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侵權應對機制的法經濟學分析

摘 要：“經濟人”的逐利性往往會帶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外部不經濟性，增加社會邊際成本，而環境侵權責任的目的就是通過這種嚴格的責任將外部傷害轉化為生產成本，使得外部性問題內部化。庇古稅、產權明確、無過錯責任、懲罰性賠償都是對這一實質原理的有效實現。

關鍵詞：外部性；庇古稅；明確產權；無過錯責任；懲罰性賠償

中圖分類號：D92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7）14-0096-02

作者簡介：都宏剛（1990-），漢族，湖北襄陽人，四川大學法學院，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經濟法、知識產權法。

理性經濟人[9]在經濟活動中都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其往往忽視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使得環境侵權事件時有發生。那么環境侵權的實質以及解決方案將是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法經濟學認為，所有的法律活動和制度都旨在追求自然資源的高效利用和社會財富的最大化增加，這也體現其追求效益的核心價值取向[11]。法經濟學對于侵權法的分析主要在于從降低社會成本、增進經濟效率的角度為人們認識侵權行為和救濟受侵害權利提供一種全新思路。此理論視野和分析框架對于環境侵權的應對也提供了獨特的分析范式和法律進路。

一、環境侵權責任的法經濟學本質分析

人們社會屬性下的交往必然會產生利害影響。有的可以通過事前協商來合理安排，例如合同關系；有的卻難以通過協商，轉化為價格來解決。經濟學中將前者稱為“市場”，后者稱為“外部性”。[1]外部性又分兩種，行為人給外界帶來收益而自己未獲得補償，稱為正外部性；給外界造成負擔而非由自己承擔，稱為負外部性。例如，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排污行為造成環境污染，帶來的損害成本卻由他人承擔，即為負外部性，侵權行為就屬于負外部性。

在侵權行為中，由于行為人與不特定人協商的成本過高（例如交通事故的司機不可能事前就與其他的司機和可能的受害人協商，以避免事故的發生），無法通過事先的協商將預期的外部損害成本內化為自身的成本，就只能通過嚴格的侵權法律責任，讓施害人對受害人的損失進行補償，從而將造成的外在損害內化為其自身成本。[3]施害者也會因此而積極地加大對防范措施的投入。侵權法的經濟學原理也就在此“以侵權責任的形式將談判交易無法解決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2]”

環境侵權責任的經濟學本質也是如此，企業通過對污染受害者的經濟賠償，將造成的環境侵權損害內化為其生產成本，從而形成對企業改進防污措施的激勵。

二、庇古稅

英國的福利經濟學家庇古最先通過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的比較差額得出來了外部性的結論。[8]他同時提出了通過政府征稅和補貼的方式來實現二者的平衡，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對于環境問題，通過征收環境稅費制度，將預期的環境侵權損害成本內化為企業的生產成本，亦或者實施財政補貼作為對企業加大防范投入的一種激勵。但是庇古稅制度卻面臨天生的執行成本大的問題，征稅標準的科學判定面臨很大的技術難題，同時環境侵權帶來的外部性問題往往是私人之間的，政府征稅和補貼往往無法達到補償私益和降低私益侵害的目的。

對于我們國家而言，當下可取的選擇是采取征收排污費制度和有選擇的排污稅制度相結合的方式。原因如下：第一，通過對排污進行收費，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迫使企業增加污染防范投入、改進治污技術，從而減少環境污染、降低環境污染造成的社會成本。第二，對企業征收排污稅應控制在適度范圍，不宜過分加重其負擔。企業是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核心力量，企業垮了也不利于增強整個社會的污染防范能力。第三、稅率的確定、稅收的管理應用都存在很大的難題，這會造成制度運行成本過高。所以對排污行為收費，對部分類型的污染收稅（如汽油消費稅），才能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

三、科斯定理的運用

科斯第一定理指出：假定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無論初始產權如何界定，都能通過市場交易實現分配的最優狀態，與法律無關。由此得出的推論就是假定交易成本很低，那么通過明確產權，再通過市場交易就可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1]

科斯第二定理的原話是：“一旦考慮到市場運行的成本……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就會對經濟制度的有效運行產生影響?！盵4]

從以上的定理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現實的世界中，交易成本為正值，那么明確產權和降低交易成本是實現最優配置的重要方式，法律在這當中應該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只有在明確產權的情況下，降低交易成本，外部性問題內部化，才能實現最優分配和社會福利的增加。

對于環境污染問題而言，通過對排污權的科學界定和市場運作，從而降低不合理排污造成的侵權損害。具體目標是通過完善排污權交易相關制度、規范交易市場來實現交易范圍的擴大、主體的多元化、成交量的增多，最終達到促使污染物配額總量的減少的效果。具體應該做到如下幾點：第一，控制排污總量。通過科學探測和環境地理分析，結合區域差異，同時與經濟發展戰略相協調，規劃出科學的排污總量。第二，與排污收費制度相結合，合理分配初始排污權。第三，逐步推進二級市場的發展和優化，打造優良的交易環境。第四，不斷完善排污權交易監督管理體系。

四、無過錯責任原則

侵權責任法的經濟功能和目標就是實現社會成本最小化，達到預防損害的效果。對于環境侵權來講無過錯責任可以實現這一目標。在侵權法的經濟分析中主要考慮受害人的損失（傷害成本）、雙方的預防成本和施害人獲得的收益，第三者通?？梢院雎圆挥?。

第一、無過錯責任原則下，施害人必須對損害進行賠償，傷害成本完全由施害人承擔。對其來講，采取提高預防水平所造成的預防成本由自己承擔，帶來的收益（減少的損失）也由其享有，只要邊際成本小于邊際收益，那么他就有動力采取預防措施，提高預防水平，一直到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地步，從而實現社會社會成本最小化。[3]所以無過錯責任原則下，通過損害成本內部化可以實現對施害人的激勵，促使其提高預防水平，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福利的增加。

第二、波斯納指出：如果交易困難，應該把權利賦予那些最珍視它們的人；[5]將事故責任歸咎于防范成本最小的人。這也正是漢德公式的思想。其基本含義就是：能以最小成本防范事故發生的人對其負有過錯，應該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那么對于環境侵權來講，因為施害者多為企業，其增加成本帶來的防范效果要遠遠強于受害人，在預防成本小于避免的損失，即邊際預防成本小于邊際收益（減少的損失）的情況下，他就應該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就可以解釋為何要對施害人采取無過錯責任、實施完全賠償。

五、懲罰性賠償

如前所述在侵權法的經濟分析中主要考慮受害人的損失（傷害成本）、雙方的預防成本和施害人獲得的收益。對于環境侵權來講，由于存在施害人與受害人之間經濟實力懸殊、損失證明困難、鑒定費用高昂等因素，導致實際進行訴訟的人很少。因此只有采用懲罰性賠償才能彌補受害者的損失，形成對其維權行動的激勵，同時將外部損失內部化，督促施害者增加防范成本、提升預防水平。[6]但是必須提到的是：不宜過多使用懲罰性賠償而導致企業負擔過重。下面將從采用懲罰性賠情形以及具體的數額兩方面進行探討。

第一、在一般過失中，施害人的收益忽略不計，那么對受害人進行補償，就可以通過外部性內部化實現最優分配。但是在故意中，施害人往往通過侵權獲取收益，當收益高于傷害成本和預防成本時，這時再對受害人進行損失補償，很明顯就達不到威懾侵權行為的效果。重大過失則是收益不明的情況，但是也可以通過獲取的收益與傷害成本和預防成本進行比較，以做出判斷。當出現收益高于傷害成本和預防成本時，就應該實施懲罰性賠償。[7]

第二、現實中并非所有的受害人都參與求償，主要是受訴訟成本和其他人的在先訴訟的影響，如果其他人的訴訟未獲得相應的賠償，就會直接影響后續受害人進行訴訟與否的決策。這就會產生“履行差錯”的概念，[10]即實際起訴并獲得賠償的受害者在所有受害者中所占的比例。在不少法經濟學家看來，賠償的數額就應該是傷害成本乘以“履行差錯”的倒數。這確實給賠償倍數的確定提供了一個依據，但是“履行差錯”的確定又提供了一個數據統計的難題。

總之，環境侵權責任的實質及應對策略都深刻體現了外部性問題內部化的經濟學原理。并且通過明確產權、降低交易成本、實施無過錯責任和懲罰性賠償可以有效解決環境侵權的外部性問題。

[ 參 考 文 獻 ]

[1]馮玉軍，柯華慶.法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6）.

[2][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9）.

[3][美]斯蒂文·沙維爾.法律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

[4][美]科斯.社會成本問題[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20.

[5][美]理查德·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20.

[6]宋宗宇.環境侵權民事責任研究[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2）.

[7]余耀軍，張寶，張敏純.環境污染責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10）.

[8][美]彼德·伯克，格洛麗亞·赫爾方.環境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3）.

[9]魯傳一.資源與環境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8）.

[10]杜健勛.基于法經濟學的環境侵權分析[D].重慶大學，2007（4）.

[11]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