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與戰國縱橫家辭令辯說的比較

曹躍

內容摘要：《左傳》作為解讀《春秋》，并記錄東周早期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典籍。研究其中保存的當時的政治語言，既可以看出同時代語言文化的藝術、思想特點，也不難發現其對后世語言表達的影響，乃至后世對《左傳》所記錄語言表述方式的發展、顛覆?，F在，通過對比《左傳》與《史記》、《戰國策》中所記述的縱橫家言論，或能更清晰地體現出二者之間復雜的關系脈絡。

關鍵詞：《左傳》 縱橫家 東周政治變化 辭令語言

自周厲王國人暴動已降，至幽王失國、平王東遷，西周禮樂封建制度大廈傾覆，列國始自行其是，史入春秋。及鄭祝聃射周桓王中肩，天子之威喪盡，諸侯自相朝聘，政治大不同于以往，故辭令之術日精，《左傳》記之極廣；至于戰國，七雄并峙，絕無天子，縱橫之學橫行中國，公卿衰弱，說客辯士游食豪強，《史記》、《戰國策》羅列甚詳，與春秋時言語風格雖更新易代，而內實相為承繼。

一.《左傳》辭令語言的特點

1.藝術上典雅莊重

由于春秋時期貴族政治依然是列國的主要政治力量，故主政典軍、遣使朝聘，大多以公卿貴胄為主，這些人具有良好的教育基礎，受傳統禮樂制度影響頗深，故而在政治辭令上必然體現出唐代劉知幾所謂“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的特色，一如延陵季子論樂與國風，縱然當時吳越偏遠地方，禮樂文明在貴族卿士身上的影響力依然強大。而語言精練，意旨精微，詞句莊雅，使以記事為主的《左傳》中行人、大臣雖然記言往往三言兩語，卻始終給人感覺以一針見血之準、微言大義之深。齊侯屈完盟于召陵。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1]結合《左傳》具體記述來看，賦詩言志誠然是春秋時期常用的言政、外交手段，據清代勞孝輿《春秋詩話》統計《左傳》中僅列國外交，計“引詩七十五則”[2]，至于諫諍、議論，則不下百五十數，如此一來，鑒于詩歌本身的濃烈藝術本質，以此為諷喻利器的辭令之術也極難擺脫這種雅致化的影響，更由于這種與眾不同、意在言外的言語方式，切合了公卿貴族特有的地位、心里，于是乎更進一步推動了辭令語言的典雅化。如《襄公二十九年》：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弊诱乖唬骸芭c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處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3]

子展斷《采薇》之章，引以為勤王之辭，既反駁了伯有對使者人選的非議，又抬高了自己任命的政治禮法意義，言辭有理有據，正大光明，勢不可當，充分表現了對詩的靈活運用。

2.風格上內蘊外達

依西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行文有“三體五例”，五例即“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4]。觀辭令亦不出此五例，所謂內蘊外達，也即是言：在保證辭令能完全傳達自己意愿的前提下，盡量使用符合對方接受方式和政治環境要求的表達方式。一如《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其辭如下：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囘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盵5]

以此為例，王孫滿臨楚強周弱、莊王陳兵問鼎之形勢，辭強則有激怒楚人之危，氣弱則必不能免周室之難，故不言責楚而言周德，其意微而顯；不言鼎重而言不可問，其指志而晦；追殷夏，溯成王，廣列成敗，婉而成章；唯德是崇，言多不失，盡而不污；終以懲惡而勸善為本，志在退楚兵，駭莊王。其始終不言責楚，不談國力，禮法在明，大勢居暗，特見春秋風格。

3.思想上崇尚禮樂

與春秋時禮崩樂壞的社會環境不同，《左傳》所記述的當時的政治辭令仍然反映出禮樂制度的強大影響力，它依舊支配著霸主的政治活動方式，“尊王攘夷”一方面是《春秋》、《左傳》中儒家思想在行文上的體現，一方面也說明了西周政治體制的生命力尚未完全消散，這也就使春秋辭令猶有本于禮法的特點。如《僖公九年》葵丘之會記宰孔為天子賜齊桓公胙，無使拜受，桓公對：“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6]即可見禮制、王室誠然為霸主伯業之大旗幟。

二.與縱橫家言的對比

1.表達者及其思想的不同

依照劉向父子言，諸子百家皆出王官之學，則周代學術實日趨下移，春秋時公卿貴胄仍是知識持有者和政治要員的主力?？鬃娱_私學之便，至于戰國，廣大士人階層的知識水平明顯超過了貴族勢力，縱橫家更是個中代表?！镀呗浴ぶT子略》歸納九流十家，方才使戰國時期為數眾多的游說之士歸成縱橫一派，其中的代表人物蘇秦、張儀、魯仲連等都是低門游食之士，《戰國策》中的人物亦不復《左傳》中頻繁出現的公子、卿士、大夫之屬。故而思想亦由尊王制霸轉移為出奇計以強國兼并。

2.表達方式的差異

由于表達者與實際政治形勢的變化，表達方式自然而然隨之變化。春秋霸主以領袖諸侯為志，則滅國為大事，每書“滅、遷、入”多貶，行人往來，責人以禮義；戰國群雄以兼并為主，則滅絕常事，大戰無怪，說客動人以威勢，析之以利害。故《左傳》辭令大多外柔內剛，謙恭有文，簡短深意，而《史記》、《戰國策》所記載縱橫家言，多鋪陳浩大，細析利害，輔之謀略，與《春秋》決然不同?！短K秦列傳》中蘇氏說六國合縱之語，堪稱典范。如其說趙：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于趙。趙地方二千余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后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7]

三.對二者關系的分析與探因

1.目的與思想的統一及對立

就言語本身而言，《左傳》辭令與縱橫家皆以說服對方、維護自己為根本目的，但其思想傾向則大不相同?！蹲髠鳌分姓稳宋锉旧聿⒉幌敫淖儺敃r的格局，霸權的爭奪更多的是要在現有環境中博取最大利益，而又由于貴族政治的特點，辭令語言遵從禮樂制度的要求，保持對名爵地位的尊重，天子與王室、禮法與道德、身份與名望依舊是語言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優雅的語言才能更好地被接受，精雕細琢成為了辭令語言的典型特征。而戰國時期，爭霸戰爭轉向兼并戰爭，相比于名望、號召力上的好處，諸侯更注重實際意義上的國家利益，人口、土地、兵備、錢糧開始大量出現在縱橫家說客的語言中，以往貴族化的賦詩、謙辭、委婉逐漸失去了市場。

2.內容與方法的繼承及顛覆

對比《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8]和《趙策》魯仲連駁新垣衍[9]，可以明顯看出，戰國縱橫家是從春秋辭令中汲取過經驗的，其氣勢雄渾、詞句宏大幾乎如出一轍，而深意潛藏、語含內蘊亦有所相似，其繼承關系誠然不可視若不見。但同時也不能忽視二者之間的莫大區別，呂相責秦，先稱秦穆公與晉舊好，后指責其臨陣背盟保鄭、文公逝世不吊、欺襄公年幼而興崤之戰，字字誅心，道德公義為刀斧，晉國戰勝為后盾，于是絕秦。魯仲連雖稱秦為“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似乎禮義重大，實則不然，僅僅是中原舊國對于新興強國的文化蔑視，見其后語“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則春秋卿士，絕無出此等言語之可能，至于服新垣衍者，亦并非禮樂舊法與國家之利，而是新垣衍個人的固寵自重，可見顛覆之一斑。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左傳》所記春秋辭令與戰國縱橫家言，由于文化繼承的緣故，實有血脈關系，但由于時局更迭變化，春秋辭令總體上的優雅精微最終轉向了縱橫家的實用主義，這是社會歷史多重力量的作用，是中國語言藝術發展必經的階段之一。

參考文獻

1.杜預等注，《春秋三傳》，198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2.司馬遷，《史記》，2010年版，湖北辭書出版社

3.楊伯峻，《論語譯注》，2006年版，中華書局

4.劉向，《戰國策箋證》，2006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5.勞孝輿，《春秋詩話箋注》，2013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參考文獻

[1]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2]勞孝輿，《春秋詩話箋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

[3]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99頁

[4]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3

[5]同上注，257頁

[6]同上注，164頁

[7]司馬遷，《史記》，（湖北：湖北辭書出版社，2010年），407頁

[8]杜預等注，《春秋三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14—315

[9]劉向，《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