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傳》看春秋時期禮儀制度的重建

內容摘要：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幾乎是和禮儀重建同時進行的。所謂的禮壞樂崩是對原有知識的重新認識，對原有秩序的重新整合。春秋早期是越來越大膽地挑戰既有的秩序，禮儀制度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中期，禮儀制度再次得到重用，甚至被愚蠢地使用；后期，禮儀制度得到重新解讀和詮釋，并增加了新的內涵。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及新興士階層的迅速崛起，是春秋時期禮儀制度由破壞走向重建的主要推動力。

關鍵詞：禮壞樂崩 禮儀重建 士階層

春秋時期是個禮壞樂崩的時期，也是個禮儀重建的時期。一直以來，我們更多地關注春秋時期的禮壞樂崩，而忽略了春秋時期禮樂的重建。實際上，這一時期，一方面，天子失官，諸侯各行其是，原有的秩序遭到破壞；另一方面，學在四夷，新的士階層崛起，他們試圖通過完善自己的學說，來維護原有的傳統，重建遭到破壞的秩序。最終，遭到破壞的禮儀得到重建，但卻無法得到統治者的重用。

一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進入大轉型、大分化、大動蕩時期。周天子政治上失勢，思想上也失去了話語權，禮樂制度越想維護，越被損毀。原有的思想話語的承擔者分散到各個諸侯國，一部分人力圖維護原有的傳統，對諸侯國統治者構成了掣肘；一部分人企圖維護自己原有的話語承擔者的地位，為諸侯國統治者的種種行為在故紙堆里找尋依據，成為了統治者的附庸；還有一部分人試圖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學說，實現自己的理想，重建禮樂制度，重構社會秩序?！蹲髠鳌酚涊d的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627年的近一百年間，諸侯身邊就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文化人或知識人，包括祭仲、臧僖伯、眾仲、季梁、臧哀伯、申繻、史囂、御孫、曹劌、狐突、卜偃、宮之奇、卜徒父、史蘇、臧文仲等等。

《左傳》記載，公元前718年春，魯隱公準備到棠地觀看捕魚。臧僖伯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恢復傳統禮樂制度的機會，馬上勸阻說：“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p>

估計魯隱公很難有耐心聽完這一大段論述，于是，很不耐煩地說，我只是到邊境去視察一下。魯隱公依然前往棠邑，讓捕魚者擺出捕魚場面來觀看。臧僖伯推說有病不去。因為“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不合于禮制。

這是春秋初期，魯隱公不愿意受禮制約束，我行我素之余還有所顧忌。年底臧僖伯去世，他說：“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自覺愧對死者，于是厚葬臧僖伯。

后來，舉行祭祀活動的時候，他問眾仲執羽舞的人數，眾仲說“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他雖然心有不甘，還是沒有僭越，使用了六羽樂舞。

公元前710年，魯桓公從宋國取來郜國的大鼎，安放在太廟里，臧哀伯認為不合禮制，極力勸阻，桓公根本不聽。

公元前670年，魯莊公在太廟的椽子上雕花、把柱子漆成紅色、哀姜用玉帛作為交換禮物，這些違背禮制的行為都受到御孫批評。

到了公元前629年，魯僖公竟然不舉行郊祭，也不殺牛獻祭。作為周公后裔，這就不是一般地違反禮制了。

公元前612年發生日食，魯國竟然“鼓、用牲于社”，這是天子才能舉行的祭祀禳災禮儀，魯文公這樣做，等于根本不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從以上羅列出的這幾件事情來看，春秋初期一百多年，周天子作為共主雖然存在，但是禮壞樂崩的速度是驚人的。從最初的半遮半掩，到安放大鼎、椽子雕花、不行郊祭，到后來直接用天子的禮制舉行禳災禮儀。這中間，只有原來掌握禮儀規范的知識人或文化人進行勸阻，卻不能排除也有新興的知識人或文化人為諸侯國君提供可以違背禮制的依據。

這一段時期，諸侯之間相互征伐，戰爭頻繁，小國逐漸被吞并，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局部地區實現了相對的統一。經過多年征戰幸存下來的諸侯國，哪里還會把躲在狹小空間里的周天子放著眼里。出于統治的需要，他們要樹立自己的權威，要通過一定的儀式來顯示自己的權威，那么，挑戰周王室的權威，違背周王室的禮儀制度，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就被提上了日程。到了后來，解釋代替了批評，對“非禮”的批評已經淹沒在社會發展的洪流中了。

二

但是，人們并沒有忘記禮樂。

禮壞樂崩不僅使知識人和文化人捶足頓胸，也使統治者倍感惋惜。因為他們既要挑戰既有的秩序，又要維護自己的統治。維護自己的統治，就需要一套理論、知識、禮儀來證明統治的合理性。這樣，原有被破壞的禮樂制度又被翻了過來，甚至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襄公讓國，堪稱尊崇禮儀的典范，為后人稱頌。但是，宋襄公伐鄭時“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就成了后世的笑柄，宋襄公也因此搭上性命。

太子仆殺紀公，獻寶玉給魯宣公。大史克從《周禮》、《誓命》，講到《九刑》，從高陽氏、高辛氏，講到堯、舜、禹，就是借原有的禮儀制度，來說明除惡揚善的道理。

公元前625年，魯文公祭祀先祖時，把僖公放在閔公之前。但是閔公作為魯國國君在僖公之前，僖公與閔公是同輩兄弟，年長于閔公?！熬右詾槭ФY”。因為“子雖齊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p>

公元前527年，周景王罵籍談“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把情況告訴叔向。叔向說：“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顯然，禮樂失去了不證自明的真理，被當做工具使用了。

被當做工具使用本身就是禮樂工具價值的體現，也無可厚非。關鍵是，禮樂的使用怎樣才能更符合統治者的需要？原有的禮樂還是不證自明的真理嗎？原有的禮樂可以改變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們又當如何改變原有的禮樂？又由誰來提供新的禮樂價值依據的解釋呢？

新的士階層的出現，幾乎解決了以上所有的問題。

余英時說：“知識階層在中國古代的名稱是‘士”。顧頡剛認為，“士為低級之貴族，居于國中，有統御平民之權利”。春秋時期，士多是本屬王官的知識人流入諸侯之采邑，或一些本是貴族的文化人家族衰退降為士。這些掌握知識話語權的人隨著地位的下降，話語權不斷萎縮，不得不依附于諸侯國的統治者。統治者大部分時間對這些文化人不屑一顧，對他們的好為人師不加理睬，但有時候也需要他們來為自己裝點一下門面。這些文化人由高高在上的話語掌握者，變成一個個分散的政治權力的附庸，本身心里就有很大的落差；分散的政治權力擁有者對他們愛理不理的冷漠態度，讓他們從依附走向對抗，從而成為有獨立思想的思想者。有獨立思想的思想者也需要為自己的知識或者學說找到賣點，于是，原有的思想被重新認識，原有的學說被重新思考，原有的理論被重新證明。他們進一步研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新現象、新問題，并提出一套一套的新理論、新學說、新思想。他們的新理論、新學說、新思想對新的社會現象和問題提出了新認識、新解釋和全新的證明，一個突出的特征是，他們的新理論、新學說、新思想清除了神道主義，注入了人文精神，并因此再次受到政治權力擁有者的青睞。

公元前516年，齊國出現彗星，齊景公派人祭祀禳災。晏子說：“無益也，只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祭祀沒有用，只能招來欺騙。而且，彗星是用來清除污穢的，你如果有德行、無污穢，根本不需要祭祀；如果沒有德行，或者行為不檢點，那你祭祀也禳不了災。齊景公聽了，“公說，乃止”，竟然很高興，就停止了祭祀。

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彗星出現，原來掌握話語權的巫祝甚至不需要解釋，統治者就如臨大敵，一面反思自己過失，一面舉行各種活動禳災祭祀?，F在，晏子這一套祭祀無用論竟然被齊景公欣然接受，看來統治者和作為新的知識人的士的認識都發生了變化。晏子對彗星出現的解釋清除了神秘主義和神道主義，天道觀發生根本變化，更加理性，更加科學。齊景公也不是一位守舊的國君，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比較快，這和所處的時代有很大關系。

還有一次，齊景公得了瘧疾，一年都沒有痊愈，有人認為是祝史祭祀不力，得罪了鬼神，要殺祝史以謝鬼神。齊景公就問晏子怎么辦，晏子就給他舉了晉國范會的例子，說他“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自己問心無愧，祭祀不祭祀都沒有關系。所以晏子說，“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有德行的國君，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上下沒有怨言，舉止得當，對誰都沒有愧心，祝、史說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以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現在祭祀不祭祀無所謂了，祭祀在生活中某些地方逐漸被淡化，不是不注重儀式的作用，而是對新現象做出了重新的解讀，“德”的觀念逐漸顯現，對天地、對鬼神有了更理性的認識。宮之奇說：“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惫砩褚彩且缽挠械滦械娜?。

那么，德行是禮的一部分嗎？或者，有德行就不需要禮儀了嗎？德行為原有的禮樂注入新的內容，對禮儀制度做出了新的解釋，并沒有改變禮樂的重要性。

公元前537年，魯昭公去晉國，從郊外慰勞一直到贈送財務，從沒有任何失禮的地方。晉國國君對魯昭公處處遵守禮儀規范大加贊賞。女叔齊卻說：“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闭J為魯昭公的所作所為是儀式，不是禮。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政治家的理性。

禮儀被重新定義并被重新使用，經過浴火得到重建。所以，“禮壞樂崩”是對原有知識的重新認識，對原有秩序的重新整合?！皦摹钡氖怯绊懡洕鐣l展的“禮”，“崩”的是不合時宜的“樂”；“壞”的是神道，“崩”的是巫祝。重建的是新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禮儀制度，是具有德行內容的禮儀規范，是具有理性價值的禮儀認知。

三

春秋時期禮儀制度的重建是孔子完成的。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他很愛學習，也善于學習。他自己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看到了春秋時期秩序的混亂，他也像其他的士一樣希望重建一套學說，用新的禮儀制度調節社會秩序。他研究了以前的禮儀制度，吸納了合理的、能被當時人們所接受的禮儀規則，增加了新的價值理論，重建了一套完備的禮儀制度。

他不謙虛地說，自己不僅精通周禮，同樣精通夏禮和殷禮。因此，他接受了三代以來禮儀的等級、次第、上下、差序，但比以前更加注重禮的象征意義，因為，正是這種象征使社會秩序重新得到規范。季氏以“八佾舞于庭”，他非常生氣，說：“是可忍，孰不可忍?！彼麖娬{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墩撜Z》記載非常詳細，甚至有許多表演性質的規定。比如，“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c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唁唁如也?！薄叭牍T，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枧，愉愉如也?！?/p>

不僅是儀式上的象征意義，他還為禮增加了心理情感的內容，也就是“仁”。他說：“克己復禮為仁?！睘槭裁茨?？因為“仁者愛人”。所以，他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孔子成了博文知禮的專家，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也成為許多人請教學習的對象。公元前484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公元前535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p>

但是，孔子的學說并沒有得到多少統治者的響應。他周游列國14年，大部分諸侯國君對他都熱情相待、禮遇有加，但是卻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愿意踐行他的理論和學說?？鬃拥恼卫硐肱c追求霸道的時勢相去甚遠，但是，他重建的禮儀制度逐漸被人們接納。

細讀《左傳》，我們看到了前100年各派政治勢力對原有禮儀制度發起的挑戰，看到春秋中期禮儀制度的混亂和重建，也可以看到春秋末年統治勢力和知識人對禮儀制度的重新解釋，并逐漸得到認可。我們還可以看到，所謂“禮壞樂崩”，崩壞的是舊制度、舊思想、舊理論，崩壞的多是陳規，是陋習。究其崩壞與重建的原因，大致有三個方面：

第一，新勢力對舊勢力挑戰，需要打破既有的制度和約束。春秋時期，周天子蝸居在洛邑一隅之地，失去話語權，大權旁落。各諸侯國連年爭霸，勢力越來越大，地盤越來越大，控制的人口越來越多，需要樹立自己的權威。建立新的權威，不可避免的要挑戰舊權威。

第二，士階層的出現，形成了獨立的思想者。他們從依附統治者到創立獨立的學說，從廟堂走向市場，人格趨于獨立，思想也趨于獨立，他們對禮儀制度的重新解釋適應了新形勢、新要求。

第三，春秋初期，戰爭頻繁，統治者包括依附于他們的知識人或者文化人為了戰爭的需要，為了統治的需要，更多是對舊制度的挑戰和破壞。春秋中期，特別是第二次弭兵之會以后，出現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時期。統治者需要休養生息，也需要通過其他方式維護既有的統治，于是，禮儀制度再次被重視，甚至被濫用。春秋中后期，牛耕普及，鐵農具開始應用于生產，井田制土崩瓦解，私田大量開發，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深刻變革，統治者一方面需要通過戰爭開疆拓土、爭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也急切需要重建社會秩序。因此，禮儀的大旗被重新豎起。但是，在激烈的爭霸戰爭中，禮儀制度被有選擇地使用，只可以用來維護統治，穩定秩序，不能用來約束統治者的行為。也因此，孔子被尊重卻不被重用。

[基金項目：2013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傳統“士文化”及其當代價值研究》（主持人：高偉潔 立項編號：2013CLS002）]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