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影響的路徑分析
——基于江浙滬數據的研究

張雪玲，葉露迪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創新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影響的路徑分析
——基于江浙滬數據的研究

張雪玲，葉露迪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文章依據2000—2014年江浙滬三個地區“創新驅動”視角下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與影響因素的面板數據，通過“創新驅動”因素對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分析發現，制度和管理創新對兩省一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總影響最大，且其通過對其他“創新驅動”因素（如人力資本、技術創新、機構創新）的影響，間接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間接影響大于其直接影響；而機構創新可以通過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促進江浙滬三地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四大“創新驅動”因素均對兩省一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產生直接影響，但影響程度存在一定的差異。

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創新驅動；面板數據；路徑分析

近幾年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備受各界的關注，“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及“堅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城市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加快新型城鎮化步伐”[1]。由此可見，新型城鎮化發展需要改變傳統的發展方式，轉變為“創新驅動”發展方式?；谶@樣一個全新的背景，研究“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因此，本文基于江浙滬的面板數據分析研究“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影響狀況，以期揭示影響路徑，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穩健發展提供對策建議。

一、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及其“創新驅動”因素的理論分析

（一）“創新驅動”視角下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內涵及其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新型城鎮化發展是以人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區域協調發展和生態質量提升。而創新驅動下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則表現出新的特征，如通過發展理念、制度和管理、技術、人力資本和機構等創新驅動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升級和優化產業布局，促進資源的合理利用，集約高效發展，同時也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和生態環境的綠色化、可持續化發展。

基于上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內涵及評價指標選擇的綜合性、導向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從經濟發展質量、社會發展質量和生態環境保護質量這三個方面選出了21個指標構建“創新驅動”視角下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其中，人均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全社會勞動生產率、農業土地產出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萬元GDP用電量、萬元GDP能耗量分別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勞動效率、資源利用等方面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城鎮人口比重、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人均擁有城市道路面積、人均郵電業務量、每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數、每千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互聯網普及率、移動電話普及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占總人口比，分別從人口結構、城鄉差距、交通、醫療、文化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等方面反映社會發展質量；污水處理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二氧化硫排放總量降低率、工業煙粉塵排放量降低率、自然保護區占轄區面積比重，則是從污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等的處理及排放量降低等方面反映生態環境保護質量。

（二）“創新驅動”因素及其指標的選取

影響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創新驅動因素有很多，國內學者如王蘭英[2]（2014）、洪銀興[3]（2013）、胡鈺[4]（2013）、丁明磊[5]（2013）、辜勝阻[6]（2012）、王本兵[7]（2011）、王駿[8]（2004）等根據各自研究重點得出了相應的結論，可以概括為人力創新、技術創新、機構創新、制度和管理創新四大方面，通過對四個方面的常用分析指標的普遍性、可靠性、可比性和可得性的分析，最終選擇出影響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創新驅動”因素分別為：R&D從業人員占科技活動人員比重（Z1）反映創新驅動的人力資本影響因素；每萬人專利授權量（Z2）反映技術創新影響因素；高技術產業企業數占工業企業數比重（Z3）反映機構創新影響因素；科教文衛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Z4）反映制度和管理創新影響因素。

二、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與“創新驅動”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基礎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基礎數據來源于江蘇、浙江和上海統計年鑒，時間為2000—2014年。為消除量綱和數量級差異而導致的各種不同屬性指標的不可比性，首先對“創新驅動”視角下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基礎指標數據進行同向化處理，再采用極差標準化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并運用均方差權值法對指標進行賦權，最后采用線性加權綜合法分別得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得分Y。其次對“創新驅動”因素指標數據采用Z標準化法進行標準化處理，得到2000—2014年江浙滬三個地區的Z1、Z2、Z3、Z4。

（二）“創新驅動”因素對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影響的路徑分析

根據2000—2014年江浙滬三地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綜合得分及“創新驅動”因素的面板數據定量分析發現，江浙滬三地各個“創新驅動”因素與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之間均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且相關系數均大于0.75，同時因果關系分析顯示“創新驅動”因素對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有著顯著地推動作用。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量化分析揭示“創新驅動”因素對江浙滬三地的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作用路徑和影響程度。

由于路徑分析是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基礎上，研究變量間存在的多層因果關系及其作用強度。路徑分析可以顯示出某個或者多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直接影響，并通過其他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產生的間接影響以及總影響的狀況。

首先，依據研究目的及變量之間的關系，構建路徑分析結構圖。依據前期的定量分析發現江浙滬三地各“創新驅動”因素與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之間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同時對江浙滬各“創新驅動”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發現，制度和管理創新與人力資本、技術創新、機構創新之間的相關系數均高于0.65，而機構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也存在一定的正相關性，表明了制度和管理創新是基礎，它為創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基礎條件及激勵措施，而機構創新支撐了技術創新。通過以上“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影響的初步分析，構建如下的路徑分析圖。

圖1中，e1，e2，e3，e4為誤差項。路徑結構圖顯示出變量之間的影響方向和影響路徑，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用單箭頭表示，方向為從原因到結果。

圖1 “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圖

其次，路徑分析模型的檢驗。采用AMOS軟件分別對江浙滬三地“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模型進行整體模型檢驗，其原假設為“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因果模型與實際數據可以適配。檢驗結果如下：

表1 “創新驅動”因素對長三角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分析模型檢驗

根據表1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江浙滬三地“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模型的λ2統計量所對應的P值均大于0.05，接受原假設，即認為長三角區域兩省一市的“創新驅動”因素的影響路徑模型確立。

表2 “創新驅動”因素對長三角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分析擬合度檢驗

另外，再從其他的適配度指標對路徑模型進行檢驗，GFI為良適性適配指標，其數值介于0-1之間，越接近1表示模型適配度越佳；RMR為殘差均方和平方根，其值在0.05以內是可接受的適配模型；CFI為比較適配指標，越接近1表示模型適配度越佳。由表2分析數據可以得出，兩省一市構建的三個模型的 GFI均大于 0.7，RMR均在0.05內，CFI均大于0.8，說明三個模型的整體適配情況良好。

再次，路徑分析模型系數的檢驗及系數分解。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建立的路徑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其中路徑系數為估計的回歸系數。路徑系數估計值檢驗的原假設為回歸路徑系數估計值為零。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檢驗結果顯示存在下列路徑關系（見圖2～圖4）。

圖2 上海市“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圖

圖3 江蘇省“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圖

圖4 浙江省“創新驅動”因素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圖

路徑分析的總影響值可以分解為直接影響值和間接影響值，來解釋“創新驅動”因素對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程度。研究發現，江浙滬的“創新驅動”因素對其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直接影響值和間接影響值的分解情況詳見表3。

根據表3分析數據，可以看出制度和管理創新和機構創新因素均通過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促進江浙滬三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升，其中制度和管理創新對兩省一市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總影響值均達到了0.9以上，且間接影響大于直接影響。而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只通過直接影響提升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另外，江浙滬三地的四大“創新驅動”因素的作用路徑及影響程度還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上海市的制度和管理創新因素的直接影響值最大，為0.4，而制度和管理創新對其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間接影響值為0.55，直接影響小于間接影響，表明上海市的制度和管理創新促進了其他“創新驅動”因素，進而間接實現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作用，其次為人力資本，而技術創新和機構創新的直接影響值相對較低。江蘇省的機構創新因素的直接影響值最大，為0.37，且其直接影響值大于其間接影響值，其次是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最低為制度和管理創新因素，其直接影響值為0.17，間接影響值為0.77，這也表明江蘇省的制度和管理創新通過對其他“創新驅動”因素產生影響，間接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升。而浙江省的人力資本因素的直接影響值最大，為0.52，說明人力資本直接對其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產生顯著的影響，其次為技術創新，直接影響值最低的是機構創新，為0.09。而制度和管理創新對浙江省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直接影響值為0.17，間接影響值為0.78，這也表明浙江省的制度和管理創新對其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促進作用同上海和江蘇一樣，主要是通過其他“創新驅動”因素間接實現的。

表3 “創新驅動”因素對長三角區域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系數分解表

三、結論與建議

一是，“創新驅動”因素對江浙滬三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均存在直接影響，因此，應加快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依據地區資源優勢，補創新之短板。路徑分析發現，人力資本、技術創新、機構創新、制度和管理創新均促進了江浙滬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升，并存在線性因果關系。但四大因素對兩省一市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直接影響存在一定的差異。當前，兩省一市應充分利用本地創新資源，如上海應利用本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力和科技資源優勢，應重點從技術創新和機構創新角度，落實發展戰略；江蘇也應充分利用本地人才和技術優勢，通過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這兩大抓手，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浙江則應繼承敢為人先，勇于創新的精神，強化制度和管理創新，加快機構創新步伐，為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提供創新驅動的制度保障和基礎條件。

二是，制度和管理創新對江浙滬三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的總影響最大，且間接影響大于直接影響，因此，應進一步加強制度和管理創新的保障作用。路徑研究發現，制度和管理創新不僅對江浙滬三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產生直接影響，還通過對人力資本因素、技術創新因素和機構創新因素的影響，間接促進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升。但制度和管理創新對兩省一市的其他“創新驅動”因素的直接影響存在一定的差異。具體表現為，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路徑系數最高的是上海市，為0.87，遠高于浙江省和江蘇??；對機構創新的影響，路徑系數最高的是江蘇，為0.89，其次為浙江和上海；對人力資本的影響，路徑系數最高的是上海，為0.93，其次是浙江，江蘇相對較低為0.85。因此，各地應根據本地區發展特點，在制度和管理創新上，要有重點突破，如江浙兩省應重點加強制度對技術創新的引導作用，同時完善相應的激勵措施，為加快機構創新步伐和提升人力資本，提供制度保障。而上海市則應強化制度和管理對機構創新的推動作用，有效發揮政策對優化社會資源配置和結構調整的促進作用。

三是，機構創新通過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促進了江浙滬三地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升，因此，應加快機構創新步伐，為技術創新提供支撐作用。路徑系數分析顯示，江浙滬三地機構創新對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提升均產生直接影響，還通過對技術創新的直接影響，間接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的提升，但三地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存在一定差距，如浙江省機構創新的間接影響大于直接影響，而上海和江蘇則表現為直接影響大于間接影響。根據機構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及其對發展質量的影響路徑和影響程度，當前應充分發揮政府在機構創新中的引導作用，加快高技術產業發展，優化經濟結構，提高配置效率，推進新型城鎮化的綠色化和可持續化發展。

[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J].新長征，2015（12）：7-18.

[2]王蘭英，楊帆，2014.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中國的未來城鎮化建設[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9）：163-169.

[3]洪銀興，2013.論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戰略[J].經濟學家（1）：5-11.

[4]胡鈺，2013.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J].中國軟科學（11）：1-9.

[5]丁明磊，陳寶明，吳家喜，2013.科技創新支撐引領新型城鎮化的思路與對策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4）：18-21.

[6]辜勝阻，劉江日，2012.城鎮化要從“要素驅動”走向“創新驅動”[J].人口研究（6）：3-12.

[7]王本兵.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制度創新研究[D].中國海洋大學，2011.

[8]王駿，2014.動力之源——論科技創新對城市化的推動[J].自然辯證法研究（11）：74-78，82.

（責任編輯：D 校對：T）

F299.21

A

1004-2768（2017）04-0007-04

2017-01-17

2016年度浙江省統計研究重點課題（KYZ155016006）；杭州電子科技大學2016年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培育基金（yxlw2016015）

張雪玲（1964-），女，浙江嘉興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國民經濟核算和經濟統計；葉露迪（1992-），女，浙江金華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統計方法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