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論中的社會功用論比較

田倩

摘要：從古到今，無論中外，文學的社會功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古代的先賢圣人也早已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比如我國的孔子和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們都是中西方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的重要奠基人，為中西方文藝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開辟了發展道路。在文學的社會功用方面，他們的見解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不同，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本文將對其異同進行簡單的分析比較。

關鍵詞：中庸；卡塔西斯；社會功用

一、中庸之道與卡塔西斯概述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它貫穿了儒家思想發展的始終。主要表現在儒家的詩教方面，詩教即著名的“興觀群怨”說，《論語· 陽貨》篇記載道：“子曰：小子何莫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雹倏鬃訉ξ膶W作品的美學作用、認識作用、教育作用等乃至知識學習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文學批評的標準則是“思無邪”，即是提倡一種“中和”之美，“無邪”即是不過“正”，符合“中正”即為“中和”，具體而言就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些共同構成了儒家“溫柔敦厚”的中庸傳統。

而在此之外，西方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卡塔西斯”說，關于“卡塔西斯”，中西方的許多學者都有不同的解釋，有的從宗教角度解釋為“凈化”，有的從醫學角度解釋為“宣泄”，羅念生則將其譯為“陶冶”，認為其作用就是讓觀眾在心理上和生理上保持一種平衡的感情，即悲劇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之情，使觀眾的太強太弱的感情得到鍛煉，使太弱的得到增強，使太強的得到減弱，達到感情的適度，這種適度即是中庸。

二、中庸之道與卡塔西斯之差異

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兩位圣人提出的理論是極具相似性的，首先他們都認識到了文學的重要社會作用，而且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通過文學作品的影響達到一種“中庸”的境界，這是他們內在的美學原則。但兩者還是有很大差異的。首先是審美與對文學作品的批評標準的不同?？鬃訉徝赖淖罡邩藴适恰氨M善盡美”，主要強調美與善的結合，《論語 ·八佾》中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雹谒^“善”即是他的仁政德治及以仁義禮樂為中心的倫理道德觀念，因此他對一切文學作品的審美都建立在這種倫理道德觀念之上，建立在這種體現天道的人道之上。這種思想決定了其作品中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必然是內容決定形式，“文質彬彬”為最佳，但當質與文不能兼得時必是棄文而擇質；亞里士多德的審美標準則是注重“真”與“美”的結合，所謂“真”即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摹仿，詩所描寫的是可能發生的事，最高境界則是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進行理想化而合理的創作，符合這種要求的作品即是美的。為了達到這種“真”的效果，作家在塑造人物時就會對某一方面進行窮形盡相的描寫，比如荷馬式的比喻，為了突出本體而對喻體進行極力塑造，甚至把本體拋在一邊。

其次是情感的表達方面。儒家的傳統注重內在，強調詩人的自身修養，提倡正心修身，“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是詩人自身首先要做到的，自身表達了這種節制、中和的情感之后給讀者的直接感受也是中和而不過分的，因此大眾會在這種感召之下逐漸形成中庸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關雎》則是這種標準的典范之作。而亞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說則主張作者要淋漓盡致地宣泄這種憐憫、恐懼之情，注重個性情感表現的自由與無拘束，以使讀者能最大范圍地體驗、感受類似情感，達到最大程度的宣泄，從而達到最佳效果的心理平衡，這便形成了情感表達上完全不同的兩種路數。如果說中國詩人企圖在文藝中節制情感，獲得心理平衡，那么西方詩人則樂意在文藝中宣泄情感，在狂歡醉舞中求得心靈的舒暢。中國是內在的節制，教育性地達到中庸目的，而西方則是外在的宣泄，在娛樂中引導性地完成這種蛻變。

第三則是關于中庸的本質問題。儒家倡導的中庸是建立在倫理道德規范之上的，無論是“詩言志”還是“文以載道”，儒家文學作品中的道德內涵都是嚴肅的，以在社會上形成正面的引導為目的，因此作為一種榜樣性的存在，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本身也必須具備極高的道德修養，才能自然而然地達到教化引導之目的而不落于純粹說教的窠臼。這也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所謂“氣”則是指內在的人格氣質與仁義修養，這種修養達到“為仁由己”的境界之后所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必然是自成高格的。與中國相反，西方的中庸則很少牽涉到倫理道德問題，并沒有將和諧中庸之美視為倫理道德的附庸和象征，美即是單純的美，即便是僅僅從形式上分析也能發現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因此西方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宣泄不會顯得浮夸，而是藝術表現的必要。而這些作品一旦被倫理道德所鉗制，是無法酣暢淋漓地發揮其功效的，這也便是西方中庸之道的魅力之所在。

三、總結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發現，由于所處地理環境、時代背景以及思維方式等的不同，中西方追求中庸之道的途徑以及對中庸的要求是存在一定差異的，但殊途同歸，他們對和諧中庸之美的向往是相同的，這是人類內心深處對這一種共同精神歸宿的渴求，我們在文學作品的閱讀中應該更多地注意這種大同之下的不同與不同之上的大同，在同與異的對比中反復斟酌，這樣才能在更開闊的視野下對中西方美學思想、文藝理論等各方面進行深入的理解與把握，形成屬于自己的認知。

注釋：

①楊伯峻撰《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第184頁。

②楊伯峻撰《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第53頁。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2]羅念生譯.詩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