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馬嘶文

楊永賢

文學咖啡館

祭馬嘶文

楊永賢

驚悉馬嘶逝世的消息，是在他已遠去一個多月以后。從去年冬天我就計劃等春暖花開了去看看他。我們又有三四年沒見面了，但每年都通幾次電話。最后一次通話是在去年春夏之間，我問他還寫東西嗎。他答還寫，而他女兒卻在一旁大聲說：“寫啥呀，寫不了了?！碑敃r我還想：“他這不好好的嗎，怎么說寫不了了?！彼?，我根本沒擔心他在近期會有什么危險。

自從得到這個噩耗后，我的腦子里便不時出現他那矮胖胖的體型、滿臉的憨厚、文人的雅氣、學者的氣度。說話不急不緩，滔滔不斷等等影像。

每逢我們倆交談時，他不如我的語速快，常常是讓他插不上嘴，他只好見縫插針，趁機把話茬兒搶了過去。前幾年有一次我下午三點去他家送一本新出版的書。坐定后我說：“你注意掐時間，六點我就走，回家吃飯?！彼砸恍λ阕骰卮?。我們倆面對面坐著，很快拉開了話匣子。說了些什么記不清了，但離不開他極愛提及的一些文人逸事和各自寫作中的一些書外話。說起寫作，我根本沒資格與他相提并論，若把他比作作家群里的一棵大樹，我充其量是一個小樹杈。但他從不輕視我這個小樹杈，總是以平等的姿態、熱烈的表情，親切的口吻談這談那。當天，我們倆談著談著，他忘了掐時間，我抬頭看看窗外黑乎乎的，說道：“幾點了？”他看了看表說：“九點多了?！蔽壹背栋啄樥f：“你咋不提醒我呀，超計劃三個多小時了?！闭f完，起身回家。

回想起我與這位“兩棲文人”的相識，還真有點戲劇性。

大概是新世紀的第一年，《唐山文學》發表了一篇我的紀念父親楊向奎的文章?？霾痪?，恰逢馬嘶從保定回到女兒家。一日，他去文聯，看到了那期《唐山文學》，翻閱了我的文章。他很吃驚，楊永賢竟是楊向奎的女兒（1980年代初他在《冀東文藝》編輯部時，我曾在那個刊物發表過散文，他記下了我的名字），便問在場的人誰認識楊永賢，一位姓劉的女同志說她認識，并依他的要求立刻撥通了我的電話。他邀我見面，我很快去了他家。因為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聽說過他曾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見面之前不免有些犯怵。但見了以后，他那樸素的衣著，平實的待人態度，使我很快平靜下來。按他所囑我帶去了處女作《女人韻歌》。當他翻看作者簡介時，看到我曾在浭陽女中讀過書，便問我：“你在浭陽中學讀過書？”我答：“我是1946年考入北平志成女中的，二年級轉學到浭陽女中?！彼f：“那就是1947年了，你記不記得那年冬初季節，有個河北省督學給全體學生講話？”我搖頭。這時，他可能懷疑我在浭陽女中的真實性，便進一步說：“當時他不是以督學身份，是以作家的口吻講文學創作的?！边@下，我記起來了，忙答：“記得，記得。我還看過他寫的小說《青青河畔草》，他叫李紫尼?！彼犃诉@幾句話后，笑答：“對，對。他還寫過一本小說《三月江城》?！苯又謫枺骸澳氵€記得他講《青青河畔草》的一些細節嗎？”我說：“只記得他講的一段話是：一個寒冷的冬天，老太太摟著小孫子講故事。室內的火爐正旺，上面的水壺滋滋冒著熱氣。氣氛特別溫馨?！彼又f：“你丟了一點，老太太身旁還臥著一只老花貓?！?/p>

就這樣，我們倆像地下工作者接頭對暗號似的，確認了初中是同學。后來我說：“李紫尼的講話，為我奠定了從事文學創作的第一塊基石?！彼f：“我也是。一次講演，影響了兩個少年的一生?！?/p>

同學關系，是人際關系中最為純潔、樸實、無忌、歷久彌新的關系。因之，我們以后的交往就簡單而實在多了。他贈我新著，我回饋他拙作。最近，我把他贈我的書全都找了出來，一共十二部，堆起來厚厚的一摞。我望著它默默地想：書還在，寫書的人卻遠去了，不由得熱淚橫流。

馬嘶是1953年以第一志愿被北大中文系錄取的。當年有“詩的北大”、“散文清華”之說，許多立志文學的高中畢業生，都以考取北大為最高追求。那一年全國共招收大學生五萬人，北大中文系只招六十多人。這六十多人來自全國各地，而諾大的河北只有他一個人走進了燕園、走進了這所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高等學府，有機會聆聽“五四”以來著名文人學者的講授，如王力、吳祖湘、周一良、鄧廣銘、金克木、張中行、周祖謨、林庚、魏建功、季羨林、何其芳、馮志等等一代名流。他拜見過文學巨匠冰心，并向她請教如何寫兒童文學。不用讀書，就只能夠一睹這些人的不凡風采，聽一聽他們的南腔北調，就是一種詩韻的浸染、文學的征召。況且，馬嘶又是一個聰明睿智、刻苦勤奮的文學青年。

當年的馬嘶，曾是北大著名社團“詩社”的重要成員和負責人，發表在《北大詩刊》的詩作，得到了師友們的稱贊。他的詩文才華嶄露頭角，為他以后撰著多部文化巨著奠定了基礎。

我認為，馬嘶的才智，不在于他擁有的中文知識和文學藏量，而是他長年累月精準細致地追尋、搜集、梳理和撰寫那些極具珍藏價值的、中國國學界名流的生活狀況和學術成果。已經先后出版的《燕園師友記》《學人往事》《1937年的中國知時界》《百年冷暖——廿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往事堪回首》等，無一不是如此。就連他為某個人的專著，如《一代宗師魏建功》《林庚評傳》也不外呼我之淺見。而他這些獨具特色的著作，又都具有濃重的文學色彩。每一篇每一部都如小說般引人入勝。正因為如此，才有許多人稱他為“學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學者”，即“兩棲文人”。這種稱呼對于馬嘶，實在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他寫的都是別人的往事，因為積淀深厚，所以耳熟能詳，如數家珍，不急不緩，娓娓動聽。深邃處，難以觸底，淺顯者，稚童可讀。他人性敦厚而筆鋒犀利，愛憎分明，褒貶有度。他寫的東西，文字嚴謹，卻不乏活潑，這從他著作的篇首語和所題目錄中，開卷即可看出。如《負笈燕園》一書簽名頁的背面就寫著：

一段不應忘卻的歷史

一段值得回望的人生

一段榮辱悲歡的歲月

這三句話不僅完整地折射出，他四年求學北大的心路歷程，還包含著史詩般的意境。還有《學人往事》一書的目錄，他竟采用了古典章回小說目錄的題寫模式和律詩的對仗規則，讓人看了（至少是我）大有別開生面之感。例如：周樹人下榻藤花館，錢玄同編輯《新青年》；紅樓二將留學出洋，哈佛三杰歐游回國。

由此可以看出，這位“兩棲文人”，對漢文字的駕輕就熟和用起來的得心應手。

馬嘶不該走，他還有很多東西應當成文成書。譬如一條將眠的蠶，尚有許多未盡的絲。但他走了，唐山文壇失去了一顆璀璨的明星，我則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哀哉，痛哉！馬嘶，你若天國有知，可曾看到，我曾為你淚濕青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