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大足石刻的鐫刻工匠

余曉芳

摘要：鐫刻工匠對石窟造像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歷史原因，留下來可供研究的相關資料卻十分罕見?？少F的是在重慶大足石刻中保留了一些鐫刻工匠題記材料，為我們研究這些藝匠提供了可能。本文通過考證這些題記，在歸納大足石刻鐫刻工匠的概況基礎上，對鐫刻工匠的來源、造像特色、技藝傳承方式等問題進行論述，以期能引起學界對于鐫刻工匠研究的重視。

關鍵詞：大足石刻 工匠 造像特色 技藝傳承

大足素來被譽為“石刻之鄉”，全區遍布著摩崖造像，從初唐開始興建，歷經唐末和五代十國，在兩宋時期達到造像活動的頂峰，到南宋末開始走向沉寂。它在研究晚唐到兩宋時期的考古、歷史、雕刻、宗教等方面為我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然而，目前對大足石刻的研究多集中在藝術學的領域，對鐫刻工匠的研究至今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本文試著去發掘石刻背后工匠的作用和貢獻，探求大足石刻造像后的人們行為活動的深層意識，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大足石刻的意義。

一、鐫刻工匠的概況

我國古代的鐫刻工匠，有著卓越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藝。然而見其藝卻不見其人，在中國早期石窟造像中很少有工匠的姓名。但在大足石刻題記中工匠留下姓名的多達46位，且對其生平和家傳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通過對大足石刻題記的考證，發現這些工匠主要出自于兩個世襲的石窟鐫刻工匠家族：安岳的文氏家族和大足的伏氏家族。

（一）文氏家族

文氏鐫匠多以“鐫作匠人”、“處士”等稱謂冠名，直接署名的很少。在大足石刻留名的匠工中，文氏鐫匠是造像年代最久，傳承世系最多，也是范圍最廣的一支。他們世代相傳，造像技術不斷精進，留下了大量的石窟藝術瑰寶，同時也鐫刻了自己的姓名。據考證，大足石刻鐫刻題記中所記的文氏匠師共達17人，從北宋元豐至南宋紹興年間有文昌、文惟簡、文惟一等文氏工匠。從留下的17位匠師的字輩和時間來看，至少是祖孫七代歷時近200年為大足石刻獻藝。

（二）伏氏家族

鐫造大足石窟的另一批主要雕刻大師是伏氏家族工匠。他們大多是直接署名，只有伏元俊先稱“匠人”，后稱“都作”。伏氏家族鐫刻工匠為大足石刻的鑿建奮斗了近半個世紀，主要活動地點在大足區觀音坡、舒成巖等地區。從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伏元俊男世能”在北山佛灣造像鐫名，到南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伏小六、伏小八在北山觀音坡、多寶塔中紀年造像鐫記。由此大致可推測出伏氏家族鐫名者前后至少祖孫三代共6人，分別是伏元俊、伏元信、伏忠靖、伏世能、伏小六、伏小八。他們的作品雕刻技巧成熟，表現手法種類多樣，技藝精湛，很多鐫刻造像都被稱為最上層之作。

二、鐫刻工匠與造像

大足石刻的匠師，大多是來自北方和大足周邊地區的石刻高手。他們在傳統文化基礎上，借鑒南北方的藝術創造出了迥異于前期石窟的藝術風格。

（一）廣泛的題材內容，濃郁的世俗文化特色

宋代雖然在軍事上積貧積弱，但城市工商業經濟卻十分繁榮，世俗文化得到極大的發展。商業繁榮帶來的社會意識現實化傾向使得佛教的傳播不得不與現實生活聯系在一起。在大足石刻的眾多造像中，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薩或者一佛幾菩薩的搭配。這是對唐宋時期世俗社會一夫多妻制和男尊女卑社會風貌的真實反映。佛和菩薩穿戴華麗，居住高樓大廈，反映了人間地主階級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而牧牛人、養雞女等雕像穿著儉樸，反映了勞動人民由于受到剝削，生活貧困?？梢?，這些源于現實的雕刻，其藝術效果突破了宗教教義的刻板規范，記錄了唐宋時期市井百態，石刻雕像其實是縮微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白描圖。

（二）鮮明的巴蜀文化地域特色

古代的工匠藝術家們借佛教藝術來表達漢民族的世俗生活，借虛擬的神來表達現實中的人，更多地體現出鮮明的巴蜀文化地域特色。其中，神像人化，是大足石刻造像的外部特征。如北山第113號“水月觀音”和第136號“心神車窟”。這些造像都擺脫了佛教造像儀規的要求，細看都能強烈地反映出巴蜀人的形象，增加了一種神在人間的親和力。此外，大足石刻造像藝術風格不但反映了中華民族自身的審美意識，更具有巴蜀文化的地域特色，從而散發出濃郁的川渝鄉土氣息。

三、鐫刻工匠的技藝傳承方式

兩宋之際，大足之所以出現數萬尊如此精湛的石刻藝術雕像，不僅是因為唐末后大量的匠工高手云集大足競藝，還在于他們子孫世代相承，師徒相傳，數百年如一日地為大足石刻的鐫造默默奉獻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文氏鐫匠家族的雕刻技藝為家族內部代代傳承，文氏工匠一生，從學藝、施藝到授藝，大致有三個不同時期：早期為隨父叔輩學藝，中期為獨立施藝，晚期為攜子侄輩授藝。北宋咸平至治平年間（998—1067年）鐫造的新石鄉大鐘寺是大足石窟發現最早的工匠師留名鐫記，都是由文氏祖師文昌鐫刻而成。石篆山、石門山所在位置遠離大足區的中心，文氏家族的石窟造像風格不同于寶頂伏氏家族的風貌，其雕造技藝多少都具有寫實的風格特點。而伏氏家族的造像活動集中在北宋末南宋初，在州治大足區雕鑿摩崖造像，以及在今大足北山、舒成巖等摩崖壁上，存留其家族署名的大量雕刻作品。

綜上所述，大足石刻鐫匠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與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同魏晉隋唐早期石窟造像相比，大足石刻的匠工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更注重寫實；在制作技法上，敢于進行突破性的創造，在近景、中景和遠景表現上都能夠靈活運用。此外，大足石刻鐫刻工匠在石刻造像內容取材上突破了刻板的宗教儀規，反映的大多是世俗的人情世風，具有鮮明的民俗化、生活化特征，使大足石刻在我國古代石窟藝術中獨樹一幟。

參考文獻：

[1]鄧之金.簡述鐫造大足石窟的工匠師[J].文博，1993，（03）.

[2]陳明光.大足石刻與《大足石刻銘文錄》概述[A].陳明光.大足石刻考古與研究[C].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3]郝爽.文氏工匠造像風格初探——從石篆山寫實三窟談起[J].時代文學（下半月），2011，（03）.

（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