分的原有行為、觀念或文化，從而呈現出一種“混合”的狀態。因此，本研究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應該定義為 “農民工以流入地社會市民群體為參考系，在經濟、職業、行為、價值觀念等方面學習和適應當地社會，并有保留地向當地市民轉變的過程”。

2.2 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理論模型

維度是社會融合的基本要素，研究農民工社會融合首先要辨析其融合維度。結合農民工的特點、目前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現有文獻，本研究認為我國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合至少可以從文化層面、經濟層面、結構層面（社會交往層面和政治參與層面）、心理層面來分析。這種劃分并不一定能夠囊括所有維度，但這幾個維度是當前農民工社會融合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維度。

各維度的特點和維度之間的關系反映了社會融合的基本邏輯。本研究構建了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理論模型（圖1），農民工進入城市，在各個維度上與作為參照系的流入地市民差異消減。本研究構建的模型解釋了農民工社會融合的以下特征——第一，維度之間具有以下關系：（1）這4類融合維度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它們可以同時開始，但融合程度卻未必同步。農民工的社會融合過程是以個人社會經濟地位、行為和觀念為載體體現出來的社會現象，而社會現象是復雜的，任何2個或多個社會現象之間都難有整齊劃一的、單向的線性因果關系。（2）各維度之間互相依存和互動關系。維度之間的交融與滲透十分正常，如文化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阻礙農民工在流入地的經濟融合，對流入地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有較深的了解和接納意愿無疑有助于流入者更快整合到當地的經濟結構中[3]，不過經濟融合并不一定代表文化接納，農民工在接受流入地文化的同時，還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化。如圖1所示，上面的4個箭頭聯結了各個維度的節點，任何2個節點之間都存在關系，關系的強度取決于外部環境和農民工個體特征等。（3）農民工融合維度存在遞進關系，但次序并不唯一。目前學界關于融合次序的觀點不統一，以融合“結果”為判斷標準的研究認為經濟融合是實現社會融合的基礎[3]，以融合“過程”為判斷標準的研究認為“文化融合”為農民工進入城市后首先需要經歷的[2]。本研究認為無論以結果還是過程為標準，其融合維度次序都不是唯一的。這種次序與農民工個體特征、價值觀和外部環境等因素有關系，因此就微觀層面來說，維度之間的次序因人而異。第二，除經濟融合外，其他3個維度具有雙向關系。圖1在各維度框體上下使用箭頭表示，右向箭頭表示朝向流入地市民的融合，左向表示朝向農民工自身的融合，融合程度取決于2個方向融合的“推拉力”的大小。第三，整體社會融合程度取決于農民工融合維度的數量和各維度的融合程度。圖1底層的射線表示社會融合的方向和融合程度，箭頭向右表示融合維度的遞進關系，心理認同代表社會融合的最高境界。越靠近右邊表示融合的維度數量越多，從而融合程度越高，如農民工融合維度達到4個，則意味著其整體社會融合達到較高的融合程度，若只達到其中的2項或3項，則農民工是區隔融合的狀態；若只達到1項，則表示農民工尚在適應城市社會的階段。當然，并不是所有人的融合過程都會遵循該模型中的這個次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實現4個維度的融合，但針對不同情況，依然可以使用該模型解釋。

2.3 農民工社會融合各維度解釋

2.3.1 經濟融合 Alba等將社會經濟融合定義為“主流社會中和自己社會經濟背景相當的階層相比，移民能夠獲得這個階層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社會經濟地位”[16]。借鑒此概念，本研究將農民工經濟融合定義為“與流入地社會中和自己社會經濟背景相當的當地市民相比，農民工能夠獲得和這些市民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經濟收入”。遷入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并獲得一定的經濟收入，其主要標志是有固定的住所及穩定、平等的經濟收入[24]?！奥殬I流動與經濟融合本身就應該是移民融合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與維度”[16]。農民工只有在城市立足，才能進一步融入城市社會，因此經濟融合是農民工社會融合的基礎。以流入地市民為參照系，農民工的經濟融合可以從收入、消費、居住條件、社會保障、工作狀況等幾個方面考察，并且經濟融合是單向向上流動的。

2.3.2 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的經典定義由Redfield等提出，他們認為文化融合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群體的個體們在不斷地發生接觸以后，其中1個群體或者所有群體的原有文化特征發生變化的現象”[25]。社會融合理論基本上認為文化融合是一種單向模型[3，6]。但當前我國農民工候鳥式的遷移特征，即使其接納了流入地文化，但還須要保持和家鄉的聯系，因此無法完全放棄原有文化。悅中山通過修改Berry的模型，提出了農民工文化融合的雙向模型，并通過農民工在2個方向上不同的態度組合，產生4種文化融合策略，即融合、同化、分離、邊緣化策略[2]。但本研究認為，文化融合是否為“雙向”還有待商議，因為“雙向”指農民工文化與流入地文化的交融和相互影響，從目前來看，還沒有研究可以證明農民工能夠影響流入地的文化習俗，因此，該模型只能看作是微觀層面的農民工文化雙向選擇模型，本研究在悅中山文化雙向模型的基礎上，將其改進為農民工文化選擇雙向模型（圖2）。

2.3.3 結構融合 結構融合即“少數族群開始在初級群體（具有親密的、面對面的交往和合作特征的群體）層次加入核心社會的各種活動、俱樂部和機構中”，是促進移民全面融入遷入地社會的助推器，標志著社會融合過程的成熟[6]。結構融合以社會交往與社會分層為主要標志，即他們的社會交往群體從嵌入人口擴展到本地人口，社會交往圈擴大；在社會分層上，他們逐步擺脫邊緣地位，向中產階級或更高層次接近，如居住社區的搬遷（如搬到以本地居民為主的居住社區）以及更多的政治訴求等[4]。因此，本研究將結構融合維度細分為社會關系和政治參與2個方面指標。

農民工進入與農村社會不同文化的城市社會，因此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及社會關系的意義，不只是單純地發展出一種業緣性和地緣性的人際關系，更代表農民工對于城市社區的卷入程度，是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合的重要表征[26-27]。根據農民工城市交往的對象群體，以農民工群體為基準，可將其社會關系分為群內關系和群際關系。農民工在城市里不可避免地要與市民有某些交往，因此社會關系具有雙向性，參照文化融合雙向選擇模型，本研究描述出農民工社會關系的雙向模型（圖3），根據群內和群際關系的強弱，農民工的社會關系可以分為融合、同化、隔離、邊緣4種類型。由于農村和城市社會環境存在巨大差異以及時代的變遷，當前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呈現出較強的隔離特征，即同質性和“內卷化”傾向[1，27-29]。

對于政治參與，一些學者將其納入社會融合的維度之中[15-16，20，30]，或專門討論了政治融合[31-33]。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是在其文化融合、社會經濟地位提升和心理認同等實現后的更高要求[2]，因此并不是社會融合的核心內容。但本研究認為，在當前農民工數量已達2.7億人的情況下，其政治參與應作為其結構融合的重要指標之一。政治參與的廣義概念是指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或企業決策的所有行動[34]。對農民工而言，他們對于事關自身經濟、社會利益的問題，有著強烈的訴求欲望，這從近年來多發的農民工討薪事件和其他群體性事件中可見一斑。而政治參與是實現其目的的渠道或途徑之一，良好的政治參與能夠避免表達夙愿的極端行為的發生。

2.3.4 心理融合 心理融合是指在遷入地社會移民群體在心理和情感上對自己社會成員身份和歸屬的認同上發生變化的現象[2]，文獻中研究心理層面融合時，多使用身份認同作為指標[35-36]，或直接使用身份認同作為社會融合的1個維度[3]。而身份認同被認為是移民社會融合的最高境界[3，16]，若移民群體在心理和情感上對遷入地社會沒有認同感和歸屬感，即使他們在其他維度融合較好，也不能說明外來人口實現了充分的社會融合，其在現居住地的社會活動也僅僅是對經濟利益追求的表現。

當前，農民工已經成為“城里人”“農村人”之外的第3種身份[37]。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在現實中是復雜的、多維的，具有二重性的特征[38]，即有些農民工在身份認同和城市歸屬感上存在模糊性，這一點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表現更甚[1]。因此，農民工心理融合也表現出雙向性，借鑒文化融合模型，可以描繪出農民工心理融合的雙向模型（圖4）。鑒于農民工對身份認同的模糊性，該模型沒有使用“是否”為農民或城市人的絕對判斷，而使用“強、弱”表示相對程度的判斷，筆者認為這樣更加能夠表示農民工身份認同特點，模型中一共顯示4種心理融合類型，即融合、融入、隔離、邊緣，分別對應農民工身份認同程度。

3 結語

本研究在借鑒國內外社會融合理論的基礎上，構建適應于農民工特點的社會融合理論，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融合是指“農民工以流入地社會市民群體為參考系，在經濟、職業、行為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學習和適應當地社會，并有保留地向當地市民轉變的過程”。該定義強調了社會融合中主體是農民工和市民群體，也強調了現階段農民工與流出地社會之間存在較強的關系?；趯r民工社會融合的界定，本研究構建了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理論模型。該模型認為，農民工社會融合的維度可以分為經濟融合、文化融合、結構融合和心理融合。農民工社會融合的4個維度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維度之間存在遞進和互動關系；各維度可以同時開始，但進程未必同步。經濟融合指農民工能夠獲得流入地市民的平均水平或者高于平均水平的經濟收入，該維度是單向向上流動的；文化融合指農民工在家鄉文化和流入地文化之間的雙向選擇，產生4種文化融合策略，即融合、同化、分離、邊緣化；結構融合指農民工嵌入城市社會的各種活動或組織中，可以分為社會關系和政治參與2個方面，前者具有雙向關系；心理融合指農民工對自己社會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當前農民工身份認同模糊，也存在雙向性。

參考文獻：

[1]王春光.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進程及問題的社會學分析[J]. 青年探索，2010（3）：5-15.

[2]悅中山，李樹茁，費爾德曼. 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概念建構與實證分析[J]. 當代經濟科學，2012（1）：1-11.

[3]楊菊華. 從隔離、選擇融入到融合：流動人口社會融入問題的理論思考[J]. 人口研究，2009（1）：17-29.

[4]張文宏，雷開春. 城市新移民社會融合的結構、現狀與影響因素分析[J]. 社會學研究，2008（5）：117-141.

[5]Park R E.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33（6）：881-893.

[6]Gordon M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the role of race，religion，and national origin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7]Kallen H M.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American idea：an essay in social philosophy[M].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56.

[8]Portes A，Zhou M.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1993，530：74-96.

[9]Zhou M. Segmented assimilation：issues，controversies，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7，4：975-1008.

[10]童 星，馬西恒. “敦睦他者”與“化整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區融合[J]. 社會科學研究，2008（1）：77-83.

[11]劉傳江，程建林. 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分析與進程測度[J]. 人口研究，2008（5）：48-57.

[12]任 遠，鄔民樂. 城市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文獻述評[J]. 人口研究，2006（3）：87-94.

[13]任 遠，喬 楠. 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過程、測量及影響因素[J]. 人口研究，2010（2）：11-20.

[14]何 軍. 江蘇省農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際差異研究[J]. 農業經濟問題，2012（1）：52-59.

[15]Goldlush J，Richmond A H.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J]. Policy and Research on Migration：Canadian and World Perspectives，1974，8（2）：193-225.

[16]Alba R，Nee V.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M].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7]張 斐.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6）：100-109.

[18]秦 昕，張翠蓮，馬 力，等. 從農村到城市：農民工的城市融合影響模型[J]. 管理世界，2011（10）：48-57.

[19]朱 力. 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J]. 江海學刊，2002（6）：82-88.

[20]王桂新，沈建法，劉建波. 中國城市農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為例[J]. 人口與發展，2008（1）：3-23.

[21]Berry J W.Immigration，acculturation，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1996，46（1）：5-34.

[22]Phinney J S. Ethnic identity in adolescents and adults：review of research[J]. 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0，108（3）：499-514.

[2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劉世錦，陳昌盛，等. 農民工市民化對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10（6）：4-16.

[24]周 皓. 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測量及理論思考[J]. 人口研究，2012（3）：27-37.

[25]Redfield R，Linton R，Herskovits M J.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36，38：149-152.

[26]李偉東. 從社會距離看農民工的社會融入[J]. 北京社會科學，2007（6）：71-76.

[27]葉鵬飛. 探索農民工城市社會融合之路——基于社會交往“內卷化”的分析[J]. 城市發展研究，2012（1）：81-85.

[28]荊曉艷. 新生代農民工交往的特征及其路徑優化[J]. 重慶社會科學，2010（10）：71-74.

[29]甄月橋，朱茹華，李益娟，等. 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轉型過程中的社會支持問題研究——基于浙江杭州、寧波、嘉興、溫州四地的調查[J]. 發展研究，2011（9）：98-100.

[30]Junger-Tas J. Ethnic minorities，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J].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2001，9（1）：5-29.

[31]Garcia J A.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examining some political orientation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7，21（2）：372-389.

[32]Lamare J W.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exican American children：a generational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82，16（1）：169-188.

[33]Maxwell R.Evaluating migrant integration：political attitudes across generations in Europe[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010，44（1）：25-52.

[34]亨廷頓.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35]Harris P，University M，[HJ2mm]Williams V.Social inclus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J]. Australian Review of Public Affairs，2003（3）：205-222.

[36]崔 巖. 流動人口心理層面的社會融入和身份認同問題研究[J]. 社會學研究，2012（5）：141-160.

[37]陳映芳. “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J]. 社會學研究，2005（3）：119-132.

[38]郭星華，李 飛. 漂泊與尋根：農民工社會認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2009（6）：7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